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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

有关民族之民生、传统和主权的政治意识形态
(重定向自民族主义

民族主義(英語:Nationalism),亦稱國民主義国家主义国族主义国粹主义,通常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利益的认同,其旨在追求民族的生存、发展、兴盛,民族主义者往往认为民族拥有自我治理的主权,而不应受他人干涉,即民族拥有所谓“民族自决权”,而这一观念则起源于人民主权论。民族主义中的“民族”既可能是基于语言族裔部落种族的团体,也可能是一国、一地之公民集体,还可能是某一宗教的信徒。

就民族主义的起源而言,早期学者多认为民族主义是自古已有的原生概念,甚至主张民族间存在着基因差异。而现代研究多认为民族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将18世纪法国大革命民族国家的形成视为民族主义的起源,而欧洲以外的民族主义都是扩散自欧洲,例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描述了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产生及其随着殖民扩张在世界范围扩散的轨迹。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挑战民族主义的欧洲中心论,提出了与欧洲的民族国家相对的亚洲文明国家概念,其中代表即中华文明

学界一般认为民族主义和政治上的民族主权概念密不可分,但对于到底“什么是民族主义”乃至“什么是民族”仍莫衷一是,历史上民族(nation)一词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和民族国家民族自决等政治概念联系到一起,很多情况下不同地区、不同族群间的民族主义内容相差迥异,难以给出一个笼统的概况。而民族主义和不同的社会领域、意识形态的结合也使得其内容纷繁复杂,枝叶众多,既有经济民族主义,也有宗教民族主义,既存在极右翼法西斯主义,也相应存在着左翼民族主義;而最为常见的划分是将民族主义分为公民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反映了民族主义者“以国建族”和“以族建国”的两种政治倾向。

纵观历史,虽然爱国主义及对统治者、土地、文化、宗教、血族的忠诚相伴人类文明始终,但作为一种政治行动信条的民族主义直到18世纪才登上历史舞台——在此后民族主义既是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重要动力,促成了法国大革命德意志统一非洲的去殖民化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也有着罄竹难书的阴暗之处,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亚美尼亚大屠杀纳粹大屠杀等惨绝人寰的悲剧发生。民族主义者在推动政治进程的同时,也创造出国旗国歌国语民族史诗英语National epic等一系列代表民族认同的民族象征物。时至今日,民族主义仍是社会的一大重要思潮,极端民族主义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纠纷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世界上绝大多數人口都生活在──至少是名義上的──民族國家之中[2],但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多民族、多族群的社会结构,只有日本、韩国在内10%左右的国家可以算是纯粹的民族国家,在这些国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内涵比较一致;而此外的大多数国家都奉行着融合、平权、乃至压迫的政策来解决其国内的民族问题[3]

语源与辨析编辑

语源编辑

 
《人权宣言》在政治上引入了“民族”,其第三条宣称“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乃存在于‘民族’(Nation)”[4]

17世纪早期,胡果·格老秀斯在其拉丁语著作《战争与和平法英语De jure belli ac pacis》的出版完善了“民族”(gentium,或译“人民”)、“主权”(summi imperii)等相关概念,胡果本人生活于宗教改革的时代,当时包括荷兰在内的新教国家与西班牙为首的天主教阵营因宗教问题在八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中持续冲突——因而胡果十分關注由宗教分歧产生的冲突。而在18世纪以前的欧洲,“民族”一词既可以指代一国之居民,亦可指由共同历史、法律、语言、政治权利、宗教、传统而结成的共同身份认同,而后一定义已经接近于现代民族的含义。[5]

西文中,Nation及其变体源自于拉丁语的nasci(出生,名詞為natio),在法国最早指血缘相近的亲属团体,而在西班牙则指代外地人,而在荷兰文中解释为不论语言的一国之国民——其真正成为现代民族的代名词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例如在1884年以前《西班牙皇家学院辞典英语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定义“民族(nación)”为“一省、一国或一帝国内的人群”,而之后开始指代“辖设中央政府且享有最高政权的国家或政体”,到了1925年则演变为“拥有共同族群起源的人群,他们说着共通的语言,承袭着相同的文化传统”;而在《牛津英語詞典》中“民族(nation)”在1908年以前和族群(ethnic)定义几乎相同,尔后越发强调“民族”作为政治实体和独立主权的含义。[6]

“民族主义”一词已知最早的使用者是在18世纪末期德国哲学家暨德国民族主义之父赫尔德在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法国神父奥古斯丁·德巴鲁埃尔英语Augustin de Barruel[7]:5在19世纪早期,西班牙语、法语、英语等语言都极少会使用“民族主义”一词,例如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在1900年以前没有收录一本标题包含“民族主义”的出版物,而当时“民族主义”的用法很大程度上也和它今天的意义千差万别,一般而言这一术语的广泛应用还要到20世纪[8]

自19世纪起,民族主义开始广泛流行[9]。在汉字圈的现代民族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870年代的日本,当时“民族”一语对应外语中的“民族”(nation)、“人民”(volks)、“人种”(ethnos)等多个概念且对于nationalism一词同时存在“民族主義”“国民主義”“国家主義”“国粹主义”等译法[10],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的梁启超开始接触并第一次在汉语中引进了現代的“民族主义”的概念,他在1902年的《新民说》第一次对民族主义给出明确定义——“民族主义者何?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11][12]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族主义“在西方迅速变为一个负面词汇[13]

愛國主義编辑

在诸如西班牙语的一些语言中,“民族主义”在早期和“爱国主义”意思几乎一样,而在20世纪学者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进行了区分,民族主义逐渐变成了一种带负面色彩的词汇,而爱国主义相比起民族主义总是更加正面。[8]例如乔治·奥威尔就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进行了一定的区分,认为后者是对土地的投身和奉献,而前者属于“自欺欺人的权欲野心”。[14]

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往往又难以区分,就如霍布斯鲍姆在其作品《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多次使用民族爱国主义(national patriotism),却又试图强调前者和民族主义存在不同——而很多语言中“爱国主义”一词本自拉丁语的“祖国”(patria),而在16世纪英语中“爱国者”(patriot)一词也不过是同胞(compatriot)的意思,直到17-18世纪爱国主义和爱国者才成为英国政治的争论焦点,很多情况下说到爱国就是表达对英国政府国王的不满,因而这一词汇带有一定负面情绪。而从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和民族主义的流行,爱国主义逐渐成为了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工具,其与民族主义的边界逐渐模糊。[15]

