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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锁 (小说)

《枷锁》（印尼语：Belenggoe；精确拼音（英语：Enhanced Indonesian Spelling System）：Belenggu；中译版题为《桎梏》、《爱的枷锁》）是一部由尔敏·巴奈创作的印尼文小说，故事讲述一名医生疏远妻子，和儿时玩伴展开婚外情，最后妻子和儿时玩伴先后离开医生，三人各奔前程。小说由《新作家》文学月刊在1940年4月至6月期间分三期连载，是唯一一部由该月刊连载的小说，也是印度尼西亚第一部心理小说（英语：psychological novel）[1]。

枷锁
Belenggu
1983年中译本封面
作者尔敏·巴奈
译者居三元（1983年中译本）
约翰·H·麦格林（英语：John H. McGlynn）（英译本）
类型小说
语言印尼文
发行信息
出版机构《新作家》（初版）
民烛出版社（第二十一版）
艺美图书公司／贵州人民出版社（中译本）
隆塔基金会（英语：Lontar Foundation）（英译本）
出版时间1940年（初版）
1962年／1983年（中译本）
1989年（英译本）
出版地点 荷属东印度（初版）
 印度尼西亚（再版、英译本）
 英属香港（1962年中译本）
中国大陆（1983年中译本）
媒介印刷本（精装本、平装本）
页数150（第二十一版）
规范控制
ISBN978-979-523-046-5
OCLC[1]

在题材上，《枷锁》与尔敏早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不值钱的东西》（Barang Tiada Berharga，1935年）和《忘记》（Lupa，1936年）一脉相承，而没有采用以往印尼小说经常触及的主题，如善恶对立等。在写作手法上，这部小说打破了以往印尼小说平铺直叙的叙事模式，运用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意识流写作技巧，注重刻画不同角色的内心冲突，并使用省略号和内心独白来做到这个效果。此外，《枷锁》还把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视为二元对立的观念，无法调和折衷。

尔敏完成《枷锁》后，曾在1938年向荷兰殖民政府的官营出版社图书编译局投稿，但遭到拒绝，原因是小说内容“不道德”。于是尔敏便把小说交给《新作家》月刊刊登。起初论者对《枷锁》的评价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它如实描述印尼知识分子的困境，反对者则认为小说内容不合常理，而且把卖淫（英语：prostitution in Indonesia）、偷情的行为轻描淡写，伤风败俗。后期的文学评论家普遍对这部小说持肯定态度，例如作家穆罕默德·巴尔法斯在1976年表示，《枷锁》从每一个方面来看都是战前最佳的印尼小说，学者A·德欧（英语：A. Teeuw）则认为这是尔敏对印尼文学界贡献最大的一部作品。本小说已翻译成多国语言，中译本共有两种，先后在1962年和1983年出版，英译本则在1989年面世。

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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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尔敏·巴奈（摄于1953年）

早期的现代印尼小说（英语：Indonesian literature）自1920年代起面世，由荷属东印度的官营出版社图书编译局出版，讲述的题材通常是世代之争，以及传统习俗（阿达特）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些小说的作者率先把印尼语视为民族共同语，并以此进行文学创作。和同期的政治活动一样，这些文学创作活动都是民族觉醒运动的一环[2]。1933年7月，《枷锁》的作者尔敏·巴奈、另一名作家苏丹·达迪尔·阿里夏巴纳和诗人阿米尔·哈姆扎合办文学杂志《新作家》。有别于过往的杂志，这份杂志的内容以印尼文为主，撰稿人都是土著（英语：Native Indonesians）作家[3][4]。

在《新作家》的编采人员和撰稿人当中，尔敏极力主张西方化，而且轻视印尼的传统道德观。另一派人（包括他的胞兄萨努西·巴奈）则认为东印度群岛有需要保留“亚洲的”价值观。文学史家希瑟·萨瑟兰（Heather Sutherland）认为造成上述分歧的原因可能是教育背景的差异：尔敏在服务荷兰人的小学读书，而萨努西等人则在服务土著的小学接受荷兰语教育[5]。

