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民主義
新三民主義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將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講到的「國民黨之主義」章節的再詮釋，而進一步與北伐之前的「三民主義」理論作區分而提出的概念，但蔣中正等中國國民黨高層則曾明確反對將三民主義區分為新舊兩種。
中國共產黨針對孫中山在該會議上演講「國民黨之主義」關於北伐路線方針所詮釋的新三民主義的具體內容為：
- 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以及軍閥勢力干政，使民族通過北伐獲得全面解放，團結而統一的民族主義。
- 透過俄國十月革命之經驗與援助，建立國民革命軍，以聯俄、聯合工農兵革命的形式，掃除舊軍閥，建立憲政，用以追求中國所有階級平等互助，人人皆有選舉權，而不受資產階級壟斷，非壓迫的進階民權主義。
- 扶助工人階級與農民，還有廣大弱勢，通過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耕者有其田，設立國營事業，提升工農階級地位，使之公平參與選舉，參政，議政的方式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成為更廣泛之民生主義。[1]
中國共產黨認為新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在同蘇俄特使鮑羅廷確立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基礎上的再詮釋。毛澤東在1940年《新民主主義論》中稱：「孫中山於1924年1月的廣州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區分了三民主義的兩個歷史時代，新時期革命的三民主義，就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2]中共認爲新三民主義是國共合作的重要依據。蔣中正在其《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則反駁中共將三民主義劃分為新舊之舉。
中華民國認為三大政策、新三民主義並非出自孫中山之手，這些都只是蘇聯及中共片面的自我詮釋，不符史實[3][4][5][6][7][8]。
歷史背景
編輯當時孫文的革命活動未能得到類似過往的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支持，又剛發生陳炯明事變，急需外界支持。同時俄羅斯在發生共產主義革命後，在國際上遭到孤立，新生的蘇聯政府正尋找外交突破口。在中國，吳佩孚、張作霖、陳炯明等軍閥又拒絕與蘇聯合作，失去了其他軍閥的蘇聯就找到孫文，提出合作協議，蘇聯提出孫文需接受中國共產黨，孫文出於自身考慮，加上覺得可以控制局面，就同意此原則。
孫文在1924年發表的三民主義演講中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9]
「三大政策」最早是由鮑羅廷所提出，隨後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奉令結合聯俄、容共、扶助農工定為三大政策。1927年3月武漢三中全會中，鮑羅廷與中共發動倒蔣，以「提高黨權，權力集中於黨」為由，在蔣中正北伐的途中剝奪蔣主席職務，降其為普通委員。
毛澤東提出的新三民主義內容
編輯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發表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演講。1940年2月15日，該演講在延安的《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載時，題目改成《新民主主義論》。文中稱：「這種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沒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時期中，就都是偽三民主義，或半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俄的三民主義；如果沒有聯俄政策，那就必然是聯帝政策。如不聯共，就要反共。不要農工政策，那就是準備革命失敗，也就是準備自己失敗。」毛澤東認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依據，中國革命時期的領導勢力必將由民族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黨）移交到無產階級（中國共產黨）的手裏。1940年2月15日，毛澤東在延安的「中國文化」創刊號也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強調中共才是革命的正統。
- 民族主義方面：舊三民主義所突出的是「反清」的大漢族主義，矛頭指向滿族與滿清王朝對漢族的統治；新三民主義則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目標。
- 民權主義方面：過去只是抽象地提倡「自由、平等、博愛」，現在主張普遍平等的民權。
- 民生主義方面：過去只有「平均地權」的政綱，現在則提出了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辦法，承認「耕者有其田」，並謀求改善工人和農民的生活。
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書籍的說法
編輯在20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書籍多以「聯俄、容共、扶持工農的三大政策是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新三民主義」作為定論。如廖蓋隆：「1924年，孫中山接受了共產國際的幫助和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在廣州召集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第一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訂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實現國共兩黨及各界人民的統一戰線。」[10]
胡繩：「國民黨一大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並通過《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三民主義作出適應時代潮流的新解釋。」[11]
何幹之：「1924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這就是以三大政策為基礎的三民主義，即新三民主義。」[12]
郝夢筆、段浩然：「國民黨一大宣言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孫中山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大會確定的政策統稱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13]
