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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济慈

英国诗人（1795－1821）
提示：此条目页的主题不是慈济。

约翰·济慈[nb 1]（英语：John Keats，1795年10月31日—1821年2月23日）是英国诗人，与拜伦、雪莱并称为浪漫主义第二代诗人。济慈的诗歌都在其去世前四年内发表，这些诗在他生前受到冷遇，但死后迅速出名。到19世纪末，济慈已被认为是英语文学界的主要成员，并对前拉斐尔派影响深远。1888年的大英百科全书称他的一首颂诗为“最终的杰作”。博尔赫斯曾表示，与济慈作品的相遇影响了他的一生。济慈的颂诗是“带有强烈感受性”的浪漫主义风格，借由自然意象表达激情。如今，济慈的诗歌仍在英语文学界占据重要地位，其中尤以《夜莺颂》、《希腊古瓮颂》、《睡与诗（英语：Sleep and Poetry）》、《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英语：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最为出名。

约翰·济慈
John Keats
济慈肖像，英国国家肖像馆
出生1795年10月31日
 英格兰伦敦
逝世1821年2月23日(1821岁—02—23)（25岁）
教宗国 教皇国罗马
职业诗人
国籍 英格兰
母校伦敦国王学院
体裁诗歌
文学运动浪漫主义
代表作《夜莺颂》、《希腊古瓮颂》、《睡与诗》、《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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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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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慈于1795年10月31日出生在英国伦敦沼泽门（英语：Moorgate），父亲托马斯·济慈，母亲弗朗西丝·济慈（本名弗兰西斯·詹宁斯）。济慈具体出生地点不明，尽管似乎家人将他的生日记为10月29日，但洗礼记录显示他的出生日期是10月31日。[1][2] 他是所有孩子中最年长的，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最小的妹妹弗兰西斯·玛丽·“芳妮”后来嫁给了西班牙作家瓦伦丁·德·利亚诺斯·古铁雷斯（西班牙语：Valentín de Llanos Gutiérrez）。[3] 济慈的父亲最初在其岳父约翰·詹宁斯的旅店当马夫[4]，后来他继承了这家旅店，一家人也住在这里。济慈认为自己出生在这家旅店，一个卑微的出生地，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点。如今这家旅店为环球酒吧（英语：The Globe, Moorgate）所拥有，距离沼泽门地铁站几英里距离。[5] 济慈在圣博托尔夫教堂（英语：St Botolph-without-Bishopsgate）受洗，幼年进入圣母学校（英语：Dame school）学习。[6][7]

父母本想送济慈就读伊顿或哈罗公学，但因经济问题作罢。[8][9][10] 1803年，济慈被送至恩菲尔德镇的约翰·克拉克学校学习，此处离他祖父母住处较近。相比其它名校，这所小型学校有更加自由的环境，课程安排也更为现代。[11] 在克拉克学校就读期间，济慈表现出了对经典作品及历史的爱好，这些爱好伴随了他短暂的一生。济慈与校长的儿子查尔斯·考登·克拉克成了好友，克拉克向他推荐了包括塔索、斯潘塞、查普曼（英语：George Chapman）在内的文艺复兴作家。济慈的朋友爱德华·福尔摩斯曾表示他性格急躁，“总是走极端”，懒惰且好斗。不过在13岁时，济慈决定将这些激情用于阅读和学习，并因此在1809年夏天取得了人生首个奖项。[12]

1804年4月，济慈的父亲从马背跌落，因颅骨骨折去世，当时济慈年仅8岁。[13] 父亲死前没有留下遗嘱，两月后母亲再嫁，四个孩子投奔居住在伦敦埃德蒙顿的外婆爱丽丝·詹宁斯。[14] 母亲在济慈14岁时因肺结核去世，孩子的抚养权交给了祖母。母亲在死前指定了两个遗产保管者，理查德·阿比和约翰·桑德尔。那年秋天，济慈离开克拉克学校，成为医师托马斯·哈蒙德的学徒。查尔斯·考登·克拉克仍与济慈保持亲密联系，他形容这段时光是“济慈一生中最平静的岁月”。[15] 过早失去父母的悲伤始终影响着济慈。年轻的济慈非常钟爱维吉尔，14岁时，他将维吉尔的长诗《埃涅阿斯纪》翻译成英语。

事业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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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14年起，济慈拥有两份遗赠，直至他的21岁生日。其中包括来自祖父约翰·詹宁斯的800英镑，以及来自母亲的8000英镑（平分给四个孩子）。[nb 2][16][2] 似乎济慈从未知晓800英镑的遗赠，因此也从未申领。通常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遗产保管者理查德·阿比的疏忽，但似乎阿比对这份800英镑的遗赠也不知情。[17] 济慈母亲和祖母的律师威廉·沃尔顿必然知道，并有义务将遗产信息传达给济慈，但他似乎并没有这么做。这对济慈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经济问题一直困扰着济慈，他期望有足够的金钱摆脱债务，更加独立的生活。[2]

我游历了很多金色的国度，
看过不少好的城邦和王国，
还有多少西方的海岛，歌者
都已使它们向阿波罗臣服。
我常听到有一境域，广阔无垠，
智慧的荷马在那里称王，
我从未领略的纯净、安详，
直到我听见贾浦曼的声音
无畏而高昂。于是，我的情感
有如观象家发现了新的星座，
或者像科尔特斯，以鹰隼的眼
凝视着大平洋，而他的同伙
在惊讶的揣测中彼此观看，
尽站在达利安高峰上沉默。


