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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重定向自毛澤東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汉语拼音:Mao Zedong),润之[a]中国湖南湘潭[1]:3813中国共产党20世纪上半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重要政治家、思想家、军事战略家、外交家、诗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时辖于清朝),毕业于湖南省立高级中学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参与建立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曾短暂加入过中国国民党。1945年中共七大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1949年领导中国共产党赢得国共内战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至1959年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9年卸任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此后至1976年9月逝世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及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中国共产党自1945年6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10月建国始至1976年9月的最高领导者,1976年9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遗体保存安放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至今。

毛泽东
同志
Mao Zedong portrait.jpg
毛泽东像(1964年版官方标准像)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45年6月19日-1976年9月9日
(1943-1956年兼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主席)
第一副主席 刘少奇(1956-1966)
林彪(1966-1971)
周恩来(1973-1976)
华国锋(1976)
前任 首任(设党主席)
张闻天(总书记)
继任 华国锋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45年8月23日-1949年10月1日
1954年9月8日-1976年9月9日
第一副主席 朱德(1945-1949)
林彪(1959-1971)
叶剑英(1973-1976)
继任 华国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 朱德
继任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任期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Charte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logo.svg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49年9月21日-1954年12月25日
继任 周恩来
任期
1954年12月25日-1976年9月9日
(名誉主席)
个人资料
润之
出生 (1893-12-26)1893年12月26日(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大清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今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韶山乡
逝世 1976年9月9日(1976-09-09)(82歲)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
墓地 毛主席纪念堂(未下葬,遗体被保存供瞻仰)
39°54′04″N 116°23′29″E / 39.9010°N 116.3915°E / 39.9010; 116.3915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党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1921年–1976年)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1923年–1927年)
配偶 罗一秀
(1907年–1910年)
杨开慧
(1920年–1930年)
贺子珍
(1928年–1937年)
江青
(1938年–1976年)
儿女 长子毛岸英、次子毛岸青、三子毛岸龙、长女杨月花、四子毛岸红、五子早夭、次女下落不明、三女李敏、六子“阿廖娃”、四女李讷
父母 父亲毛贻昌
母亲文素勤
母校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宗教信仰 无神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签名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执政集体在革命实践中积累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定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有效实践,是指引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其后社会主义改造取得成功的指南方针,将其本人定位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以及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民众尤其是经历过毛泽东执政时代的年龄层群体多称其为“毛泽东主席”或“毛主席”。毛泽东也是同时期国际社会的主要政军界人物,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抗日战争)、冷战时期和东南亚的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少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诸多研究、思想和决策都客观正确地分析了世界及中国局势,对中国国内各阶层尤其是农民阶层了解深刻,其军事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获得胜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建国之后,毛泽东主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取得成功;主导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0年代争取到苏联的大量援助,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基础;并在1960年代中苏交恶的拮据时期仍然领导中国依靠自身成功研发了核弹导弹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极大增加了国家的军事竞争力、国际话语权和保障社会安全稳定的筹码。

但与此同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他也发动了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先后使社会形势陷入乱局,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具体表现为国家宪法及法律、党内的党章条例和民主集中制失去约束力,公民、党员的合法人身权利失去保障和维护;工农业生产在快速追赶指标的过程中求快求量而不保质,导致大量次品被生产,无效消耗巨量资源及产能,并出现大幅度夸大实际产量的“放卫星”现象,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底层劳动人口不堪重负、丧失劳动积极性从而重挫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发展指标,使经济倒退,出现饥荒;教育业废弛,高考停摆,各学段学校罢课,教师、知识分子群体被停职批斗折磨。一大批适龄的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阶层被迫失去正常接受教育的机会,参与“红卫兵”、“造反派”等组织或被勒令“上山下乡”至农村、工厂等地参与劳动以及到全国各地参与“串联”,造成人才断层,严重影响这一群体在日后到来的高科技、知识化、信息化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国内高等院校破格招收学业水平不够格的“工农兵学员”令教育资源严重浪费;物质及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遭受折损,国内一些寺庙、古迹、诗书古籍等与当局主张相悖的遗存遭到不可修复的巨大破坏甚至损毁。一些艺术家及宗教界人士遭受批斗与迫害;针对其本人的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伟大的领袖及导师”、“大海航行的舵手”、“红太阳”等称谓集中出现,引领了同时期的意识形态,体现在歌剧歌曲、文学诗歌、电影等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并且为“四人帮”一类别有用心的政界人士所利用,包括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十大元帅的彭德怀贺龙等在内的一批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在其间遭受批判、折磨甚至因此殒命,这些运动产生的消极后果均重创了彼时国力尚有限的中国正常的发展和建设。也因此国际历史学界在研究讨论此段历史时多对其具有争议或批评意见,包括中国官方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时亦承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相关决策上犯有错误评估形势时局的历史错误。

但总体上,中国官方层面仍因其领导革命斗争胜利与国家建立的功劳而给予其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是中共党员及国内高校、中小学的必修内容,其诞辰和忌日官方和民间也会举行纪念活动,其标准像至今仍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中心处的两段标语之间,并且自第五套人民币始各个面值的人民币钞票正面都以毛泽东像作为人物图案。

此外,毛泽东在文學书法方面也有一定造诣,其有诗作《沁园春·雪》、《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独有的毛笔草书字体等艺术遗产传世,在中国亦广泛闻名。

目录

生平

早年生涯

 
毛泽东童年时期的家位于韶山冲,摄于2010年,现为旅游景点。
 
1919年的毛泽东

光绪十九年(1893年)11月19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今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他的父亲毛贻昌是一名富农,原籍江西吉水。他的母亲文七妹则是普通农村妇女[2]。毛泽东8岁被送入私塾读书,接受了儒家的传统教育[2]。13岁之后的两年时间,他辍学在家与长工们一起种田,对农民的疾苦深有体会[3]。1910年,毛泽东16岁时请亲戚说动父亲允许他去“洋学堂”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上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梁启超维新派的改良思想[2][3]武昌起义爆发后,长沙革命党率先响应起义,毛泽东投入革命军,成为湖南新军的一名士兵[2][3]。随即毛泽东以第一名考入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半年后毛觉得课程少而规则繁琐而休学,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西方政治和科学的经典著作[2][3][4]。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不收学费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1914年2月,随该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6月毕业。早期即開始革命活動,接受並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創辦《湘江評論》[1]:3813。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创建新民学会[5]。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共產主義小組[1]:3813

李大钊的言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6][7]。此外,毛泽东首次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8]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毛泽东等人组织学生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以响应北京运动[6]。1919年7月,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但8月中旬便被张敬尧查封[9]。1919年9月,毛泽东在当时联省自治运动中于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主张湖南自治[10];1920年9、10月间,他个人或与他人联名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11]。1920年之前,毛泽东坚持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12]。但驱张运动依赖于军阀的最终成功,以及湖南自治运动的最终失败,却使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倾向于改良主义转变为倾向于马克思主义[11]

1920年9月,毛泽东被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培基聘请担任一师附小主事、一师校友会会长[13],寄宿于朱劍凡创办的周南女中教工宿舍[14]。对罗素在长沙的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毛泽东听后反倒是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取这个恐怖的方法。”[15]

中共建党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1927年的毛泽东

1921年7月,毛泽东与何叔衡一起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周佛海一起担任会议书记员。會後,任中國共產黨湘區(包括江西安源)委員會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團聯合會總幹事[1]:3813。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担任书记职务[16]。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因党务繁忙未能出席会议[17][b]

1923年6月,毛泽东到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局秘書[1]:3813

毛泽东參與中國共產黨幫助孫中山改組中國國民黨之活動,在中國國民黨第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並任宣傳部代理部長[1]:3813

毛泽东一面与国民党内的反共势力(毛称之为“国民党右派”)周旋,一面维护国共合作,他起草并与陈独秀联合签署了一系列文件,他写道:“(对右派的言行)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但仍强调“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因此在中共党内,他被张国焘和李立三嘲讽为做“国民党的工作”、是“胡汉民的秘书”[19]:81

1924年12月,重病的毛泽东请假回到湖南韶山休养,缺席了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并在中央局委员的选举中落选。

1925年12月,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20]。提出堅持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之領導權[1]:3813。1926年1月1日至9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1月8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舉行,下午毛泽东报告宣传部兩年經過狀況[21]:2370。1月16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舉行,選出第二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24人:白雲梯、毛澤東等[21]:2377。受主席团委托,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会上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22]。1926年主持廣州农民運動讲习所(第六屆),為黨培養大批農民運動骨幹[1]:3813

1926年9月1日,毛澤東為《農民問題叢刊》撰序,題為《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所謂國民革命運動,其大部分即是農民運動」,「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地主階級特權,則軍閥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基此理由,我們的同志於組織工人、組織學生、組織中小商人許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決心,去做那組織農民的浩大的工作。」[21]:25109月,毛澤東發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論述農民運動與國民革命之關係,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文章希望有大批同志下決心去組織農民之浩大工作,「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21]:2532。1926年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3813。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漢口召開政治局特別會議(即政治局與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鮑羅廷之聯席會議),陳獨秀在會議上作政治報告,指出從江西戰場勝利以後,我們和中國國民黨之關係發生許多新變化,出現許多危險傾向,使聯合戰線隨時都有破裂之危險;報告提出挽救聯合戰線破裂之七項策略;在土地問題上,陳獨秀與多數同志反對毛澤東提出之激進政策,主張實行減租減息之政策;為此,會議通過《關於湘鄂贛三省農民運動決議案》[21]:2581。12月28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和農民代表大會閉幕,是日毛澤東向大會報告革命戰線聯合問題,略謂:「反革命方面已有國際、全國和全省的聯合戰線組織,革命方面也應有同樣的聯合戰線來抵抗他們。」,毛澤東斥責「惰農運動」之類反革命宣傳:「現時湖南雖然是由國民政府所統治,但實際上還是國民政府與趙恆惕之餘孽——土豪劣紳共同的統治,他們的勢力還很大。」,勉勵代表們加強鬥爭[21]:2592

1927年到武漢任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主持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1]:3813。1927年与邓演达等在武昌创办并主持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分所[23]。1927年1月4日,毛澤東啟程到湖南農村考察農民運動,1月4日至1月9日先後在湘譚縣之縣城、銀田、韶山一帶考察,1月9日至1月14日到湘鄉縣考察,1月15日至1月23日到衡山縣考察,1月24日回到長沙,將湘潭、湘鄉、衡山三縣之調查情況向中共湖南區負責人作詳細報告,1月27日至2月3日到醴陵縣考察,2月4日回到長沙,2月5日歷時32天之湖南五縣考察結束[21]:2599。1月22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農民運動講習所已組成籌備處,由湖南省黨部推舉以周以栗、毛澤東、陳克文,湖北省黨部推舉陳蔭林、張眉宣、李漢俊等為籌備員[21]:2613。3月5日,毛澤東從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實地考察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農民運動後,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在是日出版之中國共產黨湖南省機關刊物《戰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期合刊上發表[21]:2640。提出依靠農民同盟軍進行革命鬥爭之主張,揭露和批判陳獨秀之右傾投降主義[1]:3813。3月7日,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決定將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農民運動講習所改由中央辦理,是日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在武昌正式上課,鄧演達、毛澤東、陳克文三人為常務委員(系農講所最高領導機構),聘周以栗為教務主任,陳克文為訓育主任,李剛為事務主任,郭增昌為總隊長,惲代英彭湃方志敏等擔任講課[21]:2642。3月15日,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舉行第五次會議,出席委員27人,譚延闓主席,丁超五報告「陽新慘案」詳情,議決組織委員會,指定鄧演達、吳玉章、毛澤東三人為委員,與湖北省黨部、湖北省政務委員會、省農民協會開聯席會議處理;河南全省武裝農民代表大會是日至3月21日在武昌雄楚樓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舉行,出席代表69人,代表45縣40萬武裝農民,推王法勤于樹德、陳克文、鄧演達、劉莪菁、郭安宇等13人為主席團,陳克文、毛澤東、陸沉、鄭振宇在大會上分別作廣東、湖南、湖北、河南四省農運狀況報告,李立三作中國職工運動報告[21]:2649。3月28日,中央農民部在武昌召開各省農協執委聯席會議,鄧演達、陳克文、毛澤東、周以栗、陸沉、方志敏、陳子林等出席,決定組織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領導全國農運,時全國有組織之農民已達800萬人[21]:2664。3月30日,湖南、廣東、湖北、江西四省農民協會代表和河南省武裝農民自衛軍代表,在武昌召開聯席會議,選出彭湃(廣東)、易禮容(湖南)、方志敏(江西)、陸沉(湖北)、蕭寅谷(河南)及毛澤東、徐謙孫科譚延闓、鄧演達、唐生智張發奎譚平山13人為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譚延闓、譚平山、毛澤東、鄧演達、陸沉5人為常務委員,毛澤東兼任組織部長,主持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工作,並決定在5月15日召開全國農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680名[21]:2665-2666。4月2日,武漢中央土地委員會成立,推徐謙顧孟餘、譚平山、毛澤東、鄧演達為委員[21]:2670。4月3日,湖北麻城縣土豪利用紅槍會策動武裝暴亂,殘殺革命幹部和軍民,包圍麻城縣城,毛澤東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中組織學員中組織學生軍300名,於4月14日開赴麻城,平息暴亂[21]:2672。1927年4月底到5月初,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0]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 创建红军与农村根据地

