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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领导核心人物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邓先圣[9]:17,由啟蒙老師在法國留學時改邓希贤[10]:8,1927年正式改名為鄧小平中国四川省广安州[註 1]协兴乡(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11]:93-94人,祖籍江西吉水,在法国勤工儉讀期间經周恩來趙世炎等人介紹和影響下加入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學学习。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参与广西、江西等地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1931年因支持毛泽东路线被撤职。1938年起与刘伯承一起领导129师第二野战军等部队参与了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内战。1954年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与了对高岗饶漱石斗争中共八大后,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12]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中共党内仅次于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第二号走资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其子邓朴方因批斗而半身瘫痪,他本人也被软禁在江西。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死后,邓小平于1973年恢复职务,再次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总理周恩来工作。后因其整顿“文革”混乱引发毛泽东和“四人帮”不满,于是在1976年四五事件后再次被撤销所有职务,直至毛泽东死后,于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后,复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职务(合称三副一长)。

邓小平
邓先圣、邓希贤(原名)
同志
Deng Xiaoping and Jimmy Carter at the arrival ceremony for the Vice Premier of China. - NARA - 183157-restored(cropped).jpg
邓小平出访美国,摄于1979年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任期
1982年9月13日-1987年11月2日
副职 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
前任 首任
继任 陈云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81年6月28日-1989年11月9日
副主席 叶剑英赵紫阳杨尚昆
秘书长 杨尚昆
前任 华国锋
继任 江泽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83年6月6日-1990年3月19日
副主席 叶剑英、赵紫阳、杨尚昆等
秘书长 杨尚昆
前任 刘少奇国防委员会主席,至1968年)
继任 江泽民
Charte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logo.sv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78年3月8日-1983年6月17日
副主席 乌兰夫韦国清彭冲赵紫阳
前任 周恩来
继任 邓颖超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任期
1975年1月5日-1976年4月7日
1977年7月17日-1980年3月2日
副职 伍修权王铮迟浩田
前任 黄永胜
继任 杨得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任期
1954年3月-1968年10月
1973年2月-1976年4月
1977年8月-1980年9月
总理 周恩来 华国锋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任期
1975年1月10日-1976年4月7日
1977年8月19日-1982年9月12日
主席 毛泽东 华国锋 胡耀邦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軍事委员会副主席
任期
1975年1月-1976年4月
1977年8月-1981年6月
领袖 毛泽东 华国锋 → 自己兼任
主席 毛泽东 华国锋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任期
1956年9月13日-1967年3月
党主席 毛泽东
前任 毛泽东(中央书记处主席)
自 己(中共中央秘书长
继任 胡耀邦(1980年)
个人资料
性别
出生 (1904-08-22)1904年8月22日(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
 大清四川省广安州[註 1]协兴乡(今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
逝世 1997年2月19日(1997-02-19)(92歲)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国籍  大清 (1904年–1911年)
中華民國 (1912年–1928年)
 中華民國(1928年–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997年)
政党 中国少年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配偶 张锡媛(1928年-1929年結婚)[1]:218
金维映(1931年-1933年結婚)[2]:24
卓琳(1939年-1997年結婚)[3]:22-23
儿女 邓林
(1941-09-12) 1941年9月12日78歲)
邓朴方
(1944-04-16) 1944年4月16日75歲)
邓楠
1945年10月(73-74歲)
邓榕
1950年1月(69歲)
邓质方
1952年8月(67歲)
学历 广安县立中学中途转学[4]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5]
巴耶中学辍学
[6]
莫斯科中山大学短期学习[7]
学位
坦普尔大学名誉法学博士[8]
母校 广安县立中学(现广安中学)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校址现为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
巴耶中学(现名阿兰·沙巴梯耶中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
职业 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經濟家、思想家丶理論家、革命家
宗教信仰

1978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认领导地位,取代时任党主席兼总理华国锋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1978年至1983年,任全国政协主席;1981年至1989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2年至1987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1983年至199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邓小平主导了拨乱反正,并主持修订了八二宪法,该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也是现行的宪法,突出了宪政主义的精神、观点和思想。[13][14][15][16][17]

邓小平一生未担任中国国家元首中国政府首脑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但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11月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一职前,普遍认为他是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并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予以确认。[18]中国共产党称他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称以其部分政治理念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为“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部分。具体来说,他的提议包括“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一国两制”,等;其政策影响到了20世纪后期每个中国人,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他推动的改革还缔造了新兴超大城市深圳市。他于1978年和1985年两次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年度风云人物”,却也因为六四事件而受到争议。[19]:235[20]:89

生平编辑

早年生涯编辑

光緒三十年(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生于中国四川省广安州[註 1]协兴乡牌坊村[10]:13(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的一个家庭[11]:93-94[10]:8,是長子[21]:9

鄧氏親族鄧時敏曾任擔任朝廷要員,位至大理寺正卿[22]:17

鄧1909年開始讀書,先進私塾發蒙[23]:1。六歲轉入協興鎮一家較大之私塾[22]:18。1911年轉入新式小學讀書[23]:1。11歲那年考入廣安縣高級小學[22]:18。1918年高級小學畢業[21]:11。14歲時鄧考入廣安縣初級中學[22]:18

1919年春天,邓15岁,与只比他大3岁的族叔邓绍圣一起离开广安[10]:16,22,到重庆汪云松筹建的一所赴留学预备学校就读[9]:21,鄧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学员[10]:14五四運動後,鄧同全校同學一起參加抵制日貨活動,他當時只有「工業救國」思想,希望能到法國去一面做工、一面求學,學點本事回國[23]:2。1920年夏在重慶留法預備學校畢業[23]:2。经过18个月的努力学习,在1920年9月上旬鄧和其他378名学员乘船沿长江到达上海准备赴国外勤工俭学[10]:27-28。10月19日[22]:20,抵達法國馬賽[23]:2

旅欧生涯编辑

 
16岁时的邓小平

邓小平个子矮小,卻在这批留学生中被选为領導人,在旅途中表现出了出众组织能力[9]:24。1920年10月19日,邓小平与叔父邓绍圣乘船抵法国马赛[21]:12,短暂停留后到达巴黎[24]:1-4。邓小平在法国非常奔波忙碌,生活很少安稳,而且常常没有工作,经济非常拮据。邓小平在法国第一个居住地,是卡昂以西的小城巴约[9]:25。他在法华教育协会开办的一个法语训练班学了3个月法语。在法华教育协会安排下,以邓希贤名字到诺曼底巴耶男子中学就读[21]:12

1921年3月13日,鄧和18位勤工儉學之同胞離開巴耶[22]:20。春,鄧在布列塔尼之貝頁中學語言進修班學習,後來到巴黎附近之工廠做工,住在拉加朗——科隆伯城[23]:2。4月初,他与叔父到克鲁索施耐得钢铁厂Schneider & Company Iron and Steel Complex)做工,开始4年劳工生涯,当时邓小平只有16歲,只能当学徒工,每天工资只有10法郎,生活拮据,连飯都吃不饱[21]:12。由于缺钱,他工作3週[9]:26。在这里,他掌握钳工技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派上用场[25]:124。他做1个月苦工后辞职,靠领救济金(每天5法郎)過了5个月[21]:12。他在这里初步认识法国的无产阶级,并结识一些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后又做过饭馆招待和火车司机副手,期间一直住在拉加雷讷克隆布[26]:5。1922年2月14日,邓小平到沙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厂制作胶鞋[27]:77-78,在蒙塔爾吉當體力工人[23]:3,一天做20多双鞋,赚15、6法朗,做9个月[21]:12。期间,他上过夜校,以及蒙塔日学校[28]:26。10月17日,他辞去工作。同年秋天,入夏蒂荣中學學習[23]:3。学习4个月法语后,又回到原来的工厂工作。根据这个工厂领导评价,此时邓小平显露出倔强和反抗精神[27]:77-78。这段经历对于他意义重大。1985年,他派儿子邓朴方拜访此地。1923年2月,鄧小平在赫金森橡膠廠當雇員[23]:3。3月7日,他因拒绝工作而被工厂开除,失业几个月后他去了巴黎。6月,在比揚古雷諾汽車廠做工[23]:3。1925年底,他进入雷诺汽车厂工作,学习鉗工技术[21]:12

 
邓小平在法国哈金森橡胶厂的就业卡

1922年,邓小平在巴黎勤工俭学期间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後改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23]:3),並为少共出版刊物《少年》担任编辑,与李大章一同负责刻蜡板[21]:14。鄧在周恩來趙世炎等人介紹下加入少共,因而和周成為終生好友,而周晚年時更為他鋪路協助他推動改革開放。8月1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機關刊物《少年》創刊[23]:3。1923年,少共改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21]:14。2月,鄧參加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臨時代表大會,大會正式宣佈自己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之一部分;周恩來當選為總書記[22]:21。6月11日後,鄧去巴黎,在旅歐共產主義組織裡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之支部幹雜活,主要工作是印刷該團體一份10頁紙之小報[22]:22。作為共产主义者,他开始从政[9]:29。1923年6月,中共宣布加入孫中山領導之中國國民黨,法國之中共黨員也立刻宣布會加入旅法之中國國民黨;鄧也加入中國國民黨,並在1925年成為中國國民黨歐洲支部之領導人之一[22]:22-23。秋,中共旅歐支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決定將機關刊物《少年》改為《赤光》[23]:3。雜誌宣稱要反對軍閥統治和帝國主義,讀者對是留法中國學生[22]:22

1924年,《少年》改名《赤光》,由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和主要撰稿;邓以“希贤”等笔名写文章,並负责刻蜡板和油印[21]:14。下半年,邓加入中国共产党,並擔任青年团旅欧支部領導工作[23]:4。随后,邓进入杂志《赤光》编辑组[9]:30。鄧在支部書記周恩來領導下工作[22]:22。在此結識了主编周恩来[28]:27[29]:348。邓主要负责印刷,并参与宣传工作。所有文章都由他刻在蜡纸上再进行油印,使他得了绰号“油印博士”[9]:30[26]:5[30]:14。后来,左倾革命者与中国青年党论战,邓小平发表文章参与这次争论[31]:21。在1924年7月會議上,按照中共之決定,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委會包括鄧在內之全部成員,自動成為中共黨員[22]:22

1925年春天,鄧在法國里昂做工,受黨組織委派擔任中共里昂區黨特派員,領導里昂地區之黨團工作和華工運動[23]:4。同年秋天,鄧成为新当选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傅鍾的助手[28]:27。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邓出任中国国民党内代表共产主义者的监督代表。1925年五卅惨案,鄧和旅法之中國學生一起抗議法國政府與鎮壓學生之中國政府沆瀣一氣[22]:23。6月21日,他们冲击中国驻法使馆,并逼迫大使在抗议信上签字。包括邓在内留下的人,都受到法国警察严密监视[9]:30[32]:18-21。邓等受法国警方监视並有被捕之虞[21]:12。年底,參與示威之中國學生之上層領袖被驅逐出境,鄧在組織內發表主要演講並主持會議[22]:23

1926年1月7日,邓根据中央指示离开法国,前往苏联[9]:31,上车时接到法国警方驱逐令[21]:12。邓旅法5年,爱上吃馬鈴薯奶酪牛角面包,爱喝法国葡萄酒咖啡,並爱上看足球,曾有一次花5法郎(1天饭钱)买一张最便宜门票看足球比赛[21]:13

1926年1月17日,鄧抵達莫斯科,兩周後進入中山大學一班[22]:234。邓起了個俄文名字“多佐罗夫”(Дозоров[33]:25,到专门培养中国革命者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27]:118-126,其中一个「理论家小组」,云集国共兩党学员,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邓和中国国民党党员谷正纲[21]:13。此外,当时在莫斯科同學有蔣介石的兒子蒋经国[34]:215,不過他与邓不同班[21]:13。鄧在这里学习了俄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列宁主义军事学。鄧專心讀書,鑽研馬列主義基本理論[23]:5。因为刻苦钻研、敢言善辩的作风,鄧又被同学们戏称为“小火炮”[27]:114。9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陪同访问苏联的冯玉祥将军返回中国[35]:343-345[28]:28。1926年底,邓奉命回国参加革命活动[21]:13

渐露锋芒编辑

1926年11月28日,随着北伐节节胜利,冯玉祥攻下西安

1927年春,鄧由蘇聯途經蒙古回到中國[23]:5。1月12日,鄧和其他20名年輕共產主義政治教導員一起,被共產國際派往馮玉祥那裡[22]:25。回国后,邓奉命同冯玉祥到内蒙古,并在冯玉祥手下担任第七团政治委员[35]:343-345。邓在西安由冯玉祥成立军事学院担任教学工作[36]:77-79。2月,中山軍事政治學校在西安成立,中國共產黨員史可軒為校長,鄧為政治部主任,劉志丹等擔任教官[37]:2637。3月,接受分配到西安,在中山軍事學校工作,擔任政治處處長兼政治教官,並任該校中共黨組織書記,學校隸屬馮玉祥國民聯軍總部,實際上由劉伯堅等幾位中國共產黨人籌建[23]:5。6月徐州會議後,馮玉祥追隨蔣介石反共,將鄧等遣送別處[37]:2637。7月間史可軒帶領千餘人離開西安,該校宣告結束[37]:2637

1927年4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22]:25。6月,因中國政局發生突變,馮玉祥下令要所有在他部隊工作之共產黨員集中到開封,名曰訓練,其實是「禮送出境」,鄧根據黨組織安排,離開西安轉赴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漢口,留在中共中央工作,擔任秘書,不久武漢政府公開反共,中國共產黨轉入地下,為適應秘密環境,從這時起改名為鄧小平[23]:6。7月8日邓返回武汉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邓小平”的名字正是在这时改的[36]:60-62[28]:28。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邓擔任書記員並負責處理會議文件[22]:26,从事会务工作[38]:187-199[39]。鄧作為中央秘書列席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批判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總結大革命失敗經驗教訓,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中國國民黨之總方針[23]:6。同年底,中共中央秘密遷到上海後,鄧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主要管理中央機關文書、機要、交通、財務等工作[23]:6。1928年,鄧作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在國內協助李維漢任弼時處理中央日常工作[23]:7。至1929年夏,他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