《枷锁》是尔敏在创作生涯中期写就的作品。之前他发表的作品还包括短篇小说《生活的目的》（Tudjuan Hidup，1935年）、《不值钱的东西》（Barang Tiada Berharga，1935年）、《忘记》（Lupa，1936年）、戏剧《时代的画像》（Lukisan Masa，1937年）等[6]。在《不值钱的东西》中，尔敏表明这只是练笔之作。[7]

故事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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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卡托诺（托诺）是一位接受过荷兰式教育的医生，和妻子苏玛蒂妮（蒂妮）一起住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小说一开始就讲述他们面临婚姻破裂（英语：marital breakdown）的危机——托诺忙于看病，没有时间陪伴蒂妮，却希望蒂妮当一个传统的贤妻，在他完成一天忙碌的工作后，在家中迎接他回来，为他做好晚饭，脱鞋端茶。因此，蒂妮开始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和妇女团体的活动，没剩下多少时间打理家务。于是，两人的夫妻关系就变得更加疏远了。

一天，一位“厄妮夫人”打电话给托诺，请他到酒店出诊，然后在酒店勾引托诺。托诺很快就接受了她，之后还开始跟她幽会，不时陪她到丹戎不碌港散心。和“厄妮夫人”一起回忆往事的时候，托诺发现原来这个女人就是小时候对他一往情深的邻居洛哈娅（娅）——他们本来是邻居，在万隆就读同一所小学。小学毕业后，托诺到泗水学医，认识了蒂妮，为她的美色吸引，最后还跟她结了婚。洛哈娅则被迫嫁给一个住在巨港（今属南苏门答腊省）的老头儿，却忍受不了这种生活，便跑到巴达维亚，沦为娼妓（英语：prostitution in Indonesia），之后还以侍妾的身份，跟一个荷兰人生活了3年。托诺觉得娅更符合他心目中的妻子形象，知道娅的遭遇之后，对她更是多了一份爱意。然而，娅不认为自己准备好嫁给托诺。蒂妮到梭罗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时候，托诺便在娅的家里住了一个星期。

托诺喜欢聆听传统的格朗章（英语：Kroncong）乐曲，并接受甘密埔夜市（英语：Gambir Market）的邀请，担任歌唱比赛的评判；在那儿，他发现自己喜欢的格朗章歌手“西蒂·哈娅蒂”其实就是娅。在此之前，他还跟老朋友，印度尼西亚党（英语：Partindo）党员哈尔多诺（哈尔）聚首。哈尔首先向托诺问到蒂妮的事情，然后在上门拜访托诺的时候偶遇蒂妮。原来蒂妮在大学时期跟哈尔谈过恋爱，还把第一次献给了他，但由于传统文化不能接受这种行为，因此她感到羞愧，没办法好好地爱人。哈尔后来写了一封信给蒂妮，假装自己死了，令事情变得更糟。哈尔离开之前，请蒂妮摆脱过去的枷锁，但蒂妮不同意。最后他们同意各奔前程。

