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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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年份上海 | 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1944年－1945年－1946年－1947年－1948年－1949年－1950年 |
上海1940年代是上海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十年，經由孤島時期、太平洋戰爭、租界收回、抗戰的結束、國民黨與共產黨政權的更迭等多個重要事件，為後來的上海城市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戰時期 編輯
孤島時期的延續 編輯
全面淪陷 編輯
1941年12月7日，日軍襲擊珍珠港，對英美宣戰。次日清晨，日軍自虹口經過蘇州河上各橋梁開進公共租界。中區（西藏路以東）由日本海軍管轄；西區（西藏路以西）由陸軍管轄。為了維持上海國際都市的形象，日軍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照舊運轉。此後陸續將英美等敵國僑民拘捕至集中營，工部局也完全由日本控制。待情勢穩定之後，日軍又解散了萬國商團。由於當時法國維希政府已經向德國投降，因而日軍並未占領法租界。
交還租界 編輯
1943年1月，英美兩國與蔣中正的重慶政府簽訂條約，宣布放棄在華特權，包括當時已經全數失去的各地租界。1943年7月31日，日本將已有百年歷史的上海公共租界「交還」給汪精衛政權，美英也宣布放棄上海公共租界。
1943年8月1日，汪精衛政權在日本主導下「收復」上海法租界。
上海光復 編輯
戰後的上海 編輯
戰後初期 編輯
黃金風潮 編輯
行憲後的上海 編輯
金圓券改革 編輯
國民政府為支付與中國共產黨作戰的巨額軍費，法幣的發行量更是變本加厲，三年間發行量增加超過一千倍[1]:394。1947年（民國36年）初，法幣發行總額為3.5兆，至同年7月增至10兆以上[2]:159，引發民間的惡性通貨膨脹。
1948年（民國37年）5月底開始籌劃貨幣改革。同年8月19日，中國國民黨召開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貨幣改革方案，由蔣中正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圓券，同時停止發行法幣，並在各地設置經濟管制督導員[3]:56，意圖實際掌握上海的經濟情況。規定黃金每兩兌金圓券200元，白銀每兩兌金圓券3元，1銀元兌金圓券2元，美元1元兌金圓券4元。金圓券發行初期在沒收法令威脅下，頗有成效，收兌來大量金銀外幣。與此同時中華民國政府試圖凍結物價，蔣經國在上海嚴厲「打老虎」[4]，曾稍微得到人民對金圓券的信心。但是，同年9月，國民政府決定收兌金銀延期；同年10月8日，蔣經國在上海打虎整治投機倒賣遇上阻力而妥協，這無異於宣告金圓券信譽破產。
隨著內戰失利，金圓券發行量飆升，以極快速度崩潰，物價變化幾乎以「日」為單位；到了末期，市場上物價甚至一日漲價數次現象，貨幣幾成廢紙。1948年8月底，金圓券發行額是5.44億元，到了1949年5月27日上海易手，金圓券發行額已達到294 722億元。物價以上海為例，以1948年8月物價總指數為標準，到1949年4月漲了83800多倍。
舞女風潮 編輯
國共內戰 編輯
次年，國民政府統領的國民革命軍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之間爆發大規模內戰，戰鬥起初在北方地區進行，對上海尚未造成影響。
到1948年，隨着國共內戰戰事擴大，法幣的發行量增加超過一千倍，國民政府統治區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1948年8月，經濟管制委員會督導員蔣經國到達中國經濟中心上海開展「打虎運動」，採取嚴厲措施，進行經濟管制，凍結物價、打擊囤積物資。蔣經國將部分不從政令的資本家收押入獄以至槍斃，甚至杜月笙之子杜維屏亦因囤積罪入獄。最後蔣經國查封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所有的揚子公司，遭到宋美齡的干預而被迫放棄。物價管制最終失敗，在11月1日全面撤銷，蔣經國離開上海。
1948年年底，國軍主力在徐蚌戰場潰敗，到1949年初解放軍向南逼近長江一線。
1949年5月12日，陳毅率領的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對上海發起進攻。5月27日，解放軍擊敗國軍，控制上海全境，此間，大量人口，尤其是與國民政府及海外機構有關的人員和機構追隨國民黨撤離上海。
《觀察》事件 編輯
1948年12月蔣介石親自下令查封由知名人士儲安平創辦的上海《觀察》雜誌和逮捕《觀察》工作人員，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觀察》事件」。此後，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先生親自出面，多方奔走以自己的影響力給當局施壓。並於次年2月親自擔保和營救了包括美術家朱宣咸在內的數位《觀察》進步人士出獄。《觀察》是宣傳「第三條道路」的代表性刊物，是當時中國進步民主運動的一面重要旗幟。《觀察》的被查封，標誌着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悲歌啼鳴至此。標誌着近代中國一些民主人士希望在中國實行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制度(被稱為第三條道路)的徹底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