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

清代末曾國藩組建的軍隊

湘军,或称湘勇清帝国为镇压太平天国,由湖南(湘)长沙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曾国藩姻亲罗泽南家族、新宁江忠源家族等统领的乡勇合并而成的军队。

湘军创始人曾国藩

初创时募水勇五千人,分为十营,其中在湘潭募水军四营,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为营官,衡州募六营,以成名标褚殿元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陆勇五千余人,以塔齐布周凤山等为营官。水路以褚汝航为各营总统,陆军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合计员弁兵勇夫役一万七千余人。[1]后期名将包括李续宾、李续宾长子李光久鲍超吴大澂。曾国藩统领湘军与清廷湖南巡抚骆秉章是合作的关系。左宗棠原是骆秉章麾下,后自成一军“楚军”,与曾国藩湘军、湖北胡林翼军队并列,被视为广义上的湘军。

湘军历经与太平天国捻军的征战,最终在甲午战争期间,1895年3月被日军第一军第二军牛庄镇田庄台镇围歼,李光久只身逃出牛庄,湘军后逐渐解散。

起源 编辑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瑶民雷再浩青莲教名义在湖南新宁崀山起事,江忠源组织团练镇压叛乱。咸丰元年(1851年),江忠源奉命赴钦差大臣赛尚阿广西军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旋回乡募勇500赴桂,号楚勇,为家乡子弟兵之始。1852年,太平军进湘,湘乡罗泽南别立湘勇,保家卫国,为湘军之雏形。

1853年初正值朝廷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湖南双峰[2]曾国藩丁忧在籍经郭嵩焘力劝,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他将湖南各地团练整合成湘勇,形成了书生山农独特的体制,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军事力量。满清朝廷虽然对地方汉族武装极度不信任,但碍于形势危急,不得不倚重于湘勇。

 
苏元春(1844年——1908年)传统清兵戎装,清末湘军名将,广西提督。

1854年初编练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加上兵勇、伕役工匠等,共一万七千人,人称湘勇(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荃率湘勇攻克安庆后,朝廷才改称湘勇为湘军),兵随将转,兵为将有,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3]撰写《湘军志》的王闿运曾评论湘军:“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4]罗尔纲《湘军人物表》统计,可考的156名湘军将领中,湘籍者多达130人,占83%。创建湘军的目的是保卫家园,与太平军的战斗是一场家园保卫战争,“用诸生讨训山农。号曰湘军”。事实上,太平军与湘军都有很多湖南人,太平军到了中后期更以湖南湖北人为主,太平天国战争的双方太平军与湘军从某种程度讲是两湖人自己的战争。

随着湘军兵勇不断损耗,随时需要补充兵源,咸丰七年以后,湘军各部大量招募老勇,甚至包括太平军降兵,咸丰九年太平军降将韦俊杨载福投降,胡林翼即指示将韦俊部“强壮者数千”编为义勇五,湘军在长久发展中,士兵的素质起了变化,“新集之兵,莠民之贪惰者尔”。晚期的湘军与八旗、绿营已无区别,屠城暴行甚有过之。[5]

主要活动 编辑

湘勇首战于靖港被太平军击败,屡败屡战,在湘潭获得大胜,由于战功卓著,转战江南各省,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极盛,三河之役,李续宾部被歼灭,“湘乡处处招魂,家家怨别”[6],锐气顿减。胡林翼哀叹道:“此番长城顿失。……以百战之余,覆于一旦,是全军皆寒,此数万人,将动色相戒,不可复战。”[7]

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江南大营被攻破,钦差大臣和春战死,湘勇成为清政府唯一的主要力量,曾国藩被授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湘勇大力扩充,号令统一。咸丰十一年湘军中发生朱品隆唐训义不支援友军的事情,曾国藩叹此风一开,湘军不复再用。[8]1861年9月陷安庆。1864年7月,攻破天京,人数达到十二万人,当时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迨粤匪捻匪回匪之祸,藉楚勇淮勇之力以平之”[9]

