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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茨·古德林
古德林1941年7月照
本名Heinz Wilhelm Guderian
昵称“急速海因茨”(Schneller Heinz[1]
“暴风雨海因茨”(Heinz Brausewetter[2]
出生(1888-06-17)1888年6月17日
 德意志帝国普鲁士西普鲁士省库尔姆
逝世1954年5月14日(1954岁—05—14)(65岁)
 西德巴伐利亚施万高
效命 德意志帝国
 魏玛共和国
 纳粹德国
军种德意志帝国陆军
威玛防卫军陆军
德国国防军陆军
服役年份1907年-1954年
军衔大将
统率第2装甲师
第16军
第19军
第2装甲兵团
第2装甲军团
参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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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勋章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
签名

海因茨·威廉·古德林(德语:Heinz Wilhelm Guderian,1888年6月17日—1954年5月14日)是一位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衔为大将,曾担任陆军参谋长以及装甲兵总监德语Generalinspekteur der Panzertruppen等职务。古德林长期被认为是德国发展装甲战理论、新式军事学说闪击战”以及建设装甲师装甲部队的先驱与缔造者,有着“闪击战之父”和“德国装甲兵之父”之称[3][4],但近代历史学者深入研究后指出有关说法与事实相悖。

古德林在二战初期作为前线高阶将领指挥装甲部队参加了多起重大战役,包括1939年入侵波兰、1940年在法国实施阿登森林地区的突破行动,并于色当战役中击溃盟军的防线,为“黄色方案”得以实现围歼的关键行动。1941年,古德林指挥第2装甲兵团参与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实施多场大规模包围歼灭战役,但于旨在攻占莫斯科的“台风行动”失败后,因拒不服从“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撤退命令而被解除职务。1943年初,希特勒重新起用古德林担任新设置的装甲兵总监,负责重建和训练装甲部队,然而由于德国战争经济恶化,其成果有限。1944年7月20日,德国发生对希特勒的暗杀与政变事件,其后古德林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并自此成为希特勒对东线战场的私人顾问,与纳粹政权关系密切。古德林之后还担任“陆军荣誉法庭”负责人,将参与政变的军人逐出军队,而后者即会被“人民法庭”审判并处决。古德林指挥下的部队也在战争期间犯下多起战争罪行,如在东线实施非法处决的“政委命令”,在1944年华沙起义失败后也进行了报复行动。

1945年5月10日,古德林向美军投降,并被关押于英国战俘营至1948年,其后无罪释放。古德林撰写回忆录《一个士兵的回忆》(Erinnerungen eines Soldaten,中文书名为“闪击英雄”),于1950年出版,迅速成了畅销书。古德林在该作中宣扬许多至今仍广泛流传的错误观点,包括声称战时暴行皆为亲卫队、而非国防军官兵实行的“国防军无罪论”、将自己塑造为德国装甲部队的唯一缔造者、与军中发展装甲兵的反对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来自英国的理论启发了自己的军事理论、回避了自己与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亲密关系以及战时暴行的内容。古德林于1954年去世,葬于戈斯拉尔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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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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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茨·威廉·古德林于1888年6月17日出生于德意志帝国普鲁士西普鲁士省库尔姆[4],是弗里德里希和克拉拉(旧姓基尔霍夫,Kirchhoff[5])之子,下有一弟弗里茨(Fritz)[4]。父亲与祖父皆为普鲁士军官,前者此时为上尉,后升至步兵上将[4]。古德林于驻有军队的城镇中长大,在完成阿尔萨斯科尔马的初级教育后,古德林于1901年4月1日前往巴登卡尔斯鲁厄就读军官预备学校[4],其后于1903年2月1日前往柏林附近的大光野军官军校[4],至1907年2月毕业,以预备军官身份服役于驻比奇、由其父亲指挥的第10猎兵营[6]。1907年4月10日至12月14日,古德林于梅斯战争学校受训,后于1908年1月27日晋升为少尉[6],任第10猎兵营第3连连长[7]。1912年10月1日,古德林被调至科布伦兹第3通讯连(3. Telegraphen-Bataillon),使其掌握了无线电通讯技术[8]。1913年10月1日,古德林进入柏林战争学院深造[6],并在同年与医师恩斯特·戈恩(Ernst Görne)的女儿玛格丽特(Margarete)结婚,玛格丽特的远房堂兄是古德林的好友,而其兄长则是日后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部长威廉·凯特尔[9]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古德林担任第5骑兵师英语5th Cavalry Division (German Empire)通讯官与第3重型广播台指挥官于西线服役[6],同年10月4日,古德林转任第13重型广播台指挥官,因而成为第4军团司令部通讯官[6]。1914年11月8日,古德林晋升中尉[6]。1915年5月17日,古德林转任第4军团情报部[6],1916年2月9日任第5军团情报部副官。1917年4月3日,古德林转任军需官,先后于第4步兵师、第1军团、第52后备师、近卫军英语Guards Corps (German Empire)等部服役[6]。1917年7月至8月,古德林又重任情报军官,被派往第10后备军、第4步兵师[6]。同年9月,古德林任第14步兵团第2营营长[6]。10月24日,再转任C军团参谋部任作战官(Ia),并在此期间接受位于色当为时一个月的第6期总参谋部培训(Lehrgang für Generalstabsoffiziere[6]。1918年2月18日在通过考试后,古德林晋任总参谋部参谋军官,并于2月27日发配[10]。5月23日,返回第38预备役军参谋部任军需官[6]。9月20日,古德林以作战官身份被派任为德军代表参加奥匈帝国于意大利占领区的停战谈判,但因被拒绝参与而返回慕尼黑[11]。11月11日,德意志帝国与协约国签署停战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古德林反对停战,认为应继续战争[12]

