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调处执行部

历史机构

军事调处执行部(The Executive Headquarters Peiping),简称“军调部”,是第二次国共内战初期设在北平的中国国内军事冲突调处机构,由国民政府代表、中共代表、美国政府代表组成,由“三人委员会”领导。

军事调处执行部臂章

成立背景编辑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第二次国共内战面临全面爆发,美国政府国民政府之邀,派员到中国参与国共双方的军事调停。于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特派前任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五星上将总统特使,来华进行军事调停。

目的编辑

马歇尔1945年12月19日抵华后,1946年1月10日,国共代表张群和周恩来在《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上签字,并连同上述停战协议交由国民政府主席颁布。三方成立了一个负责进行军事调停的由国民政府中共、美国三方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其中,美国委员是马歇尔;国民政府委员起初是张群,后改为张治中/陈诚/徐永昌中共委员是周恩来。为了避免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于是在“三人委员会”的领导下,根据《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办公地点设在协和医院,国共两党各派一个班的士兵在门口担任警卫。军调部由三名代表组成,国民政府、中共、美国各派遣一名代表,由美方代表担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须三名代表一致通过,三名代表均有否决权,下设38个执行小组,而这些小组的任务是分赴各地执行:

  1. 停止冲突
  2. 恢复交通
  3. 受降日伪
  4. 遣返日俘
  5. 整编军队

调处经过编辑

1946年1月11日,军调部美方执行处长白鲁德从重庆飞抵北平,筹备军调部。1946年1月13日,饶伯森、郑介民、叶剑英及各自随员共15人从重庆飞抵北平,住进北京饭店,作为临时办公点。1月14日开始办公。1月19日,进驻协和医院大楼办公,共方使用一楼,国方使用二楼,美方使用三楼。

1946年1月至3月,军调部派出23个小组,达成69项小组协议。3月27日签署了《东北停战协定》。

1946年4月至6月,关外大打(四平街保卫战),军调部很难达成协议。

1946年6月14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向国会提交军事援华法案。同一天,白宫与国民政府签订一项由该法案所提出的《中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规定美国将保证供应国民党政府以充分的军火和器材。 6月22日,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公开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国的军事援蒋法案,尖锐批评了所谓的军事援助:“美国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只是使中国不能实现整军复员和履行其对于联合国的义务,只是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独立与领土主权完整,只是破坏中美两大民族的光荣友谊与中美贸易的发展前途。”这是自1946年1月停战以来,中共第一次公开地、全面地谴责美国的对华政策。这表明中共对美政策已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恶化。中共已不再信任马歇尔的“公正”了。自此,停战谈判与调处再无实际作用。

1946年6月底,国共内战全面爆发。至1946年9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也无法调停国方停止进攻。7月29日,安平事件使共方与美方直接发生军事冲突。1946年9月27日,三方签署协议,关内保留太原、沁县、临汾、邯郸、新乡、泊头6个小组,其余全部撤回北平;关外由8个小组缩减为3个。

1946年10月至1947年11月,随着傅作义攻陷张家口、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于10月飞回延安,军调工作彻底停止。11月22日,各小组的共方人员撤走,变成了二方小组。1947年1月8日,马歇尔返美。1947年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宣布结束与三人委员会及北平军调部的关系。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由于美方态度,解散三人小组与北平军调部。2月7日,美方第一批人员撤走。2月11日,共方人员开始撤走。1947年2月21日,叶剑英率最后一批共方人员从北平飞回延安。军调部历时一年另一月。

组成编辑

军调部中,国民政府首席代表是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参谋长是蔡文治;中共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参谋长是罗瑞卿;美国首席代表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罗伯逊(即饶伯森,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商务参赞) ,参谋长是海斯。军调部只对“三人委员会”负责。下设29个执行小组,7个交通执行小组。

最初编制为美方125人,国共各170人。后来军调部最多达9000人,其中国方2600余人,共方600余人,美方6000余人,配有足够的飞机、汽车,每月经费4亿元。