 
1931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2月。[24]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作于1927年9月。[25]

1927年6月16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農民協會一月來多,農民犧牲者達一萬數千人,是日全國農協臨時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譚延闓譚平山鄧演達、毛澤東、陸沉呈請國民政府採取措施,明令保護農工組織及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21]:2739。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舉行擴大會議,討論反動到來時如何保存農村革命力量問題,陳獨秀提出,國民革命各軍招兵時,農民協會之會員和自衛武裝可應徵加入,蔡和森主張上山,毛澤東、陳獨秀也同意上山,會議在討論對付湖南反共事件時,仍然堅持聯唐(生智)反蔣之政策[21]:2756四·一二事件七·一五事件发生之后,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出席會議有中央委員12人,候補中央委員3人,共青團中央委員5人,地方代表2人,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和中共中央秘書處負責人也參加會議,陳獨秀未能與會,瞿秋白、李維漢主持會議,會議在共產國際之幫助下,總結大革命失敗之經驗教訓,就國共兩黨關係、土地革命、武裝鬥爭等問題進行討論,會議堅決糾正以陳獨秀為代表之右傾投降主義,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中國國民黨之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中國共產黨當前之主要任務,選舉中央臨時政治局,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徵、向忠發、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彭湃、任弼時9人為委員,周恩來、鄧中夏、毛澤東、彭公達、李立三、張太雷、張國燾7人為候補委員[21]:2788。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之政治局擴大会议(通稱「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論斷,毛泽东等7人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作为中央特派员领导边界秋收起义,創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在井岡山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3813。8月8日,武漢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四十四次會議議決,開除跨黨中國共產黨員之中國國民黨黨籍:一、由中央黨部下令,凡列名南昌革命委員會之跨黨黨員譚平山、林祖涵、吳玉章、惲代英、高語罕,開除黨籍,並免職通緝拿辦,二、列名中國國民黨執監及候補執監委員之跨黨黨員楊匏安、毛澤東、董用威、鄧穎超、許甦魂、韓麟符、于樹德、江浩、夏曦等,一律開除黨籍並免職[21]:2789。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長沙北郊沈家大屋召開會議,討論和制定秋收起義計劃,決定以共產黨之名義組織工農革命軍,沒收地主土地財產分給農民,廢除苛捐雜稅,建立工農民主政府,並決定成立領導秋收起義之黨之前敵委員會,以毛澤東為書記,以長沙為中心,在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平江、安源、岳州七處同時發動起義[21]:2798。9月9日,湘贛邊界爆發秋收起義,由中共中央特派員毛澤東和中共湖南省委領導,原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平江、瀏陽農民軍和安源之工人武裝等參加,起義部隊編成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盧德銘任總指揮,余洒度任師長,毛澤東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下轄4個團[21]:2813-2814。9月11日,工農革命軍第三團在毛澤東領導下,在銅鼓起義,占白沙鎮,次日占瀏陽東門市,9月14日被唐生智部新編第八軍兩個團及地主武裝包圍夾擊,激戰6小時後,向瀏陽上坪撤退[21]:2816。9月14日,毛澤東在瀏陽上坪以前委書記名義通知秋收起義各部隊到瀏陽文家市集合,9月19日各路起義部隊約1,500人在文家市會師,次日離開文家市,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9月25日克蓮花縣城,9月29日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進行「三灣改編」,確立共產黨對軍隊之絕對領導,部隊縮編成一個團,改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人數不足一千[21]:2817-2818。10月3日,工農革命軍到達寧岡縣古城,毛澤東在文昌宮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總結秋收起義經驗,討論在井岡山開展游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問題,10月7日進抵茅坪,10月27日到達井岡山中心茨坪,和當地之農民革命武裝王佐袁文才部滙合,開始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21]:2832

1928年1月4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一營和第三營之一個連攻打遂川,在大坑打垮蕭家璧之靖衛團,縣城之敵聞訊棄城逃跑,次日紅軍乘勝占領遂川城[21]:2912-2913。2月3日,中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舉行首次會議,決議開除隸屬共產黨之中央執行委員譚平山林祖涵于樹德吳玉章楊匏安惲代英6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許蘇魂、夏曦韓麟符董必武屈武鄧穎超7人黨籍[21]:2940。2月21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兩個團自遂川攻打寧岡新城,殲滅守軍多人,擊斃營長王國政、靖衛團長李樹滋,活捉縣長張開陽,俘敵軍400餘人,並占領新城,是日在寧岡礱市開萬人大會,成立寧岡縣蘇維埃政府[21]:2962。3月11日,朱培德所部第五路軍第二十七師師長楊如軒派第二十五團與第七十九團由永新出發,第八十一團由遂川出發,分三路包圍井岡山紅軍,3月13日下午第二十五團陷茅坪,毛澤東率紅軍千餘退走湘邊,紅軍袁文才部千數百人退向隴西,同日第七十九團陷古城[21]:2981。4月10日,江西第五路軍第三軍軍長兼南昌衛戍司令王均致電長沙程潛白崇禧報告毛澤東率部分兩路由遂川進至湘東,請派湘軍「協同兜剿」[21]:3012

後與朱德、陳毅率領之一部分部隊會師,組成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朱德任軍長[1]:3813。4月28日,毛澤東率井岡山紅軍經酃縣回到礱市,是日與朱德率領之南昌起義部隊會師[21]:3031。5月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成立,江西寧岡礱市黨、政、軍、工、農、商、學各界召開群眾大會,慶祝朱德與毛澤東兩支部隊勝利會師,大會執行主席陳毅宣布成立中國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朱德、毛澤東分別講話,兩軍會合後,王爾琢為參謀長,陳毅為軍委書記,部隊編為第十師、第十一師、第十二師三個師,第十師師長朱德(兼)、黨代表宛希先,第十一師師長毛澤東(兼),第十二師師長陳毅(兼),下轄9個團,全部兵力一萬多人,大部為湘南農軍[21]:3039[26]。5月20日,中共湘贛邊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茅坪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總結井岡山根據地半年來的鬥爭經驗,提出加強黨的領導,深入土地革命,鞏固和擴大革命根據地的任務,會議選舉特委委員23人,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之湘贛邊界特委[21]:3059。5月,毛泽东与永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结婚[c]。6月1日,魯滌平何鍵急電廣州李濟深,謂朱德、毛澤東、袁文才等部以江西寧岡為根據地,分別在茶陵酃縣各地滋擾,刻正與南昌王鈞部會剿,望駐粵邊軍隊嚴密防堵,以免竄逃[21]:3070。6月17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21]:3087。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會後舉行六屆一中全會,選舉中央委員毛澤東等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21]:3106。23名中央委员,毛泽东排第12位。7月13日,朱德、毛澤東率領紅四軍攻占湖南酃縣,湘軍退守茶陵[21]:3108。8月19日,朱德、毛澤東部紅軍攻占湖南桂東縣[21]:3140。8月23日,吳尚、范石生奉魯滌平、何鍵急電,指揮所部分三路進攻桂東朱德、毛澤東部紅軍,激戰三畫夜,朱、毛率部向寧岡退卻,8月26日吳尚陷桂東[21]:3143。8月28日,何鍵自長沙赴湘南「督剿」朱德、毛澤東等部紅軍,湘省清鄉督辦處獲悉,江西紅軍朱德、毛澤東部與湘南寧遠、藍山、新田、祁陽一帶紅軍周文、陳光保等部聯合,圖奪取衡陽[21]:3147。從1928年開始,先後寫《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創造性地提出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之戰略思想[1]:3813

1929年1月4日至1月6日,中共湘灨邊區前委、特委、紅四軍軍委和地方黨組織負責人聯席會議在寧岡柏露舉行,由毛澤東主持,決定彭德懷紅五軍及紅四軍第三十二團王佐部留守井岡山,紅四軍主力向贛南、閩西進軍,徹底粉碎敵人「圍剿」,開辟新之革命根據地[21]:3267。7月,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蛟洋舉行,提出「發動廣大群眾創造閩西工農割據」之總路線必須完成之18項任務,毛澤東就如何鞏固和發展紅色根據地方針問題作重要提示:「這就是:一、深入地進行土地革命;二、徹底消滅民團土匪,發展工農武裝,有陣地地波浪式地向外發展;三、發展黨、建立政權、肅清反革命。」[21]:342712月28日,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閩西上杭縣古田召開,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会议決議》),強調紅軍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樹立無產階級思想,糾正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觀念,紅軍必須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等項任務[21]:3505

林彪等疑问“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在古田就時局和紅軍行動問題覆紅四軍一縱隊司令員林彪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目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指明中國革命之發展前途[21]:3512。1月5日,紅四軍為粉碎蔣介石之贛、粵、閩三省「會剿」,實現「爭取江西」計劃,是日從古田出發,兵分兩路,由朱德率第一、三、四縱隊紅經連城、寧化越武夷山入江西,1月16日占廣昌,另一路由毛澤東率第二縱隊到龍岩地區迷惑敵人,掩護主力轉移移後,亦由連城、清流、寧化、歸化越武夷山入廣昌,到寧都東韶與朱德部會師[21]:3512。2月7日,毛澤東在吉安之陂頭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贛西特委及紅五、六軍軍委聯席會議(即「二七」會議),討論擴大紅色區域,深入土地革命,發展工農武裝,為奪取江西全省而鬥爭等問題,2月9日結束[21]:3530。2月下旬,中共湘贛邊界特委以整編地方武裝、研究攻打吉安之名,通知邊界各縣主要負責人帶領本縣武裝到永新城集中,原井岡山地區綠林頭領、受毛澤東團結改造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紅五軍第五縱隊領導之王佐袁文才率部開進永新城,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誤認為王佐、袁文才會叛變,率部包圍其住所,將袁文才槍殺,王佐逃離,在涉水過河時溺死[21]:3545。3月2日,朱德、毛澤東、彭德懷黃公略紅軍圍攻江西吉水唐雲山旅,是日成光耀旅、朱耀華旅到達城郊,紅軍退富都[21]:3547。3月下旬,朱德、毛澤東率紅四軍下江西南部南康,到新城,指向南雄江西省政府懸賞緝拿朱德、毛澤東,生擒者5萬元,擊斃者3萬元[21]:3564。4月1日,朱德、毛澤東率紅四軍克南雄,4月3日克始興[21]:3566。4月10日,朱德、毛澤東紅四軍攻克江西信豐,擊斃縣長吳兆豐、警察隊長王覃勳[21]:3571。5月4日,金漢鼎魯滌平張輝瓚、鄧英在南昌會商「剿共」第二步計劃已竣,是晨乘輪溯贛江贛州,與福建、廣東軍「會剿」朱德、毛澤東紅四軍[21]:3585

1930年6月5日,朱德、毛澤東紅四軍自尋烏經吉潭,到達福建武平,擊潰民團,克縣城,6月8日續克上杭[21]:3605。7月26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布告懸賞10萬元緝拿朱德、毛澤東[21]:3636。8月6日,紅一軍團朱德、毛澤東部克江西安義[21]:3646。8月23日,红一军团同红三军团在瀏陽永和市会師,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懷任副總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下轄第一、第三兩個軍團,共3萬餘人,同時成立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澤東任总前委书记,成立中国工农革命軍事委员会,毛澤東任主席,紅一方面軍組成後,決定第二次攻打長沙[21]:3656。8月30日,紅一方面軍分三路進攻長沙,朱德、毛澤東率第十二軍到達株洲附近,黃公略、林彪率第三、第四兩軍抵關刀鋪,彭德懷率第五、第八兩軍主力,抵湘陰港附近,一部則沿瀏長大道抵黃花市附近,是晚起紅軍總攻長沙,迭以火牛為前驅,猛衝何鍵軍所布電網,終因敵方火力太猛,未能攻破[21]:3660。9月13日,紅一軍團朱德、毛澤東部向株洲、醴陵轉移[21]:3669。9月14日,紅一方面軍停止進攻長沙,撤出陣地,向湘東、贛西進發,第二次攻打長沙失敗;是日,紅一軍團朱德、毛澤東部抵醴陵,後向萍鄉進軍[21]:3671。9月20日,紅一軍團朱德、毛澤東部分兵進駐攸縣、茶陵、萍鄉等縣[21]:3676。9月24日至9月28日,瞿秋白、周恩來等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全會補選中央委員7人、候補中央委員8人、中央審查委員2人,並改選中央政治局,毛澤東重新選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朱德等選入中央委員,此後,由瞿秋白實際主持中央中央工作[21]:3679-3680。9月29日,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栗到袁州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舉行會議,周傳達長江局再打長沙之指示,經毛澤東等多方說服,會議一致決定,放棄再打長沙,先打敵軍力量較弱之吉安[21]:3683。10月14日毛澤東給黨中央寫信,說各級指導機關「多為AB團的富農所充塞」,「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目前總前委正計劃這一工作」,11月下旬紅一方面軍在整軍中開展肅「AB團」半個多月,在4萬紅軍中肅「AB團」4400餘人,12月發生「富田事變」,肅「AB團」持續進行,從贛西南到全蘇區,從1930年到1934年,據事後調查,蘇區殺「AB團」達7萬餘人[21]:3602。10月25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在江西新喻縣羅坊舉行聯席會議;總前委書記毛澤東主持,會議討論紅一方面軍打不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敵軍「圍剿」問題;毛澤東根據敵強我弱之基本情況,提出不應打南昌,主張紅軍主力先向根據地內退卻,使力量對比發生有利於我之變化,然後集中兵力各個殲敵於運動中;經反復討論,得到大多數與會者贊同;10月26日會議通過《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的指示》[21]:3703。10月27日,朱德、毛澤東紅軍第一軍團第三、四、十二各軍,由新喻峽口攻取上高,圖斷袁州羅霖師與高安公秉藩師之聯絡;是日紅軍遭羅霖部襲擊,棄上高向清江轉移,集中新喻、清江以北及高安西南地區;魯滌平令所部分為三個縱隊,以張輝瓚、譚道源、羅霖分任指揮進攻紅軍[21]:3704。10月31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於10月25日起在江西新喻縣羅坊舉行聯席會議;在毛澤東主持下,分析政治形勢,總結攻打長沙、奪取吉安之經驗教訓,作出相應決議;是日會議通過毛澤東提出之「誘敵深入」方針,決定主力紅軍東渡贛江,準備反「圍剿」作戰[21]:3706-3707。1930年11月6日,蔣光鼐蔡廷鍇兩師由湖南抵達江西萍鄉,向蓮花水新之紅軍進攻;同日紅軍朱德、毛澤東、彭德懷各部分抵達撫州、新喻及福建、廣東邊境;何成濬即令魯滌平何鍵「跟剿」,次日公秉藩師由新崗嶺向新喻推進[21]:3713。12月9日,蔣介石電令各路指揮懸賞5萬元購緝朱德、毛澤東、彭德懷、黃公略[21]:3740

