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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瑞典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瑞典奉行中立政策。二戰爆發後，瑞典憑藉其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地緣政治位置、面對不可預知的事件時的現實政治操作以及1942年後的軍事集結，在整個戰爭期間保持了官方的中立地位。自1814年拿破崙戰爭結束和反挪威戰役以來，瑞典在一個多世紀的國際關係中一直保持中立，也長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立國（英語：Neutral powers during World War II）。[1]

1942年瑞典的地理位置圖
  瑞典
  納粹德國
  納粹德國占領區
  軸心國、戰時盟國和傀儡國
  同盟國以及同盟國占領區
  其他中立勢力

瑞典政府也做出過一些讓步，有時為了支持德國和後來的同盟國而破壞了國家的中立。對於軸心國，在德國入侵蘇聯期間，瑞典曾允許德國國防軍使用瑞典鐵路將德國第163步兵師與重型武器從挪威運至芬蘭。直到1943年，在挪威和德國之間休假的德國士兵都可以自由通過瑞典。整個戰爭期間，鐵礦被出售給德國。而對於同盟國來說，瑞典分享了軍事情報，並幫助訓練來自丹麥和挪威的難民士兵，用於解放他們的祖國。[2]在二戰末期，瑞典還向同盟國開放空軍基地。

瑞典的中立性仍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支持者認為，在二戰期間，瑞典寬鬆了難民接受政策，接納了數千名來自挪威和丹麥的猶太人和持不同政見者。相反，溫斯頓·邱吉爾等反對者則認為，瑞典 "忽視了戰爭中更大的道德問題，為了利益而兩頭賺錢"。[3]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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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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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554年到1809年，瑞典與俄羅斯兩國之間有67年處於戰爭狀態，俄羅斯被瑞典視為歷史宿敵。1809年芬蘭戰爭戰後，整個芬蘭被割讓給俄羅斯，瑞典的領土面積縮減至原來的三分之二。

19世紀末20世紀初，瑞典和其他許多國家一樣存在大量的罷工，僅1908年，瑞典就發生了約300次罷工。[4]從這些騷亂中可以看出，瑞典需要一個新的政治體制。1917年，瑞典改變了民主規則，選民人數增加；1921年，婦女也被允許投票。但即使是這些改革，在一些保守派看來也過於激進，希望有強有力的領導而非民主。20世紀二三十年代，瑞典雇主和雇員之間的對抗仍在繼續。同時，俄國內戰導致俄羅斯帝國變成了蘇聯，許多瑞典共產黨人與這個新興的蘇維埃政權合作，尋求實現世界革命，認為妥協和議會制度阻礙他們建立一個更加平等和公正的社會。

瑞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保持中立，但傾向於站在同盟國一邊。

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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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間期，瑞典的坦克數量很少，有時整個裝甲部隊只有10輛Stridsvagn mf/21s坦克（英語：LK II）。1936年的《國防法案》決定組建兩個坦克營，相關"軍隊採購"負責人法勒·布爾曼（英語：Fale Burman）表示：

... Härför krävdes total nyanskaffning av deras viktigaste innehåll, stridsvagnarna. Redan på ett tidigt stadium fick vi dock klart för oss att om vi enbart valde kanonutrustade vagnar skulle de högst komma upp till ett antal av 15–20.
 （這就需要購買主要軍事裝備——坦克。在早期我們就很清楚，如果只選擇配備大炮的坦克，我們最多只能擁有15-20 輛。）

——Försvarsbeslut

於是，瑞典還購買了裝備機槍的坦克。到1939年，瑞典已擁有48輛捷克斯洛伐克製造的裝備機槍的坦克和約20輛裝備有20毫米主炮的 Stridsvagn L-60坦克（英語：Landsverk L-60）。[5]

戰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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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隨著國際形勢的惡化，瑞典政府開始加強軍事準備。瑞典的軍費開支從1936年的3700萬美元一路增加到1937年的5000萬美元，1938年的5860萬美元，1939年的達到3.223億美元。軍費開支在1942年達到頂峰，為5.276億美元。

瑞典政府不僅購買物資以加強國防，還開始實施徵兵制。1938年5月6日，政府徵召所有15歲以下的士兵進行短期訓練。除此之外，瑞典內閣還下令保留1938年徵召士兵的四分之一進行進一步訓練。

