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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 (文革用語)

1966年对三家村的批判

三家村,被评论者称为发生在1966年的一场“文字狱”。

名称的由来编辑

三家村,本义是乡间人居寥落的地方。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写。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

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吴南星在《前线》杂志上共发表67篇杂文。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认为是当作了“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遭到批判。

《三家村札记》当中有几篇杂文可能隐含地批评当时毛的个人崇拜,在《专治“健忘症”》中,他们隐含地批判到毛泽东患了精神错乱症,批评毛因为特殊的“健忘”而食言,“得了这种病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其结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变成喜怒无常……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1],他们最后给出的药方是让健忘症病人赶紧休息,否则会出大乱子”[2]

遭到批判编辑

1966年5月在江青策动下,通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关锋 化名“何明”,同前《光明日报》)和《评“三家村”》(姚文元 ,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该专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一般人认为,批判者的真实动机意在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从此之后“三家村”被认定为是“反党集团”。邓拓被认为是“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吴晗是“急先锋”。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 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写道:“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 ‘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 一 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更是以最高权威从政治上定调,一个思想治罪的网罗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撒开:所有对现实稍有意见,或被领导、群众认为有不满情绪、不健康思想,常常撰文发表赚额外稿费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欢合群、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或普通爱好者,在当时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参考资料:《红旗》杂志1966年第7、8期)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北京大学哲學系教师的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写的文章《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3]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开头写道:“聶元梓等同志的大字報,揭穿了“三家村”黑幫分子的一個大陰謀!” ““三家村”黑店的掌櫃鄧拓被揭露出來了,但是這個反黨集團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仍然負隅頑抗,用“三家村”反黨集團分子宋碩的話來說,叫作“加強領導,堅守崗位”。” “三家村”黑幫是詭計多端的。在前一個時候,他們採取“犧牲車馬,保存主帥”的戰術。”“那些什麼“三家村”、“四家村”,不過是紙老虎,他們的“將帥”保不住,他們的“車馬”也同樣是保不住的。”[4]

后果编辑

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革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邓拓、吴晗也在不断升级的批判与迫害中含恨而死。

全国各地也都掀起了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斗争矛头转而指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身上。“三家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代名词,并流行一时,形成恐怖气氛。因此罹祸者甚众。连与文化无关的小单位,也要揪个“三家村”出来;否则就是“不抓阶级斗争”。

平反编辑

1978年8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吴、廖三人所作的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为邓拓、吴晗举行追悼会,廖沫沙后曾任北京政协副主席。

武汉大学 三家村编辑

20世纪六十年代初,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劭天、常务副校长何定华被认为是武大的“三家村”,并予以批判。

1964年,朱劭天被调离武大,湖北省省委另派庄果担任武大党委书记一职,并主持工作。 庄果任武大党委书记时,参与领导批斗中共元老、校长李达,并且在1966年7月19日私拆李达写给毛泽东的“救命信”。1966年8月25日,李达于武汉不治身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达于1978年得到平反[5]

参考資料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吴南星:《三家村札记·专治“健忘症”》,前线,14,1962
  2. ^ "必须赶紧玩去休息……勉强说话和做事,就会出大乱子",吴南星:《三家村札记·专治“健忘症”》,前线,14,1962
  3. ^ 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07-09-27.
  4. ^ 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07-08-13.
  5. ^ “毛泽东同志和李达同志的友谊”,《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3日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