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简称为“”,是中醫師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經過辨证审因、决定治法,选择适当的中药,按组方原则,酌定用量、用法,配伍而成的药品,是中医辨证论治疗的主要工具之一。

历史编辑

先秦编辑

方剂起源很早,可能与药物的产生同步发生,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即反应了进入农耕时期后,。方剂的来源可能有两个途径:其一,来源于生理活性猛烈的药物,此类药物虽然容易认识,但在使用过程中因用量难以控制,经常导致中毒,故被称作“毒药”;其二,来源于饮食,在饮食的过程中,部分饮食物的疗效被发现,即“药食同源”[1]。在《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载有“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的“醫師”,也有“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的“食醫”,正可以反应出方剂的这两种来源[1]。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认为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是方剂的起源,也体现了饮食与方剂起源的关系[1]

1973年,《五十二病方》出土于马王堆三号汉墓,该书抄写于秦汉之际,方多为外科和皮肤科方,其次是内科方、儿科方和妇科方,每病有方少则一二首,多则二十几首,总数共280首,以内服和外用方为主,也有少量祝由[1]。《五十二病方》书中既没有具体的腧穴名称,也没有五行学说的痕迹,对于阴阳学说也很少反映,没有把脏腑名称和病名结合起来,尤其药味简单,用量粗略,剂型单调,单味药方达110方,组成药物最多的医方也只有7味药,成书应该在《神农本草经》与《黄帝内经》之前,是现存最早的方剂著作,被认为反应了战国时期的方剂学成就[1][2]

黄帝内经》成书晚于《五十二病方》,大部分出于战国时期,少部分为汉代产物,其中载方共13首,即“汤液醪醴”“生铁洛饮”“左角发酒”“泽泻饮”“鸡矢醴”“乌鲗骨丸”“兰草汤”“豕膏”“䔖翘饮”“半夏秫米汤”“马膏膏法”“寒痹烫法”“小金丹”,合称“内经十三方”。这些方剂内容上仍较古朴,但剂型丰富。此外,《内经》阴阳五行、津液气血、脏腑经络等理论的建构,病因病机、望闻问切的学说以及不同治法的提出都为方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其中提出的“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的药物气味配伍原理、“大、小、缓、急、奇、偶、复”七方的方剂分类方法都成为了方剂学的重要理论[1][2]

两汉编辑

伤寒杂病论》融理法方药于一体,共载方剂314首,被后世誉为“经方之祖”。

后世著名的方书有《肘后备急方》、《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妇人大全良方》、《济生方》、《普济方》等。

与治法的关系编辑

方剂与治法联系紧密,“方从法出,法随证立”。《医学心悟》有“汗、吐、下、泄、温、清、消、补”八法。方剂也常根据治法分类。

方剂的分类编辑

方剂的组成编辑

中医认为“方”与“药”两者“似合而实离”,清朝医学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方药离合论》中指出:“方之与药,似合而实离也。得天地之气,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可以变易血气以除疾病,此药之力也。然草木之性,与人殊体,入人肠胃何以能如人之所欲,以致其效?圣人为之制方以调剂之,或用以专攻,或用以兼治,或相辅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也就是说,在医疗过程中,需要以辩证立法为基础,选择合适的药物组合成方剂,根据不同药物的功用,通过合理配伍以增加或改编其功用,调其偏性,制其毒性,一方面以消除药物的不利影响,而另一方面使各具特性的药物能发挥其综合作用,以适应治疗的需要[3]

在组方过程中,方剂以“君臣佐使”作为组方原则,并根据实际情况在成方基础上进行药味、药量的加减及剂型变化,将药物配伍成方剂。

组方原则编辑

“君臣佐使”是方剂的组成原则,最早见于《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

组成变化编辑

剂型编辑

方剂常用的剂型有汤剂散剂丸剂膏剂,现代又常使用颗粒剂口服液注射液

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1.0 1.1 1.2 1.3 1.4 1.5 李飞. 方剂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 ^ 2.0 2.1 许济群, 王绵之. 方剂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3. ^ 段富津. 方剂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ISBN 978-7-5323-3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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