“
”
《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穆旦译）
1816年10月

结束在哈蒙德门下的学徒生涯后，济慈于1810年10月成为了盖伊医院（如今隶属于伦敦国王学院）的医学生。不足一个月后，他便于医院内协助进行手术。[2] 由于济慈曾长期接受医疗上的训练，家人相信他将会在医学方面发展；而当时济慈的愿望仍是成为医生。[2][12] 他与其它医学生一起住在萨瑟克圣托马斯街28号，合住者包括后来成为发明家与墨水巨头的亨利·斯蒂芬斯（英语：Henry Stephens (doctor)）。

作为医学生的工作占据济慈越来越多精力，他不再有足够时间写作。济慈的内心开始感到矛盾，他认为自己正面临着严峻的选择。[11][18] 1814年，19岁的济慈写下了现存的第一首诗《斯潘塞模仿》。他被成为诗人的雄心所吸引，受到其他诗人如利·亨特（英语：Leigh Hunt）和拜伦的鼓舞，却又被经济问题困扰，他患上了抑郁症。他的兄弟乔治·济慈写道，“他害怕自己永远也无法成为诗人，而假如他无法成为诗人，他就会毁了自己。”[19] 1816年，济慈取得了医师资格证，这意味着他可以成为一名医师、药剂师或外科医生，但在这一年末他告诉自己的监护人，自己决心成为诗人，而不是外科医生。[2]

尽管济慈继续在盖伊医院学习，但同时他也投入更多时间学习文学和诗歌，尤其是对十四行诗的研究。[2] 1816年3月，济慈的诗歌《噢，孤独》发表在当时著名的自由派诗歌杂志《考察者（英语：The Examiner (1808–1886)）》上。[20] 这是济慈发表的首篇诗歌，朋友克拉克称这次发表对济慈十分重要，因为这证明了他的梦想可以实现。[21] 这一年济慈还写了另一首诗《致兄弟》。[22] 夏天，济慈和克拉克来到马盖特海边，在那里他开始了信件写作。返回伦敦后，他住在萨瑟克迪恩街8号，并准备进一步学习以成为皇家外科医学院成员。[23]

1816年10月，克拉克将济慈介绍给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诗人利·亨特（英语：Leigh Hunt），亨特也是拜伦和雪莱的好友。五个月后，济慈的第一本诗集出版，其中包括《我踮起脚站在山岗上》和《睡与诗》，这两首诗都受亨特的风格影响。[20] 这本诗集并未引起关注，只有雷诺兹（英语：John Hamilton Reynolds）在《冠军》杂志上对其表达了赞赏。[11] 诗集出版商查尔斯&詹姆斯·奥利尔（英语：Charles Ollier）对此感到羞耻，于是济慈迅速将出版商换成了弗利特街的泰勒&赫西（英语：John Taylor (English publisher)）。[24] 与奥利尔夫妇不同，济慈的新出版商对他的作品充满热情，在诗集出版后仅一个月，他们就计划出版新的济慈诗集，并向他预付了稿费。赫西成为了济慈的忠实朋友，出版社里有一间专门的办公室供年轻作家们使用。这家出版社的作家包括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威廉·赫兹利特、约翰·克莱尔（英语：John Clare）、托马斯·杰斐逊·霍格（英语：Thomas Jefferson Hogg）、托马斯·卡莱尔和查尔斯·兰姆。[25]

透过泰勒&赫西（英语：John Taylor (English publisher)）出版商，济慈结识了律师理查德·伍德豪斯，他为出版社中作家提供文学和法律方面的意见，对济慈的诗集印象深刻。尽管伍德豪斯形容济慈“任性、脆弱，容易受惊吓”，但他仍为其天才所折服，他认为济慈可跻身英格兰最伟大的作家之列。两人结识后不久便成了密友，伍德豪斯尽其所能记录济慈的诗作，这些材料成为了后世研究济慈作品的主要来源。[2] 传记作者安德鲁·陌逊将伍德豪斯之于济慈比作博斯韦尔之于塞缪尔·约翰逊的关系，伍德豪斯不遗余力的宣扬济慈的作品，为他在文坛争取一席之地，并将他的诗歌推往更高处。后来，伍德豪斯也是在肯特郡格雷夫森德送别济慈前往罗马的朋友之一。[26]

尽管首部诗集评价不好，但亨特还是将济慈放进了自己的散文《三位年轻诗人》（雪莱、济慈和雷诺兹），并且他也从济慈的诗歌《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预见了济慈的前程。[27] 亨特将济慈介绍给圈子中的知名人士，包括《泰晤士报》编辑托马斯·巴恩斯（英语：Thomas Barnes (journalist)）、作家兰姆、指挥家文森特·诺维罗（英语：Vincent Novello）和诗人雷诺兹（英语：John Hamilton Reynolds）。[28] 这是济慈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位年轻的诗人首次以亨特所称“新派诗人”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29] 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济慈表示“除了心灵感情的圣洁和想象的真实外，我什么也不确定 – 想象中的美必为真理。”[30][31] 这句话后来转化为了《希腊古瓮颂》末尾诗行“‘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就包括 / 你们所知道、和该知道的一切”。1816年12月初，济慈告知自己的监护人决定弃医从文。医学训练花费了济慈大量积蓄，尽管他的生活拮据，但仍为画家本杰明·海顿（英语：Benjamin Haydon）等人提供了借款，并且借给了弟弟乔治700英镑。因大量借款，济慈甚至无钱偿还债务利息。[2][32]

济慈从医学院退学，因为住处潮湿而连续患上感冒。1817年4月，他和自己的兄弟搬到了汉普斯特德，在那里他与乔治一起照顾患有肺结核的弟弟汤姆。这座房子邻近亨特以及他在汉普斯特德的圈子，也邻近受人尊敬的第一代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1818年4月11日，济慈记录了他与柯勒律治一同在汉普斯特德荒野的散步。在给乔治的信中，济慈表示他和柯勒律治谈论了“许多事情，……夜莺、诗歌、诗意感受、形而上学。”[33] 大约在这段时间，济慈被引荐给了查尔斯·温特沃斯·迪尔克（英语：Charles Wentworth Dilke）和詹姆斯·赖斯。[34]

