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科沃·阿本斯

危地马拉政治人物(1913—1971)

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西班牙语:Jacobo Arbenz Guzmán;1913年9月14日—1971年1月27日)是危地马拉政治人物,前任危地马拉总统

哈科沃·阿本斯
Jacobo Árbenz
第25任危地马拉总统
任期
1951年3月15日—1954年6月27日
前任胡安·何塞·阿雷瓦洛
继任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德莱昂英语Carlos Enrique Díaz de León
危地马拉国防部长英语Ministry of Defence (Guatemala)
任期
1945年3月15日—1950年2月20日
总统胡安·何塞·阿雷瓦洛
前任职务建立
继任Rafael O'Meany
危地马拉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
任期
1944年10月20日—1945年3月15日
弗朗西斯科·贾维尔·阿纳英语Francisco Javier Arana
豪尔赫·托里埃略同时在任
前任费德里科·庞塞·维德斯
继任胡安·何塞·阿雷瓦洛
个人资料
出生Jacobo Árbenz Guzmán
(1913-09-14)1913年9月14日
 危地马拉克察尔特南戈
逝世1971年1月27日(1971岁—01—27)(57岁)
 墨西哥墨西哥城
墓地瓜地马拉市综合公墓英语Guatemala City General Cemetery
政党革命行动党
配偶玛丽亚·克里斯缇那·维亚诺瓦英语Maria Cristina Vilanova1939年结婚)
儿女3名,包括阿拉贝拉英语Arabella Árbenz
母校瓜地马拉理工学院
专业军人
签名
军事背景
效忠 危地马拉
服役瓜地马拉陆军英语Armed Forces of Guatemala
服役时间1932年-1954年
军衔上校
部队荣誉警卫队英语Presidential Honor Guard (Guatemala)
参战瓜地马拉革命
1954年瓜地马拉政变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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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本斯于1913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德语瑞士人,母亲是危地马拉人。193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一所军事学院,在军队服役至1944年,并迅速晋升。在此期间,他目睹了美国支持的独裁者豪尔赫·乌维科对农业劳动者的暴力镇压,并亲自被要求护送锁链囚犯,这一经历促成了他的进步观点。1938年,他与玛丽亚·比拉诺娃(María Vilanova)相识并结婚,玛丽亚·比拉诺娃对他有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影响,危地马拉共产主义者何塞·曼努埃尔·弗尔图尼(José Manuel Fortuny)也对他产生影响。1944年10月,阿本斯和弗朗西斯科·阿拉纳领导的几个平民团体和进步军事派别反抗乌维科的镇压政策。在随后的选举中,胡安·何塞·阿雷瓦洛当选总统,并开始了一项广受欢迎的社会改革计划。阿本斯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并在1949年镇压军事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2][3][4]

阿拉纳去世后,阿本斯参加了1950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在没有重大反对的情况下,以50%以上的优势击败了他最接近的挑战者米格尔·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他于1951年3月15日就职,并继续推行其前任的社会改革政策。这些改革包括扩大投票权工人组织能力、政党合法化以及允许公开辩论。[5]他的政策的核心是土地改革法,根据该法,大片土地的未开垦部分被征用以换取补偿,并重新分配给贫困的农业劳动者。约有50万人从该法令中受益。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土著人,他们的祖先在西班牙入侵英语Spanish conquest of Guatemala后被剥夺了财产。

他的政策与联合果品公司相冲突,后者游说美国政府推翻他。美国还对危地马拉政府中共产党的存在感到担忧,阿本斯在1954年由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危地马拉政变中被推翻。阿本斯流亡到几个国家,在那里他的家庭逐渐分崩离析,他的女儿自杀了。他于1971年在墨西哥去世。2011年10月,危地马拉政府就阿本斯被推翻一事道歉。

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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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本斯的父母,汉斯·雅各布·阿本斯和奥克塔维娅·古斯曼·卡瓦莱罗斯