杜魏華：「大會通過了有共產黨人和蘇聯顧問參與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從而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14]。
蓋軍：「大會實際上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這就使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的政綱同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在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因而成為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和革命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15]。
尚明軒：「這次全國大會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共同努力下，通過了與國民黨右派份子辯論和鬥爭，確定了孫中山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1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1924年）「1月，在孫中山主持下，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有關中國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從而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17]。
1989年中國《辭海》：孫中山提出的民主革命的綱領，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18]:52。1924年1月至8月，鑒於中國國民黨改組時「亟需三民主義之奧義，五權憲法之要旨」，孫中山在廣州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禮堂演講三民主義十六講，每週演講一次，為三民主義提供最後的見解[18]:52。「治權」的對稱，孫中山提倡人民管理國事的權力，包括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複決權[18]:4722。後在俄國十月共產主義革命勝利的影響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並於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重新解釋三民主義[18]:52。舊三民主義從此發展為以三大政策為實質的新三民主義[18]:52。
吳劍傑：「三大政策是新三民主義的核心，也是新三民主義在當時歷史階段的政策體現。」[19]。
質疑與爭議
編輯國民黨方面則始終否認有「新三民主義」這個概念存在過，在現今可以查閱到的國民黨方面保存的所有文件里也找不到關於新三民主義的記載。孫中山病逝前關於三民主義的演說也未有提及新三民主義。
中共對此解釋為：1924年1月，孫中山接受共產黨人的建議，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三民主義重新解釋，新三民主義包含「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綱領，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的政治基礎。因此，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又被中共稱為「革命的三民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基本一致的，因而它成為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和大革命時期的意識形態之一。
李雲漢：「因三民主義裏未強調階級屬性而否定其價值，共產黨企圖以三大政策的口號來取代三民主義，此乃鮑羅廷以三大政策來欺騙國民黨人的背景。」[6]
汪兆銘（七一五事件分共之後）：「到了武漢，便覺得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並舉是很不妥當的，自從國民黨改組以來，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未見過三大政策的名詞，這大概是去年才發生的。」[7]
蔣永敬：「陳獨秀最早故意將三大政策與三民主義混為一談，而毛澤東又把三大政策稱為新三民主義，顯然在拾人牙慧。」[8]
宋進：「陳獨秀在1926年11月4日《關於國民黨問題》的報告，成為毛澤東日後提出新三民主義確立了基礎。」[20]。
何香凝曾說，1927年4月「越飛到滬，彼此共談革命（孫越宣言），總理與廖仲愷遂於那時決定聯俄、聯共、聯農工的三大政策。」[21]
吳稚暉：1927年首先使用「容共」（共指共產國際），後約定俗成，當時孫中山早已逝世，孫越宣言沒有談到「聯共」一詞。[22]
西德慕尼黑大學金德曼：「蘇聯企圖在孫中山先生去世後把中國的革命運動永久而牢靠地與蘇俄連結在一起，它所運用的戰略即是宣傳『孫中山的三大政策』。陳獨秀及其他中國共產黨人，以及蘇俄在中國活動的官員，在孫中山逝世後開始使用這名詞，大力宣傳，企圖造成一種心理，使人們以為這三個政策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有同樣的理論關係和地位，目前已知的證據可以顯示C. Martin Wilbur對1920年代初國民黨、共產黨和蘇俄遠東政策三者之間關係所作分析的正確性。」[3]。C. Martin Wilbur認為，三大政策是中共自行杜撰的。[4]
李雲漢：「三大政策最早是由鮑羅廷所提出，隨後1926年12月中共中央特別會議結合蘇聯顧問的聯俄、聯共、農工定為三大政策，並說三大政策為孫中山、廖仲愷所創立，藉以欺矇國民黨黨員。」並引用顧孟餘在1927年7月15日（即七一五事件當天）武漢中央常務委員會第20次擴大會議的記錄：「國民黨在歷次的宣言中，本來是有許多政策。但外面宣傳所謂三大政策，卻找遍了總理的遺教、歷次宣言、決議案都找不到這麼一個東西。實在說：三大政策短，不過只有七個月。何以知道只有七個月？因為三大政策的內容在七個月以前還沒有定。今年正月，本席由江西到武漢來，才聽見鮑羅廷同志說起三大政策，並勸大家要遵守；而當時他所說的三大政策，是反帝、聯俄、農工。同現在天天嚷的不同。可見得三大政策的內容，在正月時還沒有定，而且未經過任何會議決定，是共產黨替我們想出來的。於是各軍政治部、各報館、各團體的宣傳，只有三大政策，絕不提起三民主義。但我們要知道：第一、所謂三大政策的歷史很短，不出七個月；第二、所謂三大政策，未經過任何會議決定，是共產黨的越俎代庖。本來政策要靠宣傳，不過這個政策是共產黨代我們定的，也是共產黨在替我們宣傳，所以弄得外界對於本黨很是懷疑。人民方面，有人民方面的聯絡；黨部方面，有黨部方面的聯絡；用什麼主義聯絡？以什麼關係聯絡？這都是要研究的。至於說容共，究竟是有條件的容，還是無條件的容？也須加以考慮。還有農工政策，也要以這樣態度來研究。總而言之，所謂政策，一定要將他們的內容解釋清楚；不然，使一般人聽了，只是迷離徬徨，不知所從。」[23]胡漢民隨後提出了「統一口號案」。