国民政府方面编辑

  • 军调部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郑介民
  • 军调部国民政府代表团参谋长:蔡文治
  • 军调部国民政府代表团副参谋长钮先铭少将
  • 军调部国民政府代表团调处处 处长:陈瑜 少将
  • 军调部国民政府代表团交通处长:张六师少将/陈农华
  • 军调处国民政府代表团办公室主任:唐保黄,后改为黄天迈
  • 军调部国民政府代表团整军处处长 董家瑞少将

中共方面编辑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驻地南河沿翠明庄。后移住北平饭店,中共方代表团住二、三层,美国代表团住四、五层,国民党代表团住六、七层。代表团从张家口搞来两辆德国造的两轮摩托车,性能很好,跟踪的外线国特的交通工具跟不上。

  •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叶剑英中将,住所在景山东街,称叶公馆。
    • 叶剑英办公室:以外事方面的工作为主
  •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罗瑞卿中将
    •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办公室:负责备忘录编写
      • 中校参谋杨尚德(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冀热辽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
      • 秘书兼翻译董越千
      • 口译组负责人黄华
      • 口头翻译林仲
      • 翻译组长柯柏年章文晋
      • 参谋刘记光
      • 两名速记员
      • 医生马海德(实际上负责英文稿的把关)
  •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张经武少将
  •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顾问饶漱石中将
  •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军事顾问滕代远中将(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
  •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顾问徐冰 领导北平地下党组织
  •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少将
  •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处处长:冯铉
  •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处长宋时轮少将(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副处长:李聚奎少将(冀热辽军区参谋长) 聂洪钧
  •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通处:处长耿飚少将 副处长黄逸峰少将、武可久上校(代处长)。秘书刘华峰
  •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新闻处:处长黄华少将 副处长张香山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组长:龚澎
  •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整军处长:陈士榘
  •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行政处:处长伍云甫。帮办荣高棠中校

其他人员杨迪、雷英夫、翻译王光美

1946年1月13日军委三局派申光到北平任军调部第三组组长组长,负责中共代表团的通信联络,陈士吾为电台台长。

《解放》三日刊社和新华社北平分社,驻方壶斋9号。代理社长兼总编辑钱俊瑞(社长是徐特立)、副总编辑姜君宸等29人。特派记者李普刘白羽周而复仓夷

美国方面编辑

  • 军调部美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伯逊(即饶伯森,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商务参赞)
  • 军调部美国代表团参谋长:海斯凯(海克斯)海军上校
  • 军调部美国代表团执行处长:白鲁德
  • 军调部美国代表团交通处长:奚尔

第1执行小组编辑

1946年11月18日,集宁军事调处执行“三人小组”成立。国方代表林光炯(宪兵第17团团长)/尹汉初,共方代表孙志远(晋绥三纵副政委,后王再兴上校、张寒石),美方代表克瑞格(克拉克),后为窦奎斯。驻集宁桥西二马路。1月25日,集宁“三人小组”和随行记者一行10余人,由北平飞抵归绥视察。双方举行会谈,交换意见。会谈唯一焦点在于恢复1月13日零时之双方部队态势。出席会议者有:共方代表孙志远,国方代表林光炯,美方代表克拉克,第十二战区参谋长李世杰,主任董其武。2月13日,集宁“三人小组”共方代表王再兴,国方代表尹汉初,美方代表窦奎斯等一行10余人,乘飞机到归绥视察,就划定缓冲线等问题进行会谈。并成立联络组,双方商定:

  1. 、由共产党绥蒙军区和国民党十二战区互派联络官,驻对方司令部所在地,各设通讯电台一部,工作人员对等,以便双方直接保持联系。
  2. 、联络官兼任“三人小组”各方代表之一,佩戴军调部制发的三环布质臂章和铜质圆形证章,作为成员,出席“三人小组”会议。