阿本斯于1913年出生在危地马拉第二大城市克察尔特南戈。他是德语瑞士裔药剂师汉斯·雅各布·阿本斯-格罗布里的儿子,[6][7]1901年移民到危地马拉。他的母亲奥克塔维娅·古斯曼·卡瓦莱罗斯是一名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拉迪诺英语Ladino People妇女,曾是一名小学教师。[7]他的家庭相对富裕,属于上层阶级;他的童年被描述为“舒适”。[8]在他童年的某个时候,他的父亲对吗啡上瘾,开始忽视家族企业。他最终破产,迫使全家搬到了一个富有的朋友“出于慈善”为他们留出的农村庄园。哈科沃原本想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工程师,但由于家中现在很贫困,他上不起大学。他最初不想参军,但危地马拉理工学院为军校学员提供奖学金。他申请并通过所有的入学考试,并于1932年成为一名学员。阿本斯进入学院两年后,他的父亲自杀了。[8]

军事生涯和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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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阿本斯坐在妻子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比拉诺瓦旁边

阿本斯在学院表现出色,被认为是“杰出的学生”。他成为了“第一中士”,这是授予学员的最高荣誉;从1924年到1944年,只有六个人获得了这一荣誉。他的能力为他赢得了学校军官们不同寻常的尊重,包括学校的美国主任约翰·康西丁少校和在学校服役的其他美国军官。一位军官后来说,“他的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军官们非常尊重他,这对学员来说是非常罕见的。”[8]:134-137阿本斯于1935年毕业。[8]:134-137

毕业后,他曾在危地马拉城的圣何塞堡担任青年军官,后来又在圣胡安萨卡特佩克斯村的一个小驻军中“文盲上校”手下任职。在圣何塞堡期间,阿本斯不得不带领一队士兵护送囚犯(包括政治犯)进行强迫劳动。这段经历给阿本斯带来了创伤,他说自己感觉自己像个“工头”(capataz)。[8]:134-137在此期间,他第一次见到弗朗西斯科·阿拉纳。[8]:134-137

1937年,阿本斯被要求填补理工学院的一个空缺教学职位。阿本斯教授了多门科目,包括军事、历史和物理。六年后,他被提升为上尉,并负责整个学员团。他的职位在学院中排名第三,被认为是年轻军官能担任的最有声望的职位之一。[8]:134-137

1938年,他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玛丽亚·比拉诺瓦,她是一位富有的萨尔瓦多地主的女儿,她母亲也来自危地马拉的富裕家庭。几个月后,他们结婚了,没有得到玛丽亚父母的批准,他们认为玛丽亚不应该嫁给一个不富有的陆军中尉。[8]:134-137 婚礼时玛丽亚24岁,哈科沃26岁。玛丽亚后来写道,虽然两人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不同,但他们对政治变革的渴望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阿本斯说,他的妻子对他影响很大。[8]:134-137正是通过她,阿本斯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玛丽亚在一次妇女大会上收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并在她度假时把书放在哈科沃的床头柜上。哈科沃被宣言“感动”了,他和玛丽亚互相讨论了这个问题。两人都觉得宣言解释了他们的许多感受。后来,哈科沃开始阅读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更多作品,到20世纪40年代末,他经常与一群危地马拉共产主义者互动。[8]:141

十月革命和任职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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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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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的危地马拉总统豪尔赫·乌维科,他一直向联合果品公司让步,并支持他们的恶劣劳动行为

1871年,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政府通过法律,没收当地玛雅人的土地,并强迫他们在咖啡种植园工作,以获得最低补偿。[1]:842包括联合果品公司在内的几家美国公司获得了这片公共土地,并免征税款。[9]:8-10[8]:10-111929年,大萧条导致经济崩溃和失业率上升,导致工人和劳动者之间动荡。由于担心革命的可能性,土地精英们支持豪尔赫·乌维科,他在1931年的选举中获胜,他是唯一的候选人[8]:10-11[3]:12-15在美国的支持下,乌维科很快成为拉丁美洲最残暴的独裁者之一。[9]:11乌比科废除了巴里奥斯引入的债务劳役制度,代之以流浪法,该法要求所有没有土地的劳动年龄男性至少进行100天的艰苦劳动。[1]:842[3]:29此外,该州还利用印第安无偿劳动力在公路和铁路等公共基础设施上工作。乌维科还将工资冻结在非常低的水平,并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土地所有者完全免于起诉他们为保护财产而采取的任何行动,[3]:29包括允许他们作为“纪律”措施处决工人。[9]:11-12 [10]:34-37[11]:9-10[12]:43这些法律的结果是,农业劳动者对他非常不满。[3]:29-32乌维科非常蔑视该国的土著人民,曾表示他们像[8]:15他将20万公顷(49万英亩)的公共土地赠送给联合果品公司,并允许美军在危地马拉建立基地[9]:11-12[10]:34-37[11]:9-10[12]:43[13]:316-317[8]:22

