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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彈一星

中国的成就,人民的自豪
(重定向自两弹一星
解放軍第一顆自由落体核彈A2923
東風二型飛彈

两弹一星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弹导弹人造卫星的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是两弹一星工程的主要负责人。[1][2][3][4][5]1960-1970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别成功试爆了第一枚原子弹(1964年)、试射了第一枚装载核弹头的导弹(1966年)、试爆了第一枚氢弹(196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1970年)。[1] 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前期科技实力发展的标志性事件,而其研发过程中科研人员在导弹、人造卫星、遥感与制控等方面取得的成果也为之后中国航天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6][7]

1940年代-1950年代,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一批留学海外的科研工作者陆续回到中国大陆。[8][9][10]1956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颁发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1]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开展两弹一星的研究,早期苏联方面也提供了重要协助,但同年毛泽东等人发起的“大跃进”直接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据估计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而中苏交恶后苏联方面也撤走了所有资助,这一系列事件造成了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对是否继续发展两弹一星的分歧。[12][13][14][15][16]最终,中共中央于1962年11月成立了“中央专门委员会”、专门负责国防尖端事业的决策和管理,周恩来担任委员会主任,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也继续进行、由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等人直接领导[5][16][17][18][19][20]

1964年10月,中国的596原子弹罗布泊成功爆炸。[21]1966-1976年间,毛泽东等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导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以及中国后续的科研发展造成了重大冲击,仅在青海省的核基地内,截止1971年9月就有四千多名职工受到迫害和审查、310多人伤残、40多名职工自尽、5人遭到枪决。[22][23]期间,知识分子被视为反动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甚至被贬低为“臭老九”。[24][25][26]1968年“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毒打致死、“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自杀身亡,而包括“两弹元勋”邓稼先、 “氢弹之父”于敏在内的许多科研工作者及其家属受到政治迫害,部分拥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科研人员被污蔑为“间谍”或“特务”,只有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因为周恩来于1966年特别列出的一份名单而受到保护。[17][23][27][28][29][30][31]

1978年12月,邓小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认领导地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32]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邓小平等人主导了全面拨乱反正,为姚桐斌、赵九章等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两弹一星元勋平反,并将姚桐斌追认为“烈士”。[33][34][35][36][37] 与此同时,邓小平强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还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全面平反并恢复名誉。[38][39][40][41]

名词含义编辑

关于两弹一星的内涵,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解释:

事实上,两弹一星最初指的是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42];后来随着氢弹、中子弹等的相继诞生,前一“弹”逐渐演变为核武器的合称即核弹[43][44]

历史发展编辑

早期筹备编辑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了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

1956年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主持下,召集了几百名专家、学者参加规划编制工作,最终于1956年12月制订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1]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明确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13] 1958年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要搞就搞个大的。”[12]即便当时中国开发上述技术的环境还十分落后和艰苦,但不少科学家从此开始投入这些开发计划,而苏联方面从1957年起也提供了重要协助。[9][12]

反右运动、大跃进及中苏交恶编辑

1957年,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发动了“反右运动”,至少数十万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其中“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被划为极右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和迫害,也因此失去了参加两弹一星工程的机会。[45][46][47][48] 1958年起,毛泽东等人又发动了“大跃进”、推行“人民公社”,造成了1959-1961年间的三年困难时期,据估计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14][49] 在此期间,钱学森在《人民日报》(1958年4月29日)、《知识就是力量》(1959年第5期)等杂志上发文迎合大跃进,尝试科学论证此次运动“高指标”、“浮夸风”目标的可行性,对大跃进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50][51][52][53]

1958年7月31日,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华,他认为中国无需发展核武器,同时反对中国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遂与毛泽东在诸多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中苏交恶;1960年7月前,苏联方面撤走了所有的专家和相关资助。[2][9][12][15][18][54]

1961年起,一系列不利事件造成了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对是否继续发展两弹一星的争论和分歧,其中聂荣臻等人主张推进两弹一星工程。[16][55][56]1962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罗瑞卿等人同意,批准了原子弹计划的继续进行。[16]1962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正式组建了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后称中央专门委员会,即中央专委),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也得以继续、由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等人直接领导。[17][20][57][58]

里程碑事件编辑

 
位于青海湖西海镇的中国原子弹爆炸纪念碑
  •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代号“596原子弹”)[21]
  •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
  •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59]
  •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60]

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67年6月17日第六次核試驗中引爆了自行研發的類似美国泰勒-乌拉姆构型的多級熱核炸彈,與第一次引爆裂變彈相距僅32個月,是從裂變(原子弹)到聚變核彈(氢弹)發展最快的國家。引爆的核彈當量331萬噸。有一些中文資料中的片言隻語顯示,中國當時採用了同美国的泰勒-乌拉姆构型略有區別的于敏設計方案(设计全重为一吨左右,爆炸当量百万吨以上),這個方案的要點在於使用X射線透鏡而非X射線反射鏡來實現從初級到次級的能量傳送,即「球柱球結構」。[61][62][63]

文化大革命冲击编辑

 
文革期间,“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造反派毒打致死

1966-1976年间,毛泽东等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两弹一星以及中国科研的后续发展造成了重大冲击,部分科研项目停滞、科研队伍解散,众多科研工作者受到政治迫害,许多拥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科研人员被打成“间谍”或“特务”。[17][64]截止1971年9月13日,中国位于青海省的核基地内,四千多名职工受到迫害和审查,310多人致伤、致残,40多名职工自尽,5人遭到枪决。[22]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视为反动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广泛批判和贬低,甚至被称为“臭老九”。[24][25][26] 1968年,“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毒打致死、“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自杀身亡。[27][28] 而“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于1968年不幸空难逝世后,其太太李佩(中国语言学家)被隔离审查、自杀未遂。[23][65][66] “两弹元勋”邓稼先及其家人、 “氢弹之父”于敏及其家人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迫害。[29][30][31]钱三强和太太何泽慧一起下放到了陕西五七干校[67]