3月4日,最高“三人小组”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偕同军调部三委员叶剑英、郑介民、罗伯逊和马帅助理吉伦、白普德以及新闻记者等一行30余人,乘专机两架抵达归绥视察停战情况。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致词:“衷心要求迅速恢复交通,以和协的精神完成和平统一,民主建设任务”。周恩来将军致词:“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共产党百分之百实行”。张治中将军致词:“只有和平才能建设,才能改善人民生活”。马歇尔元帅致词:“中国立刻统一团结,才能得到应得地位”。参加会议的有马占山董其武李世杰参谋长、张潜副参谋长等高级幕僚人员。会议结果是国共双方部队即以1946年1月13日的现驻位置划定军事分界线,停止军事活动。随行记者有中央社赵孝章、新华社周而复、大公报徐盈华北日报赵效沂、上海申报张剑梅并美国记者4人。会谈结束后,马、周、张等一行当日离开归绥。3月上旬,联络组成立。绥蒙军区联络官是绥蒙行署粮食局局长潘纪文上校,十二战区联络官是上校参谋刁可成(后由王越上校接任)。分别在归绥公教医院大院、集宁桥西二马路开始调处争议工作。

3月下旬以来,国共双方在缓冲地带上仍有军事冲突发生。双方联络官又一起视察了北起陶林,南止凉城和林之线防地情况。

7月下旬,集宁“三人小组”共方代表张寒石、国方代表尹汉初、美方代表窦奎新,联络官王越一行10余人乘飞机到归绥访问。9月初,十二战区派周北峰为特派联络官,赴共产党晋绥军区司令部进行“和平交涉”。双方联络官潘纪文、王越参加会谈。会谈内容是:“八路军解围大同,傅部不攻集宁”。会谈进行中,傅部已越过缓冲线袭击卓资山,并继续向东推进,对此,共方提出抗议,会谈终止。紧接着集宁外围情况吃紧,形势突变,联络官王越随即返回集宁,出席“三人小组”紧急会议。特派联络官周北峰、电台台长李畅森、电台手摇机兵等人,转移延安。9月10日,十二战区步、骑部队向集宁发起进攻,经四昼夜激战,占领了集宁。战后“三人小组”乘飞机回到北平,该组宣告撤消。经双方协商,驻归绥的共产党方面的联络组人员被送往大同,由大同第五军调“三人小组”接待,转回解放区。在延安的国民党方面的特派联络官周北峰等人,被送往已移驻张家口的十二战区。

第2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热河省赤峰。国方代表韦佩。中共代表段苏权,后向仲华上校。美方代表罗铁特。

第3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太原。国民政府代表邹陆夫少将(军统,后由杨文杰接替)、共产党代表许光达(晋绥三纵司令员,后由陈赓少将、张连奎刘建勋上校、张纯青接替)、美方代表赫利上校(也译为和礼,后由艾克接替)

第4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徐州。中共代表王世英少将(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政治部敌工部长)/韦国清少将。国民党代表李树正少将(徐州绥靖公署参谋长)/谢慕壮,美国代表是何华德上校(即郝礼士)/哈瑞士(即海锐斯、黑里斯)上校。

第5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张家口。国方代表郭亚生少将。中共晋察冀军区代表易耀彩/后赵尔陆少将。美方代表赫礼士陆军上校。

第6执行小组编辑

驻山西沁县。中共代表刘建勋上校

第7中心执行小组编辑

驻山东济南。为中心组,负责山东境内其他小组的联络,并赴各地帮助调处军事冲突。中共代表陈叔亮上校/邝任农上校/黄远/房众夫/于一星,国军代表涂叙五上校/罗幸理(二绥区副参谋长)/张叔衡上校(二绥区三处副处长),美方首席代表为雷克上校(美国顾问团驻四方面军第十八军的顾问组长)。

第8执行小组编辑

负责华南地区的军队调处问题。驻广州沙面大街68号。1946年1月25日,军调部第8执行小组一行6人由上海飞抵广州。主要就是曾生东江纵队处置问题。共产党方面的组长是方方少将;国民党方面组长是黄维勤少校(后黄维勤赴美留学,由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的作战科长罗晋淳继任);美国方面组长是米勒上校(后可耶中校继任)。除方方外,参与谈判的还有廖承志、林平(尹林平)、曾生。中共翻译员林展。