1818年6月，济慈和查尔斯·阿米蒂奇·布朗（英语：Charles Armitage Brown）前往苏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湖区徒步旅行。济慈的弟弟乔治和他的妻子乔治娜陪同济慈前往兰加斯特、利物浦，然后从那里前往美国，一直在肯塔基州居住到1841年，而后因乔治投资失败而返回英国。与济慈其他兄弟一样，乔治夫妇都死于肺结核，当时肺结核并无有效治愈方法。[35][36] 那年7月，济慈在马尔岛时患上了重感冒，“十分虚弱，严重发烧，无法继续旅途”。[37] 8月返回南部后，济慈继续照料汤姆，也因此将自己暴露在了结核病菌中。有人指出，济慈的肺结核——他的“家族疾病”正是从这段时间开始发展的。[30][38][39] 彼时人们对肺结核怀有偏见，总是将其与懦弱、压抑的性欲或手淫联系在一起。济慈在信中“拒绝为此疾病命名”[40]，他的弟弟汤姆死于1818年12月。

济慈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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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伦敦汉普斯特德荒野的济慈故居

汤姆死后，济慈搬到朋友布朗在汉普斯泰德的房子居住，现在人们已将那所房子认为“济慈之家”，此处距离他的旧居有大约十分钟路程。1818-1819年冬天格外漫长，但这也为济慈提供了许多创作灵感，这一年可被称为他的“奇迹年”，他在这段时期写下了人生中最为成熟的作品。[30] 那时他受到赫兹利特关于英语诗歌系列讲义的影响，并和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有过会面。[41][42] 在朋友眼中，济慈似乎过着舒适的生活，但事实上他常需从监护人阿比和别的朋友那里借钱。[2]

1819年4-5月，济慈在这里创作了五首颂诗，尽管5首诗的创作顺序仍有争议，但普遍认为它们以《赛姬颂（英语：Ode to Psyche）》开篇。据房主布朗所说，济慈在花园李子树下写下了《夜莺颂》[nb 3][43][44]，他写道“1819年春天，一只夜莺在房子附近筑巢。它持续不断的歌声让济慈感觉快乐、平静。有天早晨，他把餐桌前的椅子搬到了李子树下，在那边坐了两三个钟头。回来时手里夹着几张文稿，悄悄把这些东西塞到了书里。征得他的同意后，我查看了这些文稿，它们有大概四五张，包含有对夜莺歌唱的诗意感受。”[45] 不过该房子的另一拥有者迪尔克却极力否认这个传闻，在理查德·蒙克顿·米尔恩斯（英语：Richard Monckton Milnes, 1st Baron Houghton）于1948年出版的济慈传记中，迪尔克声称这一传闻是“纯粹的妄想”。[46]

我的心在痛，困顿和麻木
刺进了感官，有如饮过毒鸠，
又像是刚刚把鸦片吞服，
于是向着利兹忘川下沉：
并不是我妒忌你好运，
而是你的快乐太使我欢欣——
因为在林间嘹亮的天地里，
你呵，轻翅的仙灵，
你躲进山毛榉的葱绿和阴影，
放开了歌喉，歌唱着夏季。


“
”
《夜莺颂》首节（穆旦译）
1819年5月

《希腊古瓮颂》和《忧郁颂（英语：Ode on Melancholy）》都以十四行诗形式写成，或许创作于《夜莺颂》之后。[2] 济慈的新出版商泰勒&赫西安排出版了他的长诗《恩底弥翁（英语：Endymion (poem)）》，这首诗继承了托马斯·查特顿（英语：Thomas Chatterton）的风格，济慈称其是“对我的想象力的测验”。[2] 此诗遭到了评论界的普遍批评，以致拜伦也调侃说济慈“让一篇批评文送了命”。约翰·威尔逊·克罗克（英语：John Wilson Croker）在1818年4月的《季度评论（英语：Quarterly Review）》中对此诗表达了严厉批评。[nb 4] 约翰·吉布森·洛克哈特（英语：John Gibson Lockhart）在《布莱克伍德杂志（英语：Blackwood's Magazine）》中形容此诗“不动声色的胡扯”。洛克哈特还讽刺性的写道，“成为一名饥饿的药剂师总要好过成为一个饥饿的诗人，所以请回到你的药铺里去吧约翰先生，去捣鼓药膏、药丸和膏油盒去吧。”[nb 5] 洛克哈特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为利·亨特圈子（包括济慈和赫兹利特）取了“伦敦佬”派（英语：Cockney School）这个讽刺性的名字。这种敌意更多是来自政治而非文学批评，因为洛克哈特等人所批评的年轻作家们缺乏专业的诗歌教育，使用非正规的押韵和“低级用词”，并且他们出生平凡，不像上层阶级那样毕业于伊顿、哈罗、牛剑等名校。[47]

1819年，济慈写了《圣阿格尼丝之夜（英语：The Eve of St. Agnes）》、《无情妖女（英语：La Belle Dame sans Merci）》、《海伯利安（英语：Hyperion (poem)）》、《蕾米亚（英语：Lamia (poem)）》和一部戏剧《奥托大帝》（直到1950年才上演）。[48] 住所花园赋予了诗歌《幻想》和《歌唱热情和欢乐的诗人》的灵感。9月，济慈的经济状况十分困窘，他考虑成为新闻记者或当随船医生。在绝望中，他带着一本新的诗集拜访了出版商[2]，但出版商对这本诗集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蕾米亚》难以理解，并认为《圣阿格尼丝之夜》有一种 “琐碎的厌恶感”和 "混合了感受与讥讽的‘唐璜’风格”，他们表示这是“一首不适合女士的诗”。[49] 济慈生前目睹的最后一部出版作品是《蕾米亚、伊莎贝拉、圣阿格尼丝之夜及其它》，这部诗集相较前两部取得了更多好评，它后来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诗歌作品之一。[2]