战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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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古德林在野战军团与后备军团短暂担任过两个职务后,被任命为柏林战争部下的东部边防中央办公室(Zentralstelle Grenzschutz Ost)室长[2]。1919年1月至10月,古德林都在东部边防军协调控制自由军团、保护东部边界和对抗波兰与苏俄等军队,先后转战布雷斯劳巴滕施泰因的边防军司令部、里加的钢铁师等单位[2]

德国在战后被迫签署《凡尔赛条约》,军队被限制在10万人,其中军官仅4000人,而10月30日古德林被选为其中之一,进而加入威玛防卫军[2]。1920年1月16日,古德林首先被派至第10旅,任第10猎兵营第3连连长,曾于1920至1921年期间率部镇压德国中部与西部的骚乱。1920年5月与1922年1月古德林还分别出任第第20步兵团连长、第17步兵团第3营营长,1922年1月16日,古德林调至慕尼黑的第7巴伐利亚摩托化运输营。4月1日,古德林任柏林国防部摩托化运输部。

装甲兵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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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的任务是让一定数量的装甲师完全恢复战斗力,使之能够实现有限目标的攻击任务。装甲师只有当战车数量与其他武器和车辆数量保持在一个正确的比例时才能发挥最高的战斗效率。德国装甲师的编制应包含4个装甲营,共约400辆战车……不幸的是,目前可以说没有一个装甲师能达到这一标准。今明两年战斗的胜败,将取决于我们对战斗力的重建程度。而这一关键在于毫不拖延,不迁就任何特殊利益,实现完全恢复装甲师战斗力的目标。
——1943年3月9日,古德林提交一份备忘录给希特勒[13]

1943年2月28日,希特勒召回已被强制退休的古德林,任命他出任新设立的装甲兵总监职务。此时的德军历经斯大林格勒阿拉曼的严重失败已被迫转为守势[14],而其装甲部队则进入最低潮,从1942年底前建立的27个装甲师有5个在1943年2至3月间撤销,急需大规模重建[14]。然而有鉴于德国官僚体制错综复杂,古德林坚持自己只向希特勒汇报才出任,最终获得后者许可,使古德林有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发展自己的装甲兵路线。装甲兵总监一职虽不具备部队指挥权,但却透过与陆军参谋长合作,执掌国防军陆军和空军(即“赫尔曼·戈林”师英语1st Fallschirm-Panzer Division Hermann Göring)和武装亲卫队的装甲部队在组织、教育和训练等方面,如收集战斗经验、制定战术与技术准则等[15],且涵盖所有装甲战斗单位(战车、摩托化步兵、装甲搜索、反战车炮和重型突击炮[注 1])。古德林与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在研发与生产新式装甲战斗车辆方面建立合作关系,短期目标为至1943年底前建立一定数量的装甲师以恢复作战效率,而长期目标则是到1944年春恢复装甲部队的战斗力[14]

 
1943年正前往东线的古德林。

然而尽管在组织改革与讯练上取得部分成就,古德林重建东线装甲师的工作进展却十分缓慢,其主张建立一支由陆军司令部掌握的装甲战略预备队的建议也完全没有被实行,军事历史学者罗伯特·亚伯特·福尔奇克也另外指出古德林本人在此时亦在许多方面执著于过时的、以战车为重点的装甲师理念,在1943年时给一个装甲师装备400辆中型战车既不实际也无必要,同一时间里,即使是一个齐装满员的苏联战车军亦不过装备200辆T-34战车[13]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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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古德林在与突击炮部队的官僚斗争中失利,没有实现掌握突击炮的愿望,驱逐战车部队也保持着相当的自主权[16]

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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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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