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新聞七日報
《中外新聞七日報》是鴉片戰爭後香港英文《德臣報》上專辟的周末中文版。1871年3月11日創刊,每逢星期六刊發。由陳言(藹亭) 主編。它以 「香港第一家沿着華人意旨而辦的華文報」 自居。3月25日該報所刊 《告白》 稱:對 「選譯泰西近事,於國政民情、兵刑工商諸大端,無不採取」,而於 「中國近聞之尤關緊要者,亦復錄之不遺」; 還強調說: 「本館設報之意,原不圖弋利求本,惟欲中國士商益增識見,擴新耳目。」 它廣登國際、國內和本港新聞,曾對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作過甚為詳細的連續報道。同年4月15日起開始有評論,載有 《保民說》、《開煤礦論》、《金銀礦論》、《勸人從善論》 等文。7月8日,刊載陳藹亭所撰 《創設華字日報說略》 一文,闡述其新聞觀點。1872年4月6日該報停刊,改出獨立發行的《香港華字日報》。[1]
中外新聞七日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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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 附印於德臣報的中文專頁 |
版式 | 報刊式 |
創辦者 | 陳言 |
出版商 | 香港德臣聖地 |
主編 | 陳言 |
創刊日 | 1871年3月11日 |
停刊日 | 1872年4月6日 |
語言 | 中文(繁體) |
總部 | 早期位於香港威靈頓街近安慶台的右邊,並設有自己的印刷工場。 |
售價 | 每季度付費1元 |
發行始末
編輯創刊
編輯《中外新聞七日報》創刊於1871年3月11日(辛未年二十一日),主持者就是「西學巨擘」(王韜語)陳言(靄廷)。從此以後,《德臣報》(The China Mail)每周六有一版題為《中外新聞七日報》的中文專頁,它其實也就是《香港華字日報》的前身。
停刊
編輯1872年4月6日(壬申年2月29日),也就是《中外新聞七日報》的停刊號,《德臣報》當局還特地在其右上角,登了一則啟事,明確指出該中文報將易名為《香港華字日報》獨立出版。啟事指出:「啟者,本館之七日錄自派此期之後,擬改為香港華字日報,定開四板,除禮拜外,間日遣人送派,兼增列貨架行情、船舶消息,唯事關創始,未易驟成,故仍俟至三月初旬乃發……」。不僅如此,在《中外新聞七日報》的最後數期,「德臣新聞紙館」當局還一再刊登長達八百字的「本館告白」,詳述該報設立「唐字新聞紙」(香港華字日報)的目的、方針、內容、對象向讀者及發行網等,並敦請各界予以積極的支持。
特徵及內容
編輯版面形式
編輯《中外新聞七日報》每周六附印於《德臣報》。《德臣報》每天出四大版,周末則出版八大版。
《中外新聞七日報》最初四個月刊於《德臣報》的第三版,1871年8月5日以後則移至第七版。
除了創刊號(辛未年正月二十一日,1871年3月11日)中文專頁只佔全版三分之二的版面之外,《中外新聞七日報》版面的基本樣式如下:全版直線分五大欄,每欄欄高105字,橫為9字,扣除右邊兩欄之上端寫着《中外新聞七日報》的報名及發行年月日(以陰曆書寫)的版頭(約佔72字),全版可容納4725字。在改版的底邊,則清楚表明:「此新聞紙系香港德臣聖地印刻」。[2]
內容
編輯《中外新聞七日報》除了1871年3月11日創刊號之外,基本上可以分為下列幾方面:(1)本港新聞;(2)中外新聞;(3)選錄京報及上海新報等。此外,《中外新聞七日報》也刊登通告和廣告,但為數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該報只是附屬於《德臣報》的中文專頁,《德臣報》本身在其分類廣告欄中還繼續辟有「Chinese Advertisement」(中文廣告)欄,因此,該報關所接受的中文通告和廣告,未必一定要刊登於版位有限的《中外新聞七日報》。
《中外新聞七日報》的內容以新聞為主,而且一開始就以「替華人說話」為標榜。雖不可能與英國以及香港殖民地當局公然唱反調,但相對上,很少出現歌頌英國以及香港殖民地當局的文章,更不替他們在中英問題上作任何露骨的辯護。它以香港「首家完全按照華人方針而辦的中文報」( The first Chinese Newspaper ever issued under purely native direction)自居,除了極力勸人為善,提倡「轉移習俗」之外,也積極地替當地華人爭取民生的改善。《中外新聞七日報》的上述態度,具體地表現在下列的幾個問題上:
(1)批評當局厚此薄彼的措施。 在一篇談論香港水供問題的短評中,該報首先指出:「民非水火不生活,水火之用誠不可一日無也。」接着指出對於這「不可或無之物」,如果不能使之充足,民眾必然會發出怨言,特別是由於近日天時旱亢之香港已達到「各處水喉涓滴俱無」的嚴重地步。尤其令該報憤憤不平的是,在水供問題上,華人區和西人居住之地有截然不同的現象:「附近西人居住之地,則泉源不絕,非近西人居住之地則日夜全無。」該報懷疑其中有人「暗為扼制」,並指出居港華民在這個問題上,已達到「不敢言而敢怒」的程度。該報同時指出,居港華民同樣繳納水火費,不該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蓋水火之餉,均以按租輸納,故應中外如一,無分彼疆此界」)。不僅如此,該報還主張華民聯名向華民政務司申訴,籲請當局以民為本、重視民生的改善。這篇評論文章,顯然是表達了華民社會的心聲,發揮了輿論的作用。