1940年，瑞典成立了瑞典鄉土防衛隊，由一小群退役士兵組成，配備有步槍、機關槍、彈藥、藥品和制服，可以選擇購買滑雪板、毛衣和行軍靴等額外物資。

在武裝自己時，瑞典認為有必要明確和執行其中立政策。

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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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日，瑞典首相佩爾·阿爾賓·漢森宣布瑞典中立

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同一天，時任瑞典首相佩爾·阿爾賓·漢森在廣播中向人民發表講話，確立了瑞典在整個二戰期間的首要目標：不惜一切代價讓瑞典遠離戰爭，並宣布中立，但二戰期間多次向軸心國和同盟國提供援助，一再偏離中立。在冬季戰爭中，瑞典正式宣布自己不是中立國，而是「非交戰國」。

外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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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瑞典並未遭到直接攻擊。然而，瑞典遭到了英國和德國的海上封鎖，以及蘇聯對一些城市的意外轟炸，導致食品和燃料供應出現問題。在1940年，德國入侵丹麥和挪威，對北海實施封鎖以後，每批貨物都必須與英國和德國當局進行談判，大大減少了貿易量。1938年至1944年間，瑞典的石油產品和煤炭進口分別下降了88%和53%，天然橡膠、合金金屬、食物等也存在嚴重短缺，導致瑞典對燃料和食物實行配給制。

德國自然資源有限，依賴大量進口各種商品和原材料，包括鐵礦石，而穩定的鐵礦石供應對於生產鋼鐵以維持其戰爭努力和整體經濟至關重要。戰前德國便已經在瑞典擁有一些礦場，因而在二戰期間，瑞典與德國進行了大量商品貿易，特別是鐵、鐵製品、滾珠軸承和卡車。儘管瑞典在戰爭初期從美國訂購了戰鬥機，但1940年美國政府停止出口，只得轉而從義大利購買飛機。[6]隨著戰爭的進展，橡膠和金屬等戰略產品也被禁售。[7]英國也數次通過特別行動從瑞典進口軸承[8][9]

1943年下半年開始，美國試圖削弱德國繼續戰爭的能力，對德國的滾珠軸承產業進行集中轟炸，同時進行了貿易談判，旨在切斷瑞典對德國的滾珠軸承供應。1943年9月，盟軍與瑞典達成協議，停止滾珠軸承出口，但仍能繼續向德國提供滾珠軸承鋼。[10]持續的外交壓力加上德國軍事地位的惡化最終使得瑞典在1944年11月選擇結束與德國的貿易。

冬季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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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芬蘭與蘇聯爆發戰爭。在瑞典，自由黨、保守黨、社會民主黨都同樣擔心蘇聯的威脅，而共產黨公開效忠蘇聯。但當德國於1941年6月入侵蘇聯時，共產黨轉而支持盟軍。

儘管芬蘭政府多次懇求，但瑞典政府拒絕在冬季戰爭期間與紅軍展開軍事行動。但此時，瑞典宣布自己是「非交戰國」，而非中立國，多達8,000名瑞典人自願前往芬蘭參戰，並接收了約70,000名尋求庇護的芬蘭兒童。[11]

同盟國的潛在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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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和英國向芬蘭提供了援助，條件是芬蘭必須自由通過中立的挪威和瑞典，而不是選擇連通蘇聯占領的佩察莫省的道路。
主條目：法英干預冬季戰爭的計劃（英語：Franco-British plans for intervention in the Winter War）

德國工業嚴重依賴瑞典鐵礦石。盟軍本打算利用冬季戰爭作為掩護，奪取瑞典北部的重要鐵礦床以及運往德國的挪威港口。該計劃需要獲得挪威和瑞典的許可，派遣一支遠征軍，打著幫助芬蘭人的幌子橫穿挪威和瑞典北部前往芬蘭，一旦到位就要控制港口和鐵礦，占領耶夫勒和呂勒奧等城市，阻止德國開採瑞典鐵礦石。然而，瑞典和挪威都意識到了這一點，以及由此引發的發動戰爭的可能性，拒絕批准這一提議。[12]

