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

不可改变或很难改变的人生经历

命运,由命和运两字组合成的字词,是指生命的经历。命指生命,运即经验历程。宿命论者相信命运不可改写,自由意志论相信命运决定在自己手上。

一些看法认为,人不可窥探与预知命运,命运存在于任何角落,只是无法接触。命运是个人主观意识观念,也可以是泛指人类生命经验的历史。另外研究并不支持算命等作法可以预测命运。像例如一项始于1958年、针对2000多名在英国伦敦一带出生且出生时间彼此只差几分钟的人做的长期追踪研究显示,这些人彼此间在性格职业智能焦虑等级、各项技能能力各方面的表现,皆不相似,而根据占星术理论,这些人在这些方面应该彼此会非常相似;另外对于700多名占卜师的研究显示,尽管这些占卜师对自己的预测相当有自信,但他们的预测结果并不优于乱所得到的结果。[1]

理论观点 编辑

哲学上对自由意志的争辩 编辑

传统的机械论认为宇宙初始时“因”已确定,而相应的“果”自然就限定了。比如掷出一个骰子,虽然还没有落地,但是结果实际上已经由出手那一瞬间的速度、角度、风速、温湿度等外部因素所决定。无论是骰子、星体的运行,还是人类的思想感情,莫不受各种自然规律的制约。这一切都源于宇宙形成之初的初始条件。因此人的命运实际上也是确定的。

与机械论相对地,有观点认为,因为人类有自由意志,可以在众多选择中,选出最有利于个体生存的方式,不同的个体因为不同的生活背景,而有不同的观念,因此即使是相同的脉络下,也会有总总的选择差异,因此命运也就大不相同。许多和脑部相关的病兆可能被称为自由意志的混乱。强迫症病患会感觉到自己被迫去做违反个人意志的事情,像是一天洗手数十至数百次,认为这种欲望是自己所欲,但似乎却在本质地和他的个人意志背道而驰。成瘾症也会经常去做违反个人意志的事情。情绪病患者则难以自由控制自己情绪。妥瑞症(Tourette)和相关症状的患者,会不自主地说话和运动,像是痉挛抽搐。在美国电影Dr. Strangelove上映之后也称为“奇爱博士症”的异手症,其患者会做出一些有意义的动作,却没有做这些事情的意图,像是午夜时分的睡眠中,突然双手掐住自己的脖子。

虽然说一些人认为人类有自由意志,可以在众多选择中,选出最有利于个体生存的方式,不同的个体因为不同的生活背景,而有不同的观念,因此即使是相同的脉络下,也会有总总的选择差异,因此命运也就大不相同;然而在哲学上,自由意志是否存在是一个受到争辩的主题。“形而上的自由”是否存在有许多不同看法,问题在于人们是否有能力做真正不同的选择。[2]

决定论认为所有的事件,必然为先前某种因素造成的结果。

不相容论认为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两者没有缓冲余地。强硬决定论则同时接受决定论和不相容论,拒绝相信人有自由意志。

与强硬决定论相反的是自由意志论[3],认为人有形而上的自由因此排斥决定论。非决定论是一种自由意志论认为人们俱备自由意志,且由它主控的行动不是某个因素的必然结果。致动理论是一种自由意志论认为决定论或非决定论中的选择是错误二分法,与其于意志不是某个因素的结果,致动理论认为自由意志下的行动是“行动者的因果关系”的案例:由一个行动者(人身、自我)引发一个结果。自由意志论是一种独特的哲学思维,和经济或政治理论上的自由意志论有所分别,为了避免混淆,形而上学的自由意志论有时被称为唯意志论

相容论[4]认为在决定论的世界中自由意志依然存在,相容论者或许将自由意志定义为由内在因素,像是想法、信念和欲望等等所引发,同时接受决定论和相容论的哲学思想则称为温和决定论

物理研究上的因果与不确定性 编辑

物理中原因的概念在信息的语境中出现,信息将原因同其效果联系起来。正式地说,可以预计信息不能比光速更快,否则,就可能在某个参照系(使用狭义相对论洛伦兹变换)中观察者可以看到结果先于原因(即违反因果律的假定)。

原因的概念也出现在物质-能量流动的相对语境中(物质-能量流动被通常认为和信息流动相联系)。例如,很常见的是,利用因果律来声称波(如电磁波)的群速度不能超过光速。

非正式的场合中,物理学家使用因果关系一词和普通人所说的该词没什么差别。例如,在物理理论中,一些物理学家会说力导致了运动的改变(或加速)。然而,严格说来,这并非因果律的正式理论。因果关系并不内在隐含于运动公式中,而是假定作为一个额外的需要满足的限制条件,也即,原因总是先于效果。这一限制有数学上的意义[5],例如克拉莫-克若尼关系式

