大江報》前身為《大江白話報》,於1910年12月14日創刊於漢口,是湖北革命黨創辦的第二個機關報。1911年1月31日,刪去「白話」二字,改稱《大江報》。《大江報》改用文言文,日出兩大張,以「提倡人道主義,發明種族思想,鼓吹推倒滿清罪惡政府」為辦報主旨。由詹大悲任主筆,何海鳴任副主筆,查光佛、梅寶璣等為編輯。革命黨人居正、田桐、溫楚珩、蔣翊武等人積極為之撰稿。[1]

大江報
類型革命機關報
版式書冊式
創辦者詹大悲
主編詹大悲
創刊日1910年12月14日
停刊日1912年8月1日
語言中文(繁體)
總部漢口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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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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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報》被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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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漢口有《商務報》,該報創刊於1909年10月,原為一張商業報紙,後因故停業。詹大悲經多方籌資接手並改造此報,以此報作為宣傳革命的利器。1910年4月長沙發生搶米風潮,清當即調湖北新軍入長沙協助鎮壓。革命黨人計劃乘此時機舉事,由劉復基、查光佛在四十一標與黃申薌等計劃發難,命陸軍特別學堂孫昌復自漢口潛運炸彈入省城,不幸被清吏偵知,黃申薌逃向上海,林兆棟、黃孝霖逃向四川,《商務報》被查封。[2]

胡為霖的加入與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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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報》被查封後,詹大悲等革命黨人決心重新組建革命輿論媒體。正好宛思演之同鄉胡為霖,頗有財產,對於革命也很贊成,願意出資三千元辦報,以自任經理為條件。1910年4月在漢口詹大悲與何海鳴商量,將何海鳴所辦的《大江》、《白話》兩日刊改為《大江白話報》,胡為霖任經理,詹大悲任總編輯、何海鳴任副總編。漢口《大江白話報》創刊時為一日一刊。辦報宗旨為「人群道德,社會真理,國民常識,除仇反奸」。吳一狗事件後,報社經理胡為霖的父親擔心事態擴大,即將其子召回,報社於是陷於停頓。

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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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為霖離開後,詹大悲另籌資金3000元接辦該報,於1911年1月31日將《大江白話報》更名為《大江報》,重新出版。館址在漢口新馬路52號。每日出二大張,由大成印刷公司印刷,「攻刺時政,鼓吹革命不稍諱」。改組後的《大江報》由詹大悲任總經理兼總編輯,何海鳴、居正、查光佛、宛思演、梅寶璣、溫楚珩、黃侃、凌大同等參加編輯或撰稿。報社成員大部分為文學社社員。[2]

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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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白話報》創刊不久,革命團體文學社成立,它便成為了文學社的機關報,以「增進人群道德,提倡社會真理,灌輸國民常識」為宗旨,積極進行革命宣傳。改稱《大江報》後,使用文言文辦報,聲明「提倡人道主義,發明種族思想」,明確提出推翻滿清政府主張。

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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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火線「吳一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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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月21日,人力車夫吳一狗在漢口英租界路遇一英保正(巡捕),吳即詢其要坐車否,保正並不回答,僅用棍向其車一擊,吳疑保正欲坐車,遂將車放下。不意車輪誤觸保正之足,保正怒,即擊吳一棍,吳撲倒在地。方欲掙起,又被保正足踢數下,旋即斃命。有4華人見之,頗為不平,保正又將此4人拘送巡捕房管押[3]。由此引起了漢口3000餘人力車夫的罷工,卻遭到清政府的鎮壓。清政府完全站在洋人一邊,誣衊漢口人力車夫罷工「雖系誤會生釁,難保無匪徒從中煽惑,乘機滋攏」,並令湖北軍政當局「加意防範彈壓,毋令再生事端」 [4]。清政府偏袒洋人,鎮壓民眾的態度,激起了武漢輿論界的嚴厲譴責。《大江報》率先對吳一狗事件作了真實的報道,「不為隱諱,一般社會頗為歡迎」 [4]

