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香港鼠疫

1894年香港鼠疫（英语：Hong Kong Plague of 1894），又称太平山鼠疫，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鼠疫第三次全球大流行”中的一次重要爆发。1894年5至10月，在香港大流行的鼠疫导致2000人以上丧生，三分之一的人口逃离香港。此后至1926年的30年间，鼠疫几乎每年都在香港出现，总共导致超过2万人死亡。通过香港的海上交通，源于中国云南的这次鼠疫大流行在1894年以后辗转传播各地，最终遍及全球所有有人类居住的各大洲。另一方面，细菌学家在1894年首次在香港分辨出导致鼠疫的病源体鼠疫杆菌，为防治鼠疫开始了重要的一步。

背景

这次鼠疫全球大流行相信源自中国西南的云南。1850年代中起，当地每年皆有相信是鼠疫的疾病报告，但未向外扩散。1855年至1873年间，云南回民之乱，部分云南人口迁移，相信鼠疫是此时随之迁移至人口较多之两广一带。

1882年，广东北海（现属广西）热病爆发，经调查后怀疑是鼠疫，此后鼠疫成为当地风土病。1894年2月，疫病开始在广州大规模爆发，至5月已导致超过5万人死亡。其时香港广州两地交通频繁，从广州到香港的轮船每天有3至4班；每周从广州抵港的人数超过1万人。疫症2月在广州爆发后，有部分人从广州到香港暂避。

经过

国家医院的主管医生詹姆斯·劳森（James A. Lowson）得知广州爆发鼠疫，于4月底前往调查。劳森于5月8日回港。次日便在政府的国家医院发现一名怀疑染上鼠疫的病者。劳森前往华人的主要医院，使用中医治疗的东华医院，发现原来该处已有20人患上鼠疫，而且病况严重。而据报，另外已有40多名华人死亡。病者多数来自上环华人贫困者聚居的太平山街。5月10日，代理香港总督据卫生条例，宣布香港为发生鼠疫的疫埠，并随即紧急颁布防疫条例，试图阻止疫病蔓延。政府的措施包括强制将鼠疫患者隔离治疗；规定鼠疫死者尸体必须交政府处理；对曾有人染上疫症的民居进行清洗消毒。为接收众多隔离患者，将医院船“海之家”（Hygeia，即健康女神）从昂船洲移至西环对开维多利亚港作专门医院，又在坚尼地城警署成立临时医院。

然而当时多数华人对西医并不信任，亦不理解卫生当局的防疫方法，对这些措施不愿合作。很多贫穷的病患者留在家中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病死后尸体被人在黑夜中抛弃。政府出动英军及警察，包括史乐郡兵团（Shropshire Regiment）的俗称“清洗旅”（Whitewash Brigade），前往疫情集中的地区逐户入屋搜查，隔离病患及进行消毒；但这样引来更多不满。华人透过东华医院向政府要求准许病患者离港返回华界。在香港及广州皆有出现针对西医以至英国人的传言，称西医隔离治疗有不可告人秘密。为了控制疫病在市内蔓延，政府规定同屋有人染疫，而知情不报者会受罚。同时将卫生情况恶劣的民居封闭。其中疫病传染最为严重的太平山街一带，土地被政府通过紧急条例收回，约7000名居民全部被迁出，更增加华人的不满。此时有传言，称港府若清拆太平山街，将袭击广州的英人报复。香港总督罗便臣一方面要求两广总督李瀚章谕告辟谣及保护广州的外国人；于5月底又在坚尼地城玻璃厂增设临时隔离医院代替医院船海之家，专门用来接收华人，并交由东华医院的华人管理及使用中医治疗。

坚尼地城玻璃厂内收容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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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把患者物品烧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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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把患者物品烧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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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监督咕喱搬走患者棺木

疫病在五至六月高峰时每天新症达80宗，死亡人数最多时每天超过100人。香港的华人大量离港前往华界暂避，至6月已有超过8万人离港，占香港人口三分一。至6月中，坚尼地城的玻璃厂接受病人已达200人，比原拟的人数超过一倍。此时广州方便医院向港府表示愿意接收香港的鼠疫患者，政府于是让步，将原来于坚尼地城玻璃厂关闭，大部分华人病者被送回广州，其余送往坚尼地城屠房改成的医院或当时仍属华界的荔枝角。7月起，疫情稍为缓和。至当年9月底，疫情终于暂时终结。据官方统计，最少2500人死于这次鼠疫爆发；然而此统计不包括未被送入医院的死者，实际人数不止于此。纪录中，华人占病患98%以上，死亡率高达95%以上；非华人病者不足50人但死亡率则较低。死者中三名为医护人员。