1946年4月2日就“东江停战”和“东江纵队北撤”问题签署了《联合会议决议》。《联合会议决议》三项原则

  • (1)登船地点:大鹏湾。
  • (2)人数:二千余人(不得超过三千人)。
  • (3)时间:自开始调查之日起,至登船之日止,以一个月为限,不得超出。

《联合会议决议》十项决议

  • (1)广东省内和东江以南、东江以北、以及广东北部三地区的中共武装人员二千四百人(其中包括妇孺三百人),在大鹏半岛集中,用美国轮船运到山东烟台登岸。
  • (2)上述人员的集中及登船的准备,自第八执行小组派出联络小组出发调查开始之日起,共一个月。距大鹏湾较远的地区(粤北)人员,若不能及时赶到,须宽限时日,要呈报三人委员会决定。
  • (3)在中共武装人员集中大鹏半岛期间,以及登船之前,大鹏半岛葵涌、王母圩等地的国军应撤离该区若干距离,以便中共武装人员集中。
  • (4)在中共武装人员集结及行军、登船过程中,广州行营要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并要特别令其所属,不得有任何攻击行为。
  • (5)上述中共武装人员集中转移过程中,广州行营同意代购粮食或供款给他们购粮,广州行营方面并同意在运输、医药等方面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
  • (6)为执行上述决议,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执行小组应以三人委员会代表机关的资格迅速组成并派出三个联络小组,分别携带电台到东江以南、东江以北、以及广东北部三个地区进行调查,及协助中共武装人员到大鹏半岛集中登船,各联络小组均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美国三方面的各一名代表。
  • (7)广州行营派出宪兵若干人供第八执行小组及其联络小组使用,随同联络小组出发,其人数与任务均由第八执行小组决定。这些宪兵随同联络小组执行职务期间,须接受第八执行小组及其联络小组之命令。
  • (8)中共方面的林平少将于决议重要原则确定后,即乘飞机出发,于三日内陪同中共武装人员代表曾生少将及其代表,以及中共方面的联络小组人员前来第八执行小组,以便和广州行营代表共同商讨撤退中共武装人员的具体细则。三日之后,即作为“调查开始日期“。国民党方面允许保证上述人员公务来往的安全及提供交通等方面的便利。
  • (9)关于决议各点执行的具体细则,由第八执行小组与广州行营代表及中共武装人员共商决进行。

(10)本决议经三方面签字后,即付诸实施。” 《联合会议决议》附则

  • (1)要求国民党保证我方复员武装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命安全。
  • (2)琼崖纵队的问题。
  • (3)我方电台遭受破坏的问题。

因北上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等原因,中共华南武装部队在粤、赣、湘三省的七十多个县的各部队于一个月内集中到大鹏湾的鲨鱼嘴上船是非常困难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5月25日建立了江南支组、江北支组、粤北支组共三个支组,通知和协助中共华南武装部队北撤。

  • 粤北军事调停支组,美方代表是纳尔逊上尉;粤北支组的中共代表有杨康华、临时代表李大雄,而陈培兴则以粤北部队代表身份参与三人小组的谈判;粤北军调支组的国民党代表是黎国熹中校。

军事调停部粤北支组谈判地点是在粤北的南雄县岭南酒家。

在谈判初期,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上将“限期肃清行营辖区内残匪”,力图在谈判桌上制造“广东境内没有中共武装部队”。

1946年7月,东江纵队北撤,第8执行小组完成使命,美、国、共三方代表均回到北平军调部。

第9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汉口。负责中原战场。国方首席代表邓为仁少将,代表李学坤。中共方面组长是薛子正上校,代表张文津(新四军五师参谋处副处长)、王震、任仕舜。美方首席代表是美国驻汉口空军司令格瑞夫斯,代表伯利赞中校/福特。

1946年5月底,第九小组护送新四军五师伤病员300多人,由宣化店经广水乘火车北上去邯郸,因铁路被破坏,只到许昌就下车了,由黄镇接收。

1946年6月底,中原突围。7月汉口小组撤回北平。

第10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河南新乡。负责东至商丘、西至洛阳、南至郑州、北至安阳。国民党方面组长是曾乐陶,美方代表是柯敏士/福格逊,中共代表是太行军区副政治委员黄镇少将。

