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睦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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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睦格圖蒙古语ᠲᠡᠮᠡᠭᠡᠲᠦ,转写:Temegtü[转写种类不明]西里尔字母Тэмээт,1887年—1939年5月2日)汉名汪睿昌,字印侯蒙古族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旗王府大西沟(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王爷府镇大西沟村)人。中国蒙古文满文藏文铅字的创造者,出版家、翻译家。[1]

特睦格圖

生平 编辑

从日本到北京 编辑

1887年农历腊月七日,特睦格图生于一个平民家庭。因自幼聪明,受到喀喇沁右旗亲王、蒙藏事務局(1914年改为蒙藏院)首任总裁贡桑诺尔布赏识,被其收为义子,并荐至贡桑诺尔布在本旗创建的首所学堂崇正学堂学习。1903年,因学习成绩优秀,被遣赴北京东总布胡同东省铁路俄文学堂学习俄语[1]

1903年,贡桑诺尔布自费到日本考察政治及教育新法。在他回国后,贡桑诺尔布在1906年冬自本旗选送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特睦格图入选,被派往日本学习军事,进入东京振武学堂陆军士官科念书。毕业之后,经贡桑诺尔布同意,特睦格图又转入东京慈慧医科学校继续读书。特睦格图在日本共留学6年后归国,成为近代内蒙古首批留学日本的学生之一(首批学生共8人,其中女生金淑贞于1910年同特睦格图结婚)。[1]

回国后,1912年至1913年,特睦格图在内蒙古喀喇沁右旗王府、赤峰行医。1914年,贡桑诺尔布在北京任蒙藏院总裁时,任命特睦格图为荐任翻译官、首席翻译官兼庶务科长,典礼司员兼蒙藏学校教授,曾多次陪同贡桑诺尔布参加蒙藏会议及外事活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特睦格图同情并支持北京蒙藏学校的学生参加运动。[1]

在北京,特睦格图专心研究蒙古族语言、文学和历史,并持续从事蒙古文中文藏文以及满文古代经典的翻译及整理工作。睦格图利用职务之便,在北京结识了很多蒙古族及其他民族的社会名人及学者。当时,特睦格图已熟练掌握了蒙古文中文藏文满文,并且还通晓日文俄文[1]

创制铅字 编辑

特睦格图从事翻译工作时,感到蒙古文图书出版困难。当时蒙古文印刷术仅限于少量木刻印、石印,而铅印尚未出现。国内外许多人都曾试图创制蒙古文铅字印刷,但都未能获得成功。例如:清朝宣统年间,“蒙人扎拉丰阿君,纠合同志在北京设蒙藏编辑局,铸创蒙文铅字,翻印书籍。旋以事阻,未果,此有志未成也。”1913年,汉人黄序东(又名黄成垿,通晓蒙古语言文字)“铸成蒙文铅字……适库伦都护使征求边才,黄君为罗致而去,印刷事业亦未果。”1913年,俄国人曾在哈埠出版蒙古文铅印杂志,1920年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出版过蒙古文铅印日报,但均对中国采取技术保密。其中,俄国人在哈埠制成的蒙古文铅字,工料粗糙,字型难辨,故制而少用。特睦格图乃决定创制中国的蒙古文铅字。[1]

起初,自日本归国后,特睦格图在自己位于北京的私宅设立“漠南景新社”。这是一家家庭照相馆,专门为旅居北京的蒙古人、藏人服务。后来,特睦格图准备以“漠南景新社”的名义,石印蒙古文、中文合璧的教科书出售,以筹款创制蒙古文铅字。[1]

1915年后,特睦格图首先将蒙古文、满文上、中、下三体400多字(蒙文324字,外加满文等特需字头)书写为正楷字,随后分类排队,选择美观大方的字形,精雕细刻。第一次,他用牛角刻出85个字形,“用解剖之方,成聚珍之板,以一字之剖用,能作数字之运用。”但是,在用于印刷时,上下深浅不一致,粗细不均匀,故未能成功。第二次,他改以日本黄杨木为原料,手刻数百个蒙古文字头。但因中国北京、天津地区无法承制木刻活字版,如采用木刻字模,必须赴日本,没有任何外来经济援助的特睦格图无钱出国,故此次试验又失败。[1]

因缺乏资金,特睦格图创制蒙古文铅字的工作被迫暂停。1919年,在贡桑诺尔布的支持下,特睦格图多次赴天津,向日本人学习雕刻技术,初步制成了蒙古文铅字,制作了铜模,铸出了字。此时的蒙古文铅字在拼制时,上下衔接仍有不能配合之处,特睦格图对此又反复试用并改进。1922年冬,特睦格图终于成功发明蒙古文铅字印刷术,这是中国首次取得蒙古文铅字印刷术的成功。[1]

创制成功后,特睦格图游说蒙古族社会名流,筹集到少量资金,贡桑诺尔布、恩和布林(汉名吴恩和)、金永昌张文杨时芳刘丕元等人入股,共集股大约5000元。1922年,特睦格图等人写出“蒙文铅字说明书”,呈请立案。1923年,中华民国政府农商部发奖表彰,不征捐税,颁发30年专利证书。同时,特睦格图创制的满文铅字也和蒙古文铅字同时诞生,这是中国满文铅印的开端。[1]