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瑞金成立,任命周恩來為書記,未到職前由項英代理,同時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兼軍委主席,毛澤東、朱德為副主席,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撤銷[21]:3764。9月15日,毛澤東指揮紅三軍團、紅四軍及紅三軍在方石嶺殲滅「剿赤」軍韓德勤師6個團及蔣鼎文師直機關及炮兵、步兵各一營,韓師損失大半,斃旅、團長3人,營長6人[21]:3919。11月2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在瑞金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21]:3997。此后毛泽东开始被称呼为“毛主席”。1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出第一號布告,內稱,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蘇區召開,會議通過政綱、憲法、土地法、勞動法、紅軍問題、經濟問題等重要法令,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選出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等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全國代表大會之後之最高政權機關[21]:4001

1932年3月中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贛縣江口圩舉行會議(江口會議),討論中央紅軍撤圍贛州後之行動方針,毛澤東提出向贛東北方向發展之主張遭否決,會議確定「以贛江流域為中心,向北發展」,迅速奪取中心城市之方針,中央紅軍一、五軍團組東路軍由毛澤東率領在贛江東岸活動,三軍團、紅十六軍等組西路軍由彭德懷率領到贛江西岸活動[21]:4113。7月3日,朱德、毛澤東率紅一軍團一部擊潰梅嶺關守敵一個團,占領梅嶺關要隘[21]:4187。7月9日,朱德毛澤東指揮紅一軍團季振同紅五軍團所屬各軍與粵軍20個團在池江、梅關嶺、大庾南雄縣水口圩展開爭奪戰,經過三天兩夜戰鬥,於7月11日將粵軍全部擊潰,紅軍克水口圩,敵退南雄[21]:4190。8月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澤東為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21]:4210。9月26日,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毛澤東發布《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命令所部北移,在樂安宜黃、南豐一帶部署第四次反「圍剿」戰場[21]:4237。10月上旬,寧都會議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開會體會議,會議根據臨時中央之決議和指示,指責毛澤東「誘敵深入」方針、反對打贛州等是「純粹防禦路線」、「右傾主要危險」,要求紅軍在敵合圍開始之前,粉碎敵人進攻,奪取中心城市,實現江西首先勝利,會後毛澤東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21]:4245-4246。12月19日,中央紅軍主力由資溪、黎川開至光澤、邵武、建寧、廣昌一帶,毛澤東、朱德在黎川曾召集軍事會議,進行戰前改編整頓,充實連隊戰鬥力[21]:4282。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下,紅軍從1930年11月到1933年3月,連續粉碎國軍四次大規模軍事「圍剿」[1]:3813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21]:4316。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毛泽东为其成员[d]。被補選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1]:3813

1934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取消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和紅一方面軍司令之名義和組織,紅一方面軍總部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合併,方面軍所屬部隊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稱中央紅軍,2月3日中革軍委改組,主席仍由朱德擔任,周恩來、王稼祥為副主席[21]:4573。5月,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研討廣昌戰役後之戰局及今後作戰方針,毛澤東提出將紅軍主力分向福建、浙江、江蘇、湖南進軍,突入後方廣大無堡壘地區,用以吸引國軍並使其兵力分散,然後回兵江西收復蘇區,最後決定在石城以北加築工事構成防衛瑞金防線,並緊急開展擴大紅軍運動,以組織粉碎國軍第五次「圍剿」之軍事力量[21]:4653

长征与西安事变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毛泽东有关打击国民党的建议,1928年。[27][28]
 
1930年代的毛泽东

但由於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红军虽经苦战而未能粉碎国军第五次军事「围剿」[1]:3813。193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張聞天為《紅色中華》報撰寫之社論《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於是日發表,發出中央蘇區紅一方面軍突圍西征實行戰略轉移之動員令[21]:4739。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10日晚,中共中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從江西瑞金出發,率紅一、紅三、紅五、紅八、紅九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6萬人撤離中央蘇區,向雩都集中,實行戰略轉移,踏上向西突圍之征途,這便是後來被稱之為紅軍長征之開始;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黨中央分局和蘇維埃政府中央辦事處,以項英為黨中央分局書記,陳毅為中央辦事處主任,10月22日又宣布成立中央軍區,由項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紅軍共兵力三四萬人堅持游擊戰爭,保衛蘇區[21]:4748

1935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閉幕,作出決定:毛澤東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洛甫(張聞天)起草決議,常委再作進行適當分工,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之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之負責者,會上推舉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總書記[21]:482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遵義會議決議,常委進行適當分工,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之幫助者[21]:4821。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結束,確立新中央領導[1]:3813。3月4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通令:特設前敵司令部,委任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前敵政委[21]:4850。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周為團長,全權負責處理紅軍之軍事行動[21]:4855遵义会议是中共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开端。随后,毛泽东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摆脱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包围。5月5日當晚,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領導隨同軍委縱隊渡過金沙江,駐扎在中屋山,指揮中央紅軍渡江[21]:4883。5月9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金沙江,在一周時間內,中央紅軍靠着7隻渡船將2萬多紅軍全部送到金沙北岸,從此中央紅軍跳出數十萬敵人圍追堵截之圈子,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之勝利[21]:4886。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理番縣卓木碉另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軍委」,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聞天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對楊尚昆葉劍英「免職查辦」[21]:4975。此後黨和紅軍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和國軍圍追堵截,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1]:3813。10月19日,紅軍陝甘支隊到達陝北革命根據地吳起鎮,中央紅軍主力歷時一年,經過福建、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甘肅、陝西11省,行程2萬5千里,進行300多次戰鬥,擊潰幾十萬敵軍圍追堵截,此時只剩7,000餘人,結束長征[21]:4981。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1935年11月21日,直羅鎮戰役,毛澤東同周恩來、彭德懷指揮,11月24日直羅鎮之敵在突圍中被全殲,戰役結束,共殲東北軍1個師又1個,俘敵5,300餘人,繳槍3,500餘支,打破蔣介石對陝甘寧蘇區之第三次「圍剿」[21]:5007。直罗镇战役成为中共大本营设于陕北之“奠基礼”。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張聞天主持會議,並入政治形勢與策略之報告,經過三天討論,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策略方針,完滿解決黨之政治路線問題[21]:5030。闡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理論、路線和政策[1]:3813。1936年,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擔任此職務直至逝世[1]:3813

1936年1月31日,中共中央軍委在陝西延長開會研究東征戰略方針,會議決定東征進軍路線,部署兵力,正式組成「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彭德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委[21]:5067西安事变解决之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1月1日,毛澤東、周恩來電潘漢年稱,速與陳立夫接洽,中共願與宋子文孫科馮玉祥各方面商洽團結一玫挽救危局之方法;並告知紅軍己集結訓練,靜待劃定防地,準備抗日,絕無擾亂中央軍及侵入國統區之企圖[21]:5327。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分析張學良被扣留後之形勢,決定主要方針是力求和平;毛澤東稱,現在「仍是打擊右派,爭取中派」;張聞天闡明中共在目前主要方針「是鞏固內部與動員援助西安,反對內戰」[21]:5328。1月6日,毛澤東、張聞天聯名電周恩來、秦邦憲稱,「(甲)目前中心在堅決備戰,拒顧(顧祝同)迎張(張學良)。(乙)顧來則張、楊(楊虎城)兩部全被宰割,紅軍將被迫登山」[21]:5331。1月13日,中共中央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保安動身遷到延安,同日,中共中央機關自保安(今志丹縣)遷延安[21]:5339。1月21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並舉行開學典禮,毛澤東兼任教育委員會主席與政治委員,林彪任校長,劉任承任副校長[21]:5345

抗日战争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写作《论持久战》,摄于1938年
 
1939年的毛泽东

1937年,毛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之認識論和辨證法[1]:3813。7月7日卢沟桥事件,中国军队被迫反抗日本军,标誌著中国抗战终于开始[29]:1。7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通電:「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29]:27月13日,在延安召開中國共產黨員和機關工作人員之緊急會議,毛澤東到會動員,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須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29]:4。毛澤東於7月14日在內部致張雲逸電報,提出工作總方針:「此時各方任務,在一面促成蔣氏建立全國抗戰之最後決心(此點恐尚有問題);一面自己真正地準備一切抗日救亡步驟;並同南京一道去做。……蓋此時是全國存亡關頭,又是蔣及國民黨徹底轉變政策之關頭,故我們及各方做法,必須適合於上述之總方針。」;又於7月15日致張雲逸電報,指定張奔走兩廣當局之間,「求得他們贊助堅決抗戰與國共合作的方針,求得他們開展愛國運動,積極救亡」[29]:3。毛澤東在7月23日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提出對付日本之進攻方針有兩種,一是堅決抗戰,「就一定得一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一是妥協退讓,「就一定得一個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中國人民都做牛馬奴隸的前途」;他強調「國人應從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頓在恰當的位置。在今天,誰要是在團結兩個字上不生長些誠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駡,也當清夜捫心,有點兒羞愧。」[29]:6-7。8月20日,毛澤東從延安出發前往洛川,會址設在洛川城郊馮家村[29]:14。洛川會議是在8月22日至8月25日召开之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同国共兩党关系问报告,並作多次發言[29]:15。適應戰爭需要,會議決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員增加為11人,書記是毛澤東,副書記是朱德、周恩來[29]:18洛川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在8月27日组织一次座谈会,讨论毛泽东思考问题[29]:19。11月8日,毛澤東電告八路軍各將領,太原失守後,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階段開始,將以八路軍為主體,呂梁山是八路軍的主要根據地;中共中央舉行會議,討論特區的選舉與財政,毛澤東不主張實行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權分立制[21]:5665

1938年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等講話,批判王明右傾投降主義[1]:3813。1940年毛泽东指示新四军“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30]毛泽东批判速勝論和悲觀論兩種錯誤思想[1]:3813