第11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热河省承德。中共方面组长是陈伯钧少将/4月3日后为段苏权少将。国军代表岳昌赢上校。美国代表葛瑞夫上校与克拉克中校。 3月20日,第十一军调小组签订了《叶柏寿协定》,决定国民党建平县长徐文亮及保安队回建平负责全县县政,八路军及地方部队不得妨害。3月22日,又签订了《凌南协定》,承认土匪于大川部为国军,驻守建昌。4月3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肖克召见了第十一军调小组全体成员,严正声明不承认《叶柏寿协定》和《凌南协定》,并派段苏权接替陈伯钧的工作。 8月26日,国军对热河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翌日,第十一军调小组撤出承德,不久即撤销。

第12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石家庄。国方代表胡屏翰。中共代表陶希晋少将/徐德操。美方代表葛瑞波。

第13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山西大同。国方代表温天鹤中校。中共代表李波中校。美方代表麦克尔中校。

第14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临汾。中共代表:张子强上校

第15执行小组编辑

驻山东德州。国方代表刘金铭上校。中共代表宋绍德少校/符浩上校。美方代表怀特中校。

第16执行小组编辑

驻山东泰安。中共代表华诚一中校

第17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江苏淮阴。1946年3月7日成立。国民党方面组长是杨超上校/萧凤歧上校/张家祥中校。中共代表韩念龙上校(华中军区副参谋长),严振恒中校、蒋克定中校、秘书金子赍、翻译蒯斯薰以及新华社记者吴青(女)、樊发源等。美方组长亨利•邓克(Henry Denk)中校/福格生(Col. J. K. Foruoon)/屈蓝吉上校,翻译杨存裕。

交通管理第18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河北泊头。中共代表傅继泽上校

铁道交通平汉路第19执行小组编辑

驻河南安阳。国方代表彭古农。中共代表雷任民上校。美方代表柯尔中校。

交通管理第20执行小组编辑

驻北平南口。中共代表蔺子安上校;

交通管理第21执行小组编辑

1946年2月26日组成。位于山东高密。中共代表武可久上校,副代表辛冠吾胶东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国民党代表黄靖,副代表李先良;美国代表狄克琛,副代表摩尔。4月1日,北平军调部组织人员赶赴高密,会同高密小组解决胶济路东段交通恢复问题。赶来高密的军调人员共计13人,其中包括北平军调部交通管理科国民党代表陈麓华、共产党代表黄逸峰、美方代表希尔,以及济南小组(国民党代表涂叙五、共产党代表邝任农、美方代表奈普等)、泰安小组的部分人员。在高密城外的天主教堂,他们听取了高密小组三方代表的汇报。第二天,乘火车赶往蔡家庄站,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八路军代表,为胶东军区第五旅(简称胶东五旅)旅长聂凤智。国军代表是暂编十二师师长赵保原(也称赵保元)。4月24日,武可久到济南小组汇报工作返回高密。当他行至蔡家庄站北的姚家庄时,驻守蔡家庄站的国民党暂编十二师阵地突然飞来的炮弹,将护送的两名战士和当地一名群众炸伤。因急着赶回高密,武可久于4月26日偕随员再次上路。当武可久一行到达蔡家庄站附近的一片坟地时,竟然又遭炮袭。武可久右耳被震聋,带伤再次折返凰瑞埠。为制止此类恶性事件,济南小组与高密小组联合,于5月8日再次在蔡家庄站举行会议,对停止冲突问题达成了协议。5月9日下午1时,第八军指使厉文礼部、张天佐部共千余人,向潍县城东北的丁家庄村围击。5月20日,当军调第21小组中共副代表辛冠吾由高密乘火车返部述职路经蔡家庄站赵保原的驻地时被绑架,遭严刑拷打就义。

交通管理第22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枣庄。中共代表甘重斗/陆学斌上校/曾希圣。国民党代表段志经。美方代表梅希亚。

交通管理第23执行小组编辑

侯马。国方代表沈国辅。共方代表熊伯涛。美方代表贝尔。另有23小组驻晏城,国军代表雷奋强少校,共方代表糜庸上校。

交通管理第24执行小组编辑

驻江苏徐州。负责津浦路兖州至浦口、陇海路商丘至海州段已毁坏铁路的修复事宜。中共代表王少庸上校;国民党刘永芳中校,美国代表的戴陶尔中校。

第25执行小组编辑

1946年7月29日发生安平事件后,8月1日组成第25执行小组专门调查。8月14日先遣小组中共代表杨尚德中校,副代表辛毅少校(电影《停战以后》的编剧,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国民党代表王其昌上校;美方代表米尼芝少校等。