與此同時，德國人懷疑盟軍有威脅，正在制定入侵挪威的計劃，以保護其戰略補給線。阿爾特馬克號事件使得納粹德國方面確信盟軍不會尊重挪威的中立，於是入侵計劃便開始了。

瑞典和挪威始終不願讓盟軍進入其領土，使得盟軍決定嘗試「半和平」入侵。1940年3月12日，部隊計劃在挪威登陸，然後進入瑞典占領瑞典的鐵礦，但如果沿途遇到嚴重的軍事抵抗，他們便不會堅持。結果，3月13日，隨著冬季戰爭的結束，該計劃被放棄。德國人通過截獲無線電通訊部分了解盟軍的這些意圖。

威悉演習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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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的瑞典士兵
主條目：威悉演習行動和挪威戰役

1940年4月9日，德國發動威悉演習行動，目的是同時占領丹麥和挪威，並在挪威發動政變。這一舉動對瑞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瑞典與西方世界的貿易往來實際上被切斷了，外貿上更依賴德國[13]，但它也降低了瑞典成為正面戰場的直接風險。

由於卡爾斯塔德談判，挪威-瑞典邊境線上不得設立任何防禦工事。德國入侵時，對瑞典的要求之一是瑞典不得動員，但瑞典重新組織了動員系統，以信函形式親自下達命令來替代官方公告，在幾周內「組織」起32萬人，並開始在挪威邊境和斯科內線（英語：Skåne Line）海岸修建防禦工事。

德國入侵挪威期間，德國要求使用瑞典架設在德國和挪威之間的電話和電報線路。瑞典同意了，但進行了竊聽，到1940年更是由瑞典數學家阿爾內·貝烏爾林（英語：Arne Beurling）成功破譯，得以提前知曉德軍行動[14]。

仲夏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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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初夏，德國實施「巴巴羅薩行動」入侵蘇聯。德國要求瑞典允許德國國防軍使用瑞典鐵路將德國第163步兵師與重型武器從挪威運至芬蘭。瑞典政府在經過兩天的內部辯論後批准了這一許可。在瑞典，圍繞此事的政治審議被稱為「仲夏危機」(瑞典語：Midsommarkrisen)。由於在冬季戰爭中，瑞典正式宣布自己不是中立國，而是「非交戰國」，因而此行為是否違反中立存在爭議。[15]

1943年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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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末開始，德國經歷了一系列的軍事失敗，被迫採取更加強硬的防禦姿態。此時的瑞典越來越清楚德國不太可能贏得戰爭，開始抵制德國的要求，並在盟軍的壓力下軟化立場。隨著德國地位的削弱，盟軍敦促瑞典放棄與德國的貿易，並停止所有德國軍隊在瑞典領土上的調動。瑞典接受了同盟國的賠償，以補償因與德國貿易減少而造成的收入損失，然後向納粹德國走私鋼鐵和機械零件。[10]

訓練挪威和丹麥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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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期間，超過50,000名挪威人逃往瑞典。這些難民被送往厄雷德（英語：Öreryd）和謝特爾營地（英語：Kjesäter）。1943年夏天開始，打著訓練挪威警察的幌子，挪威軍隊開始在瑞典接受瑞典政府和挪威流亡政府合作進行的軍事訓練。一開始新兵只有輕武器，但後來他們能夠接受炮兵訓練。總共約15,000名士兵接受了訓練，編入10個營。戰爭結束時，其中8營已做好戰鬥準備，於1945年5月8日進入挪威。

丹麥難民的數量遠低於挪威難民，但一支約3,600名丹麥士兵的旅也接受了訓練，於1945年5月5日進入丹麥。[16]

人道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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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前，瑞典拒絕了數以千計的歐洲猶太人臨時避難的請求。隨著戰爭的天平開始傾斜，1942年，瑞典改變策略，開始援助歐洲猶太人。當德國人開始迫害挪威猶太人時，瑞典政府接收了近900名猶太難民，略多於挪威猶太人口的一半。1943年，瑞典接收了丹麥幾乎全部8,000名猶太人[17]，戰後許多人留在了瑞典。