而在施莱尔马赫看来,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恐外症的结合——而这也是两者本质的区别——虽然民族主义很大程度脱胎于爱国主义,但民族主义所比较的外者往往是那些所谓的外来者,譬如少数民族、宗教少数群体等,而爱国主义所比较的外者往往是其心目中理想化的国家或者是国内的腐败、国家的当权者,因而可能会对当下的国家进行反抗,更容易发出异议不服从乃至于叛乱。而从道德观念来看,民族主义更像是一种每个人都应当服从的“公德”,个人难以与其妥协,而爱国主义更偏向一种基于自主价值判断的个人美德,所以一般民族主义会来得盲目、非理性,而爱国主义恰恰相反。[15]

理论编辑

民族的界定编辑

 
欧洲各地活跃的民族主义运动

对于什么是民族,或者说什么样的群体有资格成为民族,不同学者也有着不同的解读。

例如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认为构成民族需要“大量的人口、广袤的疆土、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意大利统一的推动者马志尼根据自己认定的民族“门阀”将欧洲划分为12个国家和联邦,而美国总统威尔逊则无视了“门阀”限制在各大帝国废墟上依照“民族自决”原则划分了若干民族国家,但是对于成为民族到底需要满足怎么样的条件目前仍缺乏统一标准。例如,斯大林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而中国大陆也将这种说法定于一尊,但这种定义也被质疑为政治操作并极具争议性。[3][16][17]

还有一些相对主观的定义——例如,勒南认为的“民族”就是更多基于公民的道德意识,是“一种逐日进行的公民投票”;科本(Alfred Cobban)认为民族没有一种客观的定义,“任何一个共同体,只要其成员意识到是共同体一员并希望保持其认同,那么就是一个民族”;台湾学者江宜桦则认为“民族”是以追求獨立自治、建立「國家」為政治目標的群体。但这些主观定义大多宽泛或者无法给出客观的判定标准。[3][18][19]:7

民族与族群种族也有所区别,按照史密斯的说法,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拥有相同的公共文化而后者没有,此外民族强调大众的权利和义务,而后者往往强调精英的团结,族群、种族的经济相对分散而民族往往有着相对统一的经济市场,民族主义也可以和族群或种族结合,流行于美国的黑人民族主义英语black nationalism即是一例。而至今判定民族的客观或主观界定标准都未有定论,其界定也相对模糊。[20]

民族主义的定义编辑

直到今天,“民族主义是什么”这一问题仍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迄今为止学界提出的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已经超过了200多种,而对于民族主义的性质、分期等也处于争议中。[21]就如E·B·哈斯英语Ernst Bernard Haas所评价,“民族主义是只大象,研究者是个瞎子,每个人都只能摸到‘民族主义’大象的一个部分”,对于民族主义的定义,主流的现代主义解释认为“民族”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概念,例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安东尼·史密斯教授认为“民族是一个横向或者纵向联系上一体化、拥有固定领土的群体,其是以共同的公民权和一种(或更多)共同的集体情感为特征的”。“民族”也与“国家”联系紧密,虽然在现实中民族和国家之间不完全相关,但当近代“民族”与“国家”结合形成“民族国家”时,“民族主义”也就诞生了——汉斯·科恩英语Hans Kohn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情感,其要求对民族国家至高无上的忠诚;而卡尔顿·海斯英语Carlton Hayes认为“民族主义是两种极其古老的现象——民族性爱国主义在当代的情感融合和夸大”;安东尼·纪登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学现象,即个人在心理上从属于那些强调政治秩序的人群的共同象征或信仰;约翰·布鲁伊英语John Breuilly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运动,其以民族主义为由证明夺取国家政权行为的合法性;而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既是政治运动也是意识形态。[22]

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形成和发展中逐渐形成,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利益的认同,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旨在追求民族生存、发展、兴盛的民族情感。[21]而史密斯教授將民族主義諸多分歧的概念歸納為以下五點[7]:5-6

  1. 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2. 民族的归属情感或意识;
  3. 民族的语言或象征;
  4. 争取民族利益的政治或社会运动;
  5. 普遍或特殊意义上的民族信仰或意识形态。

民族主义的来源编辑

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脱胎于“民族”与“国家”的结合,许多政治学家对于如何建立民族国家以及主权的内涵有着理论阐述,而政治学中的民族主义概念就是从这些理论中提炼出来的——对于国家(state)概念,马基雅维利洛克霍布斯卢梭等学者将其概括为统治者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契约[23],而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一种更广为接受的定义称“国家是一种在一个给定范围领土内(成功地)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的人类共同体。”[24][25]

许多学者注意到了建设国家战争和民族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民族主义在欧洲(以及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源于战争威胁。“当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其正作为一民族(nation)受到威胁时,外部威胁就会刺激民族主义情绪——人民意识到只有联合为一个民族才能战胜这一威胁”,而外部威胁的升级极大刺激了国家建设。柯盖德大学吉福利·赫伯斯特英语Jeffrey Herbst教授认为,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独立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虽然没有受到外部威胁,当地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与其国力孱弱有关。[26]美国外交学者巴里·波森英语Barry Posen认为民族主义加剧了战争的惨烈程度,政府往往会有意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支持扩充军备。[27]

沃克·康纳英语Walker Connor则将民族主义的产生归结为四点[28]

  1. 民族意识是一种属于大众而非精英的现象,而大众在文盲或半文盲状态下大多都会对民族认同保持沉默;
  2. 民族的形成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而在这一过程中存在难以精准衡量的一个时刻,有足够的个体接受民族认同并能够以民族主义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
  3. 民族的构建过程不一定会水到渠成,也有可能戛然而止;
  4. 认同同一祖先的归属感是构成民族内同胞之情的关键,但这一种认同不一定符合事实,因此民族的历史经常和民族的形成无关。

