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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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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目為澳門歷史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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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事件(葡萄牙語:Motim 1-2-3)是澳門歷史上一次大規模反對澳葡政府的動亂,事件名稱取自1966年12月3日發生的嚴重警民衝突,衝突中有8人死亡、200多人受傷,事後葡萄牙政府在澳門的管治威信喪失,也導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勢力在事實上控制了澳門,左派勢力得以在社會各個階層紮根,也因此導致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在澳門的勢力被完全肅清。左派在澳門的成功經驗助長其擴張勢力的信心,間接促成了鄰近香港六七暴動

目录

背景编辑

從1553年(明朝嘉靖32年)葡萄牙人進入和賃居澳門至1887年(清朝光緒13年)的334年間,中國明清兩朝政府一直在澳門設置各種管理機構,委派守澳官、縣丞同知參將等文武官員管理澳門的行政、軍事、司法和關税等事務。直到鴉片戰争後,葡萄牙人不斷侵奪澳門的領土主權。到了1889年,葡人共佔領了相當於今天整個澳門地區的面積[1]。1887年12月1日,葡萄牙王國和大清國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規定「葡國永駐管理澳門及屬澳之地……定準由葡國堅允,若未經中國首肯,則葡國永不得將澳地讓與他國」。

事件起因编辑

1966年11月,澳門離島氹仔的基層工人因小孩貧窮無法讀書上學,故向當時的工務局申請擴建校舍,然而經過24次交涉和申請後無果,故民眾按照慣例先行搭棚動工。時海島市行政局代局長晏德地(葡萄牙語:Rui de Andrade)在11月15日上班途中發現學校門前搭起棚架,大吃一驚,於是派出警察前往勸止,工人不聽勸告,更發生警民衝突,造成24人受傷,警方又拘捕在場採訪的一名《澳門日報記者,是為一二·三事件的導火線「氹仔事件」[2][3]

同日中午一時,澳門中華總商會派人與海島市行政局聯絡,建校代表亦派人前往該局交涉,但其中4人尚未見到局長,即被拘捕解押來澳拘留一晚,後來在商會副會長崔德祺的協助下保釋。事情發生後,當時被譽為澳門華人社群領袖何賢曾拜會護理總督施維納(葡萄牙語:Mota Cerveira),請求他謹慎處理事件,然而施維納態度強硬,不理會何賢的勸導[4]

事件經過编辑

1966年11月18日,氹仔居民提出「懲兇、不要阻撓辦學、傷者獲得賠償、撤銷入獄20天之判案並保證以後不再有同樣事情發生」共五項要求。22日,澳門親北京社團代表舉行座談會,譴責事件,並威脅「要進行鬥爭」。另一方面,新任總督嘉樂庇11月25日抵澳履新,並於29日下午接見工商界代表,表示動用警察處理建校一事失當,也承諾成立一個由官方和民間中立人士組成的調查委員會,徹查有關事件,然而澳門中華總商會並未應總督的邀請派出民間代表參與調查委員會,致使該調查委員會無法運作,而親北京社團代表的抗議行動繼續升級,澳門總督府(現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每天都有抗議的人群[4]

衝突惡化编辑

 
一二·三事件中受衝擊的市政廳,現為民政總署大樓

12月3日中午12時許,總督府門前發生衝突,事件開始演變成大規模騷動,一些左派人士闖進澳督府,高唱紅歌、朗讀毛語錄,又推翻警車,警察先使用警棍,後出動防暴水車試圖驅散示威者。消息傳出後,前來示威的群眾愈來愈多,下午3時後,群眾摧毀位於議事亭前地、在關閘事件中帶領葡萄牙士兵佔領關閘美士基打的紀念雕像並將之掉入內港,又破壞葡萄牙早期航海探險家歐维士的石像,市政廳和位於仁慈堂大樓地下的公證署也遭衝擊。4時半左右,群眾沿龍嵩街前往警廳,警廳立刻關上欖閘,因群眾衝擊警廳,警廳內防暴警察在閘門縫隙向外施放催淚彈,並開槍射擊,造成2人死亡。警方又出動防暴車駛往市政廳前掃射水喉,驅趕示威者。總督隨後在傍晚6時頒令戒嚴並實行宵禁。由於戒嚴緊急,許多居民並無心理準備,其後幾天又有數人在街上遭亂槍射殺,一名居民甚至因伸首窗外觀望被流彈擊中。據官方統計,共有8人被打死,212人受傷,62人被逮捕,坊間則指出有11人被打死[4]