另一方面,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受到了周恩来的庇护,周恩来于1966年8月特别列出了一份名单交由毛泽东批准,其中被点名保护的人物因该名单而免遭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直接批斗人身攻击[17][23] 对于其中被保护的科研人员,周恩来强调:“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是从政治上保护他们,不许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17] 期间,钱学森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表示维护,并在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发表大字报批判上司张爱萍、导致后者心脏病突发住院。[23][50][52]

拨乱反正编辑

1978年12月,邓小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认领导地位,取代时任党主席兼总理华国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32]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主导了全面拨乱反正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为姚桐斌、赵九章等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两弹一星元勋平反,并将姚桐斌追认为“烈士”。[33][34][35][36][37] 与此同时,邓小平强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还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全面平反并恢复名誉。[38][39][40][41] 改革开放时期,美籍华裔数学大师陈省身还曾向邓小平提出要提高教授的待遇、每个教授每月至少100元的建议,该提议获得了邓小平的认可并很快得到落实,全国的教授(其中有许多是两弹一星工程的科研人员)从那时起,每月都得到了100元的额外补贴。[68]

两弹一星元勋编辑

23位科学家被称为“两弹一星元勋”
姓名 项目 毕业院校 职位及评价
邓稼先 核武器 中华民国国立西南联大(本科)、美国普渡大学(博士) “两弹元勋”、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钱三强 核武器 中华民国清华大学(本科)、法国巴黎大学(博士) “两弹元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郭永怀 核武器 中华民国南开大学、中华民国北京大学(本科)、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 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1968年空难逝世)
王淦昌 核武器 中华民国清华大学(本科)、德国柏林大学(博士) 核工业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863计划的倡导者之一
于敏 核武器 中华民国北京大学(本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大学(硕士) “中国氢弹之父”
朱光亚 核武器 中华民国国立西南联大(本科)、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 中国工程院院长
周光召 核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华大学(本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大学(硕士)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
陈能宽 核武器 中华民国唐山交通大学(本科)、美国耶鲁大学(博士) 中国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863计划的倡导者之一
吴自良 核武器 中华民国国立北洋工学院(本科)、美国卡内基理工大学(博士) 上海冶金所副所长、为铀-235分离作出突出贡献
程开甲 核武器 中华民国浙江大学(本科)、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 国防科委核试验基地研究所所长
彭桓武 核武器 中华民国清华大学(本科)、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
钱学森 航空航天 中华民国交通大学(本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 “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
任新民 航空航天 中华民国国立中央大学、中华民国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本科)、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 “中国航天四老”、卫星工程总设计师
屠守锷 航空航天 中华民国国立西南联大(本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 “中国航天四老”、洲际导弹总设计师
黄纬禄 航空航天 中华民国国立中央大学(本科)、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硕士) “中国航天四老”、“巨浪之父”、“东风-21之父”
王希季 航空航天 中华民国国立西南联大(本科)、美国弗吉利亚理工学院(硕士) 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
赵九章 航空航天 中华民国清华大学(本科)、德国柏林大学(博士)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文革期间受迫害自杀身亡)
钱骥 航空航天 中华民国国立中央大学(本科) 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
姚桐斌 航空航天 中华民国唐山工学院(本科)、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材料与工艺研究所所长(文革期间被毒打致死)
陈芳允 航空航天 中华民国国立西南联大(本科) 中国卫星测量技术的奠基人之一、863计划的倡导者之一
杨嘉墀 航空航天 中华民国交通大学(本科)、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博士)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任室主任
孙家栋 航空航天 中华民国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英语Zhukovsky Air Force Engineering Academy “中国卫星之父”
王大珩 国防光学 中华民国清华大学(本科)、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硕士)、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 “中国光学之父”、863计划的倡导者之一

历史评价编辑

功勋奖章编辑

为了替未来的科教兴国政策铺路,确定未来政策主轴,1999年新中國成立50周年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或追授给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上述获奖的23位中国科学家均被称为两弹一星元勋

奖章直径80毫米,为99.9%黃金所製,重约515克。奖章主体图案以五星、长城、橄榄枝和光芒组成,突出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奖的特征。

两弹一星精神编辑

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诸多「精神」及政治语汇中的一个,象征了在欠缺良好环境下,从事科学技术开发研究的精神,也是科教兴国政策的开端。对于中国而言,两弹一星是在非常艰苦、没有外援的环境下所开发出来的成果。而「两弹一星精神」象征了中华民族自立更生、在社会主义之下集中力量从事科学开发研究,并创造「科技奇迹」的态度与过程,组合的元素则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科学精神」,并可以衍生至「科技创新」、「知识经济」等领域。

两弹一星精神,当成政治语汇可以用在科技发展、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等领域上,例如:「用两弹一星精神创建一流大学」等。2011年共產黨慶籌拍了《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連續劇,講述两弹一星精神的研發故事。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在回顾两弹一星成就时认为,当时全社会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相对宽松民主的研究氛围,科研工作者们报效国家、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强大凝聚力和团队精神,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及其战略部署等,都是两弹一星成功发展的关键因素。[69]

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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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