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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昌穀(1890年6月28日-1959年12月6日),字富廷,号贻荪湖北省蒲圻县新店泉坑垄(今赤壁市新店镇朱巷村)人。中国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政治人物,曾为孙中山的私人秘书[1][2]

生平编辑

早年生涯编辑

1890年6月28日(清朝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二日),黃昌穀生于湖北省蒲圻县新店泉坑微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并不富裕。其父黃兆蘭(号秀珊)念书系由公房供送,使用的是族中公费,后成为拔贡,曾任蒲圻县劝学所所长,并在家乡兴办秀珊私立小学。黃昌穀是單傳獨苗。

黃昌穀3岁入学,7岁时已读完四书左传。十余岁时,黃昌穀离开父母,独自到武汉入新学。16岁左右,自湖北理化专科毕业,随即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工科冶金班。毕业后,奉派回到湖北办理电报及通讯业务。[1]

黃昌穀回到湖北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武汉的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组织的活动很多。同时,清廷加紧镇压革命团体及革命党人。黃昌穀以邮电通讯业务之便,暗中支持革命。[1]

1911年武昌起义后,1912年3月,经同乡但焘(中国同盟会湖北支部主盟人)介绍,黃昌穀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经汤化龙(原湖北谘议局议长)保荐,黃昌穀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四年,获冶矿硕士学位,应聘到美国哈壳冶炼公司从事研究。[1]

追随孙中山编辑

黃昌穀在美国工作期间,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黃昌穀闻讯后,决定放弃在美国的工作,于1920年回国。他来到广州找到孙中山,经孙中山介绍至惠州的石井兵工厂担任工程师。[1]

1921年,孙中山统一两广之后,在桂林设大本营,邀黃昌穀任其侍从秘书,随驻桂林。在此期间,黃昌穀经常奉孙中山之命,往返于桂林广州韶关赣州联络革命。1922年,黃昌穀被任命为江西战地度支处处长。1923年,在平定陈炯明的叛乱后,孙中山回到广州任陆海军大元帅。黃昌穀随孙中山回到广州,历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宣传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参与筹建中央银行,并且担任会计司司长、金库库长。[1]

1923年1月27日至1924年9月,孙中山常在周日赴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园演讲“三民主义”,黃昌穀每次均随孙中山前往,并速记其演讲内容,随后校译、整理并发表,共计十六讲,15万余字。同时,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五权宪法》以及黄埔军校成立日(1924年6月16日)的演讲(即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等也经黃昌穀速记整理成文。其间,黃昌穀随孙中山参与筹备广东大学黄埔军校,并任黄埔军校教官。[1]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随后致电南方政府,邀孙中山赴北京共商国是。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携夫人宋庆龄等人离开广州北上,黃昌穀随同前往。孙中山一行自广州经上海日本天津到达北京。途经天津时,孙中山病重,黃昌穀代孙中山接待外国记者团体,并代孙中山向民众宣讲“三民主义”。12月27日,在天津张园客厅,黃昌穀手呈自己所记的孙中山自上海经日本北上的言论集底稿,请孙中山校阅。孙中山校阅后告诉黃昌穀:“我从前收存‘三民主义’十六讲原稿,系分别三种主义保存于广州大本营寝室内之书桌上下,其中‘民生主义’未及亲自核阅,其余均经校阅,他日你回广州时,须即向该室看守人员检齐,负责保管。”[1]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逝世前夕,黃昌穀对“总理遗嘱”抄录并保存。1926年,黃昌穀撰写了回忆录《孙中山先生北上和逝世前后》,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1]

1929年6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根据孙中山遗愿,将孙中山的灵柩自北平香山碧云寺迁往南京,安葬在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1926年奠基)。举办奉安大典时,黃昌穀是八位扶灵人之一。[1]

政治生涯编辑

1926年3月12日,黃昌穀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同日,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在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被国民军击退,时称“大沽口事件”。3月16日,日本以此事联合英国、美国等八国向段祺瑞临时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此即“八国最后通牒”。3月17日,北京各团体在北京大学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进行示威游行,抵制“八国最后通牒”。黃昌穀、李大钊林森于右任等13人被推举组成大会主席团。3月18日,北京各界5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大会举行时,大会主席团13人中仅有李大钊、黃昌穀等8人到会。李大钊主持大会,黃昌穀代表国民大会宣读对“八国最后通牒”的驳复。当天随后便发生了三一八惨案[1]

1925年,黃昌穀任广州国民政府秘书长、监察委员。1926年,任武昌市政厅厅长。1927年,任武昌市市长。在武昌市市长任内,1927年4月1日汉口《民国日报》报道黃昌穀“因案逃匿”,但实际上黃昌穀每日都在武昌市政厅正常上班。4月2日,该报声明“本报昨载黃昌穀失踪消息,系传闻之误……”,黃昌穀对此失踪消息表示“不胜惊异”(4月2日《民国日报》所载《黃昌穀启事》)。[1]

1928年,黃昌穀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1929年,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任内,有人状告黃昌穀大批撤换学校领导,安排家人任职,状纸被交到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处,胡汉民将状纸转蒋介石蒋介石签“未必尽然”。1930年,黃昌穀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任内,因擅自动用百余万元建设经费,遭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王何成濬致电行政院弹劾去职,并遭到通缉。當時是誣陷接下來是迫害和利用。黄昌榖一生的座右銘是: 做大事,不做大官,不置私產。还他一个清白,欲加置罪,何患無詞,不要一再让政治的烟幕弹掩盖了事实。

投身教育编辑

此后,黃昌穀离开政界,历任大冶钢铁厂、汉阳兵工厂总工程师,后来到广东国立中山大学任教,讲授“三民主义”及钢铁等课。[1]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占领武汉后,黃昌穀赴湖南找他的学生、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要求工作。薛岳怕遭到蒋介石谴责,遂以不取消通缉便不敢任用为由,给予黃昌穀第九战区驻重庆办事处主任的名义,让其赴恩施重庆活动,找何成濬取消通缉令。黃昌穀到达重庆后,何成濬拒绝签字,通缉令未能撤销,故黃昌穀未能任职。1941年冬,黃昌穀再赴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后任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院长,自此终身从教。[1][2]

1949年,黃昌穀同妻子谢氏等家属赴澳门定居。1951年7月,应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三组主任郑彦棻的敦促,黃昌穀赴台湾。来到台湾后,黃昌穀任政工干部学校教授、中国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国父遗教讲师,并应聘为教育部特约编纂。黃昌穀任教育部特约编纂时,创办国父遗教出版社,自任社长。黃昌穀编著,国父遗教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有《国父遗教丛书》、《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国父遗教图表》、《民权平衡治国政理图》、《县市自治行使直接民权图》、《三民主义文化体系图》、《国父逝世前五年之中国国民党史料》、《国父遗教读本》、《国父遗教纲要》、《国父建党革命六十周年纪念日蒋总统祝词之研究》,此外还有《科学概论》与译著《钢铁金相学》等等。[1]

1959年6月,黃昌穀因搭车伤及腿部,加上哮喘病发,于1959年12月6日在台湾陆军医院病逝。葬于台北市张犁墓园。[1]

参考文献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