1928年6月底,鄧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副书记,帮助新的中共中央书记向忠发工作[36]:82-92。由于鄧从来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学会上海话,因此成为地下活动理想接头人[28]:29。9月,在上海,鄧與張錫璦介紹張曉梅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張曉梅被分配在黨中央機關工作,為中央職工部整理材料,並擔任中央翻譯科之機要交通[23]:7。是年冬,邓在上海与中共党员张锡媛结婚[1]:218[2]:27。鄧和張錫媛跟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成為鄰居,一起從事地下工作[22]:26

1929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派鄧為中央代表,到廣西與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做統戰工作,並全面領導廣西黨工,準備武裝起義,在龔飲冰陪同下,由上海到香港,聽取廣東省委軍委書記聶榮臻介紹情況,然後到南寧,是鄧開始獨立擔負一個地區領導重任[23]:7-8。邓以中共中央副秘書長身份,化名“鄧斌”從上海乘船到香港,又趕赴海防,由陸路潛入廣西省[40]:24。在南寧,鄧以黨中央代表身份做俞、李工作,一方面以秘密方式同廣西黨組織負責同志聯繫,傳達黨中央指示;另一方面以半合法地位做好俞、李工作,使俞、李任用不少中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人士[23]:8。邓奉命到广西右江左江地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积极参与与张云逸韦拔群等人领导百色暴动政治活动[28]:30。由於中央和廣東省委受左傾情緒影響,對鄧在廣西與俞作柏、李明瑞合作不相信也不放心,幾次發指示信提出批評,但是鄧堅持從廣西實際出發,認為俞、李與蔣、桂矛盾完全可以利用[23]:8。9月1日,邓在南宁主持召開廣西省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決議「武裝農民、推翻國民黨政權、建設工農民主政權、創立工農紅軍」[40]:25。10月1日,俞、李率部出發𢇌,鄧調遣部隊作應變:通知警備第四大隊派一個營先去右江地區,警備第五大隊派一個營先去左江地區;派雷經天等去右江,何健南等去左江[23]:8-9。10月初,中共黨組織按照預定計劃,將留守南寧部隊拉到左、右江地區[40]:26。鄧指示張雲逸以南寧警備司令名義接管省軍械庫,並徵集船隻,以備一旦有變,即把軍械庫幾千支槍和彈藥裝船外運;又令在南寧受訓之韋撥群農軍營趕回東蘭,準備起義;並派龔飲冰去上海向中央滙報行動計劃[23]:9。10月17日,鄧、陳豪人等帶着警衛部隊,指揮船隊溯右江駛向百色,張雲逸率警備第四大隊和教導總隊從陸路掩護前進[23]:9。一到百色,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邓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决定发动百色起义[40]:26。鄧被任命為中共廣西前敵委員會書記[23]:9。11月初,中央電召邓回上海[23]:10。鄧在左江龙州对龙州暴动做了布置后,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41]。在邓离开期间,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分别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左江和右江两块根据地,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36]:110。12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百色县城广场集结,宣布成立[40]:26。同时,在左江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张云逸和邓分別就任红七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40]:26-27。12月上旬,鄧從龍州動身,中旬到香港,在香港參加中央軍委召開之「對廣西紅軍工作布置的討論」會,在會上作「補充報告」[23]:10。1930年2月1日,邓在龍州領導右江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40]:27。俞作豫任軍長,鄧兼政治委員,李明瑞任第七軍和第八軍總指揮[23]:11。年初,邓回到上海,妻子张锡媛于1月因难产而病故[40]:26-27。2月7日,鄧從上海回到龙州,電告紅七軍停止攻打南寧,命紅八軍撤回龍州[23]:11。邓与袁振武将红八军余部数百人带至右江与张云逸等领导红七军合并。10月,中共中央代表邓岗推行“立三路线”,到达右江传达命令,要红七军主力7000余人攻打柳州、建立广东北小江根据地、阻止国军北上[40]:27。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項英、毛澤東、任弼時、朱德、彭德懷、葉劍英、鄧中夏、曾中生、鄧、周恩來、劉伯承、惲代英、李富春等25人組成蘇區軍委[23]:13。红七军在战斗中损失严重,决定放弃攻打柳州,为保存实力,绕過柳州、桂林,转战在粤贛湘桂边界地区[40]:27-28。11月,紅七軍和紅八軍合編為紅七軍,奉命北上,此後轉戰桂、粵、贛、湘邊境[23]:14。经约10个月苦战,终于在1931年7月到达目的地与中央红军会合[40]:28。7月,中央將紅七軍調到中央根據地,紅七軍與中央紅軍會合,編入紅三軍團[23]:15。红七军进入江西时,只剩下2个团不足2000人[42]:143。强渡乐昌河时,邓和张云逸被国民党军截断,邓带领先头团于1930年底到达江西崇义。作为前委书记,邓打算再次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得到另两名前委许卓和李明瑞的支持。在崇义,红军遭国民党军猛攻,邓与许卓商定,由许代理前委书记并带领部队寻机前往井冈山,邓则去上海汇报[41]。三十多年后,邓在文革期间自我检讨时承认,在1931年初部队被分割的危急情况下,作为主要负责人,他不应该离开,“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是他“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43][41][44]

第一次下台编辑

 
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

1931年8月,邓担任中共江西瑞金縣委书记[23]:15,同時兼管黨在尋烏縣安遠縣之工作[22]:28。刚到任就凭其出色调解能力和裁决能力,平息当地政治迫害性质肃反运动[28]:34[45]:50-83[2]:46。不久,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邓离开了党委书记职位,成为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28]:34

1932年初,他被派到会昌担任县委书记,很快在那里扩展中国共产党组织[28]:34。随后又担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邓积极推行毛泽东“富农路线”,组织地区武装力量,是当时党内毛泽东支持者之一[46]:290[2]:41-42。鄧對毛產生極大崇敬[22]:28。1932年夏天,邓第二次结婚,与在会昌认识的金维映结婚[2]:24。冬,鄧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烏、安遠三縣工作,半年後又調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長[23]:16

 
1936年2月,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部分领导干部在陕西淳化合影。前排左起:王首道杨尚昆聂荣臻徐海东。后排左起:罗瑞卿程子华陈光、邓小平

1933年,邓第一次被打倒。4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辦《鬥爭》報發表《羅明路線在江西》一文,批判鄧、毛澤覃、謝唯俊、古柏[23]:16-17。邓受中共內部王明派打击和批判[21]:14李维汉等極左势力抨击罗明、邓小平政治路线,实质是批评毛泽东战略方针,历史上称之为“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维俊)、古(古柏)”事件[28]:34[47]:154。此后,邓被一步步剥夺权力,从省党委书记被撤职[48]:12。邓被撤銷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之职,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21]:14。并迫于压力,做出自我批评,被关进拘留所[49]:67。鄧受到嚴厲指責,被稱為「毛派頭子」,甚至鄧第二任妻子金維映也加入批判鄧[22]:28。此时金维映提出离婚,随后改嫁于李维汉[2]:98[28]:20。邓派到邊遠樂安縣南村區委當巡視员[23]:17。半个月后又被调回红军总政治部[48]:12。時任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在鄧下放幾個後把鄧叫回來,委任為江西省委宣傳幹事[22]:28-29

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國國民黨把中國共產黨趕出根據地[22]:29。1934年10月21日,中央紅軍開始長征,鄧參加長征[23]:18。长征初期,邓负责《红星报》编辑出版[50]:18-20。年底,鄧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23]:19。長征給中共造成重創,從江西出發時軍隊大約86,000人,很多人死在路上,還有一些人開小差,1935年10月到達陝甘寧邊區時只剩下不足10,000人;據鄧之女兒說,隨著部隊日益減員,鄧在長征途中負責宣傳以維持紀律,有不少機會與毛交談[22]:29

1935年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推荐下[28]:19,邓参加贵州省遵义县城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鄧作為書記員得以出席會議[22]:29,当选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51]:310。这次会议后,邓正式复出。4月,邓被派到红一方面军主持宣传部工作,中央纵队秘书长职务交给刘英。5月12日,鄧出席在四川省會理縣城郊召開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23]:19。6月,鄧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23]:19。在党内发生张国焘分裂事件后,彭德怀、邓承担红军右路军主要指挥工作[52]:97。10月29日,长征部队到达陕西北部时,邓患上严重疟疾[52]:97,后因张学良调拨药品及物资帮助才得以摆脱生命危险[53]:360。1936年2月5日,鄧隨紅一方面軍東征[23]:20。5月,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後任主任[23]:20。邓曾亲自编写一军团许多重要材料和《战士报》社论[21]:14

抗日战争编辑

 
1938年1月,鄧小平任八路軍129師政治委員。這是129師領導人在山西遼縣(今左權縣桐峪鎮合影。左起:李達、鄧小平、劉伯承蔡樹藩

1936年12月,軍閥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囚禁蔣介石總司令,給中國共產黨帶來良機;蔣為使自己獲釋,被迫同意開始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鄧在延安作為第一軍團宣傳部長領導文工團,並通過演講教育軍政幹部[22]:29-30。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发生,全國抗日戰爭開始[23]:20。8月9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鄧赴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之最高國防會議,同時進行國共談判[23]:20。中國共產黨同意與中國國民黨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後,其軍隊被改編為「第八路軍」,成為全中國軍隊之一部分,形式上接受蔣介石之統一指揮[22]:30。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双方协议,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邓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与周恩来等,到太原统一战线工作[54]:51-52。9月,鄧奉周恩來派遣,以八路軍政治部和動委會名義赴五台山動員蒲路東,正太鐵路北各縣民眾裝起來發展游擊戰爭[23]:22。9月下旬,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簡稱動委會、戰委會)在太原成立,動委會是周恩來、彭德懷同閻錫山商談決定建立,續範亭任主任委員,鄧、南漢宸彭雪楓等參加領導工作[23]:22。9月23日,朱德、任弼時、鄧、左權率領八路軍總指揮部駐進五台縣南茹村[23]:22。10月,鄧、傅鍾韋國清率八路軍總政治部一部分同志到山西孝義縣,開辟晉西地方工作;鄧召開會議布置擴軍、籌糧籌款和幫助地方建黨建政等,同時派幹部幫助縣犧盟會訓練抗日自衛隊、建立抗日游擊隊,組建「八路軍晉西游擊支隊」,不久從統一戰線大局出發,改名為「犧盟晉西游擊支隊」[23]:22-23。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鄧接替張浩任第129师政治委员[23]:24,与师长刘伯承一起抗日[54]:400[28]:6。鄧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使鄧權力更大,有權判斷部隊戰前政治準備和周圍環境[22]:30。1月18日,到達129師任職視事[23]:24。随后13年,邓小平和刘伯承一直并肩战斗[55]:185-189,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后来被称为“刘邓大军”而留名史册[56]:70。劉伯承有善待部下之名聲,鄧則對部下要求甚嚴,打起仗來不顧一切;在處決懷疑給中國國民黨做奸細之士兵時,劉伯承也要比鄧更慎重[22]:30

比起毛在延安遠離敵人,有時間研究黨之理論和全局性戰略,又有閒暇暢遊於歷史、哲學和詩詞當中;鄧政委住在太行山區,更接近日本人前線,幾乎沒有時間研究理論,鄧得擔起實際責任,處理和居民有關之各種問題[22]:31。1938年1月7日,鄧在洪洞參加北方局和集總(八路軍番號為第十八集團軍,故八路軍總部簡稱「集總」)召開之中央軍委華北軍分會會議[23]:24。實際上,鄧在八年抗戰時期為山西太行山區之最高政治領導人[22]:31。2月6日,鄧在遼縣主持召開129師團以上干部會議[23]:24。2月25日,鄧和徐向前副師長到拐兒村參加集總召開會議[23]:25。4月26日,鄧與劉伯承等送徐向前去河北南部開辟冀南軍區,發展平原游擊戰爭[23]:26。鄧要建立自給自足之經濟,為當地數萬居民和部隊提供足夠之口糧,同時還要生產足夠之經濟作物,並使當地工業能夠生產出足夠之布匹和其他日用品;鄧還要為正規軍徵募兵員,評估軍事行動之政治意義[22]:31

1938年,刘邓二人率军在河北南部平原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57]:250,1至9月,刘邓二人共创“麻雀战术”卓有成效[58]:242。7月16日,鄧與徐向前、宋任窮等會見美國駐華大使館海軍武官伊·福·卡爾遜英语Evans Carlson,向他介紹冀南抗日情況[23]:26。当时来访的美国海军少校、驻中国国共军队运动观察员伊·福·卡尔逊评论邓:“是一个矮小、健壮和健谈的人,他对事物的理解就像芥末那样锐利(as keen as mustard)。”[10]:907月28日,鄧親自領導冀南抗日武裝整編[23]:26。8月14日,鄧指導冀魯豫邊區省委召開各地縣代表會議,將冀南軍政委員會改選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楊秀峰任主任,宋任窮任副主任;8月25日,離開冀南[23]:27。9月29日至11月6日,鄧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之擴大六屆六中全會,並在會上報告地方工作[23]:27。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北方局及分局委員的通知》,決定:以朱德、彭德懷、楊尚昆、聶榮臻、關向應、鄧、彭真、程子華、郭洪濤為北方局委員,楊尚昆兼北方局書記[23]:27。12月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全國我軍中黨務委員會由王稼祥、朱德、彭德懷、譚政、項英、陳毅、聶榮臻、鄧、關向應、程子華、林彪、劉伯承、賀龍、蕭勁光等26人組成[23]:27-28