蒂妮发现托诺有外遇之后，怒火中烧，便亲自到娅的住所，找她对质。不过，经过漫长的谈话之后，她发现娅更适合当托诺的妻子，于是她想把托诺交给娅照顾。但是娅当过妓女，而托诺身为医生，受人尊重，因此她觉得，不应该留下来，令托诺蒙上污点，令他没有办法跟蒂妮和好。结果，蒂妮决定迁回泗水，娅登上了前往新喀里多尼亚的客船，留下托诺一个人在巴达维亚。临行之前，娅给托诺留下一张字条和一张唱片，唱片里包含两首新歌，是她特意为托诺灌录的辞行曲。娅登上客船后还是很挂念托诺，这时托诺在远方的广播电台发表演说，娅也听到了。如今托诺孑然一身，于是他决定把全部精力奉献给自己的医疗事业，填补内心的空虚感。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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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卡托诺
苏卡托诺医生（简称托诺）是蒂妮的丈夫、娅的爱人，他免费为穷困的病人看病，在民间很受欢迎。在医科学校上学的时候，比起学业，他更喜欢唱歌，后来行医之后，他仍然非常喜欢聆听传统的格朗章乐曲，并在诊症室放了一台收音机。他和思想新颖的蒂妮虽然是夫妻，但彼此之间没有爱情，为此他感到寂寞，于是当他再次遇到洛哈娅，觉得她更愿意当个地道的妻子以后，便开始跟她暧昧。然而，最后蒂妮和娅先后离开，剩下托诺一个人[8]。
研究印尼文学的澳洲学者A·约翰斯（A. Johns）指出，托诺内心挣扎，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了解蒂妮、洛哈娅，还有他医治病人的时候需要消灭的细菌[9]。
苏玛蒂妮
苏玛蒂妮（简称蒂妮）是托诺非常前卫的妻子，在大学时期是校花，很喜欢参加派对。她在这段时期把初夜献给了哈尔多诺，但东印度群岛的传统文化不能接受这种行为，后来哈尔多诺更离开了她，自此她便开始疏远男人，用冷淡的态度对待男人。嫁给托诺之后，蒂妮越发感到寂寞，于是她开始投身社会活动，希望能从中找到人生的意义。最后，蒂妮知道托诺对自己不忠，却发觉娅更能把托诺照顾好，结果她决定离开丈夫，迁回泗水[10]。
日惹圣那塔达玛大学讲师约瑟夫·雅皮·陶姆（Yoseph Yapi Taum）认为，蒂妮冷淡的态度是托诺投向洛哈娅怀抱的主要原因。托诺在蒂妮的生活中没有地位，受到冷落，所以他另找新欢，找一个传统女性作伴[11]。新加坡政治学者谭祥志（Tham Seong Chee）认为蒂妮意志薄弱，在重遇哈尔多诺之前，她没有下决心离开。另外，她的个性非常倔强，不愿意改变自己对托诺的期望，也没有修补逐渐破裂的婚姻关系。他也指出，蒂妮的思想和东印度群岛人民抱持的传统观念并不相容，认为这无异于作茧自缚[12]。印尼作家、文学评论家古纳万·穆罕默德认为，托诺的期望对蒂妮构成压力，影响了她的言行举止[13]。
洛哈娅
洛哈娅（简称娅，别名厄妮夫人、西蒂·哈娅蒂）比托诺小三岁，是一名受欢迎的格朗章歌手，和托诺是自小相识的朋友，后来成为爱人。托诺小学毕业之后，娅被迫从万隆嫁到巨港，嫁给一个比她大20岁的男人，逃回万隆后，却发现本来的住所人去楼空。自此她沦为娼妓，开始过上漂泊不定的生活。之后她还以“西蒂·哈娅蒂”的名义演唱格朗章乐曲，广受听众喜爱。她知道托诺在巴达维亚行医之后，就假装生病，开始勾引他。虽然两人深深相爱，但是娅觉得，她以前当过妓女，嫁给托诺医生之后，只会令托诺遭到社会的鄙视。结果她决定离开托诺，搬到新喀里多尼亚居住[14]。
谭祥志认为，娅愿意当一个传统的贤妻，在性格上和托诺非常合衬[12]。研究印尼文学的美国学者哈里·阿维林（Harry Aveling）指出，尔敏安排娅沦落风尘，可能是因为当年印尼读者没办法接受托诺和社会经济地位相等的女性偷情，令他不得不因应当地的风俗习惯作出让步[15]。穆罕默德说，娅令人感动，而且不煽情，但也有认命的一面，比如她看轻自己的过去，说自己的人生经历跟上千名在丹戎不碌港绝命的女人没有两样。他也指出，尔敏是第一位以同情的态度刻画妓女角色的印尼作家[13]。音乐学者彼得·凯皮（Peter Keppy）认为，尔敏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可能是从格朗章歌手安妮·兰杜取得灵感[16]。
哈尔多诺
哈尔多诺是托诺的老朋友，也是蒂妮在大学时期的男朋友[17]。他知道蒂妮喜欢参加派对之后，便开始接触她，跟她谈恋爱，甚至共度春宵，后来却写信给她，说要跟她分手[10]。之后他中途辍学，追随后来担任总统的苏卡诺，参加刚刚起步的民族主义运动[18][19]，结果得和父亲断绝关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来到巴达维亚，想找托诺见面，却意外发现蒂妮已经嫁了给托诺，于是他希望蒂妮忘记从前，但被对方拒绝[10]。
研究东南亚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克里夫·克里斯蒂（Clive Christie）认为，哈尔多诺是小说里唯一一个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人物[19]。
妇女委员会的委员
鲁斯迪约夫人、苏达茉夫人、巴脱玛夫人和阿米娜都是妇女委员会的委员，她们帮助蒂妮筹备各项社交活动。鲁斯迪约夫人早在大学时期便和蒂妮相识，她既不同意蒂妮的现代思想，也不满蒂妮对托诺不上心[20]。阿米娜以前追过托诺，是蒂妮的情敌，喜欢打听他们的婚姻生活。[21]
两名男仆
侍奉托诺和蒂妮的男仆有两个，一个叫加尔诺，另一个叫阿卜杜尔。加尔诺对托诺忠心耿耿，却不喜欢蒂妮，认为她太感情用事[22]。阿卜杜尔是他们的司机，每次托诺出诊的时候，都是由他把车驾到病人的住处[23]。