中葡談判编辑

事件發生期間,葡萄牙里斯本政府和澳門政府實施新聞封鎖,在澳門的葡文報刊被禁,葡萄牙本土和海外省的報章也被禁止報道此一消息。此外,中國在澳門周圍也明顯加強軍事佈防。在澳門的葡人也大多躲入加思欄兵營,也有人排隊等候簽証赴港。另外,澳門元開始貶值,銀行出現擠提,市面一片蕭條[4]

1966年12月10日,中國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與當時在澳門的親中共社團向澳督嘉樂庇提出六項要求,當中內容包括「立即向澳門同胞當面認罪和簽具認罪書」,澳門親北京社團也向嘉樂庇致抗議書,提出類似要求[4]。本來強硬態度的嘉樂庇在與華商領袖何賢會面後,翌日向葡萄牙殖民地部發出的一封電報︰「他(何賢)還告訴我已經有一萬個紅衛兵集結在澳門附近,而陸軍總司令就通知,有持械的解放軍集結在關閘附近。海軍方面則通知,有4艘中國軍艦進入了澳門水域。」[2][5]儘管葡萄牙政府不接受澳門總督公開道歉一項,澳門政府秘書處仍於12月12日晚上11點半發出通告,表示「全部接受」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以及澳門親北京社團所提出的要求,並邀請澳門的親北京社團代表12月15日到澳督府會面,予以正式答覆。然而,澳門的親北京社團代表認為澳葡當局沒有具體列出對有關要求的答覆,並未允約前往[4]

12月21日起,澳葡政府被迫每天派出代表到拱北與廣東省外事處就認罪書內容展開談判。根據當時港英政府的報告,澳葡方面向他們發信,問如果撤走,需時多久,以及香港能否給他們暫駐[3]。同年聖誕節前夕,總督收到「認罪書」的文本。經過一周的談判,雙方基本達成共識。然而葡萄牙里斯本政府並未接受該「認罪書」的內容,於是雙方繼續就認罪書文本磋商,經四次修改仍未達成協議[4]

1967年1月2日,澳葡政府發出公告,禁止在澳門進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敵對的活動,禁止懸掛被視為敵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國旗幟、徽章、標誌等。」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在澳門設置或支持的機構和團體被查封,中國國民黨在澳勢力被全面清除[4]

1月20日,澳門親北京社團舉行大會,決定成立「研究制裁澳葡小組」,並且在1月24日確定制裁方案,包括不向澳門政府繳納一切稅項、不售賣物品給澳門政府及其官員,以及一律不為葡萄牙官兵提供服務。廣東當局亦於1967年1月關閉與澳門接壤的關閘,禁止中國內地糧食及食水輸往澳門,迫使澳葡政府屈服[2][4][5]

葡萄牙政府派遣一個由外交部、海外部的代表和前總督白覺理(Pedro Correia de Barros)組成的代表團到澳門瞭解情況,並提出進行談判的要求,但遭廣東省當局拒絕。代表團返葡後,葡萄牙內閣改變以往的立場,表示「不反對總督簽署認罪書」,但仍然堅持「認罪書」的內容不能對外發表,然而該項要求仍被中國政府拒絕。1月27日,澳門政府發表聲明,對「此次事件的死難者遺屬、受傷者、被捕者和遭受各種損失的受害者,以及全體澳門中國居民認罪、賠禮,並表示深切的歉意」,又「全部接受澳門中國居民代表所提的6項要求」,承擔死難者的全部喪葬費和撫恤費以及其他受害者的一切損失,共計2,058,424澳門幣。1月28日,澳葡政府簽署《澳門政府對華人各界代表所提出的抗議書的答覆》,翌日由澳葡政府代表送到拱北之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由梁培、何賢馬萬祺與譚立明等十三個其中斡旋之華人代表見證之下,一二·三事件方告一段落。涉及氹仔事件的護督、行政官員及鎮壓師生的官員亦先後離開澳門[2][4][5]

談判過後编辑

事件過後,澳葡政府大權旁落,迅速失去統治意志,在政治上一切都要以中國共產黨的意圖為依歸,例如配合中共清洗在國民黨在澳門的勢力(一二三事件前國共勢力相平衡)等。親中共的當地華人領袖何賢成為事實上的「影子澳督」,當時甚至有香港人嘲笑澳門為「半個解放區」,澳門社會自此被左派控制[2][5]