伊莎贝拉·琼斯和芳妮·布劳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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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年济慈在黑斯廷斯郊游时结识了了女友伊莎贝拉·琼斯。琼斯被描述为是个美丽、天才、阅读广泛的人，她并非出身上层，但经济稳定，并在后来成为了济慈圈子中的一员。[50][51] 济慈从不掩饰他对琼斯的吸引力，尽管他们似乎只是享受相聚却从不作出承诺。济慈记录说1818-1819年冬天“常去她家”，在写给乔治的信中，济慈表示他“和她一同取暖”、“和她轻吻”。[52] 和琼斯的幽会给济慈带来了许多灵感，《圣阿格尼斯之夜》和《圣马可之夜》或许都与她有关，《明亮的星（英语：Bright star, would I were stedfast as thou art）》最初的灵感可能源自于她。[51][53][54] 1821年，琼斯是英国首先被告知济慈死讯的人之一。[50]

 
芳妮·布劳恩，摄于1850年

在汉普斯泰德居住期间，济慈遇见并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女邻居，方妮·布劳恩（英语：Fanny Brawne）。布劳恩出生于1800年，济慈的诗稿显示他们在1818年11月相遇。[55] 和济慈祖父一样，布劳恩的祖父也经营一家旅馆，他们都有家庭成员死于肺结核。她与济慈的母亲、妹妹有共同的名字“芳妮”，她有关于服装制作和语言的天赋，并喜爱戏剧表演。[56] 1818年11月，她开始与济慈热恋，但因为当时济慈的弟弟汤姆患病，济慈需要时刻照顾他。[57]

1819年4月，布劳恩和母亲搬进了济慈所住的房子，因此这对情人得以每天见面。济慈借给布劳恩一些书，他们会在一起阅读。济慈将诗歌《明亮的星》献给她，作为双方爱情的证明。这首诗的创作一直持续到济慈去世前几月，诗的内容与他们的关系紧密相连。“他的一切愿望都与芳妮有关。”[58] 6月前的某个时候，他们达成了共识，但远非是正式的订婚。[59] 因为济慈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提供的东西，他生活困窘，看不到前途。作为一个挣扎在困顿中的诗人，这首先就排除了与布劳恩的婚姻可能。他们间的爱情仍是无望的，“明亮的星”的妒忌开始啃噬他，黑暗、抑郁、疾病环绕着他，这些都反映在了诗歌《圣阿格尼斯之夜》和《无情妖女》中，跟随他的不止爱情，还有死亡。“我在散步途中冒出两个奢侈的想法，”济慈在信中写道，“你的可爱，和我的死亡。”[59]

1819年10月13日，在寄给布劳恩的信中，济慈写道：

我的爱让我变得自私。没有你我将无法存在 – 我可以忘记一切，却仍想再见你一面 – 我的人生似乎就停在那里 – 看不到远处。你吸收我的一切，我感觉自己正在解体 – 我很痛苦，因为我没有希望再见到你……我惊讶于那些为宗教牺牲的人们 – 我为此不寒而栗 – 我不再惊讶 – 我也能为我的宗教而牺牲 – 爱情是我的宗教 – 我能为此而死 – 我能为你而死。[60]

济慈的肺结核日益严重，医生建议他搬往气候较暖的地区居住。1820年9月，济慈前往罗马，他明白此行可能是与布劳恩的永别。离开后，济慈不再写信给她，但仍与她的母亲保持通信。[2] 五个月后济慈死于罗马。布劳恩写给他的信都未存留。[61] 济慈的死讯一个月后才传到伦敦，而后六年布劳恩都处在他去世的悲恸中。直到济慈去世十二年后的1833年，布劳恩结婚并有了三个孩子，她比济慈多活了四十年。[62][63]

罗马最后时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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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慈在罗马时的居所

1820年，济慈表现出日益加重的肺结核症状，二月初出现肺出血。1820年2月3日，济慈首次咳血，他对查尔斯·阿米蒂奇·布朗说：“我知道血是什么颜色，这是动脉血。我不能欺骗自己，这是我的死亡警告，我即将死去。”[64][65]

他大量失血，后续医师又为他继续放血。接下来的夏天基本是亨特在伦敦照料济慈。根据医师的建议，济慈决定与朋友约瑟夫·塞文（英语：Joseph Severn）一同搬往意大利。9月13日，他们离开格雷夫森德，四天后登上玛丽亚·克劳瑟号帆船。10月1日，帆船到达卢沃斯湾，两人上岸后又返回船上，济慈在此时完成了《明亮的星》最终版本。[66][67] 去往意大利的航程并不顺利：先是暴风雨，紧接着平静的无风天气又减缓了航行进度。到达那不勒斯后，船只因当时英国的霍乱爆发而被隔离十日。济慈于11月14日抵达罗马，那时温暖的天气已经过去。[68]

济慈在1820年11月30日给查尔斯·阿米蒂奇·布朗写了人生最后一封信：“对我来说，写信是世上最困难的事。我的胃还是很难受，在我尝试翻开书本时尤为如此——不过相比隔离时我已经好受许多了。然后，我害怕受到在英国时任何有趣事物的诱骗。我有种持续的感觉，似乎我的真实生活已经逝去，我活的像是个已死之人。”[69]