1939年1月17日,陝甘寧邊區首屆參議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講話,指出抗戰一定要有民權主義民生主義[21]:5986-5987。1942年號召開展全黨範圍之整風運動,統一思想、組織,從而為戰爭取得徹底勝利奠定基礎[1]:3813。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1]:3813。以後在歷屆中央委員會上都連續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直至逝世[1]:3813。1943年6月1日,毛澤東覆電彭德懷,對中國國民黨之靦狀和中國共產黨今後之工作方針作出指示,指出:中國民黨對敵、對外、對共、對民、對黨五方面均無妥善辦法,危機日增;他們對東條英機扶蔣倒汪新政策毫無對策,對日投降者增多,戰鬥力大損;山前英、美仍是集中力量對德,對蔣援助甚少;對我黨疑忌甚大,不願解決兩黨關係問題;甘肅、貴州、四川、陝西民變,除鎮壓外無他辦法;內部糾紛不絕,有增長趨勢,凡此均使抗戰局勢處困難地位;抗戰還須準備三年,彼時中國情況如何,深堪注意;我黨應在此三年中力求鞏固,屹立不敗;對敵應用一切方法堅持必不可之根據地;應極力避免大軍事衝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對敵上[21]:7138。10月,毛澤東、任弼時、彭德懷赴南泥灣,視察八路軍第三五九旅開展大生產運動之情況[21]:7239。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毛泽东主持大会致开幕词,并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1]本次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系统形成并趋于完善[1]:1455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举行七届一中全会,毛泽东正式出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党主席),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主席。7月5日,黃炎培在延安同毛澤東談歷史周期率問題,據黃炎培7月5日日記記載:「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21]:77531945年8月,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1945年8月24日,毛澤東電覆蔣介石稱:「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進謁,弟亦準備隨時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覆。」[21]:77978月28日,毛泽东應蔣介石邀請,同赫爾利、張治中以及周恩來、王若飛等同機飛重庆[21]:7802。8月29日上午,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與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會談,下午毛、周、王與蔣介石會談,晚間又和張治中、王世杰、張群、邵力子作長時間談話[21]:7803。9月12日,蔣介石在重慶官邸約毛澤東、周恩來共進午餐,張群、張厲生、邵力子作陪[21]:7825-7826。9月22日,毛澤東會見中國青年黨領導人蔣勻田,說:商談近20日,時間白費,我們觸及到兩個問題,軍隊分配比例問題,我們管理地區自治問題,沒有一個問題得到協議,「可說商談已經失敗了。」[21]:783710月10日,《雙十協定》簽字[21]:7851。10月11日,毛澤東由王若飛和張治中陪同自重慶飛返延安,在重慶機場答記者說:「中國問題是可以樂觀的,困難是有的,不過困難都可以克服。」[21]:7854

1946年1月10日,国民政府代表張群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來簽署《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與1月5日达成之《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同時公布,停戰命令規定於1月13日24時起全國一律停戰;張群、周恩來簽訂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協議,規定:軍調部設北平,設委員會三人,國民政府代表鄭介民,中共代表葉劍英,美國駐華代辦羅伯遜充任主席,各有表決、互讓權,事宜須經三人一致通過,三人不能協議之問題,應提交軍事三人小組決定之[21]:7951-7952。美国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签署1月停战令。2月1日,蔣介石與周恩來會談,蔣介石表示政府僅派張治中一人出席軍事三人小組,張群不再參加;周恩來轉達毛澤東關於軍黨分立、國共長期合作之意見,並謂毛澤東將參加聯合政府[21]:7970。3月27日,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代表吉伦於重慶怡园正式签订关于派遣執行小組前往東北調處停止衝突協定[21]:8019。4月,国共达成政协宪草。5月13日,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下達進攻四平街之命令,5月14日廖耀湘新六軍、彭鍔第八十八師等10個師成左、中、右三個兵團,輪向四平街實施進攻[21]:8052。5月18日夜,東北民主聯軍全部從四平街撤退,部分主力撤至松花江北岸[21]:8055。5月19日,孫立人新一軍進占四平街,陳林達之第一九五師攻占四平街東側哈福屯,歷時33天之四平街攻防戰至此結束[21]:8055。5月22日,東北民主聯軍完撤出長春[21]:8057。5月25日,政治和談會議在南京重開,政府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張生、雷震同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陸定一就停止衝突、恢復交通、宣傳休戰諸問題進行商談[21]:8059。6月23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電:「同意立即突圍,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顧慮,生存第一,勝利第一。」[21]:8086

1948年5月27日,毛澤東離開花山村,乘車到西柏坡,與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會合[21]:8610

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国

 
集美解放紀念碑「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政府成立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上升旗」浮雕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4月30日,毛澤東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李濤之化名為英國軍艦之暴行發表聲明,要求英、美、法三國在中國之軍艦、軍用飛機、陸戰隊等武裝力量迅速撤離中國之領水、領海、領土、領空,不要幫助中國人民之敵人打內戰,斥責英國保守黨首領丘吉爾和首相艾德禮為英艦侵入中國長江、並向解放軍發炮攻擊之暴行辯護以及要武力報復之恫嚇[21]:8897。5月5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請其對解決經濟任務提供幫助;謂:「不解決這一經濟建設的任務,我們便不能鞏固革命的果實,便不能完成革命。」「因此,請您滿足我們的請求,派遣蘇聯專家給我們。」[21]:8904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后,同全体委员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在典礼上,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面临着对内军事统一全国、确立国家制度、恢复国民经济,以及对外谋求有利的国际环境、保障国家安全的艰巨任务[32]

1950年10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33]。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票当选为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主持通过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4]

从整风到反右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他关于处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和矛盾的思想,被认为体现了开放的思想[35]:300。同年5月,毛泽东正式提出在艺术方面“百花齐放”、在学术方面“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35]:300-303。毛宣布次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35]:308-310[36]。毛泽东指出,整风是一种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35]:310[36]

毛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1957年4月30日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37][35]:311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正式开始[35]:311-312。为消除党外人士的顾虑,中共重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种政策影响下,经历胡风案等一系列批判事件後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向中共提出批评意见。然而,运动形势在5月中旬发生了逆转。5月15日,毛泽东开始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在党内高层传阅,表示中共应暂时让右派任意鸣放,准备后发制人,这是毛泽东准备反右的信号[35]:316。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集的座谈会上,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储安平称“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并且称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最后总结“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38]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登,其中出现的激烈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警觉和强烈反应[35]:315-316。随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正式反右的指示,决定将原本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整风运动转为“反右运动”的对敌斗争[35]:317

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

1958年5月,在毛泽东主导下,中共八屆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标志着“大跃进”的正式开始。

毛起草〈鄭州會議紀要〉:1959年2月27日,在鄭州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3月5日結束,中央20人、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27人到會,主題是人民公社問題,首先由毛講意見,然後討論幾次,結果同意毛之意見,並規定14句話作為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之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起草一個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39]:14-15

1958年7月,台灣不斷炮擊福建沿海村鎮,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奉命於8月23日開始炮擊國軍金門防衛部和炮兵陣地等軍事目標,封鎖金門島;9月初美國向台灣海峽地區大量增兵,派軍艦、飛機直接為國軍運輸護航,解放軍前線部隊又於9月8日對金門全面炮擊[39]:23

1961年底,中共中央正在召開工作會議,為七千人大會做準備,總結建國以來主要是1958年以來之經驗[40]:24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以後,毛澤東從「反修防修」之戰略出發,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場普遍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40]:9。1962年冬和1963年初,毛在杭州、南昌、長沙、武漢、鄭州、邯鄲等地,分別找來一些省委負責人談話,只有湖南省委書記王延春、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向他彙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情況[40]:10。毛感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問題並沒有引起各地負責人之高度重視,感到不滿,決定在1963年2月召開之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講一下[40]:10

中央工作會議於2月11日至28日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增產節約和「五反」運動,制定《中共中央關於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反對投機倒把、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40]:10。會議後,各地紛紛把農村社教運動當做一件大事來做,並且初步總結經驗,上報中央,毛對這些經驗報告極為重視,選其重要者,及時批轉各地,催促參照實行[40]:12

四清運動

1963年3月,首都各大报纸发表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雷锋好榜样”,成为学雷锋活动的起端,是当时中国大陸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1963年4月間,毛又先後收到幾個報告,主要有4月4日保定地委關於「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之報告,這個報告第一次提出「四清」問題,即「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分工、清理財務」[40]:12-13。毛到上海,4月25日在同周恩來、鄧小平等討論對蘇共中央3月30日來信之覆信稿時,特地提請他們注意報告,但當時大家心思都不在這裡,沒有怎麼討論[40]:13。毛覺得重要問題沒有引起注意,實在有必要強調,便找彭真來幫助起草轉發報告批語[40]:13。毛指定彭真(後加陳伯達)具體主持決定之起草工作,決定後來定名為《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40]:14。從5月2日至5月12日,毛在杭州召開會議,主要討論和修改決定草案稿,參加會議有彭真、陳伯達、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也參加會議[40]:14。毛特別看重幹部要和群眾一道參加勞動,同群眾打成一片,不能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但就總體而言,是建立在對階級鬥爭形勢之過分估計上,因而對幹部思想,及對實際工作之指導,都產生「左」之影響[40]:21。5月10日和5月11日,毛集中兩天時間修改《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先後修改四稿,決定草案共10個問題[40]:21。5月18日,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決定草案在5月20日正式下發,成為全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指導文件[40]:27。到9月,中央機關之「五反」運動基本結束[40]:27。9月6日至9月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議程之一就是討論《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40]:28。12月,毛作出批示之後,各工業部門從機關到企業紛紛設立政治部,迅速擴大到所有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很大加強;事實證明,在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普遍設立政治部,不能說是一個成功經驗[40]:33-34

1964年3月27日,毛離開北京南下視察工作,繼續了解農村社教,對運動中提出之問題做調查研究[40]:38。中央工作會議,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開,主要議題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三個五年計劃之初步設想、三線建設問題等[40]:44。5月27日,毛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第三線建設問題,他提出兩個「注意不夠」,一個是對第三線建設,一個是對基礎工業[40]:60。8月29日至9月1日,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召開,會議同意劉少奇關於社教運動部署之意見,並通過劉少奇起草之轉發批示[40]:55。12月15至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舉行中央工作會議,集中討論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之一些問題,毛與劉少奇在農村社教運動問題上之分歧公開化[40]:64。12月20日下午,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同劉少奇發生當面意見衝突,毛稱:「地富反壞是後台老闆,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40]:66、「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40]:6812月26日,毛在人民大會堂過生日[40]:70,「陸續批評社教運動中的一些錯誤認識和提法,說甚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41]:1166-1167

中央工作會議又在1965年元旦以後繼續召開[40]:73。1月3日晚,毛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不點名批評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之一些做法[40]:73。1月14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最後定稿[40]:77。當天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正式通過「二十三條」,成為指導「四清」運動之重要文件[40]:79薄一波後來回憶說[40]:81:「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志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的那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少奇同志的一條罪狀。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還回顧說,在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當斯諾問毛主席從甚麼時候明顯感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時,毛主席也回答說是制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41]:1169-1170「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中共中央規定,「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運動實際上也就不了了之[40]:82

1965年,美國在越南擴大戰爭,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威脅中國安全;蘇共召開三月會議,使中蘇關係惡化;為應付戰爭危險,4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審閱同意之《關於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40]:89。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10月10日毛在會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之問題[40]:92

上海《文匯報》在11月10日突然刊出姚文元江青策劃下寫出、給毛看過並經他同意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指名批判《海瑞罷官》作者、著名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40]:94。同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免去楊尚昆之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由汪東興接替[40]:95。11月12日,毛乘專列離開北京,經天津南下[40]:95。11月30日,林彪派葉群帶著他的信和11份材料坐專機趕到杭州,單獨向毛作幾個小時彙報[40]:97。12月8日至12月16日,毛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與會人員開會時才知道是批判羅瑞卿,葉群在會上發言,羅瑞卿在12月11日被召到上海,但沒有得到在會上申辯之機會[40]:97

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回憶道[40]:99:「以彭真同志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於1964年,成員還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一九六六年二月初開會研究當時學術討論的情況,認為要把這場討論置於黨中央的領導下,要降溫,要真正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彙報的提綱。當時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開會討論並認可了這個提綱中提出的意見,同意在學術討論的文章中不涉及廬山會議,並且要五人小組去武昌向毛主席彙報,最後由毛主席作決定。」[42]:150這個彙報後來被稱為「二月提綱[40]:99。1966年2月8日,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等專程飛往武漢,向1月5日從杭州到這裡之毛彙報[40]:100。彭真等以為毛已經同意這個提綱,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轉《彙報提綱》[40]:100

從1966年2月2日至2月20日在上海主持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主要是聽江青講話,會後有關人員整理一份「座談會紀要」,提出所謂「黑線專政論」[40]:100。紀要最初沒有下發,但在黨內高層已傳開;後來經毛批准,在4月10日由中共中央轉發,要求各級黨委「認真研究,貫徹執行」[40]:101

1966年3月17日至3月20日,毛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除毛、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因在西北三線視察而請假)外,有各大區中央局第一書記和中央有關負責人,會議議題事先沒有通知,只在開會時說要討論中央是否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還有甚麼問也可以談談[40]:101。對蘇共二十三大,毛主張不去參加[40]:101。列席會議之吳冷西回憶道[40]:102-103:「從會議廳出來,我向周總理說,主席這次批評很重,我要好好檢討。總理對我說,不光是批評你,也是對我們說的。回到西冷飯店,我又對彭真同志談了這事,他也說,主席的批評不僅對你,也是對我們說的。他們兩位的話可以說是安慰我,但我隱約感到,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42]:1523月28日至3月30日,毛在上海先後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進行多次談話,嚴厲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40]:103。3月31日,回到北京之康生向周恩來、彭真等中央負責人詳細傳達毛幾次談話之內容,4月9日至4月12日康生又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毛之談話[40]:103。根據毛之意見,書記處會議批評彭真,彭真和到會一些領導人「對這次重大錯誤都作了初步檢查」,並「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評和指示」[40]:103-104。書記處會議決定:一、擬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彙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准[40]:104。起草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江青、劉志堅任組長,康生任顧問[40]:104。「通知」由陳伯達起草後,4月14日送給在杭州之毛[40]:104。4月16日,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毅、葉劍英等和各中央局負責人再次來到杭州,出席毛召開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劉少奇因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在4月20日才到杭州出席會議,4月22日毛在會上作長篇講話,一開始就提出吳晗之問題「朝裡有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出,黨政軍也有[40]:104。毛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出,黨政軍也要出,特別是黨軍出了修正主義就大了。」[40]:105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初步通過毛修改審定之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之基礎上經少量調整而成)[40]:105