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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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本斯、豪尔赫·托里埃略和弗朗西斯科·阿拉纳,1944年,十月革命成功后,他们共同组建军政府

1944年5月,危地马拉城的一座大学(圣卡洛斯大学)爆发了一系列针对乌维科的抗议活动。1944年6月22日,乌维科以暂停宪法作为回应。[10]:36-37抗议活动愈演愈烈,除了学生和工人外,还包括许多中产阶级成员和低级军官,最终迫使乌维科在6月底辞职。[3]:86乌维科任命了一个由费德里科·庞塞·维德斯将军领导的三人军政府接替他。尽管庞塞·维德斯最初承诺举行自由选举,但当国会于7月3日举行会议时,士兵们用枪口威胁每个人,强迫他们任命庞塞·维德斯为临时总统。[10]:39-40乌维科政府的镇压政策仍在继续。[9]:11-12反对派团体再次开始组织起来,这次有许多著名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加入,他们认为庞塞政权违宪。阿本斯是军队中为数不多的抗议庞塞·维德斯行为的军官之一。[8]:140乌维科解雇了阿本斯在政治学院的教职,从那以后阿本斯一直住在萨尔瓦多,组织了一群革命流亡者。[10]:41-43阿本斯和阿尔达纳·桑多瓦尔少校是军队内部阴谋的领导者之一。阿本斯坚持认为,尽管有其他涉谋军人的抗议,但这次政变也应包括平民参与。桑多瓦尔后来说,政变期间与平民的所有接触都是通过阿本斯进行的。[8]:140

1944年10月19日,阿本斯和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阿拉纳率领的一小群士兵和学生袭击了国家宫,这后来被称为“十月革命”。[10]:41-43阿拉纳最初不是政变的一方,但他在军队中的权威地位意味着他是政变成功的关键。[8]:48-51第二天,军队的其他派别和平民加入了他们。起初,这场战斗是针对革命者的,但在呼吁社会支持后,他们的队伍由于工会会员和学生加入壮大,他们最终制服了忠于庞塞·维德斯的警察和军队派系。10月20日,第二天,庞塞·维德斯无条件投降[3]:89-91阿本斯和阿拉纳在起义期间都表现出色,[8]:48-51尽管革命的言辞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但他们也都获得了物质奖励:阿本斯从上尉晋升为中校,阿拉纳从少校晋升为上校[14]军政府承诺举行自由公开的总统和国会选举,以及制宪议会选举。[8]:28-29学者们认为庞塞·维德斯的辞职和军政府的成立是危地马拉革命的开始。[8]:28-29然而,革命军政府并没有立即威胁到土地精英的利益。庞塞·维德斯辞职两天后,印第安小村庄帕齐西亚爆发了暴力抗议活动。军政府迅速采取残暴行动平息了抗议活动。死亡的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8]:30-31

1944年12月举行了选举。虽然只有识字的男性才被允许投票,但选举被广泛认为是自由和公平的。[8]:36 与类似的历史情况不同,军政府成员都没有参加选举。[10]:451944年选举的获胜者是胡安·何塞·阿雷瓦洛(Juan José Arévalo),他在被称为“革命行动党”(Partido Acción Revolucionaria)的左翼政党联盟下竞选,赢得85%的选票。[9]:14阿拉纳不希望将权力移交给文职政府。[8]:48-51他最初试图说服阿本斯和托里埃略推迟选举,在阿雷瓦洛当选后,他要求他们宣布选举结果无效。[8]:48-51阿本斯和托里埃略坚持允许阿雷瓦洛掌权,阿拉纳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一点,条件是阿拉纳作为军队指挥官的地位不受挑战。阿雷瓦洛别无选择,只能同意这一点,因此1945年通过的危地马拉新宪法设立了一个新的职位“武装部队司令”,这个职位比国防部长更有权力。他只能被国会罢免,即便如此,也只有在他被发现违法才能行使罢免。[8]:48-54当阿雷瓦洛就任总统时,阿拉纳接任这一新职位,阿本斯宣誓就任国防部长。[8]:48-51

