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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上海局是1949年之前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1]

中共中央上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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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概况
上级机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机构类型 地方局
授权法源 中国共产党章程
联络方式
总部

三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局编辑

1933年1月初,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迁往江西瑞金,同时成立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李竹声任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黄文杰任中央执行局职工部部长。保卫部(亦称中央特委和特科、军事部、军委)部长武胡景(1933年5月-1935年3月)。宣传部长盛忠亮(1933年1月下旬-1934年8月)。上海中央局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中的工作,负责保持和疏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之间的联系,加强全国各地党组织与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联系,负责接待全国各地到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同志,并把他们送到革命根据地。凡到上海来找中央的人员,尽可能帮助解决经济上和组织上的困难。同时上海中央局还帮助江苏省委恢复遭破坏的上海各区委组织,以及定期与江苏省委沟通工作、研究问题、加强联系,并负责出版党内刊物《斗争》等。

上海中央局从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间,连续遭到6次大破坏,中央局书记两次叛变,电台也遭到破坏。

1934年春,中共江苏省委内混入了奸细,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省委书记相继被捕。由于内奸告密,新产生的中共江苏临时省委书记被国民党特务盯上,敌人掌握了他所联系的上级与周围的干部。1934年6月26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中央局办公地方的门口被中统特务逮捕,与其一起先后被捕的还有秘书处负责人李德钊、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袁孟超、江苏临时省委书记赵立人,以及工作人员、巡视员、交通员共20余人;李竹声被捕后叛变[2]。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查获的文件有:王明关于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日期的秘密信件、政治报告,鄂豫皖军事计划、北方军政工作计划,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三个月工作计划,党在工会中和几乎在所有省份青年中的工作计划,中共中央自1930年以来指示和决定、护照和党的报刊,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名单,还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皮亚特尼茨基最近关于军政形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等。但共产国际远东局、上海中央局同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并没被破坏。

1934年8月盛忠亮(华樵)任上海中央执行局代理书记,组织部长高文华(不久调任河北省委书记)。1934年9月电台台长王友才被捕后叛变,供出了盛忠亮住址。1934年10月4日,盛忠亮、组织部部长徐宝铎、管电台的周秀珠等九人被捕,10月10日上海的三部无线电台暴露。1934年10月18日,共产国际联络部长阿布拉莫夫告知中共:“请立即停止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你们的电台,包括备用电台和密码,已经给警察掌握。请采取一切措施与我们建立定期的通讯联系。”得到莫斯科的消息后,中共中央电台与上海中央局也掐断了关系。

1934年10月,上海中央执行局改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黄文杰任代理书记,组织部长何成湘(后黄文杰兼任),宣传部长朱镜我张唯一负责秘书处。中央上海局与共产国际电台中断电讯联系后,从某个省召回两个报务员,准备建立两个新电台,准备通过中共福建、浙江、江西省委、闽西军政委员会和红二、六军团,给中共中央寄去密码。1934年12月29日,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给王明康生信:“你们是否与中央有直接的无线电联系。如果有,那就请帮助我们马上与他们建立联系。”同时要求帮助上海中央局安装和维修电台。

1935年2月19日,国民政府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上海全市大搜捕,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黄文杰和组织部长何成湘(吕文远)夫妇、宣传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文委成员田汉、“社联”党团书记杜国庠林伯修等30余人同时被捕,白区党的领导机关陷入瘫痪。据王世英回忆,“当时仅剩军委系统较为完整”,“因此,军委系统就代管其他部门的工作”[3]。军委情报部门负责人刘仲华从尚存的上海各系统(全总上海执行局、江苏省团委、上海局军委、特科、左翼作家联盟等)的领导人中抽调干部,1935年3月17日在贺昌炽家里成立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并于3月19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格伯特(“老头子”)的领导下,从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执行局、特科、共青团和中共中央代表所领导的组织的工作人员中挑选了五位同志,组成了负责履行中央在白区的职责的新的中央局。局内分工如下:

  1. 军委干部刘仲华(刘子华)任书记,领导特科工作
  2. 全总干部饶漱石负责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执行局的工作
  3. 团中央干部C同志(不详)负责共青团工作
  4. 上海局宣传部干部浦化人领导商业局、联络局、组织部和宣传部的工作
  5. 特科干部贺昌炽领导军事部和白区一些组织的工作,同时负责恢复组织部的工作。