所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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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主义文艺组织人民文化协会有联系的印尼左派文学评论家巴格里·西里格尔指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是影响尔敏的因素之一，并表示不同角色（特别是蒂妮）的对白能够体现这一点[24]。陶姆既留意到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影响，也提到小说描写了个别人物的意识流动形态，令读者更容易掌握角色的特征，以及他们的内心冲突[25]。他还说，和《枷锁》一样，阿里夏巴纳在1936年发表的小说《扬帆》同样对比了新文化和传统文化，但完全支持全盘西化，《枷锁》采用同一种题材，可能是受到《扬帆》的启发，甚至有可能是为了回应这部小说提出的观点[26]。在情节上，这部小说与尔敏早年的两篇短篇小说《不值钱的东西》、《忘记》有相同之处：《不值钱的东西》讲述的是医生巴迪（Pardi）和妻子哈蕾妮（Haereni）的故事，他们的形象和苏卡托诺、苏玛蒂妮夫妇非常相似。《枷锁》的主角苏卡托诺在《忘记》中初次登场，也是该小说的主角，尔敏在小说中描写了托诺的特征[7]。由于当年掌权的荷兰殖民政府禁止政治介入文学，因此在《枷锁》中，尔敏对于殖民统治的直接影响只是轻轻带过[19]。

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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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锁》大量使用省略号、内心独白和疑问句来表达角色的混乱情绪。研究印尼文学的荷兰学者A·德欧（英语：A. Teeuw）说，整部小说其实可以概括为“三重的内心独白”，并指出在小说中，最重要的省略号、内心独白和疑问句，是不是故事大纲，也不是频繁出现的对白[27]。和图书编译局时期的文学作品不一样，尔敏并没有在《枷锁》完全说明故事情节的来龙去脉，而只是点出关键的细节，让读者自行诠释剩下的内容。西里格尔说这样做能够令读者更投入[28]，他还表示《枷锁》就像电影一般，一个一个地介绍人物，但是有时候，这样做也引致了角色切换模糊不清的问题[24]。

与图书编译局时期的文学作品相比，《枷锁》在写作技巧上有两点不同：一、尔敏抛弃了陈旧的马来语谚语，并改而采用比喻法。二、荷兰语象征统治东印度群岛的宗主国，阿卜杜尔·穆伊斯、阿里夏巴纳这些早期作家都在作品中使用荷兰语字词，凸显主角有知识的特质。但是，在《枷锁》一书中，尔敏减少使用荷兰语，取而代之的是融入印尼语的荷兰语借词。《枷锁》的初印本和第二次印本还附有词汇表，解释生僻词、罕见词的含义[29][30]。西里格尔指出，尔敏在这部小说中使用的语言能够准确反映印尼语的实际使用情况[30]。