此外,如上所言,传统的机械论认为宇宙初始时“因”已确定,而相应的“果”自然就限定了。比如掷出一个骰子,虽然还没有落地,但是结果实际上已经由出手那一瞬间的速度、角度、风速、温湿度等外部因素所决定。无论是骰子、星体的运行,还是人类的思想感情,莫不受各种自然规律的制约。一个与之相关的哲学概念是拉普拉斯恶魔,就是一个知道宇宙中每个原子确切的位置和动量,能够使用牛顿定律来展现宇宙事件的整个过程,包括过去以及未来的智者。

近来量子力学的发展,使得不确定性成为了物理的一部分。测不准原理表明,粒子的位置动量不可同时被确定,位置的不确定性越小,则动量的不确定性越大,反之亦然。[6]:引言对于不同的案例,不确定性的内涵也不一样,它可以是观察者对于某种数量的信息的缺乏程度,也可以是对于某种数量的测量误差大小,或者是一个系综的类似制备的系统所具有的统计学扩散数值。[6]:第1节爱因斯坦相信定域实在论,他拒绝接受量子的非决定论[注 1],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解释从而能够不遵守不确定性原理,并因此爆发了玻尔-爱因斯坦之争;之后在1935年,作为对不确定性质疑的一部分,爱因斯坦鲍里斯·波多尔斯基纳森·罗森共同发表了EPR佯谬,分析两个相隔很远粒子的量子纠缠现象。爱因斯坦发觉,测量其中一个粒子A,会同时改变另外一个粒子B的几率分布,但是,狭义相对论不允许信息的传播速度超过光速,测量一个粒子A,不应该瞬时影响另外一个粒子B。这个悖论促使波耳对不确定性原理的认知做出很大的改变,他推断不确定性并不是因直接测量动作而产生[7]。从这思想实验,爱因斯坦获得寓意深远的结论。他相信一种“自然基础假定”:对于物理实在的完备描述必须能够用定域数据来预测实验结果,因此,这描述所蕴含的信息超过了不确定性原理(量子力学)的允许范围,这意味着或许在完备描述里存在了一些定域隐变量,而当今量子力学里并不存在这些定域隐变量,他因此推断量子力学并不完备。

然而在1964年,约翰·贝尔对爱因斯坦的假定提出质疑。他认为可以严格检验这假定,因为,这假定意味着几个不同实验所测量获得的几率必须满足某种理论不等式。依照贝尔的提示,实验者做了很多关于这悖论的实验,获得的结果确认了量子力学的预测,因此似乎排除了定域隐变量的假定。但这不是故事的最后结局。虽然,仍可假定“非定域隐变量”给出了量子力学的预测。事实上,大卫·波姆就提出了这么一种表述。对于大多数物理学家而言,这并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诠释。他们认为量子力学是正确的。因为经典直觉不能对应于物理实在,EPR佯谬只是一个悖论。EPR佯谬的意义与到底采用哪一种诠释有关。哥本哈根诠释主张,测量这动作造成了瞬时的波函数塌缩。但是,这并不是瞬时的因果效应。测量这动作只涉及到对于物理系统的定量描述,并没有涉及到整个物理系统。多世界诠释主张,测量动作只会影响被测量粒子的量子态,因此定域性相互作用严格地被遵守。采用多世界诠释,可以对贝尔提出的质疑给予解释。[8]而贝尔否定定域隐变量的理论,即是所谓的贝尔定理,其核心是贝尔不等式。

生物学上对自由意志的研究 编辑

除了哲学上对于自由意志的本质、以及人是否有自由意志的争辩外,近来对人类大脑的研究结果,也让一些人对人类是否有自由意志这件事产生了质疑。柏林计算神经科学伯恩斯坦中心的海恩斯(Haynes),旧金山加州大学的本杰明·利贝特(Benjamin Libet),以及洛杉矶加州大学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医学中心的神经学家和外科医生伊扎克·弗雷德(Itzhak Fried)等人,都通过脑部扫描观测发现,早在参与者产生选择的意识之前,大脑就有了活动。也就是说,事物的运行在他们进入人的意识之前就已经被决定了。决定的意识是在决定产生之后才产生的。

美国生理学家利贝特(Benjamin Libet)在一批“什么时候想按就可按下按钮”的受试者脑电图中发现,在这些人意识到他们做出决定前的半秒钟,脑中运动皮质就已经兴奋起来。后续的研究将皮质下脑区的兴奋,与出现知觉意识之间的时间,拉长到整整7~10秒钟。新的研究发现,根据一群256个神经元的活性,能让科学家在受试者自己晓得要做什么选择之前,就能得出预测,准确度达80%。例如在意识到自己会点什么菜之前,脑中某些部位很有可能已经做了决定。[9]

然而后续的研究使得一些人认为人类可能有某种类型的自由意志,也就所谓的“自由否定意志”(free won't)。神经科学家布拉斯(Marcel Brass)与黑格德(Patrick Haggard)于2007年发表在《神经科学期刊》的一项研究支持了这项假说。他们用上与利贝特相似的做法,只不过受试者可以在最后一刻按下按钮,否决先前的决定。他们发现,脑中有块称做左背侧中额叶的特别区域,在人进行这种有意的抑制行为时会兴奋起来:“结果显示,人脑负责意向行为的网络中,有一块负责自我抑制或克制意向行为的构造。”[10]一些人将以意识抑止无意识状态下产生做事冲动的能力给称作“自由否定意志”(free won't)。