 
1941年的邓小平

从1937年到1945年,刘邓开辟了晋冀鲁豫根据地,邓任根据地党委第一书记。他主张宣传中国共产党思想[59]:99,推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等政策,以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28]:42。1939年7月,鄧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23]:29。8月,同卓琳在延安結婚[23]:30。9月,邓第三次结婚,妻子是卓琳,也是他最后一次婚姻[10]:89。卓琳(本姓浦)是云南人,出身富商家庭,抗战后从北平奔赴延安求学,在延安与邓结识[3]:22-23

1940年8月,彭德怀、刘伯承、邓等对日本军队发动百团大战(邓没有实质参与战役,但默许其部队参加[10]:91)。8月至2月,鄧與劉伯承率129師參加八路軍總部發起「百團大戰」[23]:34。由于战役胜利,毛泽东从延安发来贺电,蒋介石也从重庆发电嘉奖彭德怀。但这次战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口实,指责邓反对毛泽东游击战方针[36]:58-56。1942年末,邓回到延安,支持毛泽东整风运动[33]:75-76[60]:86,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60]:8。1942年,邓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局书记[61]:49。1943年10月6日,鄧代理北方局書記[23]:46。1945年6月,邓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62]:189-190。8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中共北方局,成立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鄧任書記、薄一波任副書記,同時成立晉冀魯豫軍區,任劉伯承為司令員、鄧為政治委員[37]:7793。8月20日,正式成立晉冀魯豫中央局,鄧為書記,薄一波為副書記,成立晉冀魯豫軍區,劉伯承為司令員,鄧為政治委員,滕代遠王宏坤為副司令員,薄一波、張際春為副政治委員[23]:51

第二次国共内战编辑

 
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邓小平与刘伯承亲临前沿部署作战

中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因國民政府及中共政治談判失敗,随即爆发第二次国共内战。1945年冬,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建立,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员[23]:54。抗战开始时只有9000人的第129师,此时已发展成为近30万人的大型野战军。1945年9月,刘邓大军上党战役中成功运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歼灭阎锡山3.5万中华民国国军[63]:32,随后发起平汉战役同样取胜,配合毛泽东在重庆进行谈判[64]:44-45。战役胜利后,刘邓大军一直休整到1946年夏天

1946年8月,刘邓大军与陈毅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原局第一书记[48]:223。194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鄧小平任書記,鄭位三李先念李雪峰為副書記[23]:59。6月30日,刘邓率军南渡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60]:94,在此期间邓小平与刘伯承关系极度不合,在大别山区土改问题上邓小平与刘伯承矛盾严重[44],但在80年代突然有了刘邓的说法。1948年3月,鄧小平同劉伯承率主力出大別山與陳毅粟裕野戰軍陳賡謝富治集團會師中原[23]:73。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作出《關於改變華北、中原解放區的組織,管轄地及人選的決定》,決定將晉察冀及晉冀魯豫兩解放區,兩中央局合並為華北中央局,兩軍區合並為華北軍區,兩邊區政府合並為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以劉少奇兼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為第二書記、聶榮臻為第三書記,聶榮臻為華北軍區司令員、薄一波為政治委員,董必武為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原中央局第一書記、陳毅為第二書記、鄧子恢為第三書記,劉伯承為中原軍區及中原野戰軍司令、鄧小平為政治委員[23]:74。在淮海戰役之最後階段,毛下令成立總前委,將50萬中共軍隊納入鄧總書記之統一領導[22]:33。在对国共第二次内战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65]:149[28]:6,负责对前线军队战略指挥[60]:130-133,并对不同解放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60]:108,124。1949年3月14日,中央決定:鄧小平為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為第二書記兼上海市委書記,陳毅為第三書記兼上海市長,劉伯承為南京市長兼市委書記[23]:84。4月21日,中共軍隊輕鬆擊潰抵抗渡過寬闊之长江[22]:33,旋即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66]:37。7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由鄧小平、劉伯承、賀龍等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鄧小平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賀龍任第三書記,正式成立是11月23日[23]:87-88。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鄧小平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23]:90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23]:90,作为中原局第一书记和第二野战军代表,邓小平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65]:6,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委员和中苏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67]:203。10月19日,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組成,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程潛為副主席,賀龍、劉伯承、陳毅、林彪、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高崗、粟裕、張雲逸、鄧小平、李先念、饒漱石、鄧子恢、習仲勳羅瑞卿薩鎮冰張治中傅作義蔡廷鍇龍雲劉斐為委員[23]:90。随后,鄧小平又和刘伯承率军攻下云南贵州西康等西南省份[68]:46。1949年12月2日,鄧小平出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23]:92。1949年底,邓小平担任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地区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69]:423[57]:313。在任期间,他彻底清除云南的鸦片烟馆、平衡少数民族和汉族关系[60]:161-165,实施土地改革[70]:389-392[60]:141,151,17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编辑

 
1950年,西南军区军队整编会议与会者合影。前排左起:孔从洲李达张子意贺龙、邓小平、陈赓陈鹤桥韦杰。第三排右五尹先炳,第四排右六为秦基伟、右七杜义德

1950年1月8日,二野電告黨中央、毛澤東,確定由十八軍擔任入藏任務[23]:93。1950年,邓在第二次全国军事和政府委员会上提出立即没收地主财产,加强对农民思想和文化教育;1951年,在第三次全会上,又提出搞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这些建议受到中央肯定。毛号召用15年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邓和周恩来坚定站在毛一边[71]:2472

1952年7月,鄧調到中央工作,他先任政務院常務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任過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和財政部長[23]:102。7月,周提議鄧8月份起到北京主持政務院日常工作,劉少奇提出希望鄧將西南工作佈置後即到中央[72]:7-8。8月7日,朱德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任命鄧為政務院副總理[72]:7。8月,邓被调派北京,全家住进中南海[71]:2472。8月10日,周提出政務院黨組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以周為任政府黨組書記,陳雲、鄧分任第一、第二副書記[72]:8。8月13日,鄧正式上任,主持召開政務院第148次會議,周在會上宣佈:在我奉毛澤東主席之命赴蘇聯期間,由鄧代理總理職務[72]:8。此时,鄧作为经济专家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10月22日,鄧給毛、周寫信,提出「『三反』、『五反』,可以結束」,經毛、周審閱同意,10月25日「三反」、「五反」運動正式結束[72]:16

從1953年到1954年,鄧不僅擔任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而且擔任選舉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還擔任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稍後又被任命為該委員會秘書長[72]:30。1953年2月28日,西南軍政委員會改為西南行政委員會,鄧任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23]:103。2月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3月3日,毛指定:「凡政府方面要經中央批准的事件,請小平多管一些。」[72]:103月10日,政府工作領導分工,明確鄧分管監察、民族和人事工作;4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調整分工,明確鐵道、交通、郵電由鄧領導[72]:15。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鄧兼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和財政部部長[72]:38。从1953年9月18日起,邓担任1年财政部长,主持中央财政工作[28]:52[60]:193-197。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23]:104,鄧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73]:148兼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72]:65。1954年9月15日至9月28日,鄧出席在北京舉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根據周恩來總理提名,大會決定陳雲、彭德懷、鄧小平等10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根據毛澤東主席提名,大會決定朱德、彭德懷、鄧小平等15人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23]:105[73]:148。9月29日,毛任命鄧為國務院副總理[72]:35。直到12月大區黨政機構撤銷,鄧一直兼任西南局第一書記[72]:11。12月28日,鄧又根據他主持召開之會議討論意見,向中共中央提交書面報告,提出撤銷中央地區工作部,成立中央書記處第一、第二、第三、第四4個辦公室幫助中央工作[72]:66。毛對鄧說:「中央的事由你們做,對外一律用中央名義,不用秘書長、副秘書長名義。」[72]:66-67

1953年,陳雲、鄧將高崗之活動情況向毛反映,引起毛之警覺[72]:61。1954年发生“高饶反党集团事件”,高岗饶漱石两人企图与刘少奇周恩来夺权[28]:51。按毛之意見,1月25日和2月5日,鄧同劉、周一起兩次找高崗談話,點出他之問題;2月3日,鄧同劉、周、朱德、陳雲一起又找饒漱石談話,點出他之問題[72]:62。四中全會之後,2月15日至2月25日,高崗問題座談會由周主持召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由鄧、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72]:63。2月23日,鄧和陳毅發言,鄧希望饒漱石抱著拋棄錯誤之態度,在座談會後向中央徹底交代,以便改正錯誤[72]:63。邓专门负责对饶漱石调查[66]:314-315,并在1955年3月召开党内会议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73]:335-338。195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五中全会上,邓与林彪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补任弼时、高岗之缺)委员,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24]:98

1956年2月11日,鄧同譚震林、王稼祥抵達莫斯科,與朱德、劉曉會合[72]:72;鄧和朱德等在莫斯科參加蘇共二十大[72]:71,鄧、譚震林於3月3日回到北京[72]:74。5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宣布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74]:4192。邓不大贊成,认为可能引发一场反对中共的群众运动[75]:35

1956年8月30日,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毛提出:八大要把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作風切實反一下[72]:101。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73]:371[60]:212-256。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76]:6。但这次报告只是抽象批判个人崇拜,没有触及毛泽东权威和权力[77]:21。在開幕式上,鄧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成員、大會秘書長[72]:88。中共八大提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72]:100。9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第十二次會議,鄧小平當選中央委員[23]:109。9月28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一次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鄧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23]:109。邓成为排名在党主席和四位副主席之后的第六位领导人,开始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负责日常工作[78]:98。邓每周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需要处理党政工作,重大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讨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口负责人都在邓领导之下[79]。10月,中共中央表示,反對蘇聯武裝干涉波蘭內政,主張協商解決問題10月23日,劉少奇、鄧一行抵達莫斯科,11月1日回到北京[72]:97-98。11月1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中國政府從波匈事件中注意到,「加強民主、獨立和平等以及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人民物質福利的要求」,「不但有利於這些國家人民民主制度的鞏固,而且有利於社會主義各國相互之間的團結」[72]:98。11月10日至11月1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召開,確定在1957年開展一次新全黨整風運動[72]:102-103

1957年1月12日,鄧在清華大學師生大會上之報告:「有時社會制度是好的,但要看方法運用得怎樣」,「基本制度是好的,但還要經常注意到調整」;「對民主和專政的看法任何時候都不可以硬化,要看條件」;「總的趨勢是,我們要逐步發展和擴大民主,否則要犯錯誤」[72]:107。3月上旬,鄧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工業企業中實行群眾監督的指示》:「為了防止罷工罷課一類事件發生,根本辦法是隨時注意調整社會主義社會內部關係中存在的問題,首先是克服官僚主義,擴大民主。」[72]:1135月,鄧兩次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準備反擊右派進攻問題;5月2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鄧在會上作關於最近整風「嗚放」情況和整風運動部署之報告[72]:121:「如果把凡是罵我們的,尾巴上不帶一點好話的人都叫做右派,那危險得很,那就要犯錯誤的。」[72]:1226月5日,鄧離開北京到各地指導整風運動;鄧分別在瀋陽、西安、成都和濟南作4個報告,是在反右鬥爭正式開展之際所作,從報告中可以看出,鄧同毛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一樣,對當時思想政治領域之形勢和反右鬥爭之形勢,估計過分嚴重[72]:124

随后在1957年到1958年间,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右运动[80]:121-123,邓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并积极推进反右运动[28]:19。在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邓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把反右作为整风运动第二阶段[81]。反右鬥爭出現嚴重之擴大化和簡單粗暴之做法,使各界人士對黨和政府之工作提批評意見之積極性受到打擊,從而對擴大社會民主造成很大負面影響,鄧覺得應該做好善後工作,在報告中指出:「反右派鬥爭是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掃清道路的,我們決不能允許任何人用反右派鬥爭來阻塞人民內部的言路,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72]:131-132在八屆三中全會前,鄧主持起草《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草案),鄧在9月23日之報告中介紹此文件時說:對於右派,「經常要排一排,開始鬥爭右派中,有一部分是搞得不對的,搞過了」;10月9日,鄧在八屆三中全會閉幕會上發言:「右派分子的標準,中央提出一個草案,不久可以發出。……這個標準的主要精神,是把右派的範圍限於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以後,主要是大鳴大放時期,限於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而把一般歷史上的老賬、個別問的問題的意見和學術性的問題撇開。」[72]:13210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並在通知中規定:「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對於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屬於根本原則的政策、工作中的問題、學術性的問題、共產黨的個別組織、個別工作人員表示不滿,提出批評的人,即使意見錯誤、措辭尖銳,也不應劃分為右派分子;同樣,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在思想意識上有某些錯誤的人,也不應劃分為右派分子。」[72]:132-13323年后,邓承认自己对反右扩大化负有责任[29]:274-283,但他仍主张发起这场运动并没有错[82]:736[55]:194-197,只是运动被错误扩大[55]:253-257。由於在工作中普遍採取規定百分比,比例不夠就硬湊,造成主觀把一大批人錯誤劃成右派分子;許多正直有才華之知識分子,敢講真話之優秀黨員、幹部,還有同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之愛國人士,長期受到委屈、壓制和不幸,不能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發揮應有作用,是令人痛心之教訓[72]:133。反右运动中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83],是毛最初估计右派人数[84][85]:1204的一百多倍。在鄧直接關心、指導下,到1981年底,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者全部得到改正,反右鬥爭嚴重擴大化之錯誤得到徹底糾正[72]:135

1957年3月8日,鄧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西藏工委書記、西藏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張經武彙報西藏工作情況;鄧要求積極做好西藏上層人士之統戰工作,說:「在西藏,分別左中右,以是否愛國為標準,不能以土改為標準。我們是依靠左派,爭取中間派。右派是分離派,只要沒有叛國,對右派也要做工作。」[72]:199-2001958年8月18日,鄧在同西藏工委副書記、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和西藏軍區副司令員鄧少東談話時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鞏固自己的陣地,維護交通。」[72]:200-2019月8日,鄧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張國華關於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局部叛亂情況之彙報時,指示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冷靜、理智處置,「在叛匪威脅黨政機關和主要交通線時就打,有把握的就打,沒有把握就不打」[72]:201。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與國外干涉勢力相互勾結,公然撕毁《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發動以拉薩地區為中心之武裝叛亂;3月11日、12日、14日、17日,鄧連續參加劉少奇召集之會議,研究處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叛亂問題[72]:201。劉少奇和鄧在會上稱:和平解放西藏已經八年,我們沒有進行民主改革,是為了等待上層人物覺悟;現在一些上層人物要叛亂,逼得我們不得不進行改革[72]:201