《枷锁》的章节只有编号，没有标题。这种安排在同期的印尼文学作品中并不常见，以穆伊斯在1928年发表的小说《错误的教育（英语：Salah Asuhan）》为例，书中每一章下面既有编号，也有标题。陶姆说，这种风格改变是意识流的象征，有别于早期的文学作品把不同的章节区别开来的做法[31]。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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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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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欧指出，和同期的大部分印尼小说不一样，《枷锁》既没有讲述纯良的主人公和奸角斗争的经历，也没有呈现世代之间的差异和矛盾[32]。这部小说的题材不是同期作品经常讲述的强迫婚姻，或者年轻人对传统习俗的抵触情绪[29]，而是三角关系——这是当年的西方文坛经常采用，但印尼文学作品从未触及的题材。作者也没有说明各个角色的是非对错[33]。德欧又说，这部小说呈现了“新派人物”[a]的内心矛盾，而这种人物则是东西方文化交互影响的产物[34]。克里斯蒂则指出，早年印尼文学作品经常描述反封建斗争、包办婚姻等话题，但是对《枷锁》的角色来说，这些事情都没有发挥至关重要的影响[19]。

过去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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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姆认为，小说的标题《枷锁》说的是主要角色的内心矛盾，这约束了他们的行为，令他们无法成长。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举出了两个例子，一是哈尔多诺对蒂妮说的这番对白：

原文 译文

"Mengapa tidak? Mengapa bergantung kepada zaman dahulu? ... Jangan dibesar-besarkan, jangan persusah perkara mudah, nanti pikiran sebagai dibelenggu. ... Lupakanlah, matikanlah angan-angan. Lepaskanlah belenggu ini. Buat apa tergantung pada zaman dulu?"[b][35]

“为什么不行呢？为什么一切都要由从前决定呢？⋯⋯不要小题大做，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为自己的思想套上枷锁。⋯⋯把幻想忘掉吧，让它毁灭吧。挣脱那枷锁。为什么一切都要由从前决定呢？”

二是当洛哈娅有机会和托诺结婚的时候，她担心自己过去的经历令苏卡托诺丢脸，结果一走了之，陶姆认为这个例子能够清楚说明这套枷锁对主角的约束力。他也指出，托诺怀缅过去，认为这样他会更开心[36]，另一方面，洛哈娅对过去卖淫的经历感到羞耻，因此（杞人忧天，）担心人们知道她爱上托诺之后，托诺就会离她而去。这份罪恶感最终令洛哈娅选择离开[37]。

为了说明这一点，评论家们还举出了其他例子。印尼作家、文学评论家穆罕默德·巴尔法斯指出，蒂妮过去和哈尔多诺相恋的经历令她产生罪疚感，没办法跟托诺表达爱意，并认为这是引致两人关系疏远的原因之一[29]。他认为，小说提出“人的问题”，却没有提出解决方案[38]。在小说中，哈尔多诺跟托诺对话的时候，提到过去的回忆总是会造成阴影，西里格尔认为这段对话能够把这个主旨表现出来，还认为小说的书名就是来源于这段对话[39]。

新旧文化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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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姆指出，《枷锁》对比新旧文化，把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视为二元对立的观念。他举例说，苏卡托诺身为医生，象征现代文明，但是他沉缅过去，例如他迷恋小时候的同学洛哈娅，又例如，比起现代形式的音乐，他更喜欢传统的格朗章歌曲。他希望妻子蒂妮对他百依百顺，也希望她克尽传统妻子的本分，为他脱鞋端茶，但是蒂妮宁愿终日为社会活动操劳，也不愿意这样做。这种期望最终成为托诺迷恋娅的原因，因为娅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但是，在小说的结局中，单靠现代观念和传统价值观并不足以为主角带来幸福[40]。他也说，尔敏对比托诺和思想时髦、热心公益的蒂妮，目的是为了强调现代文化不一定就是幸福的钥匙[26]。阿维林同意这个说法，他指出蒂妮拒绝当“贤妻良母”，不愿意悉心照顾丈夫，并认为这就是托诺和蒂妮发生冲突的原因[15]。