日常工作由浦化人和贺昌炽主持,刘仲华有时也参加中央局的会议。上海临时中央局下设有组织联络委员会、出版处、苏区交通局、中央特科等工作部门,组织联络委员会负责原白区交通和军委工作,并不断“精简机构,疏散干部,加强保密工作纪律,改善保密工作环境与条件”。聂洪钧代理组织部长,张维林代理技术部长,董维健代理宣传部长,田道先任警报站主任,至4月底基本恢复组织关系。4月下旬,上海局派遣聂洪钧去陕北(6月初到天津,8月到陕北)。1935年5月底,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来到上海,在其建议下,上海临时中央局原来的5人领导机构变为刘仲华、贺昌之、浦化人的“三人团”,下设白区党组织联络委员会(负责人王子清)、出版处、苏区交通局、特科(新新)、全总办事处、青年团、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文总。

1935年7月9日至21日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最为严重的破坏,包括浦化人、王子清以下全部交通人员,共40人被捕,刘仲华不得不离开上海,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陷入瘫痪。这次大破坏,苏区交通局、全总、新新无事,但由于内部叛徒无法查清,因此个人之间不再发生联系,所有关系由新新逐步恢复。至8月中旬临时上海局所余部分与新新恢复了联系。8月26日,刘仲华等接到王明、康生5月3日、5日从莫斯科发来的“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指示信,遂决定不再恢复上海临时中央局,临时中央局的活动将分散到各中心城市。这样,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由新新选出三人组成清理委员会,将现有苏区交通局、团机关、沪东区委、武装自卫会全都清理一遍,分别派走,一切旧关系切断;彻底改造新新,凡叛徒认识的干部与工作人员一律无条件离开上海,特科总部迁往天津,上海设办事处,武汉、西南设中心区。完成清理后,刘仲华贺昌炽去了苏联。8月底王世英带领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机关人员转移至天津,并入北方局军委和华北联络局,在上海仅设立“军委留沪联络站”,由邱吉夫负责,下设负责政治军事情报、警报关系、通讯联系三个组,作为南方各省的情报指挥中心。[4]上海临时中央局结束。

四十年代末的上海局编辑

1946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中央局,受中央南京局领导;同时要求上海局要绝对隐蔽,主要负责第二线工作如秘密的地下党工作等,公开的第一线工作如民主运动和对蒋谈判等则由中共南京局负责。1947年1月16日,依据中共中央指示名称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分局。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和上海办事处撤离,中共中央南京局的工作也随之结束。1947年5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局[5],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6]。,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和工作,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

上海局下辖:

  • 副书记刘长胜,主要分管上海市委和职工运动;
  • 组织部长钱瑛,负责受上海中央局领导的各省、区党组织及青年组、全国学联党组的工作;
  • 委员刘少文负责情报工作(1948年10吴克坚接替刘少文工作)
  • 宣传部部长沙文汉,负责宣传与文化界
  • 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负责工商、统战及策反工作
  • 中共上海市委
  • 中共南京市委
  • 外县工作委员会:辖杭州、苏州、无锡等地区的党组织及这些地区的武装斗争、军事组织。副书记周克。[7]
  • 中共重庆市委:1947年4月,公开的四川省委被迫撤离后,重庆市委派副书记刘国定到上海与中共上海局委员钱瑛取得联系。上海局领导指示重庆党组织放手开展工作,并责成重庆市委书记王璞联系清理川东地区党组织。1947年5月以后,重庆市委陆续与巴县中心县委书记萧泽宽、川南工委书记廖林生、万县地区涂孝文和秀山地区的中心县委书记邓照明等人建立联系。一些原与省委和《新华日报》直接联系的党员,也先后与重庆市委接上关系。
  • 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根据上海局钱瑛指示,1947年10月在重庆成立,由王璞任书记,涂孝文任副书记,萧泽宽刘国定彭咏梧为委员。川东临委负责领导重庆和上川东、下川东,以及川南、黔北部分地区的党组织。改组重庆市委为重庆市工委,领导重庆市区、江北县、北碚区以及贵州思南部分地区的党组织。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主管学运,常委李维嘉主管宣传统战,委员许建业主管工运,妇委书记胡其芬。撤销巴县中心县委,临委委员萧泽宽领导川南、南涪地区的工作。建立下川东地工委,设于万县,领导万县、开县、云阳、巫山、巫溪、奉节、石柱、忠县及湖北宜昌等地的党组织,书记涂孝文,副书记彭咏梧,委员杨虞裳(艾英)、唐虚谷(唐毅)。1947年12月建立上川东地工委,驻广安,领导梁山、大竹、达县、垫江、邻水、开江、长寿、铜梁、潼南、合川、北碚、广安、渠县、岳池、南充、阆中、蓬溪等地党组织,王璞兼书记,委员骆安靖、曾霖。 1947年11月 川东临委派彭咏梧从重庆带一批干部前往下川东,部署云(阳)奉(节)两巫(巫山、巫溪)的武装斗争;派邓照明为上川东第一工委书记,加强梁(山)、达(县)、大(竹)边区游击根据地的建设;派出一批干部和青年积极分子到华蓥山区与当地党组织配合,准备武装斗争。成立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后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赵唯,政委彭咏梧。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下辖巴北支队、奉大巫支队、七南支队、开县支队。随后,彭咏梧赴青莲乡组建奉大巫支队。1948年4月因川东临委的机关报《挺进报》暴露,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书记刘国定被捕叛变,供出了川东临委、重庆市工委、上川东地工委、下川东地工委、川康特委,以及上海局领导机关和主要干部,并带领特务到万县、广安、上海、成都等地破坏地下党组织,先后被捕的党员干部133人,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宁沪8人,其中被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部分牺牲)35人,获释脱险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杀害4人,叛变投敌8人,造成川东、川康和重庆地区党组织特别重大损失。 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和秘书长萧泽宽研究决定由上川东地工委下辖的第一工委书记邓照明留在重庆处理善后,横向整理组织。1949年1月,由于原川东临委只剩下萧泽宽一人,上海局(香港分局)决定成立川东特委,萧泽宽任书记,邓照明任副书记,国统区的工作重点必须从农村转向城市,实行“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发动群众保护城市、保护工厂学校,防止敌人破坏,加强调查研究,加强统战工作,注意整顿组织和积蓄力量,不再搞农村武装起义。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局结束。 [8]

建国后的上海局编辑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的党政机构。1954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报告中共中央,认为大区撤销后,应加强对上海、江苏、浙江工作的领导,建议中央成立上海中央局。195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电复同意,并决定新的上海中央局由柯庆施陈丕显潘汉年江渭清江华谷牧马天水刘顺元以及南京军区负责人2人至4人为委员,柯庆施为书记。

1955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又决定由许建国接替调到中央工作的谷牧,任上海局委员。

1958年10月中共中央同意南京军区的许世友唐亮参加上海局为委员。196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华东、东北等6个中央局,11月1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正式成立,存在6年的上海局即行撤销。

上海中央局的常设机构只有一个办公室,办公室下设秘书组、财贸组和农村调研组。上海局的职责主要是对上海及江浙两地工农业生产、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以及对中央指示、方针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调研。1957年7月上海局为了促进地区间工农业的协调发展、召开了苏、浙、闽、皖、赣、沪5省经济协作会议,之后经中央同意在上海局领导下成立经济协作委员会。

参考文献编辑

  1. ^ 朱宗玉等主编.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纪事本末. 厦门:鹭江出版社. 1991年4月: 387. ISBN 7-80533-444-7. 
  2. ^ 阎欣宁著. 遵义!遵义!.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1年3月: 113. ISBN 978-7-5033-2319-5. 
  3. ^ 王世英:《我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及白区工作的回忆》(节选),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 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34页。
  4. ^ 王健英:《红军统帅部考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16页。
  5. ^ 马承源主编. 上海文物博物馆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年6月: 129. ISBN 7-80618-349-3. 
  6. ^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85年图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6月: 77. ISBN 7-208-06353-2. 
  7. ^ 周克:《长治号旗舰起义》
  8. ^ 叶永烈. 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 四川人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20-087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