23日,第二十五小组分小组下午抵达香河,成员为美方的沙文(Chauvin)上校等五人,国民党方面吴能定中校、译员张义、联络官史子钧少校等三人,中共代表为武可久上校、参谋金子谷少校和译员杨诚。

正式小组中共代表黄逸峰少将,副代表张蕴钰上校、雷任民。国方代表吴能定张叔衡。美方代表戴维斯、马丁。

第26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热河省朝阳县。国民党代表是马上校,美方代表是海军上校汉夫,中共代表李逸民上校(冀热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隶属于承德中心执行小组。

沈阳第27执行小组/军调部长春分部编辑

军事三人小组于3月27日达成了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的协议。此时东北的军事冲突规模尚不大。共方决定以饶漱石中将为沈阳中心执行组组长。6月,耿飚许光达少将、张经武王首道李聚奎(担任小组党支部书记)等30余人从北平飞沈阳。东北局派遣李立三为政治顾问,伍修权为小组共方参谋长,从东丰机场飞沈阳。国民党方面组长是董承烈/赵毅中将(32军副军长)/蔡宗濂/邓为仁(1946年8月中旬起),中共方面组长饶漱石中将(四平战后调回北平),美方代表许尔曼。1946年7月武修权、王首道调回解放区,由李初黎负责。1946年8月小组改为分部,由沈阳迁往长春,下设七八个执行小组。李初黎少将任首席代表,其他人员还有张经武/谭政/耿飚/冯铉,还有新华社记者刘白羽周而复、英文翻译柯柏年。国方分部主任邓为仁少将。美方组长戴梯乐上校/泰勒上校。地址沈阳潼关街中段的中苏联谊社,前身是伪满时期“奉天大厦”。

美方罗伯特·德雷克中校、亨利·白瑞德将军、达文波特中校

第28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四平街。国民党方面组长是王堃中将(96军副军长)/刘建义/王天任,中共代表耿飚少将。美方代表贺恩斯。

第29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海龙/本溪。国民党方面组长是郭琦少将(长官部补训处副处长)/韦佩/王照塑,中共代表谢甫生/许光达少将。美方代表莱雷。

第30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鞍山。国民党方面组长是王天任/郑明新少将(52军副军长),中共代表张经武少将/李力果(本溪市委书记)。美方代表戴文波。

第31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河北永年县。中共代表赵海枫/王育民上校

第32执行小组编辑

光山、宣化店。中共代表任士舜中校,国民党代表陈谦上校/卢济时(武汉行营参谋处副处长)、美方代表哈斯克上校/白罗素中校/何桂竖上校。

第33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吉林省拉法。 国方代表蔡文猷。中共代表王振乾上校。美方代表德莱克。

第34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吉林省德惠。国方代表黄界新中校。中共代表袁任远少将。美方代表马丁。

第35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松江省双城县。国方代表章沛霖上校。中共代表李初黎少将。美方代表克扎。

第36执行小组编辑

位于嫩江省白城子洮安县。后迁到齐齐哈尔。 国方代表陈公略/朱戒吾。共方代表朱光上校(嫩江军区政委)。美方代表巴鲁上校。

青岛执行小组编辑

中共代表姚仲明

聊城执行小组编辑

中共代表宋任穷

保定小组编辑

共方代表柴军武上校。

结束编辑

1946年7月,内战全面爆发,8月马歇尔不得不宣布调停失败,“三人委员会”、“军调部”也都随之逐步解散。全面内战爆发后,参加各地军调部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相继撤回。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召开,中共周恩来认为这标志着彻底堵死国共和谈停战,马歇尔出任美国国务卿,发表声明宣布美方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 1947年1月29日,美国正式宣布“终止其对三人小组和军调部之关系”,命令美方人员尽速撤退。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军调部。

参考文献编辑

  • 杨鸿儒:《张群传》,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1日. ISBN 7216045289.
  • 黄天邁:《鄭介民與軍調部》,民國七十六年《中外雜誌》總第2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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