1957年11月,邓和毛、宋庆龄去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并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会面[86]:120-125。11月9日,毛主持召開代表團會議,討論關於和平過渡之提法問題,鄧說:「我們可以就和平過渡問題向蘇共提交書面的意見提綱,全面闡明我們對和平過渡問題的看法;同時,在《宣言草案》中照顧到蘇共的觀點,對和平過渡問題有所闡述。」[72]:13711月10日,中方和蘇方代表就《宣言草案》再次磋商,鄧首先宣讀中方《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一、對於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問題,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兩種可能性,不是單一提一種可能性。……二、按照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狀況,從策略觀點出發,提出和平過渡的願望是有益的,但不宜過多地強調和平過渡的可能。……三、取得議會的多數,並不等於舊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四、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的含義,不應該只解釋為通過議會的多數。主要的問題是關於國家機器的問題。……五、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我們同社會黨的立場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這種界限。」[72]:137-138

1958年初,毛連續主持召開幾次會議,批評反冒進,發動「大躍進」;1月11日至1月22日,毛在南寧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72]:142南寧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由鄧抓石油工業[72]:144。「大躍進」興起後,很快便普遍採取革命戰爭和政治鬥爭慣用之群眾運動辦法搞經濟建設,嚴重脫離實際,違背經濟發展之客觀規律,挫傷人民群眾之積極性,從而造成社會主義建設之巨大損失[72]:150。3月25日,鄧在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黨內圍繞這個問題(反冒進)的思想鬥爭,「是關於建設方法和建設方針的鬥爭,不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用甚麼方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黨內有一些人跟著反冒進,「有一些是屬於對情況分析不夠的方法問題」;「兩種方法的鬥爭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是有區別的」;避免將問題再無限上綱,對於當時有重要作用[72]:151。5月5日至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72]:153。會議通过毛提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邓对此赞成[28]:19[87]:214-215。会议结束后,邓作为总书记,积极推动“大跃进”各项工作,陈云后来说,“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儿讲困难”[88]:72。6月10日,中共中央下發經毛審閱並修改之《中共中央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作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72]:157經濟決策權高度集中,再加上黨內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使黨中央和國務院之綜合協調部門再難以發揮作用[72]:157。6月,鄧出席軍委擴大會議,毛也到會講話,批評軍事工作上之教條主義;7月,鄧出來保護劉伯承,向毛建議保留劉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72]:162-163。7月31日,赫魯曉夫秘密到北京,毛在鄧陪同下同赫魯曉夫舉行會談[72]:217。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常稱北戴河會議);毛要集中統一,保證重點放在工業上,工業主要是抓鋼鐵,「馬克思秦始皇要結合起來」;鄧要求嚴格執行全國統一計劃,並「先保證重點」,「其他零星的不搞」[72]:164-165。毛說農村人民公社是人民群眾自發搞起來;鄧贊成毛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性質之意見[72]:165-166。北戴河會議後,全國各地迅速掀起大辦鋼鐵之高潮;同時,全國農村迅速開展人民公社化運動,嚴重氾濫以高指標、浮誇風、瞎指揮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之「左」之錯誤[72]:167。9月至11月,鄧考察東北、華北和大西南,是從1952年調中央工作後時間最長、接觸地方和單位最多之調查考察[72]:175。11月6日,鄧到達鄭州,參加毛主持召開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史稱「第一次鄭州會議」[72]:176。11月7日,鄧在會議中說:「人民公社還不是共產主義的,連社會主義還沒有建成,怎麼就是共產主義呢?」[72]:17811月28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召開;12月9日,鄧《〈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按勞分配原則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具有積極的作用,不能加以否定。供給的範圍不宜過寬,不要一下子甚麼都包下來。在集體生活中應當允許個人有適當的自由,也就是『大集體、小自由』。集體生中的個人選擇自由,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凡涉及人民群眾生活的事情,應當和群眾商量,不能憑主觀願望辦事。公共福利事業,如公共食堂、幼兒園、託兒所等,應當用把它辦好的方法,吸引群眾參加,絕不能用強迫命令的辦法。在興辦公共福利時,個人生活資料永遠歸個人所有,這一點公開向群眾宣佈。」[72]:182-183

 
1958年12月,邓小平视察武汉钢铁公司

1959年2月20日,鄧在中共上海市委工業會議上講話:「只破不立是不對的,破了舊的要立個新的,破了過於煩瑣的要立個簡要的,破了不合理的要立個合理的。規章制度是必要的,越是大生產,越要注意這個問題。對於重要環節的管理制度,改的時候要經過試驗,不要輕易去廢除。特別是一些技術上的問題,操作規程,技術規範,沒有把握隨便亂動,對生產不利。不是說不可以動,有些是可以動的,但是要經過試驗。」[72]:1912月27日至3月5日,毛在鄭州專列上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稱「第二次鄭州會議」;鄧向毛彙報關於人民公社之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多勞多得,承認差別」;根據毛意見,會議將「多勞多得」改為「按勞分配」,又加上「物資勞動,等價交換」[72]:193-194。中共中央決定於4月初在上海召開八屆七中全會[72]:194。4月2日,鄧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講話:「農業總是不穩,總有豐年平年。現在很多地方還沒有下雨,這是人力沒有辦法的。風調雨順之類不要講多了。」[72]:1964月5日,毛談到权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之問題:「权力集中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之外,還要提出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掛正帅,就是大元帥,邓小平为副司令、副元帅。我們兩個人一正一副。」[72]:197在党内,邓领导地位更为突出[79]。邓在一次打台球时意外摔断腿,恢复了很长时间[52]:138。7月2日至8月1日,毛提議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上一些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之意見使毛不能接受,而改變繼續糾「左」之初衷;根據毛建議,8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批判彭德懷以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全會最後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隨即在黨內開展「反右傾」運動[72]:207。鄧因右大腿骨折住院治療而沒有出席會議,但他非常關心廬山會議;當時鄧對批判彭德懷表示不同看法[72]:207。這使他免于陷入庐山会议的漩涡,只是发表一篇文字,形式上表明自己反对彭德怀、拥护大跃进的立场[89]:156。「反右傾、鼓幹勁,掀起新的大躍進高潮」成為中心口號,高指標、浮誇風、命令風和「共產風」重新颳起來,從而導致國民經濟比例關係更加嚴重失調[72]:208。12月28日,鄧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黨的根本隊伍是好的,百分之九十幾是好的,要相信這一點。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原則是不要比賽,劃不劃,都要慎重。」[72]:209

1960年,他对大跃进产生疑虑[87]:214-215。经过到基层视察,他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成立紧急委员会,提出“农业六十条”、“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60]:322-327。3月24日,鄧乘火車抵達天津,參加毛召集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史稱「天津會議」[72]:209。3月25日,鄧主持會議說:「還有一個集體領導問題,也要在適當的會議上說一說。我們黨是集體領導,毛澤東同志是這個集體領導的代表人,是我們黨的領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體領導成員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分開,應該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黨的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成員,把他在我們黨裡頭的作用說得合乎實際。」[72]:212因為沒有解決好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存在之嚴重問題,再加上一些別的原因,後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個人崇拜盛行,導致「左」的錯誤,最終釀成「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災難,給中國造成損失[72]:212。5月25日,鄧在中央書記處會議說:「領導人要清醒,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後,把應該接受的教訓忘了。各省也有這個問題,不踏實,搞大計劃」[72]:213。6月10日,鄧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稱:「一切問題解決的關鍵就是我們這些人。我們這些人搞得好一點,事情就搞得好一點。我們這些人注意的不夠,影響是不小的。」[72]:2149月16日,以鄧為團長、彭真為副團長之中共代表團離開北京,赴莫斯科參加中蘇兩黨會談;9月23日回到北京[72]:220-221。9月30日,邓率中共代表团再次飛赴莫斯科,參加八十一國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起草委員會會議[72]:221-222

1961年3月19日,在中央工作小组会上,邓小平代表书记处对中央在“大跃进”中问题主动自我批评,表示“(书记处)日常工作做得不坏,但方针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90]。此后,邓小平积极参与调整和整顿国民经济, 在9月提出“工业工作七十条”,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实用主义[87]:214-215[60]:318-321,334-337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會正式開始[72]:292。邓在会上稱「更加注意堅持党的优良传统」,「避免沾染官氣」,「避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72]:294。鄧說:「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們傳統的制度。」[72]:294鄧說:「指標過高,要求過急,既助長了分散主义,又助長了命令主義,黨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當大的削弱。」[72]:294-295會上,毛等中央領導人帶頭作自我批評,對工作中之缺點和錯誤承擔責任,對黨之民主建設產生深遠影響[72]:295。會議仍然肯定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三面紅旗」是完全正確,沒有根本改變「左」之指導思想[72]:296。毛点名批评邓的经济措施,这使邓与毛关系开始破裂[74]:4607。8月11日,鄧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毛)主席這次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很及時。不只是講國內問題和單幹問題,內容是很廣泛的,包括整個國際國內的一個歷史時期,即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或叫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問題。直到共產主義,消滅三個差別,都管用。」[72]:310毛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修正主義之根源,使黨之指導思想日益陷入以階級鬥爭為綱之「左」之錯誤[72]:310。會議還抵消七千人大會力倡在黨內加強民主集中制之努力,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之現象日益嚴重,破壞實事求是之作風[72]:310

1963年7月6日,中蘇兩黨舉行第一次會談,苏方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擔任會議主席,並作長篇發言[72]:327。邓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为副团长,與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抵达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9次会谈,蘇方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也参加辩论,双方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开展论争。7月14日,苏方不顾中蘇會談前雙方關於「在會談期間不發佈會談消息」之約定,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答覆中共中央6月14日信[72]:332。邓回复:“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被挑起,就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从来是出于被迫的,从来没有首先攻击过任何别的党。我们受到公开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我们认为,在这次会谈告一段落到下次会谈过程中,我们能够讨论出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停止公开的论战的决议。”[91]:329-332[92][93]

第二次下台编辑

 
文革时期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的宣传画

1964年初,北京大学发生的聂元梓陆平的关于教育方式的冲突中,邓小平支持北大校长陆平的观点,并且在3月3日的一次集会上批评了左派的学生和教师。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罢官〉》一文[72]:381

 
1965年古巴切·格瓦拉访问中国,邓小平接见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標誌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72]:388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邓为维持稳定局面,恢复秩序而奔波[40]:103刘少奇、邓立即到杭州向毛汇报,並请毛回来主持工作[40]:105。刘、邓回到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制定出“大字报只限于校內”、“校內校外有别”、“集会限于校內”、“不准示威遊行”、“不准大规模的集会”等“八条决定”[40]:105。並得到毛同意,派遣“工作组”到各个学校,但工作组所到之处遭到文革派操纵学生们猛烈攻击[40]:105。幾乎每個學校都分為兩派或幾派,互相攻擊,亂揪、亂批、亂鬥之風盛行,抄家、打人時有發生[72]:395。7月16日,毛横渡长江,7月18日回到北京[40]:105-106。刘少奇立即要求会见毛,但被毛拒绝[40]:106。7月19日,毛说派遣工作组是错误[40]:106。揚言说不僅僅是认识问题,而是路线问题[40]:106。7月21日,毛正式下达指示撤回工作组[40]:106。7月24日上午,毛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劉少奇、鄧派工作組,決定撤銷工作組[23]:150。毛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94]:59[95]:377。7月29日,毛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及中学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会”,发布决定撤销工作组,批评刘、邓、周派遣工作组[40]:106。8月1日至8月21日,鄧出席在北京舉行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並講話,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全會選舉毛、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在全會小組會上,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攻擊劉少奇,謝富治則攻擊鄧,說他在全國解放後變了[23]:150。劉、鄧被作為「資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人物受到批判,陳伯達趁機向毛揭發鄧[72]:400。鄧由於被指責犯「路線錯誤」,實際上已不參與中央領導工作[72]:401。為貫徹全會精神,8月13日至23日,林彪受毛委託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上鄧受到批判,會後鄧向康生移交他分管之中聯部、中調部等部門工作[72]:401。鄧事實上已被停止和剝奪職權,大多數時間待在家裡看文件、寫檢查和接受批判[72]:401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选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邓小平保留了总书记的位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保持在第六位(国家主席刘少奇跌至第八位)[96]:255。10月9日至10月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問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林彪在會上話,指名攻擊劉少奇、鄧小平執行「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並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會後全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23]:150-151。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但是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而他的书记处也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架空[97]:47-51。10月23日,毛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作报告批判刘、邓[40]:110。结果刘与邓作自我检讨[40]:110。11月7日,邓首次被点名批评,在北京市內大字报上,标题为“第二号走资派”[40]:110。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评,邓小平被说成是刘少奇之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2]:6,“中国的二号修正主义分子”[28]:19,“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62]:6。12月13日,毛指使“文革派”把邓與刘作为“反动分子”点名批判[40]:112。邓第二次被打倒[21]:19。以后刘、邓就不公开露面[40]:112。邓被软禁在中南海自住[40]:112