时下学术界对于民族及民族主义如何产生和发展最广为接受的解释是现代主义解释,而很多公众会接受永生主义解释的主张,在二战前原生主义解释也很流行。现代主义认为,包括民族、民族国家民族认同、民族主义等等都是现代化的一种现象,而这一现象将将主权统一和民族融入到政治生活中并以其自身形象改造这个世界,例如本尼迪克特·安德烈就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属于社会建构的结果,而霍布斯鲍姆更是断言“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29][30]。而永生主义断言,虽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可能是新近的,但民族始终存在在历史的各个时刻,甚至认定某些民族古老而永垂不朽。最后原生主义认为民族原生于自然,而决定民族认同的往往是自然界中的基因构成或者对社会文化的依恋。此外还有一些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解释,例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认同的族群-象征主义。[7]:50-61

歷史發展编辑

尽管民族自治、自决等现代民族观念直到18世纪才形成,但在历史上由族群引发的纷争一直是文明中反复出现的一面[31], 这类运动不乏其例,从古罗马的犹太人起义英语Jewish–Roman wars萨珊王朝的波斯文化复兴再到现代的由拿破仑占领所激发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英语German nationalism[32][33]。通常来讲,民族主义起源于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并在18世纪影响到美国和拉美地区,19世纪开始在欧洲大陆传播、兴盛,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并最终影响20世纪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但对于民族主义的历史和分期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21]

欧洲中心的民族主义编辑

 
自由引导人民》中高举法国国旗的自由女神形象后来衍生为法国的国家化身玛丽安娜[34]

傳統觀點認為民族主義起源於歐洲,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本質都是西方的,大多是西方民族學說的改良版本——不論這一觀點正確與否,絕大多數學者都認同民族主義屬於更廣泛的現代化的一種表現。[35]民族主义和人民主权的思潮引领欧洲各族群民族的革命来到高潮,在19世纪民族主义成为了欧洲社会及政治的主导思想之一,也成为20世纪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36][37]拿破仑对德意志和意大利地区国家的征服刺激了当地民族主义的产生,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开始追求民族的团结与统一。[38]

18世紀晚期,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國展開,英国開始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和公共领域,英国的国民也由此从诸如省份、城镇、家庭等更小单元的身份认同转向对于整个国家的身份认同,从18世纪中叶开始早期的的爱国民族主义出现并为大众接受,受到英国政府以当时的及知识分子的推广[39]。 民族主义者们不断创造着代表国家的象征神话英语national myth、国旗、国歌以及相关叙述,并使之广为接受,就如议会批准新英国国旗——聯合傑克(1801年)[40]托馬斯·阿恩谱写《統治吧,不列顛尼亞》(1740年)[41]约翰·阿巴思诺特英语John Arbuthnot创作出约翰牛的漫画形象(1727年)[42]。而后来的美國革命法国大革命扩大了世界範圍內爱国主義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力[43][44]

大多数历史学家还是将法国大革命作为欧洲民族主义的开端,法国大革命不仅激发了法兰西民族主义英语French Nationalism思潮,还对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的知识分子起到了极大影响。[45]1793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新生的共和国政府颁布了大规模征兵法令,号召全体人民无分老少参加国民自卫军保家卫国,这也是現代民族主义的最初表现之一[46]。大革命首创的民族主义典型模式是将民意团结在一個基于人民主权的新生政权周围——这一模式可以追溯到卢梭伏尔泰等人的启蒙学说以及诸如科西嘉共和国美國革命的早期宪政主义實踐。[47]

拿破仑战争中,英国海军切断了西班牙本土与拉美殖民地之间的联系,这也激发了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西班牙本土的半岛人和殖民地的克里奥尔人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拉丁美洲独立战争,西班牙的所有美洲殖民地都最終獲得獨立[48][49]拿破仑還入侵德意志地区并在1806年解散了神圣罗马帝国,这也为德国统一扫清了旧制度的障碍[50]。拿破仑还给德国带来了新的制度法理,而他建立的莱茵邦联更是为德国民族主义注射了一剂强心剂,让更多人加入民族主义以寻求德意志的统一与强盛[51]——其中普鲁士的首相俾斯麦通过鐵血政策最終于1871年将德国统一为一个国家[52]。而自1768年法國入侵科西嘉开始,以帕斯夸莱·保利为首的意大利人就开始反抗外国统治[53],而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以馬志尼為首的義大利民族主義者帶領義大利反抗奧地利專制統治,最終建立了統一的義大利王國[54][55][56]

俄羅斯的民族主義也是源於對法國大革命的回應——虽然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俄罗斯人对国家的认同仅仅停留在忠君上;但随着法国大革命思想的扩散,从19世紀30年代开始尼古拉一世治下的俄国采用以“正教、专制、民族”为口号的官方民族理论[57][58];经过长时间教育灌输,到了1860年俄罗斯的思想界日渐保守,不再认同西方思潮,俄罗斯民族主义及泛斯拉夫主义盛行;而这一倾向通过历次俄土战争不断增强[59],還激發了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諸如希腊塞爾維亞民族國家在俄國等國的支持下從鄂圖曼帝國手中获得独立[60][61]

從19世紀後半期到一戰前夕,歐洲的民族主義開始進入大發展,民族主義開始擴散到那些歷史上乏人問津的“民族”上,在西班牙巴斯克人開始追求獨立,在俄羅斯从未有过建国史的爱沙尼亚也要求独立,而赫茨尔流散世界犹太人中开始提倡犹太复国主义并进一步复兴沦落千年的希伯来语。民族主義也逐漸為歐洲右翼所接納,並最終導致了法西斯主義的崛起。那些被官方民族所排斥的族群的精英,例如犹太人和殖民地土著民族,在接受殖民母国教育后无法获得与官方民族同等待遇,因而拒绝了进一步的同化并开始拥抱民族主义;伴随着落后地区民族向发达地区的全球性民族迁徙,越来越多的地区兴起对外国人的敌意,德国开始兴起反犹太和反波兰思潮,就连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也颁布了针对华人的排华法案,而这些受排斥民族之间的互助和互保助长了劣势民族中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为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推波助澜,无论大小国家,民族主义都使人们相信自己是在保卫自己的民族而战,而政府通过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动员了大量公民投入惨烈的战争当中。[62][63]