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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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雷瓦洛将他的意识形态描述为“精神社会主义”。他是反共的,并相信资本主义社会受到监管,以确保其利益惠及全体人民。[10]:46-49阿雷瓦洛的意识形态反映在危地马拉议会就职后不久批准的新宪法中,该宪法是拉丁美洲最进步的宪法之一。它规定除了文盲妇女之外,所有人都享有选举权权力下放,并规定实行多党制。共产党被禁止。[10]:46-49上任后,阿雷瓦洛实施了这些改革和其他改革,包括最低工资法、增加教育经费和劳工改革。这些改革的好处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中上层阶级,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业劳动者几乎没有什么作用。[9]:15-16尽管他的改革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但美国政府对他持怀疑态度,后来美国政府将他描绘成共产主义者。[10]:48

当阿本斯在阿雷瓦洛总统的领导下宣誓就任国防部长时,他成为第一个担任该职务的人,因为它以前被称为战争部。1947年秋天,作为国防部长的阿本斯反对将几名被指控为共产主义者的工人驱逐出境。著名的共产主义者何塞·曼努埃尔·弗尔图尼(José Manuel Fortuny)对这一行动感到好奇,并决定拜访他,并发现阿本斯与刻板印象中的中美洲军官不同。在第一次会议之后,其他人也参加了会议,直到阿本斯邀请弗尔图尼到他家进行持续数小时的讨论。像阿本斯一样,弗尔图尼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改善危地马拉人民状况的强烈愿望的启发,并且像阿本斯一样,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答案,这种关系将对阿本斯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15]:9-24

1945年12月16日,阿雷瓦洛在一场车祸后暂时丧失了行动能力。[8]:51-57支持政府的革命行动党(PAR)的领导人担心阿拉纳会借此机会发动政变,因此与他达成协议,后来被称为峡谷协议(Pacto del Barranco)。[8]:51-57根据协议的条款,阿拉纳同意不与军方一起夺取政权;作为回报,革命行动党同意在定于1950 年11月举行的下一次总统选举中支持阿拉纳的候选人资格。[8]:51-57阿雷瓦洛本人迅速康复,但被迫支持该协议。[8]:51-57然而,到1949年,由于阿拉纳缺乏对劳工权利的支持,国家革新党和革命行动党都公开敌视阿拉纳。左翼政党决定支持阿本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军官才能击败阿拉纳。[8]:58-601947年,阿拉纳要求将某些劳工领袖驱逐出境;阿本斯公开表示不同意阿拉纳的观点,他的干预限制了被驱逐者的数量。[8]:58-60

阿雷瓦洛政府带来的土地改革威胁到土地精英的利益,他们寻求一个更符合他们条件的候选人。他们开始支持阿拉纳,作为抵抗阿雷瓦洛改革的人物。[8]:59-631949年夏天,危地马拉军方委员在阿拉纳的支持者和阿本斯的支持者之间就阿拉纳继任者的选择上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冲突。[注 1]1949 年 7 月 16 日,阿拉纳向阿雷瓦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阿本斯的所有支持者驱逐出内阁和军队;他威胁说,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发动政变。阿雷瓦洛将最后通牒通知了阿本斯和其他进步领导人;所有人都同意阿拉纳应该被流放[8]:59-69两天后,阿雷瓦洛和阿拉纳再次会面。在返回途中,阿拉纳的车队被阿本斯率领的一小股部队拦截。随后发生枪战,造成包括阿拉纳在内的三人死亡。历史学家皮耶罗·格莱耶塞斯表示,阿本斯可能接到了抓捕而非杀害阿拉纳的命令。[8]:59-69阿拉纳在军队中的支持者试图反抗,但他们没有领袖,第二天叛军要求谈判。政变企图造成约150人死亡,200人受伤。[8]:59-69阿本斯和其他几位部长建议将全部真相公之于众;然而,他们的意见被内阁大多数成员推翻,阿雷瓦洛发表演讲,暗示阿拉纳因拒绝领导反政府政变而被杀害。[8]:59-69阿本斯对阿拉纳之死保持沉默直到1968年,未经阿雷瓦洛同意,他拒绝发表意见。20世纪50年代,当两人流亡蒙得维的亚时,他试图说服阿雷瓦洛澄清整个故事:然而,阿雷瓦洛不愿意,阿本斯也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8]:70