济慈搬进位于罗马西班牙阶梯的一座房子，这座房子现在是济慈-雪莱纪念馆。尽管有赛文和詹姆斯·克拉克（英语：Sir James Clark, 1st Baronet）医生的照料，济慈的健康状况仍不断恶化。济慈接受的医疗照顾可能加速了他的死亡。[70] 1820年11月，克拉克声称济慈的疾病源自“精神衰竭”，而病因主要来自他的胃部。最终济慈被症断为肺痨（肺结核），克拉克医生每天只为他提供一条鳀鱼和一小片面包充饥，借此控制饮食以减少流向胃部的血液。克拉克医生还为病人放血：这在当时是标准的治疗手段，却也是造成济慈虚弱的主要原因。[71] 塞文的传记作者苏·布朗写道：“他们本可使用小剂量的鸦片，而济慈在启程时也曾让赛文买一瓶鸦片。赛文没有意识到的是，济慈将鸦片视为一种潜在的自杀手段。在航行中，济慈曾想从赛文那里取得鸦片，但赛文不让。到罗马后，济慈又再次尝试……赛文感到为难，所以最终他去找医生，而医生把瓶子拿走了。于是结果就是，济慈遭受巨大的痛苦，却没有任何缓解手段。”当赛文和克拉克医生拒绝给他服用鸦片酊时，济慈非常生气，他反复质问“这种死后的存在还要持续多久？”[71]

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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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若是梦，那么死，可是睡眠？
幸福的场景可是如幻影逝去？
瞬间的欢乐如烟云过眼，
我们却认为死是最大的痛苦。

多么奇怪呀，人在世上要流浪，
要度过悲惨的一生，却不能抛开
一路的坎坷；也不敢大胆想一想
将来的死呵，只是从梦中醒来！


“
”
《死亡》（屠岸译）
1814年

1821年1月，济慈的健康状况缓慢而稳定的向肺结核最后阶段恶化。他的尸检显示他的肺几乎已完全解体。[72] 济慈咳血，浑身是汗，负责照料的赛文常看到他从睡梦中醒来，为自己仍活着而哭泣。赛文写道：

济慈开始叫喊，直到我为他颤抖不已[71]……大约四点，死亡接近了。（济慈说）“赛文 – 我 – 扶我起来 – 我正在死去 – 我会死的轻松的；别怕 – 振作起来，感谢上帝它终于来了。”我让他靠在我的肩膀上。他喉咙中的痰似乎在沸腾，一直到十一点，他逐渐死去，非常安静，我甚至以为他还在睡梦里。[73]

1821年2月23日，济慈在罗马去世，他被埋葬在罗马非天主教徒公墓。他临终前请求葬于无名石碑下，只在石碑写上“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赛文和布朗为济慈树立了墓碑，断弦的里拉琴浮雕下刻有文字：

这座坟墓下埋葬的是一位年轻的英国诗人，他躺在临终床榻，内心悲苦，鉴于恶毒敌人的强大力量，他惟愿在此墓碑写下：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1821年2月24日

 
位于罗马的济慈墓地

这段墓志铭来自卡图卢斯LXX：

一个女人对情人说的话，应当记在风里，写在水上。（拉丁语：Sed mulier cupido quod dicit amanti / in vento et rapida scribere oportet aqua）

弗朗西斯·博蒙特的《The Nice Valour》第五幕第五场有类似台词：

你所有的良好事迹，都应当写在水里，但这个却被刻在了大理石上。

赛文和布朗在墓碑上添加了其它文字，以抗议他人对济慈作品的批评。亨特将济慈的死归咎为《季度评论》对其长诗《恩底弥翁》的严厉攻击。正如拜伦在叙事诗《唐璜》所写：

他那心灵，那天庭中的火焰一丛， 竟让一篇文章把自个吹熄。[74]

葬礼后七周，雪莱在其诗《阿多尼（英语：Adonais）》中悼念济慈。[75] 克拉克在济慈墓旁种了他喜欢的雏菊。出于公共卫生考虑，意大利卫生局烧掉了济慈房间的家具，重新刷墙并更换了门、窗和地板。[76][77] 雪莱，这位济慈最热切的同伴，他死后的骨灰也被埋在同一公墓，赛文的墓地紧邻济慈。马什在《泰晤士报》写道：“这块墓地旧区，济慈下葬时几乎还是荒地，但如今满是伞松、香桃、玫瑰，和遍地的紫罗兰。”[78]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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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慈墓地不远处的浮雕

济慈去世时年仅25岁，正式诗歌创作从1814年到1820年，只有六年时间，期间发表了四部作品。济慈生前售出的诗集只有两百多册。[79] 他发表的首部作品是1816年《考察者》杂志上的《噢，孤独》，最后一部作品是1820年去罗马前出版的《蕾米亚、伊莎贝拉、圣阿格尼丝之夜及其它》。济慈从诗歌学习到成熟创作的时间很短。[80]

尽管济慈诗歌创作生涯短暂而多产，但他主要的声誉是建立为数不多的几首颂诗（英语：John Keats's 1819 odes）上的。[81] 并且也只有在他短暂生命最后几年的创作中，才显示出他死后被广泛赞誉的内在激情。[82] 济慈因生前遭受的冷落而认为自己一生毫无成就，他在1820年2月给芳妮·布劳恩的信中写道：“我身后没有任何永恒的作品 – 没有任何能让朋友为关于我的回忆而骄傲的东西 – 但我仍爱着一切事物内在的美，如果我还有时间，我会让自己被记住的。”[83]