文化大革命前期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晚年常住杭州刘庄(现西湖国宾馆一号楼),并视其为第二故乡[43]

1966年5月4日至5月26日,在劉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集中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5月16日會議通過經毛多次修改之中共中央通知(以後被稱為「五一六通知」),決定撤銷中央批轉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撤銷原來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40]:105。5月18日,林彪在會上講話:「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40]:108-1095月23日,會議決定: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在中央書記處的職務,以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撤銷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職務、陸定一的中央宣傳部長職務;4月26日會議結束[40]:109。「五一六通知」,系統地表達毛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之觀點,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之指導性文件[40]:109

1966年5月7日,毛在林彪寄來之軍委總後勤部之一個報告上寫下批語(後稱《「五七」指示》),提出「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40]:107-108。5月19日,經毛同意,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之《評「三家村」》,批判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和吳晗在《前線》雜誌之「三家村札記」專欄所寫之雜文[40]:108

1966年6月1日,在陳伯達率領之工作組主持下,《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40]:110。6月3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張承先為組長之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同日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學派出工作組[40]:112。6月10日,毛把各大區負責人找到杭州去談話,向他們打招呼,要在各地堅決支持「文化大革命」,放手發動群眾揭露問題,最初打擊面寬也不可怕,以後再分類排除,要依靠運動中湧現之積極分子,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40]:114

1966年7月8日,毛給江青寫信,給正在武漢之周恩來,以後由周把信帶到上海交給江青,毛還委託周到大連去向林彪講信中內容:「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40]:116-1177月16日,毛七十多歲在武漢暢游長江[40]:118。7月18日,毛回到已離開半年多之北京,連續聽取各方彙報[40]:118。7月24日,毛找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等談話:「不要搞工作組,可以搞點觀察員進行調查研究,不要發號施令。整風,關門整風才不行哩!……不發表聶元梓那樣的大字報,那才不行哩!現在我們有些同志害怕群眾,共產黨員害怕群眾那還了得?下去搞兩個鐘頭也好,不要老坐在屋裡嘛!下去頭腦就清醒一點。」[40]:1197月25日,毛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等和大區書記談話:「主要是要改變派工作組的政策。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員會,不那麼革命的中間狀態的人也參加一部分。誰是壞人?壞到甚麼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們懂得,工作組不懂得。他們到了那裡,不搞革命。」[40]:120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會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講話,承擔派工作組一事之責任,說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大會結束時毛會見全體代表,表示肯定和支持[40]:122

1966年8月1日,在毛主持下,中共八屆一中全會在北京開幕[40]:122。8月5日,毛寫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行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8月7日印發中央全會[40]:124-125毛通知林彪要到北京參加會議,林彪8月6日中途到會[40]:125。全會最後一天補選中央政治局委員6人、候補委員3人,選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依次是:毛、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以後只把林彪稱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不再提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之副主席職務[40]:125-126。8月8日,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通常稱為「十六條」)[40]:126。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毛在閉幕會上講話,提出要準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至於這次全會所決定的問題,究竟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要看以後的實踐。我們所決定的那些東西,看來群眾是歡迎的。……對犯錯誤的同志總是要給他出路,要准許改正錯誤。不要認為別人犯了錯誤,就不許他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團結。我們過去批評國民黨,國民黨說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有人就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我們共產黨也是這樣。你說黨內無派?它就是有,比如說對群眾運動就有兩派,不過是佔多佔少的問題。如果不開這次全會,再搞幾個月,我看事情就要壞得多。所以,我看這次會是開得好的,是有結果的。」[40]:126-128。8月16日晚,中共中央決定要在北京召開百萬人規模之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毛表示將出席這次大會,要求為他準備一套綠軍裝,是毛在建國後第一次穿軍裝[40]:130。8月18日,百萬群眾慶祝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許多人流下眼淚,幾萬名紅衛兵出席[40]:130。紅衛兵開始「向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了猛烈攻擊」之「破四舊」活動,大多數人充滿熱情,認為自己所做都是正當之「革命行動」,但他們處於狂熱狀態,政策和法律觀念淡薄,無政府主義思潮迅速氾濫起來[40]:133。從8月20日起,在「破四舊」之旗幟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裡都普遍發生強迫抄家和打人等踐踏法制之行為,一些被任意指責為「黑五類」之人員被打致死,更多被強行遣送回鄉,同毛初衷並不相符[40]:133。9月5日,《人民日報》社論《用文鬥,不用武鬥》提出:「毛澤東同志反覆地告訴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又說,實現這一場大革命,要用文鬥,不用武鬥。」[40]:133經毛批准,解放軍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在8月21日發出《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轉發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40]:134。由於參加「大串連」之學生一律免費坐火車,他們之伙食和住宿由當地政府安排,費用由國家財政開支,「大串連」發展得如火如荼;到11月下旬止,毛共8次接見北京和到北京串連之紅衛兵總共1,100多萬人次[40]:137

周恩來根據毛之意見,立即採取保護措施,並寫一份應予保護之名單,包括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蔡廷鍇、邵力子、蔣光鼐、沙千里、張奚若、李宗仁等[40]:136。儘管毛多次要求降低對他個人頌揚之調子,並在1966年7月25日在陶鑄送審之新華社電訊稿上對中央宣傳部負責人批示「以後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8月31日,林彪在接見外地到北京革命師生大會上之講話中,稱毛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40]:137-138。中共中央從10月9日起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由毛主持,有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出席,會議主題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40]:142。11月初,以上海國棉十七廠造反派頭頭王洪文等為首之上海工廠群眾串連籌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11月10日王洪文率領2,000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強行上火車,列車行至安亭站後被鐵路局下令停車,當天中午王洪文等工人臥軌攔車,造成滬寧鐵路交通中斷近31小時;11月13日張春橋在上海文化廣場同工人代表座談支持「工總司」,中央文革小組立刻支持;11月14日毛肯定張春橋做法,說:「先有事實,後有概念。」[40]:149-150。12月15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2月21日毛同波蘭客人楊力談話:「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這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有些人不很理解,說我們太過分了。」[40]:154。12月26日毛生日,晚上和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吃飯,飯前毛長篇講話[40]:155-156。吃飯時,毛舉杯祝酒說:祝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40]:157!一場更大之「全面階級鬥爭」之風暴即將來臨,重大決斷只是由毛個人來決定和宣佈[40]:157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首次聯合發表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40]:158安亭事件」後,王洪文等為首之「工總司」一直攻擊上海市委,並且製造全國第一場大規模武鬥,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名義回上海[40]:159。1月6日,「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大會,會後市委、市政府所有機構停止辦公,由「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等取代原上海黨政部門之職能,全市實際權力轉移到張春橋、姚文元等手中[40]:160。根據毛要求,1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工總司」等32個造反派團體賀電[40]:161。1月11日,毛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徐向前、葉劍英、朱德先後發言,一致強調要絕對維護軍隊之穩定[40]:167。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經毛批示「照發」之《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40]:169。1月24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說到軍隊許多高幹被隨便抓去,任意抄家,變相體罰,還有自殺,有些機關癱瘓,此次到北京開會之幹部,心情很緊張[40]:169-170。1月28日,《中央軍委文件》發佈,通常稱為「軍委八條」,遏制軍隊內部之混亂現象[40]:170。1月27日,周恩來因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自動向造反派「讓權」,致信毛建議對廣東以及其他有類似混亂情況之雲南實行軍事管制,得到毛批准[40]:171

1967年3月13日,為要求軍隊幫助地方搞好春耕生產,根據毛「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思想作出具體步署,周恩來在軍隊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40]:171-172。毛首次對中央文革小組提出嚴厲批評,2月10日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針對江青、陳伯達沒有報告就公開在群眾中點名打倒陶鑄,批評他們[40]:174。根據毛之意見,從2月25日到3月18日,召開7次「政治局生活會」,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及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聶榮臻;江青等攻擊他們是「資產階級復辟逆流」,以後稱為「二月逆流[40]:177。以後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實際上由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40]:177。5月16日,毛在同剛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團談話:「亂是由於階級鬥爭,兩派鬥爭,左派同右派鬥爭。亂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來。我曾經給別的外國朋友講過:第一,天掉不下來;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樣長,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裡的魚照樣游;第四,女人照樣生孩子。」[40]:1804月6日,毛在林彪送審之《中央軍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40]:181《命令》共有10條,通常稱為「軍委十條」,規定:對群眾組織,無論革命的、或者被反動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能開槍,只能進行政治工作;不准隨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准把革命組織宣佈為反革命組織;對於過去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40]:181。6月以後,各地派性武鬥大幅度升級,有些造反派組織搶武器庫,奪走機槍、衝鋒槍、子彈、手榴彈等,有些實際上是軍隊支左人員聽任他們搶奪;毛依然認為局勢不難控制,「亂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來」[40]:184。毛7月14日凌晨乘專列離開北京,是自1966年7月18日後首次,當晚抵達武漢[40]:185。7月18日,毛同陳再道鍾漢華等談話,批評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鬥劉少奇等做法[40]:188。7月20日,包括相當多軍人衝入毛居住之東湖賓館,打人揪人,林彪、江青當天聯名寫信給毛,由軍委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帶著坐專機送到武漢,毛一時懷疑是否由陳再道和「百萬雄師」策動「暴亂」,決定立刻離開武漢,事件被稱為「七二〇事件[40]:189-190。7月21日,毛在專程趕到武漢之周恩來安排下,乘車去機場乘機到達上海,是1958年以來第一次破例乘坐飛機[40]:190。外事口造反派乘「七二〇事件」前後之混亂,組成千人「揪陳大軍」,矛頭直指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8月7日晚王力對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關於外交部奪權問題講話(當時被稱為「王八七講話」),外交部造反派砸外交部,宣佈「奪取」部黨委之大權;8月22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紅衛兵組織衝擊並焚燒英國駐華代辦處[40]:195。8月25日,周恩來單獨約見楊成武,把「八七講話」記錄交給楊,要他立刻送給毛看,當天上午楊立刻飛上海向毛彙報周之意見[40]:195-196。毛說:「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40]:196

1967年9月4日,毛聽取中央文革小組彙報時講話,著重如何控制局勢:「有的『四大』(指大嗚、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搞得很慘,何必那麼搞?犯錯誤的幹部,主要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另外是長期脫離群眾,現在群眾要報復一下。現在搞一下也沒有甚麼了不得,又不是向敵人下跪。」[40]:1939月9日,毛同楊成武、張春橋、余立金談話:「龍潛整得過分啦,搞噴氣式,罰跪,捱打,掛牌子。為甚麼會產生這樣的事?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嚴重脫離群眾,到處罵人、訓人。」[40]:1949月16日,毛坐火車離開上海回北京[40]:197。9月19日,毛在武漢同楊成武、張春橋、汪東興、余立金談話:「黨的機構、政府機構都應大大縮小。」[40]:198-19910月3日,毛同阿爾巴尼亞黨政軍代表團談話:「我只要求你(幹部)一條,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農民、學生、戰士、下級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動不動就訓人。有道理為甚麼要訓人,可以解釋嘛,有道理為甚麼要駡人?」[40]:201

1968年3月,打倒「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事前得到毛之同意,林彪在毛面前表明同楊成武勢不兩立、不能共存[40]:207。5月11日,毛關於武鬥、造反等問題講話:「只要不是真特務、真反革命,就不要那麼去搞,不要使人毫無出路。」[40]:2095月8日,毛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我們在延安就規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捉。隨便殺人沒有手續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講也得講。我們還應該重證據,重旁證,不要重口供。」[40]:209毛對敵情作過分嚴重之估計,採取「大民主」之方式,大張旗鼓發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40]:211-212。7月3日,經毛批准發出七·三佈告;7月24日,根據毛批示發出七·二四佈告[40]:212-214。7月28日,毛緊急召見北京大學聶元梓、清華大學蒯大富、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等學校紅衛兵「五大領袖」談話:「這些都是社會現象,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誰料得到又這麼打起來呀?」[40]:214-2168月22日,毛批示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姚文元之一篇文章,毛把題目改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在審改文章時把稱頌「文化大革命」之慣用詞「史無前例的」刪去,並且寫批語:「以後不要說史無前例。歷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氣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40]:219

1968年5月20日,毛同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談話:「劉少奇這個案子,現在差不多了。」[40]:22910月13日,毛主持召開中共八屆擴大之十二中全會,出席全會133人中,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有59人,從中央候補委員中確定10人遞補已去世之中央委員名額[40]:222。在黨之中央全會上,承認「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而且由自己承擔主要責任,這是第一次[40]:224。10月31日,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決議,批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10月18日提交之《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宣佈「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40]:229。同日毛在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講話:「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我覺得這個人嘛,總要使他跟劉少奇有點區別,事實上是有些區別。」[40]:22912月1日,毛對北京新華印刷廠在對敵鬥爭中執行「給出路」政策的經驗報告批示:「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40]:233