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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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认为《枷锁》的内容充满着浓烈的疏离感，他觉得小说里的人物就像是活在一个“悬浮在真空中的社会”[19]，一方面和殖民体系没有关联，另一方面也和群众、和传统道德观脱节。他又认为，苏卡托诺和洛哈娅的感情关系象征的是知识阶层藉共同的流行文化来联系群众，但是以失败告终的尝试[19]。同样地，陶姆提到，小说中有一节讲述蒂妮在义卖会上弹钢琴，演奏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的奏鸣曲，但是台下的普通市民更喜欢本地音乐[10]。德欧指出，像托诺、蒂妮这种抱持怀疑态度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以往的印尼文学作品并不常见[32]，并认为小说描写了当年在表面上能够适应现代社会，但在心理上难以承受东西方文化夹击的青年知识分子，揭露了他们的困惑心情[34]。谭祥志认为，托诺和娅不能一起走到最后，背后的含义是：社会不接受他们的爱情，可见“伦理道德并不能够单凭理智或者理性来理解”，矛头直指阿里夏巴纳崇尚的理智主义和个人意识[12]。约翰斯则指出，虽然社会以为托诺和蒂妮有决断力，但是其实他们的心态是困惑的，是徬徨的[41]。

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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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敏完成《枷锁》之后，在1938年向图书编译局投稿，但被退稿，因为图书编译局认为小说内容不合乎公序良俗[38]，更无法接受作者描写通奸、卖淫的行为，把这种情节放在故事的重心。这部小说最终由《新作家》月刊[32]在1940年4月至6月期间连载了三期，是唯一一部由该月刊连载的小说[38]，也是印尼第一部心理小说（英语：psychological novel）[1]。

截至2008年 (2008-Missing required parameter 1=month!)，本书的印尼文版已印刷到第21版[42]，并翻译成多种语言。中译本共有两种，一是香港艺美图书公司在1962年出版的版本，题为《桎梏》，二是居三元翻译的版本，题为《爱的枷锁》，在1983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43]。英译本由约翰·H·麦格林（英语：John H. McGlynn）翻译，在1989年由隆塔基金会（英语：Lontar Foundation）出版[44]。俄文译本由A·帕夫连科（А. Павленко）翻译，德文译本由雷纳特·勒德尔（Renate Lödel）翻译，均在1964年出版。马来文译本在1965年出版。[45]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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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锁》面世时，外界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这部小说从社会实况取材，很是大胆[46]。比如，记者苏拉斯特丽·卡尔玛·特里穆尔蒂（英语：S. K. Trimurti）认为这部小说能够清楚表明拥有高学历的土著在面对传统文化时所遇到的问题[47]。反对者则认为，传统观念认为卖淫、通奸属于禁忌，可是这部作品注重描写这种行为，是一部“淫亵不雅”的小说[46]。在《新作家》1940年12月号中，阿里夏巴纳、H·B·耶辛、卡林·哈林（Karim Halim）、苏瓦西·佐约普斯皮托（Suwarsih Djojopoespito）等多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这部小说作出了评价[48]：阿里夏巴纳认为这部小说有浪漫气氛，但也有听天由命，甘愿失败的色彩，批评故事内容不讲逻辑，没有交代事件的前因后果[38]，也没有描述人们决定命运时所需要的自由精神。[34]耶辛认为《枷锁》为印尼文学带来崭新的文风，但是觉得小说角色的情绪波澜起伏，很是浮夸。哈林指出这部小说运用了新语言、新题材，在印尼文学史上，这标志着一个新流派的诞生。佐约普斯皮托批评小说的用语不够流畅，情节沉闷乏味[48]。德欧指出，早期人们对《枷锁》的评价毁誉参半，原因之一是当年土著读者习惯阅读的文学作品风格轻松，但尔敏在这部作品描写了沉重的现实，令他们感到非常震撼[33]。