1967年元旦,文革小组动员北京市各大专院校数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批判刘、邓[40]:112。那时候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党內最大的走资派」,被解除一切职务,下放到江西一个拖拉机厂劳动[21]:19。3月15日,鄧的弟弟邓蜀平因为绝望而自杀[98]:84-85。3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被免去了总书记的职务[99]:6。之后红卫兵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攻击[89]:208:认为他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代表;反对毛主席;生活作风腐化(主要是指责他喜欢打桥牌)。5月,汪東興到鄧家告訴鄧,告訴鄧,毛讓他轉告:一、要忍,不要著急;二、劉、鄧可以分開;三、有事可以給他(毛)寫信[72]:410。到8月对邓的批斗已经升级到武斗,红卫兵到邓小平在中南海的家里开批斗会,邓被逼着下跪,坐“喷气式”[24]:118。8月5日,刘和邓在各自住宅中被批判鬥争[40]:111。9月,刘与邓子女都被趕出中南海[40]:111。毛把邓夫婦軟禁在中南海之家中[22]:40。兩名年齡較小之孩子鄧榕鄧質方(和鄧继母夏伯根一起)被趕到北京擁擠之工人宿舍,不許和父母見面[22]:40-41。邓的三个孩子被送走,只有夫人卓琳与邓小平的继母和他在一起[28]:23

1968年5月16日,「鄧小平專案組」正式成立,由康生和黃永勝、吳法憲等主管[72]:415。5月20日,毛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等談話:「鄧小平,你們總要打倒,又沒有拿出多少材料來,你們總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錯誤,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嘛。」[72]:4176月30日,毛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其他中央負責人談話:「對鄧小平,我的觀點還是同以前一樣。有人說他與敵人有勾結,我就不相信。你們那樣怕鄧小平,可見這人厲害。」[72]:417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71]:2289。在10月13日會上,毛說: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歷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麼問題[23]:153。随着邓倒台,他的家庭成员也受到了迫害[71]:2481

1968年9月,邓小平长子、物理系学生邓朴方北京大学「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批斗时,由四层楼上摔下来[40]:120。邓朴方被在场的红卫兵及时送到医院,但因胸椎压缩性骨折导致邓朴方从此腰部以下瘫痪[100]:1441。1969年,鄧子女被允許回中南海家中探望鄧夫婦,從鄧楠口中知道鄧樸方傷殘;卓琳傷心難忍,哭了幾天幾夜,鄧則依舊無言,只是不停抽煙[72]:420。1970年,邓写信给党中央,请求把邓朴方调来江西一起生活,1971年邓朴方获准与父母团聚[40]:131

1969年10月17日,林彪發布「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23]:153。10月18日,林彪向全軍發出「第一號令」,進入緊急戰爭狀態[40]:124。由總參謀長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正式下達[23]:153。10月20日,邓小平被送到江西南昌[22]:60[101]:34,被软禁在新建县望城岗,坐车到南昌约20分鐘路程[40]:129。邓之宿舍为原步兵学校校长办公室[40]:129。1970年1月,從本月起改發生活費,鄧小平原來月工資402元,卓琳165元,從本月起不發工資,改發生活費,鄧小平每月120元,卓琳60元,繼母夏伯根25元[23]:154。夏天开始,根据本人申请,允许邓上午到拖拉机厂劳动[40]:129。卓琳承担起洗涤工作,沒有强制劳动[40]:129。这段时间被邓小平视为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55]:54-55

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其發動武裝政變未遂,乘飛機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23]:154。鄧說:「林彪不亡,天理不容!」[72]:440林彪集团政變失敗,邓寫信给毛,叙述對林彪事件看法[21]:19。11月8日[72]:440,鄧給毛寫信,表示願為黨和人民再做一些工作[23]:154。1972年1月10日,毛在陳毅追悼會上,與陳毅夫人談話時,曾表示過鄧小平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40]:136王震曾向毛上書,要求讓鄧出來工作[40]:136。6月,鄧夫婦接到通知,他們工資開始照發[72]:443。8月3日,邓写一封长信给毛[72]:443:“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102]:37并要求恢复工作[103]:25。8月14日,毛對鄧來信批語:「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72]:444-446從這個批示開始,鄧小平第二次受批判命運有轉機[21]:19。周恩來以中央名義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佈對鄧立即解除監督勞動,鄧可以做調查研究工作[72]:446-447。年底鄧小平和夫人卓琳被安排到江西井岡山等地參觀,游歷井岡山,憑吊遺跡,重訪瑞金等地[23]:155。1973年2月20日,在周恩来的力荐和支持下[104],邓离开江西,回到北京中南海舊居[40]:138。3月10日,根據毛意見,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23]:155。3月28日晚,周恩來遵照毛之指示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宣布要鄧擔任負責外交之副總理[22]:63。作為周之助手,鄧從1973年4月開始,陪同周在機場送往迎來,會見其他國家客人;鄧還參加一些會見外賓之活動,但尚未擔負起與他們會談之工作[22]:64。4月12日,鄧以副總理身份出席為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舉行之宴會[22]:63。在8月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2月12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提議調動各大軍區司令員[40]:142,正式提議鄧出任總參謀長[105]:57,鄧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再次进入领导核心[106]:263。12月18日,周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毛提議,討論決定鄧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72]:467-468。12月22日,鄧代表軍事委員會宣佈各大軍區司令員大調動[40]:142

 
1975年,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总统杰拉德·福特夫妇会谈

1974年4月,邓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40]:144。4月10日鄧在大會上發言,闡明中國關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之主張,指出:國家之間之政治和經濟關係,都應該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基礎上;國際經濟事務應該由世界各國共同來管,而不應該由少數國家來壟斷[23]:166。邓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毛「三个世界划分论」[40]:144。由於在鄧發言中關於第三世界之基本思想全是來自毛,也由於美國人並不喜歡有人把自己跟蘇聯聯繫在一起,所以這篇發言並沒有收進《鄧小平文選[22]:75。鄧1974年會見一個美國大學代表團時說:「我沒有上過大學,但我一向認為,從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著人生這所大學。它沒有畢業的一天,直到去見上帝。」[22]:13

1974年初,周恩來病情惡化[40]:145。到5月、6月,周健康更为恶化[40]:146。6月1日,周住進解放軍三〇五醫院治療[72]:476。當時周已住進醫院,但名義上仍保留著職務,在他親自指導下,邓成事實上之代總理[22]:74。同时,1974年初以江青为首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致使邓与四人帮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06]:263。10月20日,毛建議鄧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23]:174。12月23日,已经屡现尿血的周乘机前往长沙,与毛讨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事项,支持邓工作,并挫败四人帮“组阁计划”[106]:260。毛同周、王洪文談話時說: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23]:177。此后,毛几次在党内批评四人帮,王洪文也被调回上海[47]:570

“三副一长”编辑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病重住院後,1975年1月,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日常工作[21]:19-20。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邓小平為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40]:147。此後,他立即着手整頓全國範圍內之極左浪潮[21]:20。1月8日起,中共十屆二中全会召开,周帶病主持会议[40]:147-148。会上选出邓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40]:148。1月13日起,周主持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40]:148。邓在幕后主持起草周之报告[22]:83。会上通過周恩来提出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40]:148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大会決定邓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40]:148。3月5日,副总理邓代替周出席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会议[40]:153。会中,邓指出「必須反對派系鬥爭的發起者」[40]:153。5月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張春橋等人只反經驗主義,不反教條主義,決定讓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等人[23]:183。5月12日,邓率領中国代表团国事访问法国[40]:154。5月27日,根據毛澤東之意見,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等[23]:183。9月7日,周和邓等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40]:155。9月13日,代总理邓小平在山西召开「农业学大寨」中央农业会议[40]:155-156。会议中,与四人帮鬥争已经白热化[40]:156。邓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经济局势[29]:4-11,25-27、军队建设[29]:1-3,15-24、科研工作[29]:32-34等进行全面整顿[71]:2521[29]:35-37,并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55]:81-82。10月,鄧在領導「整頓」時制定三個綱領文件,分別是:一、《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草稿)》;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草稿)》;三、《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草稿)》。鄧又提出要以毛的「三項指示為綱」,即:一、學習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二、促進安定團結;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107]:141。由於毛的侄兒兼聯絡員毛遠新多次向毛匯報,說鄧「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又說鄧的「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搞上去了」,毛遂於11月決定要解決鄧的所謂「右傾」問題[107]:141。他在批評鄧時說:「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107]:141。毛又指出「有些人總是要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由此展開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07]:141。但是这很快遭到極左派攻击,他们批评邓小平喜欢资本主义的东西,企图“资产阶级复辟”,双方矛盾日趋激烈[106]:263

第三次下台编辑

邓小平的行動遭到「四人幫」的反对,被稱為「右傾翻案風」[21]:20。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来去世[40]:158。1月15日下午3时起,在天安門广场人民大会堂準備舉行追悼会[40]:159。第一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40]:159,并主持会议[108]。在追悼会闭幕后,毛保镖汪东兴率领「八三四一」部队拘留邓,软禁在中南海住宅裡[40]:159。邓与外界隔絕,只能与小外孙接触[40]:167。而毛鉴于邓和四人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害怕其死后邓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将最有可能继任国务院总理的邓和张春桥排除在外[71]:2656。2月2日,鄧提出辭職兩周後,黨中央向中國高層幹部宣佈:經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华国锋代总理[22]:143。中央政治局通過毛澤東的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對華表示:「你辦事,我放心」[107]:141。可以說,華的任命是毛力圖調和「四人幫」與務實派幹部、軍人之間的矛盾的結果[107]:141。2月15日,华国锋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书记会议上,讲過「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批判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目标下,干部、群众应该团结起来」[40]:162。不過華國鋒和毛一樣,對批鄧運動作限制:不要上街張貼批鄧的大字報,不要在廣播電台上批判[22]:145。华国锋批评邓不坚持阶级斗争。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40]:160,江青指名道姓攻击邓小平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09]:38。3月底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重要的日程就是批判邓小平。

1976年2月左右,各地散发大字报反对江青,拥护周、邓[40]:163。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國人民傳統「掃墓」的日子「清明節」,有200萬以上群眾到天安門廣場,周悼念活動達到頂點[40]:165。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40]:165;會上,華國鋒攻擊鄧小平一派「是一批壞人跳出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毛主席,很多攻擊黨中央,很惡毒」[40]:165。北京市市長吳德說:「看來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鄧小平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輿論準備,今年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精心策劃的結果。……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40]:165。政治局會議指控鄧是幕後指揮者,並決定強行清除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花圈[40]:165。4月5日,北京发生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擁護鄧小平的「天安门四五」事件[21]:20,群众有人贴出大字报要邓小平接班[110]。4月5日,中央政治局出動民兵、公安清理現場所有花圈,還逮捕了一些人;群眾提出「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最後遭到鎮壓[107]:142。4月6日,由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發表社論《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泽东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111]

4月7日,在没有邓小平参加的情况下[112]:2-5,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決議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113]邓小平被指為這個事件「總後台」,再一次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這是他第三次被打倒[21]:20。毛泽东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加以保护[114]。邓小平被打倒后,居住在北京东交民巷十七号。4月8日,《人民日報》批判天安門事件為「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107]:142

然而四人帮的攻击并未因此停止。4月18日,《人民日报》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将參加四五运动的群眾定性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并稱鄧小平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的總後臺”[106]:279。同月28日,《人民日报》發表著名写作组梁效的文章《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其中称道:“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它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尖銳鬥爭的一個突出表現,是党內資產階級反革命猙獰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極力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是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垂死掙扎的一場表演。”[115]:111

8月,開展「批鄧」運動;鄧的三個「整頓」文件被誣蔑為「三株大毒草」[107]:142。9月3日,江青趕赴大寨,為批判鄧小平作準備[40]:169。9月9日,毛泽东逝世[40]:167。毛在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後曾表示:「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即「打倒一切」及「全面內戰」;「文化大革命」是「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總的看法是「基本正確,有所不足」[107]:142。毛又指出他一生幹了兩件大事:第一,趕走蔣介石和日本人,並沒有爭議性;第二,發動「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107]:142。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发动怀仁堂事变,逮捕四人帮,兵不血刃地结束文化大革命[40]:173。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逝世,「四人幫」倒台[21]:20。10月7日下午,召開政治局會議[40]:173。会议决定华国锋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40]:173。华国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十年動亂雖已過去,中國卻面對「三信危機」(「三信」即信仰、信心、信任)[107]:142

10月10日,邓写信通過汪东兴交给华国锋[40]:181。邓在信中写道:“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40]:181但是华国锋回应:“……你犯过错误,必须继续接受批判。”[109]:38四人帮被捕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关于为邓小平的平反,中央却发生了分歧[116]:2。华国锋在10月26日宣布,當前要批判「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22]:159。12月,华国锋在会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全国农业会议代表时说:「邓小平雖然同『四人帮』反党集团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其本质仍是修正主义,他们之间沒有本质区别。都具有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罪行。打倒『四人帮』后同样不能放過邓小平」[40]:181

1977年3月10日,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次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有人提出邓恢复工作,引起争论[40]:183。有人并认为邓与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2月,华国锋支持《人民日報》在一篇社論中正式提出「兩个凡是」之觀點,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07]:149極力反对邓复出[40]:183。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第二次写信,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40]:185。5月13日,《中共中央十五號文件》轉發鄧兩封信[40]:185。政治局讨论了这封信,同意了邓的建议[117]:6。7月16日至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40]:185。7月17日,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22]:173。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之职[40]:185-186。邓小平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後[116]:3,入住位於米糧庫胡同的宅邸,他的支持者胡耀邦万里赵紫阳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118]:239。在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的時候,1977年7月,鄧第三次復出,恢復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職務[21]:20。8月12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邓大力整顿军队,整治教育制度,平反寃、假、錯案[40]:188。1978年3月,邓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

拨乱反正与上台编辑

1978年底以前,邓还不是党内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掌握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最高领导身份[40]:188,邓则是党内四位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另三人是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被认为与邓在政治路线上相左[119]:10:华国锋虽解决四人帮和停止文革,但文革时期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包括自1958年以来数百万被划归右派的共产党员和文革时被打倒的大多数人,他们和他们的亲属没有停止过对这些本质性问题的追究。华国锋基本维持了文革后期的政治思路,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2月7日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此话即是后来被批判的“两个凡是”)作为其政治理念。“两个凡是”的演变结果则是华国锋遭到了党内以邓为首的抵制[29]:42-47,38-39,并成为邓在接下来近两年中对华国锋所批评的最主要观点。

