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史学史

清代至日治時期間的各種史學書寫與研究成果

台湾史学史,可上溯清代至日治时期间的各种史学书写与研究成果,参考政权变更的时间,以1945年8月15日终战日为分界,界定出战前与战后两个时期。

战前台湾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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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概念的台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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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时期由台人以中国传统史学体例撰写的台湾史,多为延续清代政府编纂方志之习惯进行,乙未割台后因台湾与中国的关联切断,这批台湾文人转向以台湾为本体的书写架构,并以连横《台湾通史》为例。[1]详参清代台湾史学史

日治时期殖民地研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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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分初期、中期与后期。初期主要是针对台湾全岛的调查报告,奠定台湾史书写的里程碑。如: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教授路德维格·里斯的《台湾岛史》 (1897) 、竹越与三郎《台湾统治志》(1905) 与后藤新平推动的旧惯调查事业等;中期以台湾史料编纂为主,如:1922年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委员会《台湾史料稿本》、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矢内原忠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后期著重在台湾历史民俗的研究,以《民俗台湾》杂志为代表,致力保存台湾地方文化。[2]

战后台湾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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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地方史”走向台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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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台湾,官方成立台湾省文献会来主持修志事业,修纂“台湾省通志”,因此,1960年代台湾史被视为“中国地方史”一部分;此外,欧美学者也将台湾视为研究中国的实验室,将台湾作为区域研究的对象;海外反对运动者也撰写台湾史作为凝聚台湾意识的手段;本土学者则投入台湾民俗、古迹的研究中。1970年代后,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史学界以台湾为主体历史研究逐渐兴起,如林本源文教基金会大力资助台湾研究;而官方支持的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也成立。1981年官方成立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推行古物行政,在指定古迹过程中,也深化台湾史研究;文建会也在各县市设立文化中心(日后升格为局),强化地方史研究,此后,史迹调查、口述历史逐渐累积,甚至开始扩展到“村”作为修志单位;以及增加原住民(含平埔族群研究)。[3]

1986年台湾解严,学院中的台湾史课程从选修转为必修,产生“台湾史学程”,历史学的博硕士论文也出现台湾史作品,迄今约占3-4成左右。[3]1988年,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前身“台湾史田野工作室”成立,是80年代中期由张光直院士的建议所设立,初期阶段以平埔族研究作为工作室的主要计画之一。南岛民族的平埔族群是汉人来台之前的台湾主人,台湾历史研究最晚当从平埔族讲起。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尤其二战之后,平埔族却“消失”了,所以张光直先生 为《台湾史田野研究通讯》作的〈发刊词〉说:田野工作室开启一个具有很大象征意义的计画。而此研究取向,也和当时本土化运动有所关连。[4]2004年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政大台湾史研究所、台师大台湾史究所成立,建立了学术研究台湾史重镇。加上大量史料出版、数位化,工具书编订、跨界研究等,使台湾史研究达到高峰。[3]

西方研究传统之台湾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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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1903年William Campbell的Formosa Under the Dutch及James Davidson 的The Island of Formosa 等代表作外,大多数西方学者为1960年代后期来台湾、港澳、泰国等华人社群进行研究,相关组织有: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台湾研究小组、哈佛燕京学社等,其中,犹他家谱学会致力于台湾等地族谱调查,并在王世庆协助下编纂采集到的民间古古文书为〈台湾公私藏古文书〉(5,691件);1970年代出版许多关于台湾史的名作,另由旅美考古学家张光直主持“浊大流域自然与文化史科技研究计划”及近史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计画”等科技合作集体研究计画。培育出新的台湾史研究人才同时,李国祁等人提出之“土著化”、“内地化”也成为80年代台湾史重要讨论课题,[2]开启台湾关于城乡与都市聚落体系结构的新议题。[5]

从显学走向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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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台湾史,从战后初期政府反共复国意识形态下,台湾设定为“反攻复国基地”,只为中华民国而生,因此,官方教育重点是中国史。台湾人想要学习台湾史,资源相当有限。战后杨云萍提倡台湾史,一直到1983年全台才有第一本历史所的台湾史博士论文。1993-2004年,台湾史研究走向显学,历史学博硕论文中,台湾史论文达到四成。但由于中国产制《台湾文献汇刊》、《馆藏台湾研究档案》,以超越台湾数量达数百册的《台湾文献丛刊》;加上厦大、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武汉等地有关台湾史的任务性研究,加上厦大台湾研究院快速培养学生,有步步逼近本地台湾史研究的趋势。反观台湾历史研究所目前只有2间,且没有学系,因此台湾史也进入险学的局面。[3]:97-9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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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吴密察. 「歷史」的出現:台灣史學史素描. 当代. 2006, (224): 42-49. 
  2. ^ 2.0 2.1 张隆志. 斷裂與匯聚:當代臺灣史研究的多重知識系譜. 周报 (中央研究院): 6-8. 
  3. ^ 3.0 3.1 3.2 3.3 许雪姬. 台灣史研究三部曲:由鮮學經顯學到險學. 思想. 2010, (16): 71-72. 
  4. ^ 杜正胜. 後現代與前近代之間──我的轉折所見臺灣史學的一些面向. 古今论衡 (长荣大学台湾研究所). 2016-12-30, (29): 18. 
  5. ^ 林玉茹、李毓中. 戰後以來臺灣地區臺灣史研究的回顧(1845-2000): 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