同时代许多著名诗人，例如亨特和雪莱，他们深知济慈的天才和能力。[79] 他的崇拜者称他“以自己的脉动”思考，他的风格比以往任何诗歌作品都更加充满感受力，更生动华丽，他“用矿石填满了所有缝隙”。[84] 济慈在罗马时常和雪莱通信，在他死后，雪莱宣称是《季度评论》的恶毒批评杀死了济慈。葬礼后七周，雪莱在绝望的挽歌《阿多尼》中表示，济慈的早逝是个人与公众造成的悲剧：

你最后的、最可爱的希望已成泡影；

他是一朵鲜花，花瓣还没有张开

便受到寒气，没有结实而丧了命；[85][86]

尽管济慈曾写道“假如诗歌不像是树木的叶子那样自然生出，那么还是别写为好，”但他早期的诗歌却并非自然，而是带有刻意和长期学习经典作品的痕迹。他有内在的诗意感受力，但最初创作诗歌时仍像是个年轻学徒。[82] 济慈的诗意感受来自朋友考登·克拉克早年推荐的经典作品，也与《考察者》主编利·亨特的偏好有关，济慈小时候曾读过这本杂志。[87] 亨特藐视由蒲柏主导的奥古斯丁（英语：Augustan literature）或“法国”学派，并攻击早期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这些诗人当时已四十多岁，是粗陋、晦涩、粗俗的代表，老派浪漫主义的声誉正处于低点。事实上，在济慈成为诗人的头几年里，他也在作品中呼应了这些批评，并一度以“新派”诗人自居。这使得他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拜伦关系疏远，并且也为《布莱克伍德》和《季度评论》的严厉批评埋下了伏笔。[88] 在济慈去世时，他的评价与浪漫主义新旧两代的污点联系到了一起：包含有第一代浪漫主义诗人的晦涩和后续亨特“伦敦佬”派的缺乏专业性。济慈死后的评论形象混合了某些评论讽刺的失败者，以及雪莱后来描绘的死于敏感情绪的天才。[88]

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秋，
你和成熟的太阳成为友伴；
你们密谋用累累的珠球，
缀满茅屋檐下的葡萄藤蔓；
使屋前的老树背负着苹果，
让熟味透进果实的心中，
使葫芦胀大，鼓起了榛子壳
好塞进甜核；又为了蜜蜂
一次一次开放过迟的花朵，
使它们以为日子将永远暖和，
因为夏季早填满它们的粘巢。


“
”
《秋颂》首节[89]（穆旦译）
1819年9月

维多利亚时期，诗歌中开始流行放纵的幻想，于是济慈的诗歌作品也被纳入这类风格。作为主观感受性的写作标杆，济慈的声誉稳固增长。[88] 济慈的作品受到剑桥使徒派的力捧，其中成员包括后来成为桂冠诗人的丁尼生[nb 6]，他视济慈为19世纪最伟大的诗人。[42] 康斯坦斯·纳登（英语：Constance Naden）也是济慈诗歌的崇拜者，他表示济慈的天才隐藏在“对一切美的元素的细致感受中”。[90] 1848年，济慈去世后二十七年，理查德·蒙克顿·米尔恩斯（英语：Richard Monckton Milnes, 1st Baron Houghton）出版了首部济慈传记，为他后续成为英语文学重要人物奠定了基础。包括约翰·艾佛雷特·米莱和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在内的前拉斐尔派受济慈诗歌《圣阿格尼斯之夜》、《伊莎贝拉》和《无情妖女》启发，创作了许多色彩鲜明的著名画作。[87]

阿尔加侬·斯温伯恩在1882年的大英百科全书中称“《夜莺颂》是人类历史最终的杰作”。[91] 直到20世纪，济慈的作品仍是许多诗人，例如威尔弗雷德·欧文、叶芝、艾略特的灵感来源，欧文将济慈的去世日期记为哀悼日。[88] 评论家海伦·文德勒（英语：Helen Vendler）称济慈的颂诗“是英语这门语言的最终体现。”[92] 乔纳森·贝特认为《秋颂》是“每一代人都认同的近乎完美的英文诗歌”[93]，M·R·雷德利称这首颂“是我们语言中最完美无瑕的作品。”[94]

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英语：Houghton Library）收藏了大量济慈信件和手稿。另外还有一些文稿收藏于大英图书馆、位于汉普斯特德的济慈故居、位于罗马的济慈-雪莱故居，以及位于纽约的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从1998年起，英国济慈-雪莱纪念协会设立了年度济慈-雪莱诗歌奖（英语：Keats-Shelley Prize for Poetry）。[95] 1896年，皇家艺术学会蓝色牌匾在济慈故居揭幕。[96]

豪尔赫·刘易斯·博尔赫斯曾表示，与济慈作品的相遇影响了他的一生。[97]

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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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慈的传记都不是生前熟悉他的人所写。[98]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版商随即宣布将出版《关于济慈的回忆》，但济慈的朋友拒绝配合，因此该出版计划被搁置。李·亨特所著《拜伦勋爵和他的同僚们》给出了一些关于济慈的第一手记录，其中强调济慈所坚持的卑微出身，这种误解持续至今。[2] 随着济慈在艺术界的出名，他的笔记、文稿、信件等逐渐被集结出版。[98] 但早期叙述常有自相矛盾、偏向或争议之处。[98] 济慈的许多朋友，例如布朗、赛文、迪尔克、雪莱，以及他的遗产保管者理查德·阿比，出版商泰勒，女友芳妮·布劳恩等人都在其死后发表过对他的评论。这些早期文本被后续的传记参考引述，逐渐构成了济慈充满传奇的一生。[99]

