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史學史

清代至日治時期間的各種史學書寫與研究成果

台灣史學史,可上溯清代至日治時期間的各種史學書寫與研究成果,參考政權變更的時間,以1945年8月15日終戰日為分界,界定出戰前與戰後兩個時期。

戰前台灣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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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史學概念的臺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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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由台人以中國傳統史學體例撰寫的台灣史,多為延續清代政府編纂方志之習慣進行,乙未割台後因台灣與中國的關聯切斷,這批台灣文人轉向以台灣為本體的書寫架構,並以連橫《臺灣通史》為例。[1]詳參清代臺灣史學史

日治時期殖民地研究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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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分初期、中期與後期。初期主要是針對台灣全島的調查報告,奠定台灣史書寫的里程碑。如: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教授路德維格·里斯的《臺灣島史》 (1897) 、竹越與三郎《台灣統治志》(1905) 與後藤新平推動的舊慣調查事業等;中期以台灣史料編纂為主,如:1922年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台灣史料稿本》、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後期著重在台灣歷史民俗的研究,以《民俗臺灣》雜誌為代表,致力保存台灣地方文化。[2]

戰後台灣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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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地方史」走向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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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官方成立台灣省文獻會來主持修志事業,修纂「台灣省通志」,因此,1960年代臺灣史被視為「中國地方史」一部分;此外,歐美學者也將台灣視為研究中國的實驗室,將台灣作為區域研究的對象;海外反對運動者也撰寫台灣史作為凝聚台灣意識的手段;本土學者則投入台灣民俗、古蹟的研究中。1970年代後,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史學界以台灣為主體歷史研究逐漸興起,如林本源文教基金會大力資助台灣研究;而官方支持的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也成立。1981年官方成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推行古物行政,在指定古蹟過程中,也深化台灣史研究;文建會也在各縣市設立文化中心(日後升格為局),強化地方史研究,此後,史蹟調查、口述歷史逐漸累積,甚至開始擴展到「村」作為修志單位;以及增加原住民(含平埔族群研究)。[3]

1986年台灣解嚴,學院中的台灣史課程從選修轉為必修,產生「臺灣史學程」,歷史學的博碩士論文也出現台灣史作品,迄今約佔3-4成左右。[3]1988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前身「臺灣史田野工作室」成立,是80年代中期由張光直院士的建議所設立,初期階段以平埔族研究作為工作室的主要計畫之一。南島民族的平埔族群是漢人來臺之前的臺灣主人,臺灣歷史研究最晚當從平埔族講起。然而進入二十世紀,尤其二戰之後,平埔族卻「消失」了,所以張光直先生 為《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作的〈發刊詞〉說:田野工作室開啟一個具有很大象徵意義的計畫。而此研究取向,也和當時本土化運動有所關連。[4]2004年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政大台灣史研究所、台師大台灣史究所成立,建立了學術研究台灣史重鎮。加上大量史料出版、數位化,工具書編訂、跨界研究等,使台灣史研究達到高峰。[3]

西方研究傳統之台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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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1903年William Campbell的Formosa Under the Dutch及James Davidson 的The Island of Formosa 等代表作外,大多數西方學者為1960年代後期來台灣、港澳、泰國等華人社群進行研究,相關組織有: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台灣研究小組、哈佛燕京學社等,其中,猶他家譜學會致力於台灣等地族譜調查,並在王世慶協助下編纂採集到的民間古古文書為〈台灣公私藏古文書〉(5,691件);1970年代出版許多關於台灣史的名作,另由旅美考古學家張光直主持「濁大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科技研究計劃」及近史所「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計畫」等科技合作集體研究計畫。培育出新的台灣史研究人才同時,李國祁等人提出之「土著化」、「內地化」也成為80年代台灣史重要討論課題,[2]開啟台灣關於城鄉與都市聚落體系結構的新議題。[5]

從顯學走向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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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史,從戰後初期政府反共復國意識形態下,台灣設定為「反攻復國基地」,只為中華民國而生,因此,官方教育重點是中國史。台灣人想要學習台灣史,資源相當有限。戰後楊雲萍提倡台灣史,一直到1983年全台才有第一本歷史所的台灣史博士論文。1993-2004年,台灣史研究走向顯學,歷史學博碩論文中,臺灣史論文達到四成。但由於中國產製《台灣文獻匯刊》、《館藏台灣研究檔案》,以超越台灣數量達數百冊的《臺灣文獻叢刊》;加上廈大、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武漢等地有關台灣史的任務性研究,加上廈大台灣研究院快速培養學生,有步步逼近本地台灣史研究的趨勢。反觀台灣歷史研究所目前只有2間,且沒有學系,因此台灣史也進入險學的局面。[3]:97-9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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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吳密察. 「歷史」的出現:台灣史學史素描. 當代. 2006, (224): 42-49. 
  2. ^ 2.0 2.1 張隆志. 斷裂與匯聚:當代臺灣史研究的多重知識系譜. 週報 (中央研究院): 6-8. 
  3. ^ 3.0 3.1 3.2 3.3 許雪姬. 台灣史研究三部曲:由鮮學經顯學到險學. 思想. 2010, (16): 71-72. 
  4. ^ 杜正勝. 後現代與前近代之間──我的轉折所見臺灣史學的一些面向. 古今論衡 (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 2016-12-30, (29): 18. 
  5. ^ 林玉茹、李毓中. 戰後以來臺灣地區臺灣史研究的回顧(1845-2000): 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