林彪事件

1969年1月,毛從《人民來信摘報》看到有人主張江青為九屆中央委員候補人,並應成常委兼中央組織部長時,批示:「徒有虛名,都不適當。又,李訥毛遠新二人不宜為代表。」[40]:238毛最關心九大報告之起草,2月7日,毛同中央文革碰頭成員談話:「搞出第一稿就有辦法了,無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讓他們幾個人搞,伯達牽頭,伯達、春橋、文元,林彪同志掛帥。文章寫出後才好開會。現在講幾個里程碑(指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我就不贊成。」[40]:2373月15日,毛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有的人放出來,只要不繼續殺人就行了,可以繼續進行教育。他再殺人,再抓嘛!這是第一。一個是關,一個是放。一個不關不行,我們說是大部不抓,一個不殺。現在那麼多教授、幹部,不解放是不妥當的。我們歷來講壞人是少數,可以教育爭取的是大多數。一講就是一窩黑,幾十個,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40]:234-2353月31日,毛在修改九大報告時加寫一句話:「對於那些略有進步、開始有了一些覺悟的人們,就要從團結的觀點出發,繼續給以幫助。」[40]:236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毛主持下開幕,說:「我希望,我們的大會,能夠開得好,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40]:239在黨章修改草案中規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40]:2414月11日,毛在中共九大秘書處和各大組成部分召集人會議上講話:「現在擴大化問題,我們各級主要領導同志要注意,當成一件主要事情來處理。鑒於歷史的經驗,各個時期有種主要傾向掩蓋著另一個傾向。要使我們的同志徹底了解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40]:2434月28日,在毛主持下舉行中共九屆一中全會,選出九屆中央政治局成員,毛、林彪、周恩來、康生獲全票,政治局常委當選是毛、林、周、康、陳伯達5人;毛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林彪為副主席[40]:245。同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央軍事委員會名單:毛任中央軍委主席,林彪、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黃永勝為中央軍委辦事組組長、吳法憲為副組長,實際上把持軍委日常工作[40]:246。鑒於3月2日蘇聯邊防部隊入侵中國黑龍江虎林縣珍寶島地區,中國邊防部隊遵照中央軍委指示還擊,毛說:「我們是不打出去的。我說不要受挑撥,你請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來呢,那我就要對付了。」[40]:2465月26日,毛聽取軍委辦事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彙報時講話:「搞專案,許多是靠不住的,是道聽途說的。內查外調搞不出甚麼東西,搞了很長時間沒有搞出甚麼東西。有的學生沒有經驗,有的還有派性,這一派整另一派。」[40]:2515月至6月,毛往武漢,向工作人員說:「人的一句怎麼能頂一萬句呢?一句話就是一句,不能是一萬句,不能頂,更不能頂那麼多。我的話怎麼可能有那麼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嗎?這不是唯物主義,也不是辯證法。」[40]:249

1969年8月,毛批准《關於加強全國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和《「八·二八」命令》,又一次顯示他從來不向任何外來壓力低頭[40]:253-254。10月15日,毛再次離開北京到武漢;10月18日林彪剛到蘇州,向黃永勝發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軍委辦事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名義正式下達,事先沒有得到軍委主席毛批准;命令下達後第二天,林彪才用「電話記錄」(急件傳閱)之方式報告毛,是建國以來不曾有過之事[40]:254-255汪東興拿此急件送到毛住處,毛看後自己拿起火柴一劃,把傳閱件點著,給燒了[40]:255

1970年3月8日,經過長期考慮後,毛向中央提出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修改憲法之意見,並建議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在3月9日讓葉群轉告在北京之黃永勝和吳法憲:「林副主席贊成設國家主席。」[40]:2563月中旬,毛審閱《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及其附件時,毛再次表示不要設國家主席,林彪卻給毛之秘書打電話說:「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40]:2564月11日,林彪在蘇州通過秘書向政治局打電話轉達意見:仍然建議由毛兼任國家主席,認為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職務;4月12日,毛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40]:257-2584月下旬,毛和林彪幾乎同時回到北京,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3次提出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要設國家主席,並當著林彪面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40]:2585月中旬,林彪告訴吳法憲:還是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7月,葉群私下向吳法憲稱:「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裡擺?」[40]:258根據林、葉授意,7月中旬舉行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期間,再次出現要求設國家主席之「呼聲」,毛得知後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40]:258。憲法起草委員會毛是主任,林是副主任[40]:260

1970年8月18日,毛從杭州赴江西廬山出席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第二天毛登上廬山,是建國後第三次到廬山[40]:261。8月23日,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禮堂開幕,毛主持開幕會,林稱:「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毛稱:「今天開到這裡為止嘛,大家去討論,今天散會。」[40]:262-2638月25日,毛通知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先分別同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進行單獨談話,隨後向到會者宣佈:剛才,我和幾位常委商量,認為現在各組討論的問題不符合全會原定的三項議程;又說: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誰堅持設國家主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40]:266!毛衝著林彪補一句:「我勸你也不要當國家主席!」;還警告:如果再繼續這樣搞下去,我就下山,讓你們鬧;再不然,就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40]:266。根據毛之意見,會議決定全會分組會立即停止討論林彪之講話,收回第六號簡報,責令陳伯達等作出檢查[40]:266。9月1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點了陳伯達的名,要他作檢查,還要林彪召集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開會,聽取他們檢查[40]:270。9月9日,毛離開廬山[40]:272。廬山會議後,林立果將「調研小組」改稱「聯合艦隊」[40]:281。10月14日,毛對吳法憲書面檢討批語:「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為甚麼這樣缺乏正大光明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沒有見過。」[40]:273-27411月中旬,經毛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之指示,同時印發《我的一點意見》,「批陳整風」運動由此展開[40]:275

1971年3月,林彪提出要「先搞一個計劃」,林立果在上海同「聯合艦隊」主要成員於3月下旬擬出《「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是「武起義」之諧音,即武裝起義。「五一七工程」名稱為林立果所定)之草稿[40]:281。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批陳整風彙報會,毛在審閱上報之與會者名單時提出,要增加中央軍委副主席陳毅、徐向前、聶榮臻3人,除陳毅因病住院外,徐向前、聶榮臻都出席會議[40]:280。7月初,林彪、葉群離開北京去北戴河[40]:282。8月15日,毛再次到中南、華東等省市巡視[40]:283。9月,林彪一夥終於決定:要將毛殺害於巡視途中,發動武裝政變;9月7日林立果向「聯合艦隊」下達「一級戰備」指令,9月8日林彪親筆寫下動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40]:2889月10日毛下令專列從杭州開往上海,9月12日抵達北京,回中南海休息[40]:289。林彪、葉群、林立果又緊急策劃南逃廣州計劃,最後決計向北逃往國外,從北戴河急馳山海關機場,向西北方向逃去[40]:290。周恩來命令開動雷達監視天空,以掌握飛機去向;後來周又下達全國禁空令:關閉所有機場,停飛所有飛機;毛很快趕來向他報告之周那裡得知林彪等出逃之情況,在周安排下秘密轉移到人民大會堂南側之118室[40]:291。有人請示是否派飛機欄截,毛稱:「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9月13日林彪飛機飛出國境,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40]:291。根據毛指示,周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中央政治局成員緊急會議,宣佈林彪叛逃一事;當晚空軍司令部送來報告:凌晨二時半有一架不明飛機在溫都爾汗地區墜落焚燒[40]:292。9月14日下午,周確知林彪等人乘坐「三叉戟」飛機已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毁;幾天後證實機上人員全部死亡[40]:292-293。9月24日,毛決定對林彪集團重要成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實行隔離審查;以上變故以後被稱為「九一三事件」[40]:293。和往年不同,「十一」當天天安門前慶祝集會和遊行以及晚上焰火晚會都被取消,理由是「節省開支」和「戰備需要」,是建國二十多年來第一次,從此毛再沒有在國慶時登上過天安門城樓[40]:294。10月2日,周請示毛同意,確定由李先念華國鋒等協助國務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張才千等分別主持軍委三總部之工作[40]:295。10月3日,經毛批示「同意」後,中共中央發出兩個《通知》:決定成立中央專案組徹底審查、弄清林——陳反黨集團,由周恩來等10人組成;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由葉劍英等10人組成[40]:295

文化大革命後期

1970年5月20日,毛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之聲明:「美帝國主義看起來是個龐然大物,其實是紙老虎,正在垂死掙扎。……無數事實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於起來鬥爭,敢於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40]:315毛和中國政府援助弱小、蔑視強權之舉動,贏得全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之欽佩和讚譽,後來中國恢復在聯合國之合法席位,同中國對外政策直接有關[40]:316。10月初,尼克松會見美國《時代》週刊雜誌記者時稱:「如果說我在死以前有甚麼事情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去。」[40]:31612月18日,毛會見斯諾,表示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40]:316-317

1971年3月15日,毛對周恩來關於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參加第三十一屆世乒賽報告批語:「照辦。我隊應去,並準備死幾個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40]:3183月至4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賽上,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被稱為「乒乓外交[40]:317-318。5月29日,毛批准周恩來《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同日中方向尼克松發出「口信」,歡迎基辛格訪華,進行初步秘密會談[40]:321。6月,周恩來批准北京外國語學院招收800名新生,實現毛之計劃[40]:317。7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公告,宣佈尼克松準備訪華;10月26日,雙方就聯合公報草案達成初步協議[40]:321。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當天下午毛召集周恩來及外交部有關人員開會,決定立即組成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大[40]:321-323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和夫人、羅傑斯和基辛格一行人抵達北京,周恩來、葉劍英等到機場歡迎;當天下午尼克松接到毛要會見他之通知,在周恩來陪同下到中南海毛之住處[40]:323。當尼克松稱「毛主席的著作感動了全國,改變了世界」時,毛詼諧地說:「沒有改變世界,只改變了北京附近幾個地方。」;毛又說:「我們辦事也有官僚主義。你們要搞人員往來這些事,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死不肯。十幾年,說是不解決大問題,小問題不幹,包括我在內。後來發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乒乓球。」[40]:3242月27日,中美聯合公報終於談定,2月28日公報在上海發表[40]:327。毛說:「中美關係正常化是一把鑰匙。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40]:3287月,日本成立田中角榮內閣,田中在就職當天聲明要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毛稱:對中日恢復邦交問題應採取積極的態度[40]:328。田中角榮一行應邀於9月訪華,9月27日毛會見田中一行;9月29日,周恩來和田中角榮在中日聯合聲明上簽字[40]:328-329

1972年1月10日,毛突然決定要参加陈毅追悼会,對其夫人張茜說:「我也來悼念陳毅同志嘛!陳毅同志是個好同志。」[40]:301從陳毅追悼會回來後,毛心情沉重,很久沒有休息好,由於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況下嚴重缺氧,2月12日突然休克[40]:304。8月,周恩來同回國述職之駐外大使和外事單位負責人談話:「毛主席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使我們這些老幹部,使我們忠於主席的人,都很感動。」[40]:304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經周恩來審定題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社論:「正如得過傷寒病可以產生免疫力一樣,犯過錯誤的人,只要認真改正錯誤,善於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40]:3115月,周恩來被確診患有膀胱癌,毛叮囑此事對外要保密,說:「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控制病情。」[40]:3067月24日,毛同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王殊談話:「我們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學外國語,把外國的好的東西學過來,壞的東西不要,好的東西批判地吸收。」[40]:31712月,毛說:我們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40]:312

1973年3月9日,周恩來草擬《中共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送審稿)》報送毛,同日毛閱後批示:「同意。」[40]:337-3394月12日,鄧小平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宴會[40]:336

1974年3月,毛同意鄧小平擔任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中國代表團團長[40]:373-375。4月10日,鄧小平在紐約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上發言,全面闡述毛關於「三個世界」劃分之思想,提出正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之原則和主張,引起世界各國普遍關注[40]:375。10月4日,毛要秘書打電話給王洪文,提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並要王洪文向政治局傳達[40]:384。10月17日,江青策劃「長沙告狀」,提出要王洪文儘快去長沙,向毛告鄧小平和周恩來之「狀」,力圖阻撓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40]:386-387。10月20日,毛關於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的意見的傳達:「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這是的意見,我贊成照他的意見辦。」[40]:38912月17日,鄧小平到長沙同毛談話:「歸根到底就是主席講的要安定團結。搞建設不安定不行。我覺得主要的關鍵是要大穩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夠發號施令,大家都聽,當然要發得對。這麼大的國家,都靠中央不行。」[40]:39412月24日,毛同周恩來、王洪文談話,周說:我們都擁護主席的意見,小平作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毛又提出:由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40]:395-396。毛對王洪文說:「『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麼多人,要團結」,「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40]:396毛高度評價鄧,稱讚他「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還採納周之建議,在四屆人大前召開之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補選鄧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40]:396。12月26日,毛關於理論問題同周談話:「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40]:398在毛自來,按勞分配貨幣交換和工資制度等「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之商品經濟之形式,體現馬克思和列寧曾經揭示之「資產階級法權」,不是社會主義所固有;毛認為,制度形式上平等事實上並不平等,是不斷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之土壤,是變修正主義之溫床[40]:399。毛之認識,反映他對社會主義之認識和探索,打破等級制度特權思想,避免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之社會現象,剷除滋生資產階級之土壤和條件;但這些認識,明顯帶有毛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設想和論點之誤解或教條理解,在實際生活中是行不通[40]:399。毛向周、王洪文提出:凡有兩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進去;經毛批准同意,中共中央不久發出《關於禁止搶奪武器問題的通知》[40]:400