崔書琴：「過去，中共常說只有他們才是三民主義的繼承者；他們提出了一種『革命的三民主義』，使其有別於『舊有』的三民主義。將聯俄、容共與農工的『三大政策』作為『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內容。他們藉口孫中山先生說過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來譴責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不應該反共。尤其是宋慶齡最常利用前面所引的遣教，來為投靠中共與俄帝做辯護」[24]。
林家有、周興樑認為，三大政策的概念是由共產黨人率先使用的，並非出自孫中山本人。[25]
張玉法：「三大政策是武漢國民政府受蘇聯、中共控制時期所召開的特別會議上提出，中共再宣傳此政策來自於國民黨中央，才會以訛傳訛。」[5]
中國大陸歷史學家金沖及（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在和台灣歷史學家蔣永敬討論時，[26]蔣永敬指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不是孫中山提出，也不是國民黨一大提出。金沖及查閱資料後認爲，蔣永敬的觀點可靠，三大政策是後來才提出的。但金沖及認爲，在實際工作中孫中山的確採取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做法，蔣永敬表示他能接受這個觀點。[26]
現代新詮釋
編輯2003年2月1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就職後在中共中央黨校又提出「新三民主義」：「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27]。
柯文哲在任台北市市長期間提出新三民主義：「庶民主義，平等機會參與政治；鄉民主義，開放資訊網絡投票；公民主義，權在民的公民社會[28]。」
2017年3月17日，香港特首選舉期間，有一署名「黎太」文章指出香港在中共統治下的未來可能只有三種人：對越趨高壓統治逆來順受的「順民」、會嘗試武力抵抗政府的「暴民」、其餘不甘心逆來順受亦沒膽量抵抗政府的就會考慮「移民」離開。文中稱之為「新的三民主義」。[29] 文章發表後，此「新三民主義」被當地多番引用。[30][31][32]
參考文獻
編輯- ^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 维基文库，自由的图书馆. zh.wikisource.org. [2022-08-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8-28） （中文）.
- ^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50頁
- ^ 3.0 3.1 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一冊）辛亥革命史，第53-54頁
- ^ 4.0 4.1 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 in China, 1918-1927, pp.392-393.
- ^ 5.0 5.1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第206頁
- ^ 6.0 6.1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第552－556頁
- ^ 7.0 7.1 羅家倫，革命文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第16輯，2853
- ^ 8.0 8.1 蔣永敬，孫中山先生與三大政策，珠海學報第15期，第56頁
- ^ 《民生主義》第一講，《孫中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43頁
- ^ 廖蓋隆，新中國是怎樣誕生的，海燕書店，1950年，第8頁
- ^ 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第41頁
- ^ 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59頁
- ^ 郝夢筆、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第51頁
- ^ 杜魏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斯內夫利特（馬林）在華紀事，載 中共黨史資料36，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第252頁
- ^ 蓋軍主編，新編中共黨史簡明教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20頁
- ^ 尚明軒，孫中山傳，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270頁
-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90.12），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2頁
- ^ 18.0 18.1 18.2 18.3 18.4 辭海編輯委員會 (編). 《辭海》（1989年版）.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9.
- ^ 吳劍傑，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與新三民主義的內在聯繫，武漢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
- ^ 宋進，新三民主義概念的提出過程考析，中共黨史研究，第五期，1990年，第48頁
- ^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第558頁
- ^ 克思明，容共還是聯共：論國共雙方的曲筆與直書，載 共黨問題研究編委會編，共黨問題研究28卷10期，第93-113頁
- ^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第552－558頁、602頁
- ^ 崔書琴，孫中山與共產主義，傳記文學出版，第9頁
- ^ 林家有、周興樑，孫中山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23頁
- ^ 26.0 26.1 金冲及：胡乔木、胡绳怎样编撰中共党史？，澎湃新闻，2014-12-03. [2016-08-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0-13）.
- ^ 新三民主義[永久失效連結]，四川大政網
- ^ 柯文哲：《改變成真：柯文哲的城市進化論》，三采文化，ISBN 978-986-342-239-6，第55-56頁
- ^ 等待曾俊華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眾新聞
- ^ [1] D100節目風波裏的茶杯, 2017年3月21日
- ^ 評論料難補撕裂 新「三民主義」日盛[永久失效連結] 麥燕庭, RFI 2017年3月27日
- ^ [2] 線報 2017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