民族主义使20世纪成为“最好战的世纪”,即便抛去种族灭绝、饥荒、经济萧条等事件,整个世界共爆发了275场战争,造成1.15亿人死亡,而如果加上这些于民族主义有关的事件,民族主义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数亿或者更多。而在一战后,西方目睹了民族主义所导致的破坏性后果并开始反思和批判民族主义——虽然民族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肇因英语Causes of World War I之一,但是西方社会在一边谴责“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野蛮和暴力的同时,一边还是将民族主义作为处理战后事务的一种原则,认为民族自决可以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产生;而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支持下,欧洲各大帝国的废墟之上依照民族自决原则建立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芬兰等一些列民族国家。[64]而在战间期及接下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美洲以及亚洲的政治精英们通过大规模动员对社会进行了严格管控,整个社会都在宣扬战争或胜利的爱国言论,没有人讨论这么多的伤亡是否值得,而少数看得到这种情况的边缘团体的声音却往往被湮没。战争消灭了无政府主义运动,将人们推向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乃至于法西斯主义运动。战后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的国际组织及区域联盟的建立大大减少了战争的可能性,使得民族主义逐渐远离了战争,自由市场削弱了国家所扮演的作用,而平权运动将公众注意力转移到少数族群上,又使得这些群体对于建立民族国家的需求有所减少。[65]

其它地區的民族主义编辑

按照民族主義的西方起源理論,民族主義很大程度上是現代化的一種現象,並隨著西方擴張而擴散,但是也由如印度學者帕沙·查特吉英语Partha Chatterjee質疑民族主義的歐洲中心論,滕內松(Stein Tønnesson)等人進一步提出文明國家的概念,認為諸如中國、印度的亞洲國家的民族主義與歐洲民族主義有著系統性的差異,而中國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國在近代以前就已經具備以儒家文明漢族認同為基礎的同一政治共同體模式,而這種政治意識的萌發既沒有人民主權等現代理論驅動,也沒有來自西方的現代化影響。[35]

就中国的例子而言,中国的民族主义可能源于宋代——在宋代以前中国人的“中国观”更多是来源于基于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的文化认同,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而在宋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开始崩溃,中国开始有了法律意义上明确的边界,强敌环伺的危机感驱使宋人转向民族主义情绪,开始限制知识外传、反对外来文化和宗教、强调自身道统和“华夷之别”,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一种非西方的、内生的“民族国家”意识[66]。对于殖民地地区的民族主义,查特吉英语Partha Chatterjee称“民族主义思想是一种在殖民地世界生长出来的欧洲话语的衍生品,始终受到欧洲话语的支配”,并认为非西方的民族主义既包含了西方民族主义的自由和理性,也含有对西方本身的反抗和排斥[67]

随着西方的持续殖民扩张,自19世纪末开始东方民族主义(oriental nationalism)逐渐兴起,东方国家或因为现代化驱动、或因为东西文化交融、或因为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需要,都不约而同地发展出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最终成为了20世纪东方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东方国家走向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道路。[68]:8-17作为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反抗,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和拉美地区的民族主义进程相类似,具有西方教育背景、受到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熏陶的殖民地精英开始运用民族主义动员殖民地的民众开始反抗西方的殖民压迫——反殖民的民族主义模仿自西方的民族主义,其同样运用为殖民主义压抑的的诸多民族象征、古老传统,将之服务于其民族运动。[69]例如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者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将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相结合,阿富汗尼等穆斯林学者开始探索伊斯兰教的改革,从而衍生出了泛伊斯兰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等思潮。[68]:287,318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认为,亚非等地的所谓“最后一波”的民族主义本质来说是对工业资本主义所造就的新式帝国主义的一个反应,殖民地政府的中央集权以及标准化的学校体系创造了新式的朝圣之旅,殖民地知识分子——尤其是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从教育中习得西方民族主义的原型并加以仿效、改造和改进,向殖民地的大众宣传他们所想象的共同体[1]:109-134

日本在亚非国家中最早实现现代化,而日本民族主义也影响到了亚洲其它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着眼于日本的“民族主义救日本”及其通过日俄战争成为独立国家,孙中山称日本的胜利是“东方人打败了西方人”,希望通过学习日本来实现中国民族的复兴;而在1906年,印度国大党主席达达拜·瑙罗吉也发表讲话,声称“钦佩早已觉醒的日本”;青年阿富汗的领袖塔尔齐英语Mahmud Tarzi受到了日俄战争的极大鼓舞,更是撰写、出版了《日俄战争史》。[68]:28日俄战争后包括波兰人在内俄国国内各民族参与了1905年革命,亚洲各国开始了一些列民族主义运动,荷兰属东印度成立了印度党英语Indische Party并开始了印尼独立运动奥斯曼帝国爆发了青年土耳其革命,而中国在排满的民族主义主张下推翻了满清统治[70]而在泰国,有着留学英国背景的拉玛六世自称本国“第一个民族主义者”,效仿英国“上帝、国王、国家”模式建立了“民族君主宗教”的民族主义思想并在泰国国民中推广,其身后泰国政府也追随他的民族主义政策并选择在二战中和日本合作。[71][1]:109-134

 
二战后非洲开始了非殖民化进程,非洲民族主义从白人手中开始接管国家

而在随之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欧洲以外国家将民族独立的希望寄托于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权”和列强许诺的独立,例如中国在一战中派遣劳工参战、甘地和英国合作以换取自主、阿拉伯人响应协约国发起大起义,而战后巴黎和会并没有保障这些弱小民族的利益,列强虽然让欧洲的民族国家独立,但它们只希望维护自身霸权地位,而并没有将亚非民族的请求考虑在内——这也引起了当地民族主义的反弹——朝鲜半岛爆发三一运动,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而在印度甘地领导了对英国殖民当局的非暴力不合作斗争,凯末尔在土耳其独立战争中领导土耳其人反抗协约国的瓜分建立了现代土耳其国家,殖民地民族自决也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潮流。同一时期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宣布取消俄罗斯帝国和亚洲国家建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让更多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相结合,例如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他的思想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而甘地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孙中山开始则在五四后联俄联共[68]:30-32,62