卜公花园内记述鼠疫的纪念牌

港府又进行大规模灭鼠运动，彻底消灭瘟疫。另外根据《太平山收回条例》（Taipingshan Resumption Ordinance），把上环太平山街华人聚居的384栋房屋全部拆掉，过程中共赔偿80万元，再于该处建成现时的卜公花园。

爆发后的影响

发现鼠疫杆菌

北里柴三郎

香港爆发鼠疫后，香港政府在5月底即向各国求援，要求派出相关专家到港协助。日本的微生物学专家，因发现破伤风菌及结核菌而闻名的北里柴三郎于6月12日从日本抵达香港进行研究。与此同时，法国籍的阿历山大·叶赫森（Alexandre Yersin）受巴士德研究院（Pasteur Institute）之委托，亦于6月15日从越南抵港。二人分别从病死者身上分辨出相信是鼠疫的致病细菌，而且接近同时宣报发现。但两人发现的细菌并不一样，各自称对方的发现有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到底谁最先发现鼠疫杆菌一直备受争论。后来北里柴三郎的发现被证明有事实错误，因此现时以叶赫森为鼠疫病源体的发现人，而这种细菌亦在1944年以叶赫森命名，称之为Yersinia pestis。

全球大流行

部分港口在1894年香港爆发鼠疫后已采取措施，以防鼠疫传入。然而这些措施最终并未能完全防止鼠疫的扩散。事实上，西方医学在1898年以前对鼠及虱在鼠疫散布所起的作用仍未有充份的了解，最初大部分的防疫措施方法上皆有问题，因而成效不彰。1894年以后，鼠疫在香港几乎每年皆有出现，成为风土病，直至1926年方才完结。当中在1896年在香港的一次爆发死亡人数达1000人。而亦是在同年，鼠疫在台湾及印度孟买爆发，之后亦成为当地的风土病。1899年埃及、南非、夏威夷、美国旧金山及中国东北先后爆发鼠疫，日本亦有案例。1900年在澳洲及俄罗斯爆发，除南极洲外最终传及全球所有大洲，一直至1950年代此次全球大流行方才完结。

香港卫生政策

自十九世纪中叶起，在英、美等国开始兴起国家医疗政策。提高环境卫生及防止疫症，被认为是政府应有的职责之一。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自1870年代起亦有相类似的声音。在鼠疫爆发前的数年，政府内的卫生官员曾多次提出要求管制包括华人社区的卫生环境，限制屋宇必须符合一定的卫生条件，又拟定环境卫生调查报告，提出改善香港环境卫生乃当务之急，包括拆除及重建不合标准的建筑物。然而此类提议未被华人社会所接受。而政府仍然沿用管治印度时的模式，采用间接统治，尽量避免激发华人的反对。1903年，政府颁布《医务卫生及建筑条例》，强制性推行城市清洁、屋宇改造和防鼠患、蚊患滋生和蔓延的计划，至此香港的环境卫生才有较大改善。

医疗方面，依靠东华三院向华人提供中医治疗；卫生方面，各种管制法例及措施并不包括华人社区。1894年的鼠疫迫使政府改变其所扮演的角色。在这次鼠疫期间，政府虽受华人所反对，仍决定强制执行卫生法令。以后鼠疫再多次爆发，政府在医疗上的功能逐渐确立：包括执行卫生法例，提供卫生洁净服务；发展向华人提供的西医治疗，开展卫生教育等等；皆是以1894年的鼠疫爆发为契机。

其他影响

1894年6月，香港爆发鼠疫，对远在2000公里外的天津英租界的居民和英国在津侨民造成了心理影响，加剧了当地居民对于供水卫生的担忧，引发了《京津泰晤士报》上长达一年的讨论，进而催生了天津英租界自来水系统的诞生。

参考资料

文献

1. [1]（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Governor's Despat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ith reference to the Plauge，20 Jun 1894. 1894年6月20日：港督罗便臣致英伦关于香港鼠疫
2. [2]（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Medical Report on Bubonic Plague ，13 April 1895。1895年4月13日：香港宪报：关于鼠疫的医学报告
3. [3]（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Report, on the Prevalence of Bubonic Plague during 1895 and 1896，1897。香港宪报：关于1895及1896年鼠疫持续的报告
4. 一八九四年七月叶赫森、北里柴三郎公布黑死病病原（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王道还
5.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Carol Benedi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ISBN 0-8047-2661-2
6. Plague, Sars and the Story of Medicine in Hong Kong,Hong Kong Museum of Medical Sciences Societ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ISBN 962-209-805-3

参见

• 流行病列表
• 第一次鼠疫大流行
•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黑死病
•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东北大鼠疫
• 香港医学博物馆
• SARS事件
• 香港瘟疫列表
• 香港灾难之最
• 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
• 2019冠状病毒病香港疫情

外部链接

• 香港大学图书馆 - Historical Laws of Hong Kong Online: TAIPINGSHAN RESUMPTION ORDINANCE, 1894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