 
1979年邓小平在出访美国期间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在1977年8月3日召開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邓下定決心,無論如何要在1977年舉行高考[22]:179,中国的高等学校得以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29]:48-58。12月,邓極力推荐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40]:190。在1978年初,邓在当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从文革时期的底层扭转称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9]:85-100,改变了自文革以来知识分子饱受歧视的现象[29]:41。此举由于在实质上是改变了共产党在文革时期的一大政策[29]:66-71,因而在党内引发诸多不同声音,邓以及他的支持者在政治局的支持和华国锋的默许下平息了党内分歧,也令自己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

1978年2月26日,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40]:190华国锋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持階级鬥争和加强「四个现代化」建设[40]:190。会议确认华国锋总理、邓副总理、叶剑英委员长之人事决定[40]:190。但邓在实施自己战略前,必须先解决他和华国锋之间路线分歧[29]:111-112。5月11日,《光明日报》轉載由胡耀邦同意、「特約評論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得到鄧及其部下支持);文章批判「僵化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是在攻擊「两个凡是」,並且是在暗指應當對此負責之华国锋和汪东兴[22]:184-185。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也轉載这篇文章,隨即又被許多地方報紙转载[22]:184。深具现实主义特点的政治理念被人认为是邓赢得这次政治博弈的因素[29]:140-153。在党内,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人宣布支持邓的理念,而华国锋、汪东兴等则成为少数。这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内决定在本年度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由叶剑英、邓接管中国的政治大权。

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始平反1958年以来被错划之「右派分子」[40]:191。这个由胡耀邦带头的行动得到了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赞许,也令胡耀邦改革者身份得到广泛传播[120]:41。这一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占原“右派”总人数97%以上的人得到了“改正”[121]:342。平反活动中质疑共产党的声音被更多的赞许声所压制,因而改革取得的进展和成效都令人满意[122]:8

鄧第三次復出之後[40]:191,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22]:199。會議平反1976年4月5日發生之天安門事件,表明鄧在現階段之鬥爭中已佔上風[107]:151。会上严厉批评华国锋[40]:197,华国锋承認,應當從事實出發,按照「實驗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原則解決政治問題[22]:20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於1978年12月18日在京西賓館召開[22]:212。是次全会上,邓批判毛泽东以階级鬥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全国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邓批判「凡是派」(凡是毛泽东説過的就要执行)之思想路线,树立实事求是之指导方针;邓否定毛「打倒一切」之组织路线,为文化大革命及「反击右倾翻案风」運动和1976年天安門事件之寃假错案平反(会议结束前由北京市委宣布);在政治上否定毛晚年错误之同时,邓着手改革毛时代建立之计划经济体制,當时並未订出完整改革方案,十多年來,实行「摸着石头過河」[21]:22。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发布决定设立中央秘书处,代替汪东兴一手掌管之「中央办公厅」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公务[40]:193。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40]:193。华国锋依照传统形式进行了自我批评,结束了他的最高领导生涯[123]:140。會上批評華國鋒之「兩個凡是」,又批評他之「洋躍進[107]:151。会议再度重申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要实施“四个现代化”与“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并提出“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水平”的目标[29]:237-238。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重大歷史意義,標誌著華國鋒過渡時期之終結與鄧改革開放時代之開始[107]:151。这次会议上,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陳雲被推薦为中共中央副主席[22]:207。鄧後來稱,「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107]:151

邓设计之改革方案,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原本屬於「人民公社」之土地,分给千家万户农民承包,农民自主生产和经营,迅速发展农村经济,解決城乡生活供应问题[21]:22。農村改革從1979年開展,它體現於農村經濟形態之根本轉變,即由一個「指令經濟」轉化為一個以「承包制」為基礎之經濟[107]:152。中国共产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政策中心,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9]:182。邓主张中国对外开放,十一屆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兩省实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引进海外资金和技术,加速中国现代化;邓支持建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21]:22。1979年至1980年間,中共中央創立4個經濟特區,即廣東省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以及福建省廈門市;即中央用來試行特殊經濟政策之區域,包括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試辦中外合資企業,以及發展對外貿易[107]:154。作為「總設計師」,邓曾提出设想实现中国基本现代化:「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在一九八〇年的基礎上翻一番,首先解決十一億人口的溫飽問題。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1]:23

 
鄧小平和吉米·卡特在1979年訪美抵達儀式上

对外方面,1978年9月,邓访问朝鲜,出席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建国30周年的庆祝活动。期间朝鲜方面安排邓小平前往参观金日成雕像,该雕像十分巨大且表面镀金。邓此时在国内正试图去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对此感到极为震惊。据报道,邓「勃然大怒」,他私下对朝鲜人说这个雕像是他见过的最浪费的东西之一,并对金日成把中国给朝鲜的援助用在这样的事上深感恼火[124]:323[40]:196。10月,繼續到日本[40]:196。11月,先後訪問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40]:196,并且接受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建议,停止革命输出,不再支持东南亚地区的共产主义游击队[125]。12月16日,中美兩国正式发表建交声明[40]:197。1979年1月,邓出访美国期间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9]:13,并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萬斯等会談[40]:197-198,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深入进行交流[9]:15。访问期间,他试探了这些国家元首对中国进攻越南的态度[9]:13。1979年2月4日,鄧回國[40]:198。2月17日,在雲南、廣西邊境對越南反擊,中越战争爆发[40]:198。中國軍隊人多勢眾,決心堅定,確實攻下五個省會,但傷亡人數遠高於越南[22]:482。3月6日攻下諒山後,中国立即宣佈取得勝利並開始撤軍,並在撤退過程中盡量破壞越南之基礎設施[22]:482

中越战争暴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诸多弊病[116]:11,精简军队的工作随之进入了改革日程中[29]:284-290。为了贯彻干部队伍年轻化的路线,邓辞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提名他原来的部下、在中越战争中表现上佳的杨得志继任。1980年2月23日,邓主持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40]:200-201。会议决定为刘少奇恢复名誉[40]:201。胡耀邦和赵紫阳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40]:201,并且开始进行法制化建设[29]:189。恢复中央書記處,胡耀邦就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40]:201。5月17日,鄧參加劉少奇追悼會並致悼詞[23]:231。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邓、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辞去副总理职位[40]:201,赵紫阳取代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116]:8。1981年3月,鄧點名批判白樺寫《苦戀》,並指出「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107]:155。6月,十一屆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黨中央主席[22]:325。邓亲自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40]:202

改革开放编辑

鄧早在1980年就指出中國必須實行「政治體制改革」,與「政治改革」有分別;改革目的並非要取締現行之社會主義政體,而是要使它更趨完善,以提高行政效率,為「四個現代化」服務,即外界所稱之「行政改革」[107]:150-160。1981年6月,在邓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此前长达18个月商议、四千余人参加、九次大规模修改完善[29]:291-310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決議》確立毛在中國歷史上之地位,指出毛之領導以1957年為分界線:前期一貫正確;後期犯一連串「左」傾錯誤,包括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在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以及「錯誤發動」一場「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107]:157。在这次全会上邓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又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人和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他指出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29]:42,克服个人崇拜[29]:334,同时正确地和充分地评价毛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29]:148。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60]:278,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29]:140-153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16]:10。之后,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方案[55]:49-50,58-59

从1982年以来,邓致力于国内的改革[29]:408-412[55]:9-10。2月20日,党中央通过老幹部的退休规定,以保证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建立“顾问委员会”来安置这些老幹部[116]:5[55]:5-8。鄧希望中央顧員委員會成員辭去(在黨和政府中)正式職務;鄧宣布中顧委只會存在十到十五年;他解釋之所以成立中顧委,是因為委員擁有过渡期所需之特殊革命經驗[22]:502[29]:413-414。邓主持中共十二大,推动中共领导层新老交替,设立「老同志」退休顾问机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在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宣布撤銷中顾委后,中共第一代元老全部退下官位[21]:22。同时开始精简机构,裁减政府工作人员[29]:396-401。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開,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出任國務院總理,鄧只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07]:157。十二屆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排名第三,在总书记胡耀邦和叶剑英之后)、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鄧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強調「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並發出清污指示,於是展開一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主要由胡喬木鄧力群王震領導[107]:159。鄧因為擔心繼續批右會導致「左」傾回潮,嚴重影響快將上馬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所以在1984年5月便結束清污運動[107]:159

对内经济方面,经济改革首先在农村地区展开[55]:115-118。农业方面,在邓和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方针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包产到户,提高农民的积极性[29]:315-316。农业生产总值在1978年至1984年中提高了50%,农民纯收入也大幅提高,经济改革初见成效[116]:14習仲勳和廣東領導班子於1979年4月17日帶著方案草稿赴北京,在最後定稿前與鄧等人作討論[22]:348。廣東之方案於7月15日得到批准,成為中央第50號文件,它同意給予廣東和福建吸引外資之「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按鄧建議,這些地區稱為「特區」;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個特区於1979年8月26日正式成立[22]:348-349。1980年5月,改称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些经济特区相继兴建[116]:13

1984年1月24日,鄧在冬季「假期」乘專列到達廣州;他用兩周時間視察廣東和福建,包括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還視察中山和順德兩個珠海附近發展迅猛之縣[22]:364。邓并鼓励特区建设,提议增加对外开放城市[55]:51-52。对外方面,中国决定扩大对外开放地程度[55]:32:扩大进口的数量及进口国范围[55]:119;改善进口产品结构,重点为技术输入;提供外资直接进入中国设厂,改善中国生产结构以及派遣大量留学生赴西方学习科技[119]:142。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之開展[107]:160

1984年,邓小平分析和判断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态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55]:96,提出“反对霸权主义”[55]:56-57、“中国不当头”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29]:415-417。同时,指导军队建设思想战略性转变,军队要为经济建设让路,同时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军一百万[55]:126[22]:527,在士兵中大力开展人才培训,军事工业大规模关停并由军转民[55]:98。实行这一转变的同时,组建了其陆军集团军,并通过两山战役(老山、者阴山)及其轮防,提高了各集团军的战斗力。雖然邓在1980年代對國防工業和軍企之調整取得一定進步,但軍企從內陸地區向沿海之轉移、克服官僚作風和提升人員水平之過程仍需多年才能完成[22]:497。不論军队商業化有多少好處,把軍隊與私人利益攪在一起,也造成腐敗和貪婪之機,背離軍隊奉獻於自身使命之精神[22]:498。反对这一政策的张爱萍曾说,“(军队)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无异于自毁长城”[126]

1986年9月3日,鄧談到政治體制改革之迫切性時說:「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107]:1639月13日,鄧在另一次談話中指出政治體制改革之目的是「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第二個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問題。第三個內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107]:164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開之中共十三大上,邓辞去所有黨政職務,退出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但保留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國家軍委主席之職務;陈云獲准取代鄧成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第一線工作則交給趙紫陽[22]:528。他继续主持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在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16]:3[55]:77

中英香港主權移交谈判编辑

 
位于深圳市的一个邓小平于1984年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模型重建

香港殖民地此前分別有兩項協議:香港岛九龙半岛分别因为《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被割让给英国;中国大陆的另外一部分被称为新界的地方在1898年因为香港膨胀的人口而租借给英国,租期99年。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首度訪問中國,並首次向鄧小平提出香港前途問題[127]。由於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約將在少於20年屆滿,中國官方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立場,對香港的土地契約等安排十分關鍵。鄧小平提出中國必定會在適當時候收回香港[128]:294

1980年代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英國人保留治權[129] 。邓小平则提出在收回主權和治权的同時,容許香港擁有獨立的經濟及政治制度[130][131] ,並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樣政策亦適用於澳門,此政策被称为一国两制[132]。一国两制的提出最初是为了解决台灣問題,但最先在解决香港回归的有关问题方面得以应用。

英国首相戴卓爾夫人在1982年6月之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取得胜利后不久,於9月22日抵達北京[22]:452。9月24日,她在北京與鄧展開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133]:501。她堅持按照《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享有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主權[134]:221,但鄧明確表明主權問題沒有妥協的空間[135]:117[55]:12-15。離開中國前,戴卓爾夫人在英國廣播公司之採訪中說,「如果簽約一方對(現存的)條約或協議說,『我不同意,我打算違約』,那麼你也很難相信他們會尊重新的條約。」[22]:454。隨後,戴卓爾夫人訪問香港,并重申三條條約的合法性,並指出所有國家都須要尊重國際條約,否則任何談判皆無法進行[136]。其後,英方提出「以主權換治權」,名義上承認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以換取英國管治香港的權利[137],但中方拒絕接受。1983年7月12日,中英兩國正式展開香港前途的第二輪談判,中方團長為中國副外長姚廣[138] ,英方團長則是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爵士香港總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員身份參加談判[139]:53。雙方仍未就重要的主權問題達成共識。英方未放棄「以主權換治權」的構想,中方則堅持主權治權不可分開[137]

第12輪談判之後,英國外交大臣傑佛瑞·賀維飛到北京,在1984年4月18日跟鄧會談兩小時[22]:458。賀維外相在從北京去香港時,第一次公開承認政治上敏感之香港人早就明白之事情:「想達成一個讓英國在1997年後繼續治理香港的協議是不現實的。」[22]:4585月25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東大樓會見香港和澳門政協代表,並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40]:204。席上,鄧小平說:「中央政府有關香港發言,我和趙紫陽的是正式的,還有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是正式的。而黃華耿飈二人所謂不駐兵香港簡直是胡說八道」[40]:204-205。9月26日,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和中国副外長周南正式簽署最後文件[22]:460。历经22次的香港前途談判結束。

1984年12月18日戴卓爾夫人飛到北京,在次日簡短儀式上,和趙紫陽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中英聯合聲明[22]:460。该《聲明》中明确规定,中國將在1997年7月1日正式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確保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该香港特別行政區得以實行,香港本身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維持50年不變。1997年7月1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从英国政府手中正式接管香港政权(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从英国军队手中接管香港防务,与此同时,英国政府正式把其所占领的整个香港地区正式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使之成为中国的一个由中央直辖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政策最终正式得以在香港得以实施。