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削弱了殖民主义国家的实力,大大加快了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和殖民帝国的解体[72]。1952年,作为“阿拉伯世界之冠”和“非洲之首”的埃及纳赛尔领导下推翻法鲁克王朝统治,建立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府,极大鼓舞了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纳赛尔在革命后成为了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并通过电视广播不断宣传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革命主张,更是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成为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在他死后卡扎菲以他的名义领导了利比亚绿色革命阿以冲突中阿拉伯世界联合起来对西方进行石油禁运[68]:413-420从埃及开始,战后非洲以及世界其它地区开始了新一轮非殖民化进程,追求独立的民族主义者开始从以往无视当地土著权利的殖民者手中接管政权,由于独立后的非洲各国在经济上受制于西方、在政治文化上还未完成国族建构,要求团结互助、一致对外的非洲民族主义泛非主义在非洲流行。[73][72]

冷战后的当代民族主义编辑

 
2014年苏格兰公投中商店张贴支持独立的海报,有44.70%的选民在公投中支持独立[74]

虽然民族主义势力不复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强势,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极大刺激了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欧洲的民族主义显示出分离主义的倾向,苏联南斯拉夫的解体为世界增加了20多个联合国承认的民族国家,霍布斯鲍姆将原因归结于“1918年到1921年的未竟事业”,即导致国家分裂的很多议题都源自于1918年到1921年的这段时间,例如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首度联合建立了捷克斯洛伐克,苏俄恢复原俄罗斯帝国领土,而冷战后民族主义的力量甚至波及了一些老牌的民族国家——例如苏格兰要求从英国独立,而魁北克也要求脱离加拿大[6]:196-202

民族的分离主义显然是冷战后最明显和突出的民族问题,并且从苏联解体科索沃战争再到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各类分离主义运动至今仍难以平息;在中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指导下的极端宗教民族主义者打着宗教名义试图推翻本国政权,号召圣战以扩张伊斯兰疆域;在独联体和前南斯拉夫地区,部分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由于国家解体一夜间失去主体民族身份因而形成心理落差,导致了区域内的泛民族主义倾向;在西欧,冷战后移民潮和难民潮的涌入恶化了当地的移民环境,当地日益高涨的排外情绪也助长了右翼思潮和族群民族主义;而在非洲一些国家,后殖民时代的部落政治和殖民时代的族群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国家内部族群流血冲突和国家间领土冲突不断,在1990年到1994年间非洲共爆生24场血腥战争,难民人数达到了1600万。[75][76]

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当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很大程度归因于冷戰結束後原先为意识形态掩盖的民族问题重新浮出水面——同时由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也使落后地区边缘化,这也导致了这些边缘化地区寻求自我保护、抵制全球化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一些地区的民族问题在美国等国家的干预下国际化,也使得当地民族主义更为强势。[77]虽然民族的分离主义倾向日益增强,但当代民族主义也显示出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趋势,即以欧盟为代表的、民族国家间相互合作的超民族主义或者说集体民族主义、区域民族主义的趋势,这些国家集团的出现体现了各个民族间为维护共同的民族利益所作出的努力。[78]就现状而言,除了日本韩国等10%左右国家主体民族比例超过90%,可以算是纯粹的民族国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多民族、多族群的社会结构,而如印度等国最大族群比例甚至可能低于50%,在这些国家以主体民族完全否认少数族裔权益的政治尝试亦不太现实,通常会通过强化公民意识、培育民族意识、以及强调共识文化来构建国族观念。[3][79]

社会影响编辑

語言文字编辑

 
  荷兰语和法语并用
  单用法语
  单用荷兰语
比利时自荷兰独立法语取代荷兰语成为首都布鲁塞尔的第一大语言[80]

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学者赫尔德費希特等人的思想,赫尔德在1772年的《论语言的形成》中指出:“人们世世代代的思想、感情、偏见等等都表现在语言里,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正是通过语言的传承而具备相同的历史传统和心理特征,以共同的语言为基础组成民族是人类最自然最系统的组合方式,而语言就是各个民族最神圣的属性,也是它们彼此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而費希特在阐述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时,还借以阐发德意志民族优越论,称只有德意志民族的语言始终如一,其他条顿民族的语言早就死了。[81]

共同的語言為民族的特徵之一。但这一点颇受争议,如果从口语角度,标准口语的普及往往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国民教育普及的结果,而在之前语言内部的分歧往往很大;而从书面语角度,读书写字在过去往往是少数人的权利,大多数人都无法了解书面语。霍布斯鲍姆认为,语言对于民族的产生有着间接作用,少数精英以语言为纽带构成一个圈子并逐渐产生足够的文化的影响力使得更多人接受了这种他们的共同语,近代民族即产生在这一群体之上。霍氏还认为:“民族语言只是从各种不同的通行语中提炼出一种标准化的对话方式,然后把所有通行语降格为方言。”[82][81]

对于很多国家而言,民族独立前会以语言界定民族,待到独立后又会开始推广一种语言以推进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例如匈牙利语文学在1772年的出版昭示了匈牙利民族主义的诞生。而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认为不同的语言妨碍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所以强制要求所用人使用社会精英所使用的标准法语,直到今天法国宪法中仍将法语与法国国歌和国旗并列,作为代表国家的崇高象征,并且长期以来拒绝给予少数族裔语言法律地位,否认少数族裔的存在。[81]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媒介理论学家麦克卢汉提出了“印刷民族主义”的概念,指出印刷媒介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语言的定型,而由民族语言出发独立的现代个体和现代民族也由此产生,印刷不仅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同时也导致了宗教共同体的消亡、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兴起。[83]这一观点亦为《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采纳,其认为印刷资本主义也是民族主义的必要条件之一,民族的“印刷语言”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占据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作为出版这些“印刷语言”的字典编纂者、语言学家、文法学家、民俗学家、政治评论家和作曲家,他们的出版影响着拥有权力的读书阶层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而印刷品最终渗透到群众中将民族独立等主题带给了读者,而带动了大众中民族主义的兴起。[1]:66-80