1950年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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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本斯担任国防部长的角色已经使他成为总统职位的有力候选人,他在1949年起义期间对政府的坚定支持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威望。[8]:73-841950年,经济温和的民族完整党(PIN)宣布,阿本斯将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成为其总统候选人。在宣布这一消息之后,大多数左翼政党以及工会都表达了支持,包括有影响力的革命行动党。[8]:73-84阿本斯小心翼翼地选择了民族完整党作为提名他的一方。根据他的朋友和同事的建议,他认为这将使他的候选人资格看起来更加温和。[8]:73-84阿本斯本人于2月20日辞去国防部长职务,并宣布参选总统。阿雷瓦洛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私人信件作为回应,但公开场合只是不情愿地支持他,人们认为他更支持他的朋友维克多·曼努埃尔·希奥尔达尼,他当时是卫生部长。正因阿本斯拥有的支持,以及希奥尔达尼不可能当选,才导致阿雷瓦洛决定支持阿本斯。[8]:74

阿拉纳生前曾计划参加1950年的总统选举。他的死使阿本斯在选举中没有任何强劲的反对派别(导致包括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在内的一些人猜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阿本斯亲自将他解决掉)。[9]:15-17阿本斯在选举的十名候选人中只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挑战者,[8]:73-84其中一位是豪尔赫·加西亚·格拉纳多斯(Jorge García Granados),他得到了一些中上层阶级成员的支持,他们认为革命走得太远了。另一位是米格尔·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Miguel Ydígoras Fuentes),他曾是乌维科手下的将军,并得到了革命强硬派反对者的支持。在竞选期间,阿本斯承诺继续并扩大在阿雷瓦洛领导下开始的改革。[10]:60-61预计阿本斯将轻松赢得选举,因为他得到了该国两个主要政党以及工会的支持,工会代表他进行了大量竞选活动。[8]:83除了政治支持外,阿本斯还具有很大的个人魅力。他被描述为具有“引人入胜的个性和充满活力的声音”。[10]:62阿本斯的妻子玛丽亚也与他一起竞选;尽管她出身富裕,但她还是努力为玛雅农民的利益发声,并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阿本斯的两个女儿偶尔也会和他一起公开露面。[10]:62-63

选举于1950年11月15日举行,阿本斯赢得了超过60%的选票,这次选举基本上是自由和公平的,但文盲女性选民被剥夺了选举权。[8]:73-84阿本斯获得的选票是第二位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的三倍多。富恩特斯声称选举舞弊使阿本斯受益,但学者们指出,虽然舞弊可能使阿本斯获得了一些选票,但这并不是他赢得选举的主要原因。[9]:16阿本斯对土地改革的承诺在确保他的胜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2阿本斯的当选使美国国务院官员感到震惊,他们表示阿拉纳“一直代表阿雷瓦洛政府中唯一积极的保守派”,他的死将“实质性地加强左派[原文如此]”,并且“事态发展预示着政府内部的左翼趋势”。[8]:124阿本斯于1951年3月15日就任总统。[8]:73-84

担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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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上校在危地马拉总统就职典礼上向人群发表讲话

就职典礼和执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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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职演说中,阿本斯承诺将危地马拉从“一个以封建经济为主的落后国家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9]:18他宣称,他打算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并削弱外国公司对危地马拉政治的影响。[16]他说,他将在没有外国资本帮助的情况下实现危地马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8]:149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建议,他开始建造更多的房屋,港口和道路。[9]:18阿本斯还着手改革危地马拉的经济制度;他计划建造工厂,增加采矿业,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并扩大银行系统。[10]:64土地改革是阿本斯竞选活动的核心。[17]:84帮助阿本斯掌权的革命组织不断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履行关于土地改革的竞选承诺。[17]:85土地改革是阿雷瓦洛政府尚未涉足的政策领域之一。[10]:64当阿本斯上任时,全国2%的人口拥有70%的土地。[18]:304