改革中的问题编辑

当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时,城市化的程度加深、人口流动程度加剧、各类经济犯罪开始大量出现,邓小平主张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55]:33-34。在保证经济安全的同时,大量冤假错案开始涌现,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构成破坏。

邓小平对中国在政治领域的开放十分谨慎。邓小平以鉄腕手法维护政权统治[21]:22。关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问题,邓小平明显感受到来自左派及右派的压力[116]:20[55]:134。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民主人权思想,右派主张改革应该扩大到政治领域,对此他公开批评这些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坚持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应继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坚称中国发展最需要的是社会稳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55]:123-124;左派则强调应当限制改革,并返回到当时的苏联模式[116]:18

1983年,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克服自由主义[140]。1985年5月,邓小平提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产阶级道路[141][142]。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143][144]

在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55]:110,118,190-1911986年12月4日方勵之在中國科技大學講話後,爆发大規模學生示威[22]:519。面對激烈學潮,鄧遂於12月30日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等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45],批評他們未能平息學潮:「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107]:165鄧繼而作出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指示:「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盡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方針是首先揭露他們的陰謀,盡量避免流血,寧可我們自己人被打傷,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107]:165由于胡耀邦同情挑战意识形态之「资产階级自由化」思潮,被撤销总书记职务[21]:22

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批評胡耀邦後接受他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之請求,但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常委之職務;政治局又將一批進行「自由化」活動之黨內知識分子開除出黨;到1月底,持續一個多月之學潮終於平息[107]:165。胡耀邦意識到自己要對「態度不坚決」負責,他知道是時候遞交辭呈[22]:520,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由邓另一位助手赵紫阳接任[116]:18,而持经济保守思想的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116]:22。1987年4、5月間,當鄧覺察到党内“保守”势力企圖利用反資運動來攻擊整條改革開放路線時,他便公開表示「搞四個現代化……著重反對『左』,因為我們過去的錯誤就在於『左』」,「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107]:166邓随后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55]:198-200,表示“左是主要危险”,坚持继续改革[55]:226-229,248-250。鄧再次當機立斷結束反資運動,阻止「左」傾回潮;從5月開始,改革開放之言論又高唱入雲[107]:166

1988年,鄧之經濟顧問警告說,物價改革時機不對,因為在通货膨胀壓力下,很多商品已供不應求[22]:430[55]:262。1988年官方之零售價格指數比1987年高出18.5%,1988年下半年之零售價格指數則較去年上漲26%[22]:431。而1988年底政府之经济整顿计划并未收到实效[116]:24。严重通货膨胀引起中国社会对“官倒”等腐败行为之广泛愤怒[116]:24,邓之子女被认为是最臭名昭著的“官倒”之一[146]

八九民运及六四天安门事件编辑

1989年春天,中国出现社会动荡[55]:271-272。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学生藉悼念胡耀邦分別向人大代表及總理李鵬提出政治理想和要求,學潮再起,並迅速蔓延到西安、長沙等大城市[107]:169。4月16日,大約800名学生遊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廣場中央之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献花圈;警察並未干預從大學前來悼念者[22]:538-539。4月19日晚、20日凌晨,数百名学生喊着口号、唱着国际歌,冲击中南海新华门,并打伤警卫战士,当时围观者近万人。这便是当年的「四二零」事件。4月22日,胡耀邦官方悼念会举行,赵紫阳、邓小平、杨尚昆等全体中国高层领导人出席[147]:232-233。運動遂向社會蔓延,形勢急轉直下[107]:169

4月24日,即在趙紫陽出訪朝鮮之次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將學運定性為「動亂」[107]:169。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據這個決定之精神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之社论[107]:169[148]。然而令鄧失望,結果適得其反,學生領袖非但沒有退縮,反而愈發堅定,並且動員更多學生加入他們行列[22]:541。据称将这次风波定性为动乱是邓的决定[149]:42-43,也有人认为邓受到当时向他报告事件动态的高层领导人(指总理李鹏等中央领导和陈希同等北京市领导)的影响[150]:365。5月13日,數千北京學生藉蘇聯改革派領袖戈爾巴喬夫快將訪華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藉此行動向中央施壓,以爭取成立壓力團體;儘管趙紫陽勸說學生必須克制,以免破壞中蘇高峰會議之進行,學生情緒卻轉趨激烈,並否定所有妥協之主張[107]:169。由于互不信任和缺乏理性,学生和官方的失败互动使之走向不可控制的局面[55]:302-308。5月15日,戈爾巴喬夫抵達北京;5月16日,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會晤時公開表示:「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5月17日,北京爆發百多萬人上街聲援絕食之大遊行,不少人將矛頭直指鄧[107]:170。在邓的首肯下,中共中央决定以武力镇压[151]。6月3日下午喬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清場之最後方案;楊尚昆把方案交給鄧,立刻得到批准;即使開始使用真枪实弹,以致命武器對付同胞,部隊仍然用大約4個小時,才走完从木樨地到天安门十約4英哩路程[22]:561-562,即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28]:3。鄧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之「十六字方針」,帶領中共渡過難關[107]:170

6月9日,邓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雖然有一些同志一時還不理解,但最終是會理解的,會支持中央這個決定的。”[107]:170-171鄧稱:「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沒有錯。沒有改革開放,怎麼會有今天?……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107]:171[55]:302-308。據悉,正當鄧考慮由誰來接替趙紫陽時,李先念陳雲一再向鄧推薦上海市領導人江澤民,說江是堅持「兩個基本點」之好幹部,力主調到中央;鄧很快接納二人建議[107]:171。6月23至24日,中共中央召開十三届四中全会,議決撤銷趙紫陽所有職務[107]:171;选举江泽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52]。7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惩治腐败,从国务院所属公司做起,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153][154]

由于赵紫阳同情「六四民运」,结果被撤销总书记职务[21]:22。六四事件导致邓小平的另一个接班人赵紫阳(以及据说是原定接任赵紫阳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下台,赵此后一直被软禁,直至2005年去世[155]。邓决定不在现有的北京高层中选择一名接班人,而是从上海召来当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中共中央总书记[55]:301。从此江泽民被确认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55]:309-314。5月31日,邓对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做了政治交代:“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第二,要扎扎实实地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55]:296-301[156]不久邓小平又将年轻的胡锦涛提升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57]:11,24胡锦涛常被认为是邓为江泽民安排的继任者[158]:238[159]:91

1989年9月4日,邓请辞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55]:322-323。9月16日,鄧在會見美籍華裔學者李政道教授時談到:「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並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107]:17111月8日,邓在十三屆五中全会上宣布退休[21]:22。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60]。1990年3月19日,邓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他仍是中共精神领袖[21]:22

九二南方考察(南巡)编辑

 
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所乘坐的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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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后的中国形势十分严峻。在国际上被孤立,西方国家缩紧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并延長本国的中国留学生滞留期限[119]:10;在中共内部则有“保守”势力抬头,他们的纲领是“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鄧指出,東歐共產政權崩潰蘇聯解體,基本上是因為它們推行經濟改革失敗,所以,中國若要避免遭同一命運,必須繼續走改革開放之道路[107]:172。1992年春夏,保守派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之际,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系列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左”的势力在“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旗号下,试图把中国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運動來解決國内的重重矛盾[161]。1992年秋,要开中共十四大;如果左派的政治主張在十四大占了上风,邓的改革开放便会付之东流[162]:11

當鄧之專列於1992年1月17日駛離北京站時,北京其他領導人和南方負責接待他之幹部只知道,鄧夫婦和4名子女(鄧質方沒有隨行)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行17人,要出門散心觀光,進行「家庭度假」[22]:597。1992年春,邓考察武昌广州深圳珠海上海[22]:598-605[163]。依靠昔日的威望,邓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在考察途中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講,他强调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55]:306-307,批评那些怀疑改革开放的人,明确表示“左”的东西对中国而言比“右”更可怕[55]:225。鄧還特地指出當前的基本任務是防「左」:「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107]:172-173“南巡”期间,邓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他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55]:373,“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107]:172。他的南巡与演講使得中国重新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164]。由於各地傳媒紛紛發表支持改革開放,而與鄧一起南巡之楊尚昆又在軍中展開學習鄧之南巡講話,中共中央遂於1992年2月底整理南巡講話要點,以中共中央1992年2號文件下發全體當員,由此結束歷時3年半之「治理整頓」,並掀起新一輪之經濟熱潮[107]:173

鄧南巡後不久,全國掀起搞「翻番」狂潮;所謂「翻番」,即追求當地國民產值或工業產值成倍增長之高速度發展[107]:173。中国十多年改革经济体制,从农村到城市,儘管经历几次波动,但终於迈进市場经济[21]:22。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在全國刮起「鄧旋風」之氣氛中召開;江澤民在會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於「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在歷史唯物論中是處於矛盾之對立面,「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反映出中共已掙脫傳統馬克思主義之束縛;從實際意義而言,「十四大」標誌著市場改革派之勝利——中共自此以「計劃」和「市場」之不同「功能」來界定兩者在經濟發展中之作用,而不再把「計劃」和「市場」看做「主」與「輔」之關係;換言之,「計劃」不再擔當發展經濟之主導角色,它只為宏觀社會經濟發展制定理順戰略目標而已;「十四大」可說是中國走向市場經濟之一個重要標竿[107]:174。“基本路线”(即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被写进中共党章。中共十四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思想写进中共党章[21]:23。「十四大」確認鄧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求把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看齊;會議又提出要審慎地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並強調精簡機構以提高行政效率,但不提撤銷黨組[107]:174。在5年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當時鄧已去世),邓小平理论被正式确立为中共全党的指导思想并被写入中共党章。从此,中国的各派势力都很难再从根本上挑战“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这一政策。

1992年刮起「鄧旋風」,使沉寂3年多之中國經濟再度活躍,並朝著市場經濟之方向大步邁步;然而,由於市場法規未能及時建立,政府未能及時制定有效之調控經濟措施,致使中國在1992至1993年間出現經濟局部過熱及金融秩序混亂之失衡現象[107]:174。南方考察后邓完全退出了公开的政治活动。並絕少在公開場合出面。但是邓小平的思想理念與政治方针以“鄧小平理論”之名始终得到贯彻,他被官方誉为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自己却说,改革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119]:3,其理论是“不争论”。

在官方报道中,1993年10月31日,是邓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他乘坐刚刚全线通车不久的北京地铁,饶有兴致的走遍了半个老北京[165]。但他恪守了当年他辞职时的承诺,并没有在这次活动中发表正式演講。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仅仅是在一些会谈中人们谈及“改革开放”与“邓小平理论”时,才会成为人们的焦点话题。11月14日,中共中央通過由朱鎔基制定之《(市場)改革五十條》,該文件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文件又為企業、金融、財稅、投資及外貿等改革訂下目標和策略,故可說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總體規劃和行動綱領[107]:175

鄧因身體原因自1994年開始就不管國家大事;陳雲也於是年8月動大手術,並於1995年4月逝世;到此,中國之「雙峰政治」格局正式瓦解[107]:176

去世与追悼编辑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终年92岁[22]:637鄧小平逝世,中國遂進入後鄧小平時代[107]:176。2月20日,依据联合国1947年旗典,按例,联合国总部降半旗[58]:692[33]:410[166]:526联合国大会默哀[167][168]:134[169]:163。3月2日,遵遗嘱,骨灰撒入大海[33]:65。其角膜亦捐出[170],他的殯車為雙尾門的豐田Coaster。此后,中国大陆进入后邓小平时代[171],但他的影响力仍继续存在着。

1997年9月,中共召開「十五大」,該會肯定鄧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還將「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中共的指導思想」明確寫進黨章[107]:176

评价编辑

邓小平在1980年8月21日、23日会见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时的两次谈话中,曾对自己评价道:「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172]

1984年3月25日,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談話稱:「你问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55]:54-55

鄧個性很強,不喜歡空談,喜歡快刀斬亂麻,是一個作風強硬務實、急於抓出成效來之強人,故有「鋼鐵公司」之稱;此外,他還是個意志堅定不移、老是按照自己一套想法去幹;葉劍英曾評論鄧:「他這個人歷來如此,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喜歡一個人打天下,不撞南牆是不會回頭的。」[107]:176

若說毛澤東時代是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群眾運動方式辦事之一人專政之極權時代,那麼鄧小平時代可說是一個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社會走向開放但仍須堅持共產黨領導之專制時代[107]:176

正面评价编辑

对邓小平之正面评价,是他执政后倡导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中国长期对外封闭,走向世界,大幅度改善中国国民生活,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现代中国崛起贡献卓越[173][174]

1997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168]:134

「邓小平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21]:33

1956年9月13日,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毛澤東評價鄧小平:「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是比較起來,他比較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人不滿意我一樣。有些人是不滿意我的,我是得罪過許多人的,今天這些人選我,是為了顧全大局。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72]:87-88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评价邓小平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又説:「為什麼小平同志在講到警惕右時,特別指出主要是防止『左』呢?這一點很重要,我們一定要深刻領會。這是因為在黨的歷史上『左』的錯誤泛濫的時間很長,影響很深。在建設和改革中要開闢新的道路,要改變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原有模式和做法時,阻力常常主要是來自『左』的方面。由於『左』的東西往往帶着一些革命色彩,容易給人們以迷惑作用,這就更需要提醒我們的領導幹部要特別注意防止『左』的干擾。」[175]:41中共中央前领导人薄一波在邓小平去世后写下挽联评价他:“一人千古;千古一人”,并亲自阐释对联的深刻含义:“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凡建非常之业,必赖非常之人;而壮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176]