历史编辑

现代历史学起源于19世纪,而在当时就已经服务于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历史学可以说极大程度刺激了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而在另外一方面民族主义也将其不良因素带入历史学中,并通过历史学将这种不良因素渗透到大众意识中[84]:15。例如早期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成立了“古德意志历史知识协会”,而这一协会资助了大量有关德国历史的收藏辑录——即《德意志历史文献》(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的汇编,将有关从意大利法兰西再到波罗的海地区的所有操德语者曾经生活或统治过的土地的文献都汇入了这一本书中。[84]:26-29而霍布斯鲍姆就将历史学家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形容为毒品生产者瘾君子之间的关系,“塑造一个民族的是它的过去,使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反目的也是过去,而历史学家恰恰是制造过去的人”。[85]

历史书写本身就容易带有民族主义倾向,例如对于英国的历史描述往往强调不列颠民族的海洋性,而俄罗斯民族则突出俄罗斯广袤的疆域,而在殖民列强之外的前殖民地地区也有着不同于偏袒于西方中心史学的民族主义叙述[86];而通过对历史的不同叙述、评价所体现不同的民族主义观念也容易引发各个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历史成为民族主义者的竞技场。当民族主义成为历史叙述的终极目的是,历史本身就不再重要了,历史有可能会成为某些族群依据主观选择的社会记忆。[67]例如日本民族主义者在二战中慰安妇南京大屠杀问题上采取历史修正主义手法,引发其邻国围绕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展开的争论,进而影响了各国间的外交关系。[87]

教育编辑

 
普法战争后法国教师教导学生法国失去了阿尔萨斯洛林

一般说来,教育制度都带有民族主义倾向,当教育制度转向具有挑衅性的民族主义时,全世界的和平共处将会处于危险境地[88]。19世纪以来,教育理论和实践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诞生了民族主义教育思想,其以民族主义为理论根源,以国家为中心,奉行民族至上、民族文化至上,追求教育的国家化和大众化。民族主义者希望通过国民教育来培养热爱祖国,重视民族文化,具有民族意识的公民文化心态,以实现对内维护国家统一,对外维持国家独立的目的。[89]

民族主义教育思想的出现和国民教育的普及不无关系,在启蒙运动中狄德罗等学者就提出要将教会垄断的教育转移到民族国家手中,努力按照国家的需要和标准来塑造和改造国民。作为早期国民教育的推动者,拉夏洛泰抨击耶稣会教育,认为教育应当为国家和民族服务。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德国学者费希特认为德国的失败在于教育,因而主张新教育要激发民族情感,培养民族道德。而后来的美国学者杜威批评德国的民族主义教育缺乏民主性,用“国家”代替了“人类”,将教育变成了一种纪律训练的过程,而主张民族国家的教育应当宣扬民主思想。而二战中法西斯阵营则在教育中鼓吹极端本民族中心的民族主义,将学校转化为了国家的兵工厂。作为一种拨乱反正,战后的各国教育都更加注重国际主义,强调世界文化的多元包容。[90]

而对于民主国家而言,教育的作用也和其自由民主传统有关:新晋民主国家的教育往往更容易排外而有着长期民主传统的国家则对于外人更加包容,但两者的教育的民族主义倾向几乎相同,而这些倾向和文化多元性无关[91]。而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等非西方国家,大众教育的普及也常常和其自身的强国及军事目标联系在一起,而非出于实现民主的迫切需要。[92]

性别编辑

 
苏联雕塑《祖国母亲在召唤

女权批判家认为民族主义是男性用以正当和合法化性别控制和性别压迫的一种机制。而通过社会对男性女性气质的塑造,民族主义的性别化不仅影响着男性和女性对民族建构的参与程度,而且塑造了民族主义者所建构和想象的民族形象。[93]一般而言民族都会拥有自己的民族形象,而这一种形象往往是带有性别色彩的[94],或是女性或是男性(比方说“祖国母亲”),而这一形象经常处于敌人的危险乃至外国男性的欺凌之下,而由此萌发的保护欲和民族尊严感又常常带有大男子主义[95]基于历史、政治意识和宗教等因素,民族主义更通常为男性形象[94],男性化的民族主义形象往往彰显民族独一无二的强健气魄或男子气概[94]。如果按照社会文化建构的理解,民族主义和性别的联系往往是通过“我们”和“他们”的对立建立起来,而民族主义通过排斥这些所谓的“他者”以巩固民族的内部团结——而赋予某一性别或某一国家权力往往是以其它性别为代价或者剥夺了其它性别的权力,而在某种意义上民族主义也充当维护异性恋中心权力体系的工具。[93][96]

民族主义中这种普遍性的性别偏向不仅影响了个人的生活体验,还对国际关系产生作用[97]。例如,从兼具帝国扩张实名和男性气概的研究[98],再到为殖民地“他者”形象所正当化的对女性的多重压迫,殖民主义极大程度和男性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并共同为西方形象所整合。[99]而东方也为这种“他者”想象所影响,在东方主义想象中东方往往是以一种女性化性化形象出现,而西方作为东方世界的“他者”也相应以男性形象出现。其被征服民族的境遇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这些民族被认为是由于其女性特质而被征服;在另外一方面,其民族的女性特质也恰恰是由被征服境地所体现[98]。作为战败一方的被征服民族往往被认为是软弱畏缩而偏向女性,而作为战胜一方的殖民宗主国则相应需要表现雄健有力,凸显与被征服仆从国和附属国的女性气质刻板印象截然不同的大男子气概。[100]在很多国家,其男性的民族主义形象和战士观念密不可分,其好战黩武、刚毅果决而又健壮有力,全然不同于女性平和、柔弱、非暴力和多愁善感的特质;而这些男性化的战士形象也是社会历史所演变出的性别偏见之一。[98]

这种文化上的二元性,即男性勇武而女性贞洁的形象,反映了男性民族主义中主流民族形象在种族、阶级、性别以及性取向方面隐含的不平等[100]。民族和性别相互支持,相互建构为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民族充斥着男性理想化的同志兄弟之情[101]。而男性特质经常是导致政治暴力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101],而所谓民族危机的一大普遍特征就是,社会所认同的男性气概上急剧变化[102]