瑞典的中立使得瑞典能夠實際接觸德國，這不僅對瑞典情報部門有用，對盟軍情報部門也同樣有用。瑞典奇異公司、愛立信、瑞典火柴公司等公司的員工充當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波蘭抵抗運動（英語：Polish resistance movement in World War II）的信使。[18]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五世試圖利用他與德國領導人的外交關係，說服他們更人道地對待猶太人，王室的親戚福克·伯納多特更從納粹集中營解救了3.1萬人，其中包括約6000名猶太人。[19][20][21]:37

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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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虎，一張著名的二戰海報，提醒瑞典人警惕間諜。

瑞典公眾的情緒在瑞典媒體上廣泛傳播，引起德國政府的強烈抗議，促使瑞典政府對部分媒體進行信息審查。瑞典政府擔心，如果媒體過於直言不諱，其中立性可能會受到損害，因而瑞典政府信息委員會（Swedish Government Information Board）確定軍事信息發布的範圍和內容，瑞典新聞委員會（英語：Swedish Press Council）作為自治團體向那些被認為濫用新聞自由的人發出警告。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出版物和共產主義報刊被事實上封禁。由於瑞典憲法保護報紙印刷權，因此這些報刊被禁止運輸。[22]:305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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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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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Andrén 1996. P.34.
  2. ^ Linder 2002. P. 38.
  3. ^ Was Sweden really neutral in World War Two?. History is Now Magazine, Podcasts, Blog and Books | Modern International and American history. 2017-12-18 [27 May 20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27） （美國英語）. 
  4. ^ Adolfsson 2007, p. 249.
  5. ^ Linder 2006, p. 54.
  6. ^ Wangel 1982, pp. 338–351.
  7. ^ Christian Leitz. Nazi Germany and Neutral Europ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64ff. ISBN 978-071905-068-8. 
  8. ^ Did Swedish Ball Bearings Keep the Second World War Going? Re‐evaluating Neutral Sweden’s Role (PDF). 
  9. ^ Golson, Eric Bernard. The Economics of Neutrality: Spain, Sweden and Switzerlan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PD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0. ^ 10.0 10.1 Churchill 2002
  11. ^ Wangel 1982, p. 136.
  12. ^ Ziemke 1960, p. 67.
  13. ^ Wangel 1982
  14. ^ Beckman 2002, p. 105. 網際網路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19 April 2023.
  15. ^ Harryson, Dick. Midsommarkrisen 1941: En av Sveriges största utmaningar [1941年仲夏危機：瑞典一大挑戰]. 2020 （瑞典語）. 
  16. ^ Johansson, Anders. Den glömda armén: Norge Sverige 1939–1945 [The Forgotten Army: Norway Sweden 1939–1945]. Falun: Fisher & Co Rimbo. 2005. ISBN 978-91-85183-20-3 （瑞典語）. 
  17. ^ Yad Vashem – Request Rejected (PDF). [6 February 2020].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0-02-06）. 
  18. ^ Neuman, Ricki. Ny bild av Sverige under krigsåren [New picture of Sweden during the war years]. Svenska Dagbladet. 25 August 20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8-28） （瑞典語）. 
  19. ^ Persson, Sune. Folke Bernadotte and the White Buses. Journal of Holocaust Education. 2000, 9 (2): 237–268. doi:10.1080/17504902.2000.11087111. 
  20. ^ David Cesarani; Paul A. Levine (編). Bystanders to the Holocaust: A Re-evaluation . Routledge. 2002. ISBN 9780714682433. 
  21. ^ Ilan, Amitzur. Bernadotte in Palestine, 1948 . New York,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89. ISBN 0-312-03259-5. 
  22. ^ Sverige. Vissa tryck- och yttrandefrihetsrättsliga frågor: internationellt rättsligt bistånd, brottskatalogen, målhandläggningsfrågor m.m. : delbetänkande. Stockholm: Fritzes offentliga publikationer. 2004.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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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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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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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nder, Jan. Andra Världskriget och Sverige. Stockholm: Svenskt militärhistoriskt bibliotek. 2002. ISBN 91-974056-3-9 （瑞典語）. 
  • Wangel, Carl-Axel. Sveriges militära beredskap 1939–1945. Stockholm: Militärhistoriska Förlaget. 1982. ISBN 978-91-85266-20-3 （瑞典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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