雪莱宣称济慈的成就无法与其所受的痛苦分开，疾病使他衰弱，而细致的情绪也无法与困苦生活协调，因此他被“精神化”，表现出现今人们想象的遭受痛苦的肺结核患者形象。[100] 济慈的首部传记由理查德·蒙克顿·米尔恩斯所写，出版于1848年。而后著名的济慈传记作者还有：西德尼·科尔文（英语：Sidney Colvin）、罗伯特·吉廷斯（英语：Robert Gittings）、沃尔特·杰克逊·贝特（英语：Walter Jackson Bate）、艾琳·沃德、安德鲁·莫逊（英语：Andrew Motion）。后续传记因写作时间较晚以及缺乏准确的肖像，济慈的形象被夸大和浪漫化，成为了与贫困斗争、英年早逝的英雄主义浪漫诗人形象。现存多数济慈肖像都于其死后所作，济慈生前友人大多认为这些肖像没有表现出他的特质和激情。[2]

其他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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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伦敦盖伊医院的济慈雕塑

1973年，大英百科全书公司拍摄了《约翰·济慈的一生》，电影由约翰·巴恩斯（英语：John Barnes (film producer)）导演，济慈的扮演者为约翰·斯特赖德（英语：John Stride），芳妮·布劳恩的扮演者为贾尼娜·法耶（英语：Janina Faye）。[101]

2009年英国电影《璀璨情诗》以济慈与芳妮·布劳恩的爱情故事为主要内容，影片由新西兰女导演简·康萍编剧并执导。[102] 故事情节改编自安德鲁·莫逊（英语：Andrew Motion）在1997年出版的济慈传记，由本·威士肖扮演济慈，艾比·柯尼施扮演芳妮·布劳恩。[103]

桂冠诗人西蒙·阿米蒂奇为济慈去世200周年纪念撰写了诗歌《我以某人说话……》，这篇诗歌最初于2021年2月20日发表在《泰晤士报》。[104][105][106]

2007年，一尊由斯图尔特·威廉姆森（英语：Stuart Williamson）创作的济慈雕塑被放在了济慈曾工作学习的盖伊医院，雕像由桂冠诗人安德鲁·莫逊揭幕。[107]

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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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慈的诗《死亡》，写于荷兰莱顿布雷斯特街113号墙上

济慈的书信最初集结发表于1848和1878年。19世纪时，这些信件常被视为是无关紧要的文本，是对济慈诗歌研究的偏离。[108] 但到20世纪，济慈的书信开始受到广泛推崇，并如同他的诗歌一样被研究[42]，它们被视为英语书信文学的典范。[109] 诗人艾略特称这些信件“无疑是英语诗人写下的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东西。”[42][110] 济慈曾花费大量时间思考诗歌本体，及其结构和影响，这显示出济慈超脱于现实处境的兴趣，他非常容易受到形而上学、政治、时尚、科学等话题吸引。艾略特写道，“济慈关于诗歌作出的几乎所有陈述都是正确的，并且甚至比他写下的任何诗歌都更好，更成熟。”[108][111]

济慈加入他的文学圈子前的信件几乎没有存留。但从1817年春天起，大量文稿显示出他高超的书信写作技巧。[2] 他几乎明天都向朋友们、其他诗人、评论家、小说家、编辑们写信，新的想法不时出现在这些日常分享新闻、取乐、评论时事的信件里。这些新奇想法带有超凡的幽默和批判力。[2] 它们来自“不自觉的意识流”，来自了解自身本性和弱点后形成的本能。[108] 当乔治前往美国后，济慈在写给他的信中常有大量细节描绘，因此这些信件也就如“真实的日记”，与济慈的生活紧密相关。这些日记式的书信还附带济慈对自身哲学的探索，包含有细致的描写和想法的诗歌初稿。[112] 罗伯特·吉廷斯（英语：Robert Gittings）视这些信件为“精神日记”，它们不为特定他人所写，而是为自身作出的综述。[108]

济慈也常反思诗歌创作的背景和构成，部分信件被认为是对未来创作的诗歌的构想。[108] 1819年2月到5月，他写下了许多优秀的信件。[2] 在写给乔治的信中，济慈探讨了世界作为“造灵的山谷”的观点，这为数月后创作的颂诗作出了预言。[108][113] 此外，济慈在信中还构造了众多公寓的大厦（英语：Mansion of Many Apartments）和变色龙诗人（Chameleon Poet）等理念，这些观点获得了公众的注意。[114] 关于诗意的心灵，济慈写道：

它没有自我 – 它是一切，也是虚无 – 它无个性 – 它享受光与暗；……它让有德的哲学家感到震惊，让变色龙诗人感到愉悦。它喜欢黑暗面，这对它没有危害，就如它也喜欢光明一面；因为两者都以猜测而终。诗人是最无诗意的东西，因为他没有特征 – 他持续的寻找 – 并填充其它事物 – 日月，海洋，男女，这些都是冲动的产物，它们富有诗意，有不变的属性 – 诗人没有这种属性；没有特征 – 他绝对是神创造的万物中最无诗意的东西。

济慈使用消极感受力（英语：Negative capability）表示我们“处于非确定性、谜团、疑问之中，但不带有任何急躁追求事实和理由的能力……满足于一半的知识”，相信个人内心感受力。[115] 他后来又写道“除了心灵感情的圣洁和想象的真实外，我什么也不确定 – 想象中的美必为真理 – 无论它事先是否存在 – 因为我也对所有爱之激情持有相同观点，它们都在崇高的、创造性的本质之美中”[116]，这些文本表达了济慈对作为诗人的意义的看法。[41]济慈在给雪莱的信中写道“我的想象是修道院，而我是修习其中的僧人”。1819年9月，在寄给雷诺兹的信中，济慈感慨“这个季节多么美妙 – 空气多么清甜。温度多么柔和……我从未像现在这么喜欢收获的田野 – 啊，好过寒气四溢的绿色初春。不知为何，遍地谷茬看着温暖 – 就像有些图画也看着温暖 – 它们引我周日散步时驻足，然后我写下了它”。[117] 《秋颂》是济慈最后一篇颂诗，是英语文学中最著名的诗歌之一[nb 7][nb 8]，最后一节开头如下：