民俗艺术编辑

民族主义在推动民族争取独立和统一的同时,与地方的传统文化、民俗艺术也有着紧密联系。民族主义根据现实需要重新解读、复兴这些传统文化以塑造民族的新形象,并通过国民教育和制度培养本民族有别于他民族的独特个性,从而构建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感。早期民俗学中这种倾向以德国的赫尔德最为典型,其认为从中世纪开始德国就已经失去了本民族的民族精神因而德国人需要回到中世纪寻找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收集民间诗歌也成为重振民族精神的一种手段。在赫尔德的启发下,芬兰学者戈特兰德(Carl Alex Gottlund)等人也开始收集芬兰本民族的民歌,而隆洛特(Elias Lönnrot)编创的《卡勒瓦拉》(Kalevala)成为了广为认同的民族史诗。而柳田国男开创的日本民俗学,也受到德国民俗学的影响,将探究日本的民族性、民族文化为目标,带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倾向。[103]

在19世纪,随着民族主义的广泛流行,西方的浪漫主义音乐也开始受到民族主义渐染而越发注重自民俗音乐中取材,在作品中融合本民族的音乐特性,以彰显其民族性——而东欧、北欧的音乐家也在这股风潮发展出民族乐派。民族乐派的创作者往往来自于受外族统治、或音乐传统为西方同化的民族,努力寻找最具自己民族特色的音乐曲调,以区别于西欧主流的古典音乐,力图区别并抗衡于主流的德、奥音乐,在作品中往往寄托着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将浪漫主义的“个人个性”发挥为“民族个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等。[104]

体育编辑

诸如世界杯的体育赛事吸引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比赛中往往都是各个民族之间的较量,而各国观众也会投入巨大热情去支持自己国家的国家队,这也增加了人民对自己国家队乃至于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或归属感。[105]体育项目有极大能力去激发和放大民族热情以及一些民族偏见,同时也是民族内相互慰藉、相互团结、携手并进和相互友善的源泉和动力。[106][107][108][109]大英帝国对世界各地士兵和臣民的体育参与极为重视,而其中一些属地的当地人也会积极参与到运动中[110],就比如1930年开始的大英帝国运动会,即今天的英联邦运动会[111]法兰西殖民帝国也紧跟英国人的脚步,运用体育运动来团结自己的殖民地,殖民地官员积极推动并补贴一些田径运动、桌面游戏以及舞蹈,还曾在殖民地推广足球。[112]

民族主义的分类编辑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民族主义经常和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结盟,并非只会产生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就起源而言民族主义也是脱胎于人民主权等民主主义思潮,二战后随着法西斯主义等右翼思潮衰退,民族主义逐渐为社会主义势力把控,而在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又和排外主义相结合,折射出当代社会的失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内涵的民族主义使得任何单一、抽象、笼统的“民族主义”定义大而无当,因此不同学者对于民族主义有着各种分类解读,但也有如卡明卡英语Eugene Kemanka一样坚持民族主义只有一种政治民族主义的学者存在。[113][114]今天最经典的划分是将民族主义二分为公民的、和种族的民族主义,前者往往更加自由民主、是西方的而后者往往不民主、不是西方的[115];而从80年代开始学术界开始认识到这种划分方法的偏颇之处,并且对民族主义有着更加多样化的划分方法。[116][117]

二元类型编辑

 
勒南是早期的公民民族主义者

对于民族主义最为经典的分类即汉斯·科恩的二元分法,在其1944年发表的《民族主义的思想》(The Idea of Nationalism)他在这本书中将民族主义划分为两种,一种是“西方的”“好的”(good),另外一种是“非西方的”“坏的”(bad)民族主义,而后来的学者有时会用公民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或宪政民族主义与族群的民族主义称呼这一划分。[118]而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政治家威廉·柯林斯·惠特尼英语William Collins Whitney就将民族主义分为像美国一样的开放民族主义(open nationalism)和德国、俄罗斯一样注重本土性的封闭民族主义(closed nationalism);E·B·哈斯也一样区分革命民族主义和兼容民族主义;安东尼·史密斯分了领土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将公民民族主义作为领土民族主义在政治价值观上的一种延伸[119]霍布斯鲍姆也对民族进行了二元划分,将1830-1870年间的民族主义称作“政治民族主义”,而1970-1914年间的民族主义称作“族群民族主义”或“语言民族主义”,而前者往往由一定门槛限制而积极追求统一。[118][113]

作为早期的公民民族主义者,欧内斯特·勒南在《民族是什么》一文中阐述:“民族是一种灵魂,也是一种精神原则。说白了有两样东西构成了这种灵魂,这种精神原则:一种在过去,而另外一种在当下;一种是我们共同拥有的记忆遗产,而另外一种是满足于现状,希望能够继续一起生活,并且主张不去分割我们所拥有遗产的愿望。”[18]公民民族主义强调公民的政治权利、义务、信仰对于民族的作用,根源于公民共同的法律和制度文化,思想来源于启蒙运动;公民民族主义者往往追求国土内所有公民的合法权益,并不反对国内族裔的多样性。[120]而族群民族主义以一般以共同的传承为界定,其传承包括共同先祖、语言、信仰等事物,族群民族主义相信每一族群都有权选择自决,或由当前的社会体系独立出来,或超越国家要求同一民族的独立或统一。[119]一般而言人们认为公民民族主义是进步、包容的而族群民族主义是狭隘、排外的,公民民族主义倾向于以出生地认定国籍而族群民族主义则以血缘,但公民民族主义也可能具有一定排外性,例如其公民权的获取往往是以族群特性的剥离为代价,将多元的族裔文化整合到统一的公共文化中。[120]

此外,这种划分方法往往强调非欧洲的民族主义来自于欧洲,而非欧洲的民族主义往往是族群的、排外的,其会加剧当地社会秩序的失范和危机,从而导致当地人对西方的迁就和怨怒,因此非欧洲的民族主义者往往会“修正”欧洲民族主义的一些个人主义信条,最终使得这些社会更加专制和排外。对于这种非黑即白二元论英语Ethical dualism观点,查特吉英语Partha Chatterjee在内的学者进行了系统批判,指出早期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往往是结合在一起,民族主义也被认为是实现自由主义的一种框架并加以倡导,但到了后来民族主义显示出阴暗面,自由主义者由是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割裂,对民族主义划分了好的和坏的;对于非西方社会而言,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接受往往是被迫的,要么抵触要么模仿,于是西方人就理解非西方的民族主义是反复的、矛盾的、值得同情的,尽管非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支持启蒙主义民主理性并意图现代化,但由于西方始终把握“现代化”“理性”“好的”定义的话语权并把“好的”往自己身上套,所以非西方的民族主义永远都只可能是“封闭的”“非理性”和“坏的”乃至一直在自我否定、自我贬低。[114][121]