(2)批評當局設賭館徵稅的政策。 從創刊開始,《中外新聞七日報》就極力主張香港當局應當明文禁賭。在報道一則因賭而失信的法庭新聞時,該報便借題發揮地寫道:「噫!賭博之害人甚矣哉。傾家產、干典刑、喪廉恥、陷性命,其弊必至於如此。此明賭之所以當禁也。」它接着指出:「明賭則人甚以賭為無傷,而犯之者多矣。即禁而賭未能盡革,則稍加自好者必不陷入其中,賭風庶幾稍靖。今衙中按牘累為因賭而致虧空者,幾於不勝枚舉,然賭館之開閉多而利少也明矣!為上者曷不加意哉!」換句話說,該報認為禁賭固然無法達到盡除賭博之風氣,但至少可以使賭博風不至於過於熾熱。因為這樣一來,稍知自愛者必不會參加。它籲請當局重加考慮,廢除這「弊多利少」,准許合法賭博的政策。 同日,該報在報道有關前任香港總督在英京接受「巴圖魯男」號之銜頭時,就很委婉地指出:麥總督(指麥當奴,Sir Richard Graves MacDonnel, 1814-1879)在香港的一切政事,「雷厲風行、興利除弊,令人景仰,唯開設賭館收稅餉一節,未免有沾其清名」。正是基於上述的立場,該報無時無刻不發出諸如「賭為盜源,誘盜無殊於誘賭」,禁賭一節乃本港風俗盛衰所系誠非小故「等評論。 與此同時,該報也一再報導香港士商聯名呈稟英京,要求禁賭的新聞。1871年12月23日,該報在最顯著的頭條位置,刊登了一則獨家新聞,全文如下:」前錄港中賭博革除之舉,現已訪得實耗,在於英京正月一日即唐末之本月二十一日。興利除弊,此雖居官之首務,而此都人士亦與受其愛育恩焉。」一個月後,《中外新聞七日報》再進一步證實獨家新聞並非臆測之餘,還寫了一篇類似「新聞解說」的文章,詳述麥都憲當年(1867年)決定讓賭博合法化的社會背景。該報對有關事宜,一向頗有微詞,但在爭取到禁賭目的之後,仍得頌讚港督當年並非存有惡意,而系出自愛民之心,多少反映該報作為西報《德臣報》中文專頁不得不持有之慎重態度。
《中外新聞七日報》還十分重視「豬仔問題」,除了經常報道「豬仔船」不幸沉沒及描繪出外謀生者的悲慘遭遇之外,還向中國當局提出了「保遠民」及「設領事館」的積極主張。在《保民說》的長文中,該報就指出:隨着華民出洋謀生者日益增多,中國當局應考慮華人聚居之處如新金山、三藩市、秘魯等地設立領事館或派遣欽差大臣,保護華僑的基本利益。該報認為西國既然可以在中國設立領事館,派欽差大臣到中國保護僑民之利益,中國當然也可以在西國設立使館。它認為,保護僑民是清廷應負起的任務。1871年8月5日,該報在報道秘魯的勞工要求當局仿照西國,派駐欽差領事,以免華民受侮辱消息時,再度發出同樣的呼籲。該報上述的主張,毫無疑問地受到清廷洋務派的重視。 與此同時,《中國新聞七日報》也發表了不少要求清廷重視洋務,採取富國強兵政策的評論。這些評論為數不像後來的《循環日報》那麼多,但基本觀點卻是一致的。例如,在一篇題為《開煤礦論》的文章中,該報即以英國為例,指出煤礦是國家「富國強兵」之「至寶之物」。它認為中國盛產煤、鐵,只要認真開採,即可鑄鐵炮、作舟車,製造一切機器而凌駕歐洲。在《金銀礦論》一文中,該報則進一步呼籲當局重視「地寶」之開採,認為它是消除「國困民窮」,改善民生刻不容緩的措施。
至於介紹歐洲時局(如普法戰爭)及比較中日兩國與西方通商後國情變化的文章,也常見諸於報上。這一切,都清楚反映了該報主持人對中國富強的殷切期望,處處流露出對自己祖國的關懷與強烈的民族意識。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871年正是港、滬(上海)海底電纜開通,電報正式啟用的年代。該報不但花了不少篇幅介紹電波功用,也刊登了不少來自電報的國外消息。從國外傳抵中國的消息,在時間上是大大地縮短了。[3]
特徵
編輯《中外新聞七日報》作為《香港華字日報》的「試驗版」,是附印於《德臣報》的中文專頁,但從一開始就以一種與母報完全不同的姿態出現。它不但向中國讀者介紹了西方的報業觀念(如「至新至真」等原則等),也標榜為華人說話而以華人輿論界的代表自居,它所刊登的評論文章為數雖然不多,但在新聞報道中,卻無時無刻不在貫徹爭取華民社會利益及教育民眾、勸人為善的主張。其雖不可能由華人全面主宰編輯方針,卻顯然是努力朝着反映華人的意願邁進。[4]
評價
編輯著於1935年的《中國報學史》(戈公振著)在言及中文早期日報時是這樣評價《中外新聞七日報》:「惟歲月既久,人事變更,今巍然尚存者,只上海之《申報》與《新聞報》,香港之《華字日報》三種耳」。[5]
相關條目
編輯參考資料
編輯- ^ 邱沛篁,吳信訓,向純武等. 《新闻传播百科全书》.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第320頁. ISBN 978-7-2200-3127-4.
- ^ 卓南生.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51-1874》. 北京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2年: 163頁.
- ^ 卓南生.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51-1874》. 北京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2年: 第168頁至第176頁.
- ^ 卓南生.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51-1874》. 北京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2年: 第176頁.
- ^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3年. ISBN 978-7-5458-07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