社会统计与心理学观点 编辑

由社会统计学的概念延伸,一个人的命运是由家庭(包括家庭的社会地位以及父母的教养方式等)、个性特质先天资质婚姻、可掌握之资源、努力与专注之事来决定,而在社会分工发展受限的情况下,婚姻对女性的命运有重大作用。

一个人先天与后天的特质,都被认为对其未来发展造成影响。像例如研究指出,五因素模型[注 2]中的尽责性与学生的学业成就相关。尽责性水平低与延宕行为密切相关。[11]大量的研究表明,尽责性是在工作场所表现的最好的指标之一[12];也就是在排除其他因素后,尽责性越高的学生,成绩越好,出社会后工作表现也越加;而尽责性越低的人,做事越容易拖延,学生时期成绩比较差,出社会后工作表现也较差。事实上,除了一般智力和尽责性之外,五因素模型中的其他四项并不能预测一个人事业的成功。[13]而这也说明了人格特质确实有跟一个人未来的命运相关。

人格特质跟智商都有先天的成分。像例如研究一再显示,分开养大的同卵双胞胎的人格特质,常常远比随机选定的两个陌生人还来得更相似;此外,同卵双胞胎也比异卵双胞胎来得更相似;不仅如此,有血缘的兄弟姊妹彼此间人格特质的相似度,远高过领养的兄弟姊妹。所有的这些研究都显示,人格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是遗传的。一篇聚焦于人格特质受遗传影响的程度(该篇论文认为人格特质大约有一半受遗传影响)、涉及了973对双胞胎以研究主观幸福感受影响的论文发现说五大人格特质的遗传模型可解释其观察到的现象[14];反过来,领养研究也可直接地测量共享环境因素的效果,领养的兄弟姊妹因为没有相同的父母之故,因此只共享环境,而不共享遗传,而多数对领养兄弟姊妹的研究都显示领养兄弟姊妹在人格特质方面的相似度不超过随机选择定的陌生人;换句话说,共享环境因素在成人人格特质方面的影响趋近于零。

一个人的环境,对于他的人格特质及未来发展都会造成影响,像例如曾有研究显示说虽然一般而言,会选择从军的人,其高中时期的经验开放性亲和性神经质会低于平均[15][注 3],也就是人格特质会影响职业选择;但反过来环境也会影响人格特质,同样的研究显示,曾经从军的人,其亲和性会低于未曾从军的人,且这差异在五年后依旧存在,即使这些人离开军队后就读大学或加入职场也一样[15],也就是说,军队的环境同样会影响人格特质。然而会影响一个人人格特质的经历,不只是军队,其他的经历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人格特质。像例如说一个人的大学主修也会反映其人格特质,人格特质也会影响大学主修[16];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显示大学主修会影响人格特质,一项研究显示,大学生的主修会影响大三时学生的人格特质[17]。这些研究显示了教养以外的环境因素会对一个人造成潜在的影响。

然而这不表示父母教养对一个人的命运没有影响,而实际上不论是对亲生子女或养子女,父母教养都可能对子女的命运造成影响。有研究显示,不论是亲生父母或领养父母,其教养都可对子女造成影响,养父母对养子女的教养,一样会对养子女的将来和福祉造成影响,,像例如在收养研究中,虽然不同状况的养子女,会因其先天因素之故,而出现不同的侵略性和心理健康状况,但养父母对养子女展现爱与关怀,会减少养子女的未来和福祉出现负面结果的可能[18];也有研究显示,养子女的身心状况会受收养前的因素影响,但养父母对养子女展现特别多的爱与温暖,对养子女的心理健康发展有正面帮助。[19]也有研究指出,养母的教育水平对养子女的教育水平有些微的影响;[20]近期也有研究指出家长能在子女人格特质之外,独立地对子女造成长期的影响。[21]

参见 编辑

注释 编辑

  1. ^ 据称爱因斯坦曾讲出“上帝不掷骰子”这句话,表明他对量子力学不确定性的不相信。
  2. ^ 一种在心理学研究中常用的人格分类模型,也是少数有研究支持的人格分类模型。其中包括了经验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神经质这五个在不同文化中都普遍存在的人格向度。又称五大人格特质等等。
  3. ^ 换句话说就是选择从军的人平均而言较保守、比较不友善但情绪也相对稳定

参考资料 编辑

  1. ^ 存档副本. [2019-04-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02). 
  2. ^ Lawhead, Willaim F. The Philosophical Journey: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McGraw-Hill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Languages p. 252
  3. ^ Ibid. p. 254
  4. ^ Lawhead, Willaim F. The Philosophical Journey: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McGraw-Hill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Languages p. 255
  5. ^ Kinsler, P. How to be causal. Eur. J. Phys. 2011, 32 (6): 1687. Bibcