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聞周報
《國聞周報》是1924年至1937年間由國聞通訊社主辦的一家刊物，是一份以時政為主，兼及學術與文藝的綜合性雜誌。《國聞周報》當時的平均發行量在一萬五千份到兩萬份之間，對當時國內外重大時事多有詳盡的記載和評述，對研究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人文科學有極重要參考價值。
簡史 編輯
繼國聞通訊社1921年在上海成立之後，至1924年規模已經擴大。總編輯胡政之感到國聞社不能只是向各家日報供應新聞稿，而不發表本社言論，因而創辦《國聞周報》。
創刊月余後，原為國聞社出資方之一的皖系軍閥盧永祥在江浙戰爭中戰敗，遂令一社一刊的經費面臨斷絕。此時天津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南來，欲在上海開設四行儲蓄會，需要一個發表言論的地方，而吳鼎昌與胡政之本是留日同學，雙方一拍即合，由吳每月以廣告費名義供給《國聞周報》400元，再加上其他經費來源，使刊物得以支撐發行。
《國聞周報》1924年8月在上海創刊。1927年發行第4卷時遷往天津，遂與國聞通訊社一道併入《大公報》業務（張季鸞：《國聞周報》和《大公報》是「姊妹事業」[1]）；至1936年第13卷發行時遷回上海。1937年12月27日停刊。主持編務和參與編輯者除胡政之外還有馬季廉、艾大炎、王芸生、徐鑄成等人。
文章 編輯
作為新聞通訊和時事雜誌，國聞周報對當時發生的重大事件及時發表評述，並且發表過許多著名文章。
自二十世紀20年代以後，中國知識界就「中國向何處去」展開過幾次論爭。例如，作為其中一派言論的代表，《國聞周報》的主筆馬季廉就曾寫過：「現在的資本主義早已踏上沒落的階段」，「為立國久遠計，我們不應拾資本主義的唾餘」。如另一派的代表人物胡適回憶，「當時，一班知識分子總以為社會主義這個潮流當然是將來的一個趨勢。」[2]
1930年代，對於國民黨在1929年三屆二中全會決議中所定之「訓政時期」六年、即1935年始可開行憲政的問題，社會各界在1932年展開熱烈討論，爭論是否應繼續維持黨治、或應按時轉入憲政。當時反對即行憲政的一派以梁漱溟為代表，其主張應先從鄉村教育及建設入手，而在條件尚不具備的情況下侈談憲政，病在不實。這一派中有陳之邁，也有《國聞周報》主筆馬季廉。以胡適、張佛泉和蕭公權為代表的一派力倡如期施行憲政，認為在訓政時期由少數人把持政權，人民根本無由得到現代憲政的訓練，而只有憲政本身才是憲政最好的訓練。張佛泉更認為憲政本身不應預設完美與理想的狀況，即令一時間有所不完美，我們也應該先忍受一段黑暗的政治生活，才能讓憲政真正落實。兩派的意見都曾充分地發表於當時的《國聞周報》。
「九一八」事變後，民情激憤，民意高漲，對國民政府起初的「不抵抗政策」普遍表示反對，其時輿論也常常見於《國聞周報》。例如，歷史學者楊奎松的研究發現，當時「一向態度溫和的馬季廉竟公開主張：『現在我們人民要自動組織一個能夠肩荷政治責任的團體，要自動設置一個代表民意的機關。到了相當時期，如果政府再不能盡他的職責，我們便只好自動組織有力的政府。』」[3]
1935年6月，瞿秋白殉難後，其絕筆《多餘的話》也是初發表於《國聞周報》的。
資料 編輯
- ^ 見藍鴻文《看〈國聞周報〉編輯怎樣評論范長江的作品》一文。
- ^ 參閱李偉著《報人風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ISBN: 7563375406。
- ^ 楊奎松著《七七事變前部分中間派知識分子抗日救亡主張的異同與變化》一文，引自署名季廉的文章《挽救國難的一個私案》，載《國聞周報》第9卷第32期，1932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