曾国藩在攻下南京后,惟恐清廷疑忌,立即遣散湘军,改建为长江水师,其支系仍在安徽镇压捻军。曾国藩借助了安徽本土力量,发展了淮军,并培养了淮军首领李鸿章。1862年改用李鸿章编练的军队,以淮南地主团练为基础,故称淮军。

清政府在团练的基础上发展地方军,形成了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力量,不管是湘军或淮军皆以“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为方针,一改中国自北宋以来“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军事准则,形成了地方武装势力。

湘军在台湾 编辑

同治元年(1861年)至光绪21年(1895年),先后赴台戍台的湘军约2万余人,成为台湾抗击法军的主力。中法战争结束后,尚有1万3千多名湘军在刘铭传的统率下参加了台湾的开山抚番。中日甲午战争后,签立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时,尚有近万湘军不愿内渡,与台湾人一起反抗日军取台。湘军在台湾历次抵抗外国侵略者和戍防中作战阵亡或身染瘴疠死亡的官兵达数千人之多。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在数次上书反对割台终未能阻挡清廷与日签订《马关条约》后,便积极支持台湾人民抗日,但日本侦知中国督抚中有人暗中支持台湾人民抗日后便照会清廷严厉制止。后清廷旨令禁止督抚大员援台,谓“免滋口实”……刘坤一乃被迫放弃援台行动,遂使台湾的抗日斗争陷入孤立状态。

名臣和幕僚 编辑

湘军在平灭晚清的各地农民暴动中迅速成长,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巡抚提督者占尽朝中大半,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胜数。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投入到曾国藩麾下,还包括一批卓越的工程师、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容闳华蘅芳汪士铎徐寿等),当时他的幕僚多达三四百人。

除了曾国藩外,还有曾国荃左宗棠李续宾罗泽南彭玉麟郭嵩焘李鸿章刘坤一等等人物,成为晚清历史显赫的一页。后来的洋务运动也主要由湘军人物一手发起。左宗棠因为收复新疆的壮举,更是被誉为民族英雄。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被史学界称为“中兴三名臣”。

又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历史学家郭廷以言:“湘人‘苟能军,无不将帅者,苟能事,无不轩冕者’。是后四十年间,两江总督几乎是非湘系将领或与湘军有关的人物莫属。”

主要湘军人物(包括由湘军发展到淮军的人物):





  • 罗泽南,湘军缔造人之一,晚清著名程朱派经学家、理学家,官授浙江宁绍台道,加按察使衔、布政使衔。
  • 王錱,湘军大将,创立老湘营,前后歼灭太平军十余万人,英年早逝,官至道员,加按察使衔。
  • 王开化,湘军将领,官至道员,加按察使衔,后加布政使衔。
  • 刘腾鸿,湘军名将,官至直隶州知州
  • 刘檡昭,湘军主要将领。

湘军司令部 编辑

曾国藩坐镇之湘军司令部于1853年起设立于安徽祁门,与太平军悍将古隆贤赖汉英在此形成胶着对峙局面,数次几遭到古赖攻破,皆靠彭玉麟力救司令部方转危为安;至1861年9月收复安庆,曾国藩乃将司令部迁搬至安庆,准备进攻南京。

影响 编辑

湘军攻克南京之后,曾国藩大有问鼎中原之势,据称彭玉麟派人给曾国藩送来密信:“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10]此时清廷在军事上开始防备曾国藩,并采取一系列军事措施。例如以冯子材领兵驻镇江,都兴阿驻军和州,富明阿兵陈扬州,官文据守武昌,僧格林沁奉命剿安徽境内的捻匪,实则防范湘军。曾国藩经再三考虑,将大部湘军裁撤,仅左宗棠小部、李鸿章淮军部、和湘军水师留下。