啊，春日的歌哪里去了？但不要

想这些吧，你也有你的音乐——

当波状的云把将逝的一天映照，

以胭红抹上残梗散碎的田野；

济慈在书信中很少提及自己的童年以及现时困窘的生活，或许是因为谈论这些事物有些尴尬。他从未谈论过自己的父母。[2] 在生命最后几年，随着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济慈的关切转移到了对绝望和病态的痴迷。1870年出版的济慈与芳妮·布劳恩信件合集就集中在这一时期，这些信件体现出济慈生命的悲剧性一面，在当时引发了广泛批评。[108]

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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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济慈作品列表（英语：John Keats bibliography）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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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济慈专指John Keats；其他Keats翻译为“基茨”。
  2. ^ 1818年弟弟汤姆去世后，济慈获得的遗赠应该会增加。
  3. ^ 最初的李子树已经不在了，但人们在原处重新栽种了相同的树。
  4. ^ The Quarterly Review. April 1818, pp. 204–208. "我们说，作者不是没有语言能力，不是没有想象力，也不是没有天才光芒——这些他都有，但不幸的是，他是所谓“伦敦佬”派的弟子；这个学派的诗歌总是由最不协调的思想和最粗俗的语言组成……。整部长诗几乎没有一个包含完整思想的对句。作者从一个主题跳跃到另一个主题，这种跳跃不是因为思想的关联。而只是因为声音的关联。"
  5. ^ Extracts from 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3 (1818) pp. 519–524.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Manuscripts, Part 4. Retrieved 29 January 2010. "目睹任何有关人类理解力的毛病都是十分痛心的，但假如是目睹一个有能力的人沦落到精神错乱的地步，那就更加是十倍的痛心了。我们正是怀着这样的态度考察约翰·济慈先生的情况……。几年前，他还是镇上一个值得信赖的药剂师。但由于疾病发作。一切都被打乱了……。有时我们希望他可以通过一两次剧烈发作来永久摆脱这种不幸的境况，然而他的症状却愈发强烈。《诗集》表现出了他糟糕的状况，但他的新作《恩底弥翁》平静、不动声色的胡扯更愈发让我们感到不安。我以为成为一名饥饿的药剂师总要好过成为一个饥饿的诗人，所以请回到你的药铺里去吧，约翰先生，去捣鼓药膏、药丸和膏油盒去吧。".
  6. ^ 19世纪30年代，丁尼生尝试创作济慈式的诗歌，并受到了与这位前辈类似的批评。
  7. ^ Bate p. 581: "它是每一代人都认同的近乎完美的英文诗歌"
  8. ^ 1888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表示“这些颂诗中或许有两首可称近乎完美，是人类语言达到的最极致的美，这两首是《秋颂》和《希腊古瓮颂》” Thomas Baynes, ed.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Vol. XI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8. OCLC 1387837, p. 23.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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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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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Motion, 1997, p. 10.
  2.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Kelvin Everest, "Keats, John (1795–182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Online (subscript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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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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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ate, Walter Jackson (2012). Negative Capability: The Intuitive Approach in Keats (1965), reprinted with a new intro by Maura Del Serra. New York: Contra Mundum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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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rown, Sue (2009). Joseph Severn, A Life: The Rewards of Friendshi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19-956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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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ittings, Robert (1968). John Keats. London: Heinemann
  • Gittings, Robert (1987) Selected poems and letters of Keats London: Heinemann
  • Goslee, Nancy (1985). Uriel's Eye: Miltonic Stationing and Statuary in Blake, Keats and Shelley.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ISBN 0-8173-0243-3
  • Hewlett, Dorothy (3rd rev. ed. 1970). A life of John Keats. London: Hutch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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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oughton, Richard (Ed.) (2008).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Keats. Read Books ISBN 978-1-4097-9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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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ard, Aileen (1963). John Keats: The Making of a Poet. London: Secker & Warburg
  • Wolfson, Susan J. (1986). The Questioning Presenc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SBN 0-8014-1909-3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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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ate, Walter Jackson. Negative Capability: The Intuitive Approach in Keats. New York: Contra Mundum Press, 2012
  • Cox, Jeffrey N. Poetry and Politics in the Cockney School: Keats, Shelley, Hunt and Their Circ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ISBN 978-0521604239
  • Kirkland, John (2008). Love Letters of Great Men, Vol. 1. CreateSpace Publishing
  • Kottoor, Gopikrishnan (1994). The Mask of Death: The Final Days of John Keats, (A Radio Play). Writers WorkShop Kolkata, 1994
  • Amy Lowell (1925). John Keats. 2 vol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Parson, Donald (1954). Portraits of Keats.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
  • Plumly, Stanley (2008). Posthumous Keats. New York: W.W. Norton & Co.
  • Joanna Richardson|Richardson, Joanna (1963). The Everlasting Spell. A Study of Keats and His Friends. London: Cape
  • Richardson, Joanna (1980). Keats and His Circle. An Album of Portraits. London: Cassell
  • Nicholas Roe|Roe, Nicholas (2012). John Keats. A New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300-12465-1
  • William Michael Rossetti (1887).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John Keats. London: Walter Scott
  • Richard Marggraf Turley (2004). Keats' Boyish Imagination. London: Routledge, ISBN 978-0-415-28882-8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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