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评价邓时说:“邓小平无疑是个智勇双全的人,我将他视作大洋彼岸的朋友。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和邓小平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进行中美建交的谈判。”[177]鄧跟蘇聯領導人不一樣,他有一種內在自信,使他能直奔實質問題[22]:3-4。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评价邓时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78]。此外,第四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人也称赞邓小平的国内政策和国际关系[179]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是邓小平结交的众多外国友人中的一位。他说:“邓小平对整个世界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可以如何管理和快速发展;而中国又能够因此向整个世界作出何等的贡献。”对于“一国两制”成功解决香港问题,他说:“这无论对中国、英国、香港本身,还是对世界都是最圆满的结果。”[180]

2011年,美国《商业内幕》网站评出的“20世纪最成功的独裁者”中邓小平排名第八位,并指出在他统治时期中国的教育和经济相继改革,而且他让落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转型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181]

负面评价编辑

批评者称,在邓小平和彭真控制的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组织下,大量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被构陷下狱,造成了许多冤案[182]

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角色和处理方式至今仍存在许多争议[183]。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提到,一些幹部认为,六四事件時,邓採取強硬措施是中國人民得以维護国家團結之唯一選擇[22]:569;香港媒体人林行止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的污点和晚年的遗憾[184]:262

邓小平理论编辑

邓的主要主张和理论被中国官方称为邓小平理论,基本上都以讲话和谈话的方式收录在三本《邓小平文选》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作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185]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大陆地区大学(包括自考[186])、研究生考试的必修必考科目。

改革開放並非由鄧啟動,它是鄧上台之前在華國鋒之領導下起步[22]:619。鄧也不是手持偉大藍圖、主宰著變革之設計師;事實上,變革時代並沒有清晰、完整、現成之設計[22]:619。不如說,鄧是全面領導轉型過程之總經理,梳理和總結各種想法,展示給團隊和群眾所能接受之步調和方式;鄧穩定領導最高層,使人們保持信心經歷巨變;鄧選拔和指導團隊,齊心協力開創並落實各項改革[22]:619-620。鄧解決難題,努力找出有利於國內外相關各方之解決方案;鄧加強統治,保持控制中國人努力適應迅速變化之新環境[22]:620

毛澤東加強中央集權制,將其深入擴展至全國;鄧則將統治結構拉回來,沒有制定地方必須遵守之嚴密規章制度,而是建立由上級選拔領導班子,授予他們獨立性,只要工作能使經濟快速增長即可[22]:624。毛去世後,鄧大膽取消「階級出身好」選拔幹部之標準,嚴格依照用入學考試來衡量之辦法;根據鄧在1977年採取之新路線,很多「階級出身不好」之家庭之子女得以通過考試進入好大學並當上幹部[22]:626。不過,一個人一旦成為幹部,升遷便不再需要通過進一步考試,而是根據工作表現;鄧之接班人也沿用制度[22]:627。鄧確實鼓勵推廣普通話教學,使各地居民能夠與外地人交流;但是城市化和國家文化之成長並不是由計劃所致,更多來自城市之新機會和城市生活對眾多農村青年之吸引力[22]:629。鄧時代開始之開放性流動,與毛為社會設置重重障礙相比,對社會結構產生更加深遠之革命性影響;從以農村為主向以城市為主之社會之過渡以及傳播共同之國家文化,是中國自公元前221年統一以來發生之最根本之社會變化之一[22]:630

鄧很清楚,如果幹部過於嚴格執行法規,中國經濟將難以起飛;他一向更加關心取得成果,而不是照章辦事;他認為一定之腐敗難以避免,正如他說:「窗子打開了,難免會有蒼蠅和蚊子飛進來。」[22]:631鄧需要敢闖敢幹之幹部,他願意承擔蒼蠅飛進來之代價;鄧某些子女受到過利用個人關係為自己牟利之指控,但沒有證據表明鄧為自己或家人斂財[22]:631

鄧給接班人留下體制,沒有對公私利益作出嚴格區分;由於司法不獨立,民眾往往不願意冒險挑戰向個人撈好處之當權者;對於因建新項目而被迫搬遷之居民,中國所提供之保護極差,開發商能夠聯合政府官員迅速把土地搞到手,而對搬遷戶或原土地使用者之補償充其量也就是中等水平;地方政府和建築商勾結未必不當,它可以使企業迅速開工,從而能夠更快為當地居民就業[22]:631-632

鄧認為,領土糾紛應當先放到一邊,讓更聰明之後人以和平方式加以解決;他所理解之大局是,不要對邊界糾紛過於激動,重要是和其他國家搞好關係;鄧相信,與鄰國保持和睦關係,集中精力搞和平發展,符合中國之利益[22]:636。1974年,作為首位在聯合國大會發言之中國領導人,鄧說,中國絕不稱霸,如果中國壓迫和剝削其他國家,全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可以把中國視為「社會主義帝國」,與中國人民一道推翻它之政府;1991年8月,王震給黨中央發電報,提出中國應當表示支持亞納耶夫之政變,鄧回答:「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有所作為。」[22]:63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编辑

 
深圳的邓小平雕像

邓小平主张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要坚定不移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主张,中国依然处在,而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是任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必经阶段,而是中国特有的。中国共产党的职责是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55]:252,为坚持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5]:373。有观点以为,这种新解释降低、乃至消解在经济问题决策中意识形态的重要,而更注重政策实际效用[187]:230

邓小平的改革还包括由政府对宏观经济主导和调控,其经济改革措施也最早在农村施行[55]:115-118。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家庭承包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积极性。政府也鼓励农村工业化,很多乡镇开始进行轻工业生产。投资重工业资本主要来自银行体系,而银行资金来源则是储蓄。邓小平改革项目中首先就确保利润只能通过税收或银行再分配;因此,国有企业利润再分配是间接的,也保证这些企业多少脱离政府介入,保持了自身活力。同时邓小平重视科技在其中的重要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55]:274-275,以科技带动产业改革[55]:107-108

邓小平还主导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闭关锁国”状态,主张对外开放。此举摈弃了毛泽东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中国通过加大对外贸易加快现代化步伐。中国经济可以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另一方面,中国也从日本和西方国家购买了大量机器。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要搞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通过吸收国外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中国加快了自身经济发展速度[55]:77

一国两制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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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共产党文献《邓小平理论》,“一国两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至今,“一国两制”应用于香港澳门。作为这种制度的确立,1984年12月,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86年,中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香港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中国。

邓小平主張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建议在“一个中国”的基础上,举行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國共第三次合作[55]:30-31。1980年代其正式向臺灣提出一國兩制政策(One Country, Two Systems),蔣經國則以一國良制(One China, Better System)回應[188]

家庭编辑

 
1945年,邓小平夫妇及其长子长女

父母编辑

父亲邓绍昌,字文明,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曾在成都法政学校读书,家里有一点田[21]:9。在广安县协兴场袍哥会当过“三爷”,后来升为“掌旗大爷”。是村裡秘密社團哥老會之首領,大多數時間都在協興鎮和縣城度過[22]:18。曾任广安县团练局长、乡长等[21]:9。1914年當上縣警察局局長,在協興鎮開過一家小飯館[22]:18。最富有時,擁有近40畝地和幾個幫他幹農活及養蠶之長工[22]:18。由於賭博輸錢,賣掉一些田地,幾陷破產,逃到外地[22]:18。邓绍昌先后娶了四任妻子,共生育四男五女,成年四男三女。

第一任妻子张氏。无后而死[22]:17

第二任妻子淡氏,生三男二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次女邓先珍(十岁时病死)。 據鄧榕說,鄧母親十分疼愛鄧;鄧後來也回憶說,非常敬重母親,父親不在家時母親總是悉心照料著家務[22]:18

第三任妻子萧氏,生一男:四子邓先清。生下一子後不久就死[22]:17

第四任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船工女兒[23]:1,生三個女兒[22]:18:三女邓先芙,四女邓先蓉(十多岁时病死),五女邓先群[189]

婚姻编辑

邓小平一生结婚3次,首任妻子张锡媛(1907年10月28日-1930年1月)於1930年不幸难产早逝[21]:15。1931年,與第二任妻子金维映(1904年8月16日-1941年)结婚,1933年离异,后嫁与李维汉(1896年6月2日-1984年8月11日),1941年死於莫斯科[21]:15。邓小平与第三任妻子卓琳(1916年4月6日-2009年7月29日)1939年在延安邂逅成婚[21]:15,育有五名子女。

子女编辑

  1. 长女邓林,1941年9月11日出生,是一位艺术家;丈夫吴建常1939年6月2日出生,曾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党委书记、金辉集团(香港)名誉主席。现任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名誉会长。
  2. 长子邓朴方,1944年4月16日出生,在文革中导致下半身瘫痪,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名誉主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在80年代后期是康华公司的负责人;妻子高苏宁,骨科专家。
  3. 次女邓楠,1945年10月15日出生,原科技部副部长,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丈夫张宏曾任中科院科技开发局局长[190][191]:33
  4. 三女邓榕,1950年1月25日出生,又名萧榕,小名毛毛,著有《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曾任总政组织部副处长,驻美大使馆三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研室副主任,民主与法制出版社社长,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丈夫贺平,1946年4月出生;少将贺彪之子,总参装备部少将,曾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192]:146
  5. 次子邓质方,1952年8月出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兴业公司董事长,1993年初,邓质方正式加入建设部管理企业属下企业"四方集团",任最重要的上海四方公司总经理。1993年5月邓质方连同首钢、长实、加怡,共同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开达投资",并易名为"首长四方"。妻子刘小元,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193]:139-145

孫辈编辑

  1. 长外孙女鄧卓芮,1972年11月14日出生,小名眠眠,鄧楠之女。丈夫吴小晖,1966年10月18日出生;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194]:398
  2. 外孙鄧卓溯,1974年4月30日出生,小名萌萌,鄧林之子,公开姓名为卓泝,易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3月26日因心肌炎发作病逝。
  3. 外孙女鄧卓玥,1979年出生,小名羊羊,鄧榕之女,在孫輩中排行老三。她曾就讀美國波士頓韋斯利女校,攻讀心理學,學成回到北京,從事廣告公關。其后隨夫馮波到加拿大生活,2010年育有1子馮然。丈夫冯波,1969年10月出生,出身名门,馮波父亲是国务院参事和中国民盟中央副主席冯之浚(1937年4月-2017年2月20日),馮波母亲董丽惠;馮波哥哥是著名投资家冯涛;冯波1987年18岁留学美国;1992年毕业于旧金山摩云大学电影导演专业;1997年回国,2004年合伙创建联创策源投资基金。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新浪、亚信融资。
  4. 孙子邓卓棣,1986年10月17日出生,原名邓小弟,邓质方与刘小元1984年在美国留学所生,曾拥有和使用过美国国籍[195],是邓小平及卓琳唯一的男孙。2008年杜克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毕业后在美国纽约一家律师楼工作,现任广西百色平果县副县长[196]。他于美国曾改姓奶奶卓琳的卓姓,英文名字为“David Zhuo”。

爱好编辑

邓原本喜欢打台球,1959年打台球被地毯绊倒后骨折,改打桥牌[44],打牌时虽然不爱赌钱,但是非常守规矩,输了也能和其他人一样钻桌子[64]:232。世界著名的桥牌冠军杨小燕说:“在牌桌旁,可以感到邓是一个伟人。他的打牌技术是又稳又精。”[52]:173聂卫平曾透露,邓常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一起打桥牌,邓经常跟丁关根为搭档,聂卫平经常跟胡耀邦万里为搭档[32]:257。此外,邓爱抽烟,其烟为“熊猫”牌香烟,由上海卷烟厂特制,以味道淡著称。“熊猫”牌香烟因为邓的缘故,价格异常昂贵[75]:224。晚年的时候邓把香烟戒掉了[33]:398

鄧亦是一位資深的足球迷,其夫人卓琳曾在受訪時表示鄧最愛的是孩子和足球[197]:114。早在青年時期,他曾在法国勤工儉學,花費吃飯的錢去購買球票[66]:227[198]。鄧亦有要求工作人員錄製重要的足球比賽,供他在業餘時間欣賞[199]:304。1979年,鄧提出了“足球要從娃娃抓起”的口號,并改組中國足協,提出“衝出亞洲”的目標[32]:15-17。1977年7月30日,鄧第三次復出后,突然在舉行國際足球邀請賽的北京工人體育場中出现,現場八萬名球迷在賽前起身為其鼓掌致敬[200][46]:583[32]:262

注释编辑

  1. ^ 1.0 1.1 1.2 民国初年,广安州改为广安县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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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阅读编辑

  中国共产党职务
新頭銜 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1982年-1987年
繼任:
陳雲
前任:
华国锋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1年-1989年
繼任:
江泽民
前任:
毛泽东
(中央书记处主席)
自己
(中共中央秘书长)
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總書記
1956年-1967年
繼任:
胡耀邦
(1980年)
前任:
李维汉
柯庆施
任弼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1927年12月-1929年8月
1935年1月-1935年4月
1954年2月-1956年9月
繼任:
李立三刘英
自己
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前任:
周恩來
至1976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
1978年-1983年
繼任:
鄧穎超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职务
前任:
劉少奇
國防委員會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3年-1990年
繼任:
江澤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职务
前任:
薄一波
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部長
1953年-1954年
繼任:
李先念
前任:
林彪
至197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975年-1976年
1977年-1980年
繼任:
万里
自1982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职务 
前任:
黃永勝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1975年-1980年
繼任:
杨得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順序
前任:
赵紫阳
中共中央总书记
(排名第一)
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
(中央军委主席;排名第二)

1988年-1989年
繼任:
杨尚昆
国家主席
(排名第三)
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
(中央军委主席;排名第二)

1987年-1988年
繼任:
李先念
国家主席
(排名第三)
前任:
胡耀邦
中共中央总书记
(排名第一)
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
(中央军委主席;排名第二)

1985年-1987年
繼任:
赵紫阳
国务院总理
(排名第三)
前任:
叶剑英
中央军委副主席
(排名第二)
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
(中央军委主席;排名第三)

1982年-1985年
繼任:
赵紫阳
国务院总理
(排名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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