争议 编辑

对于湘军的历史定位,历来都有很大争议。有人认为湘军是帮助了清政府,消灭了农民起义军,维护了专制皇权的统治。湘军所发展的淮军人物李鸿章作为众多不平等条约签订者,更是被部分人看做民族罪人。洋务运动也没有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湘军与淮军在清末开始变质,后来成为割据一方的北洋军阀,谭延闿程潜都是湘军出身。章太炎甚至认为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表现他对助清廷屠杀汉人的愧疚之情。[11]

湘军长期缺乏稳定的饷源[12]九江破城前,胡林翼称“水师、鲍营、义渠各营尚欠十二三万两”[13],只得纵容官兵掠夺财物,以维系军心,在攻破九江之后,“尸涌长江水不流”[14]。湘军军纪最坏要属曾国荃的吉字营与鲍超的霆军。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曾国荃部攻陷天京,施展杀戒,“沿街死尸十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15],“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16]彭玉麟痛恨曾国荃的残暴,两次劝曾国藩杀弟以大义灭亲,又指责湘军纪律日坏、曾氏治军无方。曾国藩回信说:“舍弟并无管、蔡叛逆之迹,不知何以应诛?不知舍弟何处开罪阁下,憾之若是?”又说,“鄙人在军十年,自问聋聩不至于此。”[17]鲍超虽作战勇猛,但军纪败坏,郭嵩焘说他“所过残灭如项羽”。[18]陕西巡抚刘蓉曾写信给曾国藩,庆幸“霆军”不入陕:“鲍军无意西来,所过又多残暴,诚不愿其复至,恐如梳如篦,遂至如剃,则困苦尤所难堪。”[19]抢掠与放纵却严重的削弱了湘军的战斗力,更坚定了太平军决战到底的决心,湘军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例如李续宾部在九江屠城后,在三河被太平军全歼[20],又如南京城破后,李臣典“戮绝妖男,虏尽良女”,日夜宣淫,一夜“连御十女”而暴亡。可以说晚期的湘军在腐败已经超过了绿营,“大都带勇专为牟利,其虚籍克饷,智计百出,视绿营又加厉焉”[21]。湘军将领中,“朱品隆、唐义训、李榕诸将皆以持重不战,全军为上,及李续宜诸将成大吉、毛有铭等,专求自全。湘军锋锐始顿”[22]。曾国藩深知湘军已是强弩之末,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由,主动向朝廷请旨裁减湘军。

注释 编辑

  1. ^ 《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卷三
  2. ^ 于台湾苗栗县铜锣乡也有一双峰山
  3. ^ 萧一山《清代全史》:“湘军将领之服从曾国藩。在道义不在统属。”
  4. ^ 王闿运:《湘军志》卷 15 《营制篇》, 1875 年成都官书局刻本。
  5. ^ 曾国藩寄曾国荃信:“屠城以泄其愤,迪庵(李续宾)在九江亦是如此办法”(《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6. ^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八《复左季高》
  7. ^ 《胡林翼全集·书牍》卷10
  8. ^ 《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七《批唐桂生禀》
  9. ^ 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一,薛福成:《叙团练大臣》
  10. ^ 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
  11. ^ 章太炎《检论》:“既振旅,始为王船山遗书,可谓知悔过矣。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贤孙,百世不能改也。”又指出,“衡阳遗书数十种,素未现世,实国藩为之刊行,湘人父老相传,以为国藩悔过之举也。”
  12. ^ 王闿运《湘军志》〈筹饷篇第十六〉中述及:“湘军起贫苦、同饥饿,转战五千里,饷皆自釐金给之”。
  13. ^ 《胡林翼集》二,第172页
  14. ^ 彭玉麟:《克复九江屠城》
  15. ^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
  16. ^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
  17. ^ 《书信·复彭玉麟》
  18. ^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1册
  19. ^ 刘蓉:《养晦堂文集》卷7
  20. ^ 洪均:《湘军三次屠城考论》
  21. ^ 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四
  22. ^ 王闿运:《湘军志·江西篇》

参见 编辑

外部链接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