1973年8月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毛主持開幕式;8月30日毛事先聲明不出席之十屆一中全會,在周恩來主持下,毛再次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是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40]:350-352。江青與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從此結成「四人幫」宗派集團,康生在十大以後臥病不出[40]:352。12月12日,毛召開政治局會議,提出實行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幾個大軍區,政治委員不起作用,司令員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幾年了,主要問題是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政治委員不走。」[40]:35812月17日,毛同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等談及林彪路線之實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40]:335

1974年1月,毛對王洪文、江青請示轉發《林彪與孔孟之道》批示:「同意轉發。」;1月18日中央以當年一號文件轉發這份材料[40]:366。1月25日,在江青策動下,在北京召開1萬多人參加之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各部門「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江青、姚文元等在會上頻繁插話,提出:「不准批林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對折衷主義」[40]:368。隨著「批林批孔」運動開展,北京以及全國各地局勢再次動盪,造反派紛紛出動,重新拉起山頭,成立各種聯絡站、上訪團、彙報團之類組織,興風作浪,製造事端;許多地方派性再起,到處張貼大字報,提出「矛頭向上」,各級黨政機關受到嚴重衝擊,社會秩序再度陷入混亂[40]:368-369。本來,1973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百分之7.9,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9.5;在「批林批孔」運動衝擊下,1974年國內生產總值只增長百分之2.3,其中工業總產值只增長百分之0.6,幾乎停滯不前,生產發展速度明顯下降[40]:369。經毛批准,中共中央於1974年9月29日發出《關於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40]:383

1974年3月20日,毛寫信給江青:「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40]:3727月17日,毛召集在北京中央政治局成員談話:「江青同志,你要注要呢!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你講,你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說「對她也要一分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40]:378-37811月12日,毛對江青來信批語:「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闆)。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40]:39311月19日,江青給毛信:「今後當小心謹慎,不能為黨為主席闖禍。當然,需要鬥爭犧牲時,我要有精神準備。」11月20日,毛對江青來信批語:「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至囑。」[40]:3931975年1月,毛對王海容唐聞生稱:「將來她(江青)會跟所有的人鬥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40]:4021月下旬,江青獨自飛往長沙,毛對江青說:「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有意見要跟政治局討論。人要有自知之明。」[40]:402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圈閱之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張春橋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1月6日,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40]:400。1月13日至1月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隆重舉行,取得兩項重要成果:一是毛委託鄧小平代重病之周恩來主持起草,最後經毛、周審閱定稿之《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二是產生以朱德為委員長、董必武、宋慶齡為副委員長之全國人大常會和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之國務院領導班子[40]:401。2月1日,鄧開始代重病之周主持國務院工作;周在國務院常務會議和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會議上傳達毛關於鄧「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之評價,並稱:「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40]:401-4022月3日,毛前往江西南昌至2月5日,2月8日抵達杭州[40]:403。2月5日,經過毛圈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成立中央軍委常委之通知,新中央軍委常委會成員是:葉劍英、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劉伯承陳錫聯、汪東興、蘇振華、徐向前、聶榮臻、粟裕[40]:405。2月27日,毛指示對在押之戰爭罪犯一個不殺,全部釋放:「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強造也不好。」;3月8日,毛又批准《關於專案審查對象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文化大革命」以來被關押之幾百名幹部幾乎全都解除監禁[40]:406-4084月5日,蔣介石逝世,對此,毛只是平靜地表示知道了,以後幾個月裡,他同到華之外國客人談話時,幾乎每次都要提到「蔣委員長」,並表示對最終解決台灣問題之關心[40]:412。4月13日,因準備會見金日成,毛決定啟程,4月14日回到北京[40]:413。5月3日,毛最後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講話:「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甚麼照樣搞呀?為甚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這次犯錯誤,還是自我批評。這次和廬山會議不同,廬山會議反對林彪是對的。」;提到1930年代江西中央蘇區抵制王明「左」傾錯誤之「鄧、毛、謝、古」事件,指著在座之鄧小平說:「其他的人都犧牲了。我只見過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40]:415-417

去世与追悼

 
毛泽东去世后,他的巨幅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後,毛睡眠已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針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沒有完全止住過;有時因為咳嗽而無法臥床,只能日夜坐在沙發上[40]:299。1971年快入冬時,被診斷為大葉性肺炎,肺部疾病又影響心臟[40]:288

1973年2月1日,毛會見越南共产党中央組織部長黎德壽,毛說:「我是虛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還有腳病。快了,要消滅了。」[40]:330毛眼睛也越來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內障發展得很快,8月2日毛會見美籍醫生李振翩和夫人湯漢志,說:「我這個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醫生,給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氣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40]:33112月9日,毛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和王后時說:「你們政治局討論一下,要宣傳,造輿論嘛。突然有個死亡就不好了。外國人也不替我宣傳。我一身都是病。兩年之前,我幾乎見上帝了。上帝請我去喝燒酒,他那裡也有茅台酒呢,請我去喝呢。」[40]:331

1974年6月,毛健康出現明顯問題,經神經科和內科專家會診後提議,中共中央決定第二次為毛專門成立醫療組,成員包括心血管內科、神經內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護理等方面專家;醫療組存在兩年多,直到毛去世[40]:378。7月,身患多種疾病之毛準備赴南方易地休養;7月18日毛抵達武漢,進行眼病會診[40]:378-379。8月間,經來自各地之眼科專家確診:毛雙眼都患有老年白內障,以右目為重,左目稍輕[40]:379。毛兩腿和雙腳浮腫,在11月29日至12月4日在室內游泳池裡游泳4次,到12月5日為毛一生中最後一次游泳[40]:393-394

1975年2月,毛說話含混不清,兩腿時常疼痛,醫生建議盡可能少看書、多運動[40]:404

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逝世当天就决定永久保存他的遗体[19]:1053

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由毛泽东倡导并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大范围实践的一种理论思想,一般认为其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认可毛泽东思想是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胜利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思想。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定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认为毛泽东思想在六个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贯串于六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人民民主专政等理论经过了历史的实践检验,已证明其行之有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论点是毛泽东晚年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44]

毛泽东的思想包括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文艺思想、哲学思想等多方面内容。比较突出的具体内容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兵民是胜利之本”、“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新民主主义”、“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人民战争”、“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三个世界”等。

毛泽东思想专注于摧毁旧的社会制度和价值系统,并试图建立一种完全崭新的社会体制,并提出了一整套相应的战略战术和政策策略。在中國以外,许多政党组织使用“毛主义”一词并与毛泽东思想混用,中国官方不曾正式使用过“毛主义”或“毛泽东主义”。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自己独立的价值系统,他只是跟随马列主义,并且反对修正主义。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具有较深的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观念[45],“毛主义”则可视为这些元素的混合体。

著作

 
毛泽东选集》文革前的正體中文版本

毛泽东的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载体。毛泽东一生著述颇丰,目前中国大陆有《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1991年)发行,收录了毛泽东在建国前的主要著作。其中《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是其重要篇章。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其中收录了毛泽东在1949年至1957年年间的主要著作,但很快不再继续发售。

1990年后,中国大陆又陆续出版发行了《毛泽东文集》(一至八卷),整理收录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以外的大量毛泽东著作。其中第六、七、八卷收录了毛泽东在1949年后的一些著作和讲话,包括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对研究1949年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很大价值。

1993年12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共同编辑的《毛泽东军事文集》,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军事著作文集中最系统、最全面的一部。文集按照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分期编为6卷。第一卷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二卷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三、四、五卷为国共内战时期的著作,第六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著作。全书共编入毛泽东1927年8月至1972年12月关于军事方面的著述、电报、命令、批示、报告、信函、谈话等1612篇,包括注释在内260余万字,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中国官方还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至十三册),内部发行,系统地整理毛泽东1949年后的著作、讲话和批示。是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之学者的重要参考。《毛泽东早期文稿》,收录了1912年至1921年间毛泽东青年时的一些文章。

在日本的现代中国学家竹内实主编下,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于1970年到1972年初编成中文版《毛泽东集》共8卷,1972年2月由东京北望社出版。1983年12月至1986年12月又继续编辑出版了第9卷《毛泽东集·补卷》和以著作年表为内容的第10卷《毛泽东集·别卷》。该书收集了毛泽东建国之前几乎全部原著,并逐篇注明了中国大陆出版的相应著作的修改内容。

60年代出版《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一些句子的选编本。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共產黨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文革期间,《毛主席语录》大量发行,更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有估计在全球发行8亿册左右。文革初期,多个地方还出版了《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泽东著作出版所获的稿费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负责保管。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1996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称,毛泽东的稿酬截至1960年底共有结余48.709013万元。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负责毛泽东稿费的郑长秋说,毛的全部稿费及利息到1983年底结余157万多元。汪东兴披露,文革时期所有毛著的出版发行,毛泽东没有抽取一分钱,并把海外寄来的稿费全额退还。[46]。2003年10月30日《精品书摘》刊登文章《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宣称,到2001年5月底,毛泽东稿酬总额1.3121亿元。[47]

读书、诗词、书法

毛泽东是一位终生治学的学问家,是一位独特的学者型读书专家。他早年读中国四书五经等,中年读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晚年读国内外历史与传记等。在延安初期,他研读并详细批注米丁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版),进而整理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终写成哲学专著《实践论》与《矛盾论》,并成为其后续重要著作的哲学基础[48]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晚年尤其青睐二十四史。他几乎通读二十四史,重点史册或篇章还多遍阅读。他评点《三国志·刘表传》:虚有其表;评点《三国志·张鲁传》:“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评点《宋史·太祖本纪》:“不择手段,急于登台”;等等[49]。他读书时既读又记、既批注又发挥[50]

 
毛澤東題寫的集美解放紀念碑。
 
毛泽东手书行草沁园春·长沙》,被认为是代表其书法最高水平的作品[51]

毛泽东创作了多篇旧体诗词作品,《西江月·井冈山》和《七律·长征》最早随着《西行漫记》的出版而开始广泛传播,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发表的《沁园春·雪》引起当时全国文化界瞩目,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7年的《诗刊》创刊号集中发表了18首毛泽东诗词,大多与中国革命或国家建设有关,气势磅礴,景象雄伟,对当时的时代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诗词还被译成英、法、俄、德、日、印度等多种语言发表[52]。中国出版有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诗词选集和注释赏析,其中以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诗词集》最为著名,收入诗词67首。

毛泽东酷爱书法,他晚年的书法被称为“毛体”,草书——意笔相从、豪迈飞动、连绵跌宕,雄奇超逸——以线条奔放、动感强烈为特征[53]。他曾为《人民日报》、人民邮电、新华书店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报刊和单位题名[e]

评价

毛澤東是爭議極大的人物。中国共产党官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评价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认为他在文革期间犯了严重错误,但“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而来自其他方面的评价中,赞扬者與批评者都不少。有人将其比作希特勒史達林,但也有人的观点与此完全相反[54][55]。后来中国共产党官方又评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56]

影响

 
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所悬挂的毛澤東畫像

毛澤東在世界現代史上極為重要,1998年《時代雜誌》將他評為20世紀最具影響100人中20位領袖之一[57],2011年《時代雜誌》再次将他评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25位政治标志性人物第3位[58][59]。他生前和身后,对中國和世界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響。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60],但他发动和主导的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也使人民和国家付出了巨大且惨痛的社会代价[44][3]

对中国的影响

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鬥爭策略取得國共內戰的勝利,改革土地政策,將土地分給農民,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功绩,但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直至他去世,毛泽东确实是中共起着主导作用的領導人[61][60]。雖然有爭議,但有些人認為其統治時期開始的仿造蘇聯模式的工業化為20世紀後期中国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61]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大陆在国际戰略上成为了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角色,这在近代以来是从未有过的[60]。毛1949年之後的成就則頗多爭議。[61]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一般认为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充满了矛盾。毛泽东努力提倡人民的自主精神,但文革期间反而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希望底层人民大胆地参与社会大事,鼓励他们与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传统斗争,但在文革时期发生了對公務單位的严重暴力和社會體制混乱;毛泽东提倡能使人民理解的简明思想文化,努力推广适合于人民需要的教育,但卻拋棄傳統毀壞了中國文化的傳承,又使得数量巨大的文化及社科界人士以及掌握高级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巨大的人身侮辱与迫害流亡,並在文革時期停止了大學教育,在极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文化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与进步。[60]毛泽东时代雖取得诸多科技成果,但現在一般认为是蘇聯技術援助跟革命推翻滿清舊體制下引發的科学技术或人才的繁荣发展的时代結果。但是也有部分学术人士和民众认为,在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上极少有資本主義式的腐败、贪污和社會不公的现象,被當權派允許的人民群众可以自由地去参与政治生活,因而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保守派人士和底层民众反而开始怀念起毛泽东时代。[62][63]