第一次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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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報》敢於大膽揭露吳一狗事件的真相,已使清政府如鯁在喉,而後又接連對頑固派官僚盛宣懷、端方展開抨擊。並發表副編輯何海鳴題為《亡中國者和平》的時論,指出立憲派叩頭上書的改良主義無補於事,警告國民如不立刻起來革命必將招致亡國無疑。文中說:「政府守和平,即示割讓之意。國民不甘,伏闕上書,不足以動政府,有時大張聯合之雄風,倡言種種不承認,不納稅之要挾,然亦藏頭縮尾,其和平更甚於政府之對外人」[5]。僅隔數日,《大江報》又推出署名「奇談」(即黃侃,字季剛。辛亥革命的先驅者之一)的《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此文刊出,轟動一時,深為革命人士所歡迎。文中直言「中國情勢,事事皆現死機,處處皆成死境。……此時非有極大之震動。激烈之改革,喚醒四萬萬人之沉夢,亡國奴之官銜。行見人人歡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為事理所必無,……故大亂者,實今日救中國之妙藥也……」 [5]。這更引起清政府的極端仇視與恐慌。瑞便以「宗旨不純,立意囂張」、「淆亂政體,擾害治安」的罪名,下令立即將《大江報》封閉。8月1日晚上,漢口巡警二區區長軍兆鎮率領所部巡警數十人,如臨大敵般地包圍了報社,逮捕了詹大悲和何海鳴。詹、何兩人都被判處十八個月徒刑。《大江報》被勒令停刊。審訊之時,法官問:「此稿從何而來,系何人所作?」詹答曰:「此稿經我過目,不能問作稿之人……一切責任均歸我負。」法官又問:「汝登此項時評是何意思?」詹答曰:「國民長夢不醒非大亂不足以驚覺,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語。」法官再問:「汝所登時評中有和平改革之無望一語,明明是淆亂政體,擾害治安。」詹答曰:「試問政府近年外交,均用和平手段,如片馬永租外人,喪權辱國,莫此為甚,反美其名詞曰和平解決。又試問立憲之詔旨是和平而來?抑是因亂而來?」詹大悲義正辭嚴,法官不能語[6]

復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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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義漢口光復後,詹大悲、何海鳴被營救出獄,旋出面組織漢口軍政分府,仍然十分重視輿論宣傳工作,積極組織報社。袁世凱竊國後,武漢人民懷念大江報,渴望以此監督政府。 詹大悲、何海鳴於 1912年 6 月 1 日,在漢口後花樓街重組《大江報》,何海鳴任經理,凌大同、戴天仇(即後來成為國民黨頭號理論家的戴季陶)為主筆,將《大江報》再次推到了革命的風口浪尖。[7]

第二次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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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報》復刊後不久,就刊登了社會黨首領江亢虎的一篇宣揚「社會主義」的文章,並配合時評,大肆宣揚。 黎元洪即據此為口實,大舉鎮壓革命黨人,聳人聽聞地指責 《大江報》「專取無政府主義,為亂黨秘密機關,擅造妖言,搖惑人心,廢婚姻之制度,滅父子之大倫,無國家、無家族、無宗教、無男父。近乃益肆猖狂,毫無忌憚,至有除去政府,取消法律之邪說,實屬大逆不道,悖謬已報。」1912年8月8日,《大江報》遭到軍警查封,並通電緝拿何海鳴、凌大同歸案,「就地正法」。事發後,何海鳴被迫逃往上海避難,凌大同不幸被捕。9月,黎元洪以不宣布真實姓名和罪狀的法西斯手段,將凌大同殺害。[7]

主要內容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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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報》為資產階級革命團體文學社的機關報, 以「提倡人道主義,發明種族思想,鼓吹推倒滿清罪惡政府」為辦報主旨。編輯者是文學社重要成員詹大悲和何海鳴。在他們的主持下,這張報紙成了文學社鼓吹反清革命的主要輿論陣地。「日著論攻刺時政,鼓吹革命不稍諱」 [8],影響頗廣。

1911年7 月 17 日《大江報》刊登的何海鳴的著名時評《亡中國者和平也》,略謂:

「政府守和平,即示割讓之意。 國民不甘,伏闕上書,不足以動政府。 有時大張聯合之雄風,倡導種種不承認、不納稅之要挾,然亦藏頭縮尾,其和平更甚於政府之對外人」。

1911年7月26日《大江報》上發表的國學大師黃侃所寫的《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9],全文如下:

中國情勢,事事皆現死機,處處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巳不可為。然猶上下醉夢,不知死期之將至。長日如年,昏沉虛度。軟癰一朵,人人病夫。此時非有極大之震動,極烈之改革,喚醒四萬萬人之沉夢,亡國奴之官銜,行見人人歡然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為事理既為事理所必無,次之則無規則之大亂,予人民以深創鉅痛,使至於絕地,而頓易其忘國之觀念,是亦無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亂者,突今日救中國之妙藥也。嗚呼!愛國之志士乎!救國之健兒乎!和平已無可望矣!國危如是,男兒死耳!好自為之,毋令黃祖呼佞而巳。

相關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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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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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文史春秋 2012年06期 武昌起義的先聲——《大江報》案
  2. ^ 2.0 2.1 《大江報·人物博覽》第0802期第12、14版
  3. ^ 《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8頁
  4. ^ 4.0 4.1 《時報》辛亥(1911年)閏六月十二日
  5. ^ 5.0 5.1 《時報》辛亥(1911年)八月十四日
  6. ^ 《時報》1911年8月9日
  7. ^ 7.0 7.1 付登舟 《大江報》的三起三落 湖北檔案2013年09期
  8. ^ 《辛亥革命史叢刊》第4輯,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99頁
  9. ^ 王洪祥. 《中国报学史: 古近代部分》. 北京: 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1988年: 第2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