1923年春,特睦格图在北京创设蒙文书社,自任总经理,集合了伊德钦金永昌恩和布林等在北京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决心为蒙古民族进行启蒙。同时,创办了蒙文书社蒙文印刷厂,起初设在北京鼓楼大街张旺胡同12号,后迁至北京北池子57号公产房院内,印刷的首部蒙古文图书是《西汉演义》,共印8次,每次印数500套,共计4000本,由此开创了蒙古文的铅印时代。[1]

特睦格图创制蒙古文铅字后,有不少西欧人士来蒙文书社学习,因特睦格图相赠,使中国的蒙古文铅字技术流传至西欧。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派人来蒙文书社学习,并聘请蒙文书社技工汪振锌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开办蒙文印刷厂。[1]

特睦格图创制蒙古文铅字以后,中国开办的各家蒙文印刷厂,大多是在北京蒙文书社的技术传播之下开办的。如1923年,郭道甫派两位蒙古人至蒙文书社学习后,于1924年创办东蒙书局,设在沈阳。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聘请蒙文书社技工师乡亭到上海,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印刷蒙文书刊。1926年,内蒙古西部创办察盟商都蒙文印刷厂,是在蒙文书社培养技术人才,后回商都开办。[1]

1925年,特睦格图受段祺瑞临时政府委托,又创制了藏文铅字,在蒙文书社内铅印藏文经典。九世班禅到北京后,特睦格图在北京中南海瀛台兼任班禅照料处处长,又兼任班禅印经处处长。[1]

1922年至1929年末,蒙文书社印书较多。仅经特睦格图翻译、编辑之后印刷出版的书籍便有诸如《元朝历代帝后像》、《成吉思汗史》、《成吉思汗箴言》、《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元史》、《三国演义》、《西汉演义》、《聊斋志异》、《进士缘》、《公文呈式》、《蒙汉合壁四书》、《蒙文分类辞典》、《蒙文教科书》、《内外蒙古地图》、《内外蒙古各盟旗系统一览表》、《蒙、日语会话》等等,此外还出版了多种蒙古文、藏文字典、藏经,并且译完了《红楼梦》,但因缺少资金而未能刊印。[1]

从南京到王爷庙 编辑

1930年2月,特睦格图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常任编审兼科长,1930年12月专任科长,任至1934年11月辞职。特睦格图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教育年鉴《第一次教育年鉴》的编审委员之一,并且撰写了其中有关蒙藏教育的部分。[1]

1930年秋,因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委员会、蒙古各盟旗驻京办事处,均急需蒙古文、藏文铅印,遂由吴鹤龄(蒙藏委员会蒙事处长)联络,由上述三家机关出资600元,将蒙文书社自北平迁至南京外沙帽巷22号。自此,蒙文书社停止印刷个人著作,专门承印上述三家机关的蒙古文、藏文、汉文书报、公牍等等,这时是蒙文书社的黄金时代,收入颇丰,特睦格图等人获得巨额资金,并购置了许多先进印刷设备。[1]

1932年1月,日本军舰炮击南京,蒙文书社被迫关闭,只印刷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少量蒙古文材料。[1]蒙文书社的全部设备由蒙文书社技术工人玛希巴雅尔保存下来。[2]

1934年5月,特睦格图应邀赴满洲国,在钱家店(今哲里木盟通辽)、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兴安军官学校任蒙古文教授。南京蒙文书社因此最终结束。[1]

1936年,特睦格图准备在兴安军官学校印刷蒙古文讲义,便自北平、南京将蒙文铜模、铸字机、排字架、印刷机等等运至王爷庙,筹备将近一年,但因资金不足而未果。后来,恩和布林来到王爷庙同特睦格图接洽,将这些印刷设备交给原蒙文书社的技术工人玛希巴雅尔,运给蒙古军政府使用,1937年4月间运至归绥(今呼和浩特),随后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蒙疆日报》开印《蒙古周报》。1939年9月,这套设备又被运到蒙疆聯合自治政府首府张家口的蒙疆新闻社,继续印刷《蒙古周报》,直到八路军占领张家口。特睦格图的该批成套印刷设备,遂成为如今内蒙古蒙文印刷设备的前身,继续为中共领导下的内蒙古服务。[1][2]

1939年5月2日,特睦格图在王爷庙病逝。[1]

著作 编辑

特睦格图先后主编、翻译、出版了蒙古文、汉文、满文、藏文图书数十种,印刷数量超过10万册。 [1]

纪念 编辑

  • 特睦格图印刷馆:2009年9月30日,特睦格图印刷馆在喀喇沁旗王府博物馆开馆,作为该博物馆的展览馆之一。 这是中国首座专门纪念特睦格图的展馆。[3]
  • 特睦格图印刷奖:1994年,内蒙古自治区印刷技术协会创办的内蒙古自治区印刷界最高奖,以特睦格图的名字命名。[4]

参考文献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