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樂部模型
恐怖主義的俱樂部模型(英語:Club Model of Terrorism)是用來解釋恐怖主義以及宗教激進化的一個經濟學學說,在2000年代由美國經濟學家勞倫斯.雅納寇尼、伊萊.倍兒曼、以及政治學家大衛.萊廷建立[1][2]。此理論認為許多宗教恐怖主義會出現並具能持續運作,是因為當地政府效能不佳,許多重要資源只能透過具宗教背景的公益組織取得,這些組織為了解決公地悲劇中的搭便車問題,便發生了激進化,來排除搭便車的人。
此學說使用經濟學中的供需法則以及賽局理論,並被用來解釋為什麼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巴勒斯坦的哈瑪斯、黎巴嫩的真主黨、阿富汗的塔利班會兼有公益組織和恐怖組織的雙重身份,並能夠取得成功[2]。
俱樂部和公地悲劇
編輯在經濟學,俱樂部財是指具有排他性(可以阻止其他人使用),但沒有競爭性的資源[3]。俱樂部模型認為,許多宗教背景的公益組織是一種俱樂部,他們掌握一定的資源,並且可以決定哪些人可以享有這些資源。只要俱樂部的成員數量有限,或者成員貢獻給俱樂部的資源不低於他們拿取的資源,資源就不會用盡。
然而,當所在地區缺乏基本的社會資源如醫療、教育、治安、借貸等等,造成宗教慈善組織成為取得這些資源的重要管道時,許多人會為了取得這些資源而加入這些組織,然而這會造成公地悲劇,每個人都過量使用這些資源,造成資源被用完。此外,若政府提供優惠給這些宗教公益組織時,也會吸引更多人為了這些優惠而加入,加劇困難。[4]
激進化
編輯為了減少這些只享受不付出的搭便車成員,許多組織採用的解決方式是激進化,用嚴格的紀律要求成員必須付出大量的成本,例如志工活動、宗教教育訓練、禁慾、飲食禁忌、服裝規定、以至於高風險的武裝活動等等,以此勸退較為自私的成員,留下最忠誠的成員[2][5]。
除了規範自己的成員,當這些組織掌權時,也可能在管轄地區立下極為保守的規範,來避免既有的成員把資源用在組織之外或是被花花世界吸引而退出,例如強制女性穿罩袍、禁止菸酒、禁止男女互動等等。[4]
也有些宗教組織解決公地悲劇的方式是和平的,例如重浸派基督教的阿米什人,透過「走跳期」(賓州德語:Rumspringa)的活動讓年輕人到城市中生活,體驗外面的世界,被外界吸引的成員就會自願退出。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將年輕的信徒派到世界各地傳教,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生活,若是耐不住考驗或被異國文化吸引,就會脫離教會。哈雷迪猶太教則要求極長的葉史瓦宗教訓練,男性必須把所有時間投入到研讀猶太教經典直到三、四十歲,而不學習其他有利於謀生的技能。這些機制也都能確保只有最忠誠的成員留下。[6]
恐怖攻擊的能力
編輯有公益活動背景的恐怖組織,相較於沒有此背景的恐怖組織,有兩大優勢。一是成員忠貞,二是有社群支持。
成員忠貞的主要好處是可以防止人員叛逃或通風報信;對武裝組織來說,人員叛逃的損失遠大於人員被擊斃[7][4]。忠貞的成員也有利於執行自殺攻擊。根據俱樂部模型的分析,自殺攻擊屬於高成本的攻擊,必然損失至少一名成員,並且可能因違反主流文化的價值觀而降低組織的聲望;但由於嚴密的反恐維安,造成恐怖組織不得不出此下策。由於激進化後留下的成員特別忠誠,因此有辦法執行自殺攻擊[8]。
社群支持,則有利於招募新成員、募捐物資、以及避免通風報信。
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研究顯示,有公益活動背景的恐怖組織,發動自殺恐攻的次數更頻繁,而且每次攻擊造成的死傷人數也更高[2]。
對於反恐的見解
編輯此學說將恐怖主義的成因歸咎於經濟發展不均,宗教只是催化劑,神學教義並不是造成恐怖主義的根本因素;恐怖份子的核心特質是具有無私奉獻的精神,並且他們的行為符合經濟理性,不是出於無知、盲信、仇恨或無助[7]。由於恐怖組織能在理性分析後使用不對稱戰爭的手段,正規軍要打贏必須符出高額的成本;相較之下,改善民生條件使人們沒有動機加入宗教慈善組織,並提供獎勵讓激進派的人員退休,可能會是更有效的反恐策略[9][10]。
參考資料
編輯- ^ Berman, Eli; Iannaccone, Laurence. Religious Extremism: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Deadly (PDF). Cambridge, MA. 2005-10 [2023-11-11]. doi:10.3386/w11663.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8-06-02) (英語).
- ^ 2.0 2.1 2.2 2.3 Berman, Eli; Laitin, David. Religion, Terrorism and Public Goods: Testing the Club Model. Cambridge, MA. 2008-01.
- ^ Buchanan, James M.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Economica. 1965-02, 32 (125) [2023-11-11]. doi:10.2307/255244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09).
- ^ 4.0 4.1 4.2 Berman, Eli. The Defection Constraint. Radical, Religious, and Viol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errorism. The MIT Press. 2009: 29–59 [2023-11-11]. ISBN 978-0-262-51667-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11-11).
- ^ Iannaccone, Laurence R. Sacrifice and Stigma: Reducing Free-riding in Cults, Communes, and Other Collectiv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04, 100 (2). ISSN 0022-3808. doi:10.1086/261818.
- ^ Berman, Eli. Sect, Subsidy, and Sacrifice. Radical, Religious, and Viol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errorism. The MIT Press. 2009: 95–119 [2023-11-11]. ISBN 978-0-262-51667-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11-11).
- ^ 7.0 7.1 葉多涵. 誰想當恐怖份子?一篇文章讓你搞懂恐怖組織. 風傳媒. 2017-03-27 [2023-11-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11-11) (中文(臺灣)).
- ^ Iannaccone, Laurence R. The Market for Martyrs.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Religion. 2006, 2.
- ^ Berman, Eli. Constructive Counterterrorism. Radical, Religious, and Viol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errorism. The MIT Press. 2009: 183–209 [2023-11-11]. ISBN 978-0-262-51667-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11-11).
- ^ Gaibulloev, Khusrav; Sandler, Todd. What We Have Learned about Terrorism since 9/11.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9-06-01, 57 (2). ISSN 0022-0515. doi:10.1257/jel.20181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