历史学家吉姆·汉迪(Jim Handy)将阿本斯的经济和政治理想描述为“绝对务实和资本主义的脾气”。[17]:36根据历史学家斯蒂芬·施莱辛格(Stephen Schlesinger)的说法,虽然阿本斯在他的政府中确实有一些共产党人担任较低级别的职位,但他“不是独裁者,他不是秘密共产主义者”。施莱辛格将他描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19]尽管如此,他的一些政策,特别是那些涉及土地改革的政策,被危地马拉上层阶级和联合水果公司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20]历史学家皮耶罗·格莱耶塞斯(Piero Gleijeses)认为,尽管阿本斯的政策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但他的个人观点逐渐转向共产主义。[8]:77,134他的目标是提高危地马拉的经济和政治独立性,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危地马拉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内经济。[10]:62-63他努力接触土著玛雅人,并派出政府代表与他们协商。从这一努力中,他了解到玛雅人坚定地坚持他们的尊严自决权理想;在某种程度上,受此启发,他在1951年表示:“如果我们人民的独立和繁荣是不相容的,而现在肯定不是,我敢肯定,绝大多数危地马拉人宁愿成为一个贫穷但自由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富裕而被奴役的殖民地。”[10]:63

尽管阿本斯政府的政策是建立在温和的资本主义形式之上的,[9]:18-19但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共产主义运动确实变得更加强大,部分原因是阿雷瓦洛在1944年释放了被监禁的领导人,并且还通过其教师工会的力量。[3]:98-99尽管共产党在危地马拉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被禁止,[8]:73-84但危地马拉政府欢迎大量逃离邻国独裁政府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难民入境,这种涌入加强了国内运动。[3]:98-99此外,阿本斯与危地马拉劳动党的一些成员有私人联系,劳动党在他的政府期间被合法化。[8]:73-84其中最突出的是何塞·曼努埃尔·弗尔图尼。从1951年到1954年,弗尔图尼在阿本斯执政的三年中担任了朋友和顾问的角色。[8]:50-60弗尔图尼为阿本斯写了几篇演讲稿,并在担任农业部长[21]期间帮助起草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土地改革法案。然而,尽管弗尔图尼在阿本斯政府中担任职务,但他从未成为危地马拉的热门人物,也没有像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人那样拥有大量的追随者。[22]:55-59共产党在数量上仍然薄弱,在阿本斯的内阁中没有任何代表。[22]:55-59少数共产党人被任命为政府中的较低级别职位。[19]阿本斯阅读并钦佩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在赫鲁晓夫报告之前);他的政府官员称赞斯大林是“伟大的政治家和领导人......所有进步人士都哀悼他的逝世”。[8]:141-181当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时,危地马拉国会以“一分钟的沉默”向约瑟夫·斯大林致敬,这一事实被后来的观察家评论。[8]:181-379阿本斯在立法机关的共产党成员中有几个支持者,但他们只是政府联盟的一小部分。[19]

阿本斯执政后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没收了美资联合果品公司闲置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23]。然而,美国政府认为阿本斯的改革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又担心危地马拉加入共产主义阵营,阿本斯掌权和共产党在该国的合法化使得这种看法逐渐增强,同时在危地马拉依靠剥削劳工获得高利润业务的联合果品公司也借此策划了一场具有影响力的游说行动,说服美国进行推翻危地马拉政府。1953年8月,艾森豪威尔授权中情局进行推翻阿本斯政府的行动。反对阿本斯的军人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得到了美国中情局的支持。政变行动前,美国在国际上运用影响力孤立危地马拉。1954年6月18日,阿马斯的军队推翻阿本斯政府,阿本斯本人流亡国外。阿马斯从此接任总统[24]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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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为了竞选,宪法要求阿拉纳在1950年5月之前辞去军事职务,他的继任者由国会从高级国防委员会(CSD)提交的名单中选出。[8]:59-69CSD的选举定于1949年7月举行。在这次选举前的几个月里,由于阿拉纳的支持者试图控制选举进程,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具体来说,他们希望选举由忠于阿拉纳的地区指挥官监督,而不是由中央派遣的观察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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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
阿雷瓦洛
危地马拉总统
1951年-1954年
继任:
卡洛斯·迪亚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