後續發展编辑

1975年,新成立的葡萄牙文人政府提出歸還澳門,但鑑於當時文革尚未结束,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一片混亂,沒有心思去考慮收回澳門的問題[2]

1987年4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葡萄牙共和國簽署《中葡聯合聲明》,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在1999年恢復行使澳門主權。1999年12月20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行使澳門主權,結束葡萄牙人在澳門一百多年統治(不包括1553年至1849年澳門的行政、司法、稅收等權仍屬廣東地方政府所掌握的時期)[1][6]

影響编辑

事件雖然不因中國文化大革命而起,然而澳門親北京左派藉着中國大陸文革的影響,引入文革式鬥爭手段,通過「反殖愛國」鬥爭企圖奪取殖民地政府的權力[7][2][3]

影響澳門人的意識形態编辑

一二·三事件後,左派勢力迫使澳葡政府屈服並得以在社會各個階層紮根,讓現時澳門社會普遍親中,身份認同上傾向中國大陸,澳門的本土身份認同感難以營造。澳門人對中國文化以至中國政府有強烈的認同感,在中國政府眼中,作為一國兩制的試驗品,澳門比香港更成功[8]。澳門在本土身份的建構方面也比鄰近的香港弱得多[9]

對香港的影響编辑

一二·三事件是香港「六七暴動」爆發的起因之一,1967年,香港左派受澳門左派在事件中大獲全勝的鼓舞,到澳門學習「鬥爭經驗」,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副社長祈烽兩人在內部會議總結澳門「勝利」時,聲言要在香港「大幹一場」,此後新華社香港分社及左派陣營積極捕捉發動鬥爭的機會[5]

與香港六七暴動比較编辑

澳葡政府對一二·三事件和港英政府對六七暴動的應對方法不同,當年澳葡當局選擇「認罪道歉」,而港英當局則「絕不妥協」,並且一直堅持平亂直到中共強行下令香港左派終止暴動為止。這兩種不同的應對手段,直接導致這兩個殖民地在暴亂後長達20年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跡。澳葡政府失去統治意志後,澳門就陷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全面停頓的狀態;而在對岸的港英政府在挫敗左派暴動後,統治意志表現得非常堅定,且民望高企,經過對六七暴動深層次原因的檢討,進行相關的大規模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深刻改革,在1970到80年代的黃金20年間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相比之下,澳門的停滯、沒落就顯得特別突出。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澳門居民與香港不同,並不反對「回歸」,希望藉「回歸」來改變澳葡政府不作為的局面[2]

參考文獻编辑

參考來源编辑

  1. ^ 1.0 1.1 黃啟臣. 《16- 19世紀中葉中國政府對 澳門行使主權和實施管理》. 《行政》: 491 -500. 
  2.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程翔. 「一二.三事件」,港澳殊途命運的起點. 端傳媒. 2016-12-03 [2017-09-30]. 
  3. ^ 3.0 3.1 3.2 梁仲禮. 通識導賞﹕香港有「六七」 澳門有「一二三」 左派鬥爭兩種收場. 明報. 2016-11-27 [2018-0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1-31). 
  4. ^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吳志良. 《澳門政治發展史》.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9: 第四章 葡萄牙殖民管治時期. ISBN 9787806185742. 
  5. ^ 5.0 5.1 5.2 5.3 5.4 Crystal Fung & Lee Chin Ying. 文化大革命催生六七暴動【「六七暴動的成因與影響」講座(上)】. 獨立媒體. 2013-08-14 [2018-01-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1-31). 
  6. ^ 1553、1849澳門歷史上兩個值得重視的年份——從《基本法·序言》16字概括談起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7-10-01., 1994年1月“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会”論文
  7. ^ 蘇嘉豪. 澳門人必須知道的歷史. 論盡媒體. 2014-12-03 [2018-01-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2-01). 
  8. ^ 仇國平. No Money Buys Love: 經濟愈發達民怨愈大的澳門. 信報. 2014-02-17 [2017-09-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08). 
  9. ^ 李展鵬. 20年前,一場雨的預言──一個澳門人寫給香港的情書. 天下雜誌. 2017-06-09 [2017-09-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24). 

參見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