领域类型编辑

 
号召荷兰人购买荷兰制造的海报

根据民族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表现形式,民族主义可以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民族主义[122],这些民族主义通常是关注于群体在某些领域的特定诉求,往往既不是纯粹的公民民族主义,也不是纯粹的族群民族主义,既可以以爱国主义形式出现,也可能表现为某一民族的集体诉求。[119]

例如,政治民族主义是追求“政治的和民族的应该是一致的”政治原则[114],既可以是对主权和领土的关切,也可以是族群对政治地位、权利的诉求;经济民族主义是为维护和增进本国或本民族的经济利益而产生的思想、态度和行为,往往表现为经济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文化民族主義以共享的文化定義民族主義,高度重视本民族文化的生存状况,但并不一定在政治上有诉求;宗教民族主義将宗教和民族主义相结合,共同宗教往往起到团结民族的纽带作用,也充当着政治动员的工具,比较典型即如印度人民党印度教民族主义[119]

极端类型编辑

极端民族主义是狭隘的、自我中心的民族意识的膨胀,其企图以单一族群建立族群结构极端单一化的国家,极端民族主义者很大程度都是种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者,但有别于一般的种族或族群民族主义,其在处理族际关系时有着很大不同,通常会近乎独裁和武断的姿态拒绝外来移民并意图彻底清除任何非本土的“外来者”,而其煽动者往往会夸大其敌人的威胁并鼓动支持者歧视、攻击这些“他者”,而严重者甚至可以引发战争。极端民族主义者还会将政治上行使主权的国民(nation)狭隘地理解为本族群,并认为但凡是个族群就可以建立国家,只要是一个国家就只有一个民族,只要是一个民族就只有一个国家,这也造成了国家的无限分裂。[123]

而在历史上,和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意识形态有极权主义、沙文主义、扩张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等;雅各宾主义则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最早实践,其强制同化国内少数群体,禁止法语外的一切语言,并在拿破仑时期发展出大国沙文主义积极对外侵略;极端民族主义也在二战中和法西斯主义相结合,德意日法西斯推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对内独裁对外疯狂侵略,造成了二战的悲剧;而到了21世纪,恐怖主义活动成为了实践极端民族主义的一大方式,新纳粹主义等思潮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针对特定民族或族群的暴力活动越发猖獗。[123]

评价与反思编辑

 
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刺杀奥匈帝国王储费迪南大公——这一事件成为一战的导火索,间接导致了1600万人丧生[124]

民族主义自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即带有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正面意义。民族主义在民主独立和解放中起到了巨大的凝聚和号召作用,其推动了德国、意大利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的团结和统一,也促进了亚非殖民地反抗列强的民族运动发展,毫无疑问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民族主义也是国家重建和发展的巨大动力,支持了中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民族主义也为人用做侵略或压迫之工具。[125]

民族主义的批判者往往指出民族定义的模糊不清,或是质疑民族国家的政权合法性。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的边界与国家的边界应该完全重合,因而反对多元文化主義[126]而这种观点导致许多民族团体声索特定的领土或推翻政府。[127]哲学家格雷林英语A.C. Grayling則反駁這一觀點,指責“(民族主義者)所声索的边界引发了过去无数血腥战争”,还认为“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不能容纳不止一种彼此不同而又能够美美与共的的文化。文化遗产和民族认同不是一回事”。 [128]

基于民族主义定义的多样性尤其是個人对其民族认同的不同見解,对民族主义的评价必然会因人而异。民族主义也可能带有压迫性质,将个人认同置于国民整体之下,使得精英或者政治领袖得以操纵普通民众[129]。早期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常和民族主义者试图在地缘政治将每一个民族分离为一个国家的主张有关,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通常会反对欧洲的那些多元族群帝国,而在那时候批判者中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国际主义者和反民族主义者。20世纪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也从伊斯兰教角度批评了民族国家[130]。而在19世纪末,诸如卢森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者对当时跃活在中欧的民族主义运动持批判态度,而例如约瑟夫·毕苏斯基列宁等当代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者对民族自决持同情或支持态度[131]

奥威尔认为民族主义大多来自于非理性的冲动,他写道:“比方说托派,那些托派即便成为了苏联的全民公敌,也不投靠其它任何国家,如果大家能够了解我所说的这种现象所蕴含的本质,那么也就能看透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往往或大多数情况下都在想着竞争声誉,不管是那些积极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消极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内心积聚总在推动他们鼓吹或贬低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多少都会和所谓胜利、战败、以及耻辱有关。对于历史,尤其当代史,尽管所有大国都有过风雨兴衰,但民族主义者都只看作是自己在进步而他们痛恨的敌人在退步的过程。民族主义终归和胜利信仰不一样,不可能每次都在这胜利者的一边,相反他只是在选边站后想要让自己相信自己站对了队伍了并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最后完全事与愿违才肯放弃。”[132]

自由主义者经常批评民族主义非常危险,并认为民族主义是造成民族国家相互冲突的根源。早在1862年,历史学家阿克頓勳爵痛斥民族主义为精神病(insanity),在他眼下民族主义者迫害国内少数族群,将自己国家的利益置于任何道德原则之上,并且极为危险地让所有个人从属于自己的国家。但勳爵本人同时也反对民主制度,并在意大利统一战争中支持教皇国一方。[133] 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自由主义对民族主义态度分化,也有沃尔泽英语Michael Walzer伯林泰勒以及米勒英语David Miller (philosopher)等哲学家支持民族主义并强调自由社会需要建立在稳定的民族国家基础上。[134]

和平主義者對民族主義著重於批评民族主義運動及其相关的军国主义的暴力行為,并指出民族间的冲突往往源自于民族的侵略政策和沙文主义[135][136]在某些國家,如德國,民族象徵與民族自豪感因與過去的戰爭相關而名聲大壞[137]。英国和平主义者罗素就批评民族主义使个人失去了对其祖国外交政策的独立判断能力,而爱因斯坦也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传染病,是人类的麻疹[138]

參見编辑

參考资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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