后期的文学评论家对这部小说普遍持肯定态度。1969年，印尼政府颁发第一届年度文学奖，《枷锁》和《错误的教育》、《西蒂·努尔巴雅（英语：Sitti Nurbaya）》（1922年，作者马拉·鲁斯里（英语：Marah Rusli））、《无神论者（英语：Atheis）》（1949年，作者阿赫迪亚特·卡尔达·米哈查（英语：Achdiat Karta Mihardja））一起成为得奖作品[49]。约翰斯在1955年认为《枷锁》“和此前的（印尼文学）作品相比是一大跃进”，印尼的小说创作至此也走向成熟[50]，他也称赞小说的故事大纲、架构和表达手法[41]。西里格尔在1964年对这部小说的用词加以赞赏，并认为尔敏在小说中阐述专业知识的手法特别出色[24]。耶辛在1967年写道，他还是觉得小说里人物的印象流于夸张，但是认为这部小说能够令读者停下来，思考当代的社会环境[51]。德欧在同年一部介绍印尼文学史的著作中认为，《枷锁》是尔敏对印尼文坛贡献最大的一部作品[33]，虽然小说的主角有一些心理缺陷，故事内容也有不合常理之处，但仍不失为印尼独立战争之前唯一一部真正能够令西方读者投入其中的印尼语小说[34]。印尼作家、文学评论家阿伊普·罗西迪（英语：Ajip Rosidi）在1969年认为，这部小说比以往的印尼文学作品有趣，因为小说的结局可以有很多种解释[51]。巴尔法斯在1976年写道，“在战前的印尼文学史中，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枷锁》“都是最好的一部小说[38]。”谭祥志在1981年表示，当年东印度群岛的社会已经逐渐开始意识到西方观念（如个人主义和主知主义）和传统价值观之间的矛盾，而《枷锁》则是这种意识的最佳写照[52]。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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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原文：“... manusia jenis baru...”
  2. ^ 引文采用现行的精确拼音方案。初版使用的拼写方案为共和国拼音（英语：Republican Spelling System），如下：

    "Mengapa tida'? Mengapa bergantoeng kepada zaman dahoeloe? ... Djangan dibesar2kan, djangan persoesah perkara moedah, nanti pikiran sebagai dibelenggoe. ... Loepakanlah, matikanlah angan2. Lepaskanlah belenggoe ini. Boeat apa tergantoeng pada zaman doeloe?"

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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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Rampan 2000，第92页.
  2. ^ Christie 2001，第68页.
  3. ^ Foulcher 1991，第22页.
  4. ^ Raffel 1967，第5页.
  5. ^ Sutherland 1968，第120–121页.
  6. ^ Teeuw 1967，第84页.
  7. ^ 7.0 7.1 Balfas 1976，第71页.
  8. ^ Taum 2008，第139–141页.
  9. ^ Johns 1959，第243页.
  10. ^ 10.0 10.1 10.2 10.3 Taum 2008，第142–143页.
  11. ^ Taum 2008，第142页.
  12. ^ 12.0 12.1 12.2 Tham 1981，第114页.
  13. ^ 13.0 13.1 Mohamad 1985, Yah.
  14. ^ Taum 2008，第144–146页.
  15. ^ 15.0 15.1 Aveling 1969，第74页.
  16. ^ Keppy 2008，第154页.
  17. ^ Pane 2008，第112页.
  18. ^ Pane 2008，第100页.
  19. ^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Christie 2001，第69页.
  20. ^ Pane 2008，第52页.
  21. ^ Pane 2008，第41–43页.
  22. ^ Pane 2008，第18页.
  23. ^ Pane 2008，第19页.
  24. ^ 24.0 24.1 24.2 Siregar 1964，第103页.
  25. ^ Taum 2008，第137页.
  26. ^ 26.0 26.1 Taum 2008，第148–150页.
  27. ^ Teeuw 1967，第83–84页.
  28. ^ Siregar 1964，第102页.
  29. ^ 29.0 29.1 29.2 Balfas 1976，第70页.
  30. ^ 30.0 30.1 Siregar 1964，第103–104页.
  31. ^ Taum 2008，第138页.
  32. ^ 32.0 32.1 32.2 Teeuw 1967，第81页.
  33. ^ 33.0 33.1 33.2 Teeuw 1967，第81–82页.
  34. ^ 34.0 34.1 34.2 34.3 Teeuw 1967，第83页.
  35. ^ Pane 2008，第114–115页.
  36. ^ Taum 2008，第148页.
  37. ^ Taum 2008，第145页.
  38. ^ 38.0 38.1 38.2 38.3 38.4 Balfas 1976，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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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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