對世界的影響

因某些历史原因,基于毛泽东创立或倡导理论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亦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纲领。由於文革期間大量印製毛主席語錄作思想指導,這些毛主席語錄亦被翻譯成英語西班牙語,並流通到中國以外。這些在中國以外流通的毛主席語錄,成為了部分中國以外發展中國家的鬥爭路線參考。

波爾布特在毛泽东思想的影響下,推行了一條比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更為左傾的路線,在和越南共同的影響下,給柬埔寨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64][65][66][67][68][69],到今天中國仍然對此歷史簡單帶過。

毛泽东生前长期支持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柬埔寨紅色高棉等坚持反对亲美政府的游击战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给予大量援助[70][71][72][73]邓小平上台执政后,断绝了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等在失去了中国的援助之后,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时相继放下武器向东南亚各国政府投降[74]

部分反政府組織如直到现在仍坚持武装斗争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菲律宾共产党及其军事组织新人民军土耳其共产党/马列秘魯光輝道路”,和因为邓小平1980年停止一切输出革命的对外援助而被迫已向所在国政府投降的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以及日本赤軍柬埔寨紅色高棉[70],还有曾经在1990年代坚持武装斗争现在已放弃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75]等共產黨武裝,都被很多人認為是毛澤東思想的支持者。全世界毛主义者普遍认为怀仁堂政变后的中国是背叛了毛澤東思想修正主义国家。如美国革命共产党宣称:“1976年后中国的修正主义势力不仅继续标榜为共产主义者,而且还更具体的自称为毛泽东革命路线和革命遗产的继承者。”[76]

马克思主义文库及马克思主义者百科收录了毛泽东的生平、著作、诗歌和图片资料等[77],但马克思主义文库并没有把毛泽东看做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把他作为一名“参考作者”与亚当·斯密斯大林卢梭等人划在一起。[78]

家庭

 
杨开慧与毛岸青、毛岸英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1937年
 
毛泽东、江青和李讷

父母

幼年毛泽东受其母亲文素勤(文七妹)影响很大。毛泽东虽为家中老大,但是其母之前有两次怀胎夭折的经历,故毛泽东幼年时,其母带毛泽东在后山拜滴水洞山石为乾亲,并按当地习俗取小名为“石三伢子”[2]

婚姻

毛泽东先后有四位妻子。

  1. 罗一秀:原配,由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包办结婚。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从未和她同居,毛贻昌除了把罗一秀列入族谱以外,对毛泽东的反抗并无办法。1910年春因痢疾而不幸病逝。[2][79][80]
  2. 杨开慧:1920年结婚,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部下于1930年10月将杨开慧逮捕,1930年11月14日于浏阳门外识字岭将她处决,年仅29岁。
  3. 贺子珍:1928年6月结婚[81][82]。1937年10月,因毛泽东与史沫特莱交往过密,贺子珍负气出走苏联[83]
  4. 江青:1938年秋结婚,文革時期中央文革小組四人幫的首領。1976年秋毛泽东逝世后在怀仁堂事变中被華國鋒葉劍英等人逮捕,198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3日自尽。

子女

  1. 杨开慧/长子毛岸英:生于1922年,1950年在朝鲜战争中遇联合国軍飞机轰炸阵亡。
  2. 杨开慧/次子毛岸青:生于1923年,患有精神疾病,2007年逝世。
  3. 杨开慧/三子毛岸龙:生于1927年,1931年在上海病死。
  4. 贺子珍/长女乳名“金花”:生于1929年,没过半个月被送给当地楊姓乡人抚养,改名杨月花[84]
  5. 贺子珍/四子毛岸红:小名毛毛,生于1932年,长征开始后交给毛泽覃,后下落不明。[85]
  6. 贺子珍/五子:生于1933年,先天不足夭折。
  7. 贺子珍/次女:生于1935年,长征途中,送给当地乡人抚养,下落不明。
  8. 贺子珍/三女李敏:生于1936年。
  9. 贺子珍/六子俄文名“阿廖娃”:1938年生于苏联莫斯科,十个月时夭折。
  10. 江青/四女李讷:生于1940年,随母姓(江青原名李云鹤)。26岁担任解放军报社副社长(副军级),后任北京市委书记。王景清(李讷丈夫):云南某军分区参谋长。

孫辈

  1. 长女杨月花有6位子女,都在龙岩市工作,属工薪阶层
  2. 毛新宇:毛岸青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少將軍銜。
  3. 孔繼寧:孔令华和李敏的儿子,东方昆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卫视主持人。
  4. 孔东梅:孔令华和李敏的女儿,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董事长;丈夫陈东升泰康人寿嘉德国际宅急送公司老板。
  5. 王效芝:1972年生于江西,李訥的儿子,现下海经商。

曾孫辈

  1. 毛東東(2003年-):毛新宇之子
  2. 毛甜懿(2008年-):毛新宇之女
  3. 孔冬梅子女三名,与陈东升所生,名称不详[86]

亲属

  • 二弟毛泽民
  • 三弟毛泽覃,妻赵先桂、继娶贺怡;
  • 堂妹毛泽建,丈夫陈芬;
  • 毛远新(亲侄子):26岁担任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委。
  • 毛远志(亲侄女):原中央组织部局级干部。
  • 王海容(表侄女):36岁担任外交部副部长。
  • 贺麓成(亲侄子):国防科工委副军级干部。
  • 毛远耀(堂侄子):原长沙市副市长、衡阳市委书记。
  • 王曼恬(表侄女):文革期间任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姨堂兄王季范,曾帮助毛泽东的学业;侄儿毛楚雄;表侄王德恒;内侄女杨展; 亲表弟文强,国民党中将,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周恩来是他入党介绍人;前妻杨开慧的堂兄杨开明、表弟向钧。堂舅父罗石泉。

纪念

以毛泽东为题材的纪念包括毛主席塑像毛主席像章、影视作品、图片书籍、纪念馆故居、“”等等,可以分为他在世时和逝世后两部分。对他的纪念的目的不一,有的表示对他的崇拜,有的因为政治原因,有的是不带政治色彩的研究探讨,也有的是为了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毛主席像章
毛主席像章是以毛泽东肖像为主要图案的像章,最早的毛主席像章制作于1937年,是由东北抗日联军颁发银质像章。1942年延安制作出第一枚毛主席像章。此后像章一直在不停制作中,到文化大革命时形成最高潮。大串联时很多人都佩戴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的种类极多,从最简单的头像到有毛参与的历史事件甚至是他的诗词书法,粗略估算文革期间所制作的像章在80亿枚左右,数量无疑是世界徽章之最。
影视作品
电影
《毛泽东》(1983年)、《四渡赤水》(八一电影制片厂,1983年)、《开国大典》(长春电影制片厂,1989年)、《大决战》(八一电影制片厂,1991年)、《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93年)、《秋收起义》(潇湘电影制片厂,1993年)《重庆谈判》(1993)、《毛泽东在1925》(潇湘电影制片厂,2001年)、《毛泽东去安源》(潇湘电影制片厂,2003年)、《走近毛泽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2003年)、《建国大业》(2009年)、《建党伟业》(2011年)、《少年毛泽东》(动画,2015年)、《建军大业》(2017年)等。
电视剧
遵义会议》(1996年)、《开国领袖毛泽东》(1999年)、《长征》(2001年)、《青年毛泽东》(2003年)、《恰同学少年》(2007年)、《井冈山》(2007年)、《东方》(2011年)、《毛泽东》(2013年)、《太行山上》(2015年)、《毛泽东三兄弟》(2016年)、《东方战场》(2016年)、《海棠依旧》(2016年)、《红星照耀中国》(2016年)、《建军大业》(2017年)、《換了人間》(2018年)等。
图书
《毛泽东》、《统帅毛泽东》、《毛泽东画传》、《毛泽东家风》、《诗人毛泽东》等。
歌曲
《浏阳河》、《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心坎里》、《北京的金山上》、《青稞美酒献给毛主席》、《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毛主席永远和我一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北京有个金太阳》、《读毛主席的书》、《翻身农奴把歌唱》、《想念毛主席》、《毛主席派人来》、《日夜想念毛主席》、《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頌歌獻給毛主席》、《天上太陽紅彤彤》、《我愛北京天安門》等。20世纪90年代初,一盘名为《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的歌曲合辑磁带以720万盘的发行量,成为中国音像出版史上销量最多的磁带[87]
毛主席塑像
毛泽东塑像遍布全国,大部分为“文革”时所建造。1967年5月,清华大学树起第一座毛主席塑像,此后塑像风刮遍全国[88]。除清华大学外,很多大学校园的主入口都有毛的全身像。城市中立有他塑像的广场多被命名为东方红广场。其诗词也经常在广场立碑。
纪念地
北京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滴水洞、毛泽东诗词碑林;湖南长沙橘子洲头爱晚亭清水塘湖南第一师范江西井冈山八角楼贵州遵义遵义会议旧址陕西延安毛泽东故居湖北武汉东湖宾馆河南临潁县南街村
油画
开国大典》(董希文,1953年)、《毛主席去安源》(刘春华,1967年)、《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陈衍宁,文革时期。2005年拍卖价格高达1012万元)、《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和《长征》(靳尚谊,1976年)
邮票
中国和世界上10多个国家发行过毛泽东的纪念邮票
钱币
第四套人民币100元纸币上印有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四位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侧面肖像,而第五套人民币每种面值上均印有毛泽东的正面肖像與防伪水印。
模仿
以毛泽东作為題材的模仿對象有很多,早期主要是中國大陸官方影視題材,近年甚至有民間人士模仿。
中國演員张克瑶;中國演員唐国强;中國演員古月;中國演員王霙;中國演員李克俭;中國演員王仁;中國演員王震;中國演員许国寅;中國演員黄海冰;陈燕(四川省一个已經跟丈夫分居的普通家庭妇女,自2006年至2013年作為演員入行,已經模仿毛泽东的特性將近七年,出场费價碼達人民幣五位数。)
毛泽东号机车
北京铁路局丰台机务段自1949年以来,先后有JF1-304DF4-0002DF4B-1893DF4D-1893HXD3B-1893共计5台机车命名为“毛泽东号”机车。目前的第六代毛泽东号机车是HXD3D-1893,于2014年12月被命名,每隔三天担当北京-长沙T1/2次列车(2016年5月15日改为北京西-长沙Z1/2次列车)的本务机车。HXD3D-1893以及在此之前的五台毛泽东号机车,全部由中车大连机车车辆(含原沙河口工场)制造。
毛澤東佛祖殿
2019年5月11日,網路雜誌英语Online magazine寒冬報道河南省汝州市寄料鎮張坡村西約2公里處的青龍山上有一座毛主席佛祖殿,殿前有大型毛澤東雕像,雕像的底座上雕刻有將毛神化為佛祖的詩句,殿內供奉著稱為「宇宙天尊佛祖」的毛澤東塑像[89]。但佛祖殿遭曝光後,5月12日就遭當地官員下令秘密拆除[90]

注释

  1. ^ 毛泽东原字“咏芝”、“润芝”。“润之”典出《周易·系辞》:「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说卦》亦有「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毛还曾以“子任”为笔名。
  2. ^ 许多学者与媒体按照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毛泽东本人的一段回忆——“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认为,毛泽东曾经赴上海参加中共二大,因找不到地址和同志仍回湖南。学者李继华为此专门撰文认为,只出自毛泽东本人回忆的这种说法,既是一条孤证,也是不够准确的。有关论著和纪实文学对此津津乐道、大肆渲染,是不妥当的[18]
  3. ^ 当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并未离婚,杨开慧于1930年被何键逮捕并处决。
  4. ^ 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之后,作为其成员的毛泽东理应相当于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一年之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时中共中央局全体成员都进入政治局的事实证明之。
  5. ^ 毛泽东亲笔题名的大学: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湖南大学湘潭大学安徽大学华南农学院贵州大学广西大学湖南农学院(现湖南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引用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辭海編輯委員會 (编). 《辭海》(1989年版).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9. ISBN 978-7-5326-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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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文章

外部連結

  中国共产党职务
前任:
张闻天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
1943年3月-1976年9月
繼任:
华国锋
新頭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5年6月19日1976年9月9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5年8月-1949年1月
1954年9月-1976年9月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9年1月-1949年10月
不设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原因:1954年重设中共中央军委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7年8月-1949年1月
改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前任:
向忠发
(至1931年)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
1943年3月-1956年9月
职务合并
前任:
张闻天
(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3年3月-1956年9月
繼任:
邓小平
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前任:
邓发
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1943年3月-1948年7月
繼任:
刘少奇
新頭銜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秘书
1923年6月-1925年1月
繼任:
王若飞
中央秘书长,1926年到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职务
新頭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兼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职务撤销
前任: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集体行使国家元首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繼任:
刘少奇
新頭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兼国防委员会主席)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新頭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1949年9月21日-1954年12月25日
名誉主席
1954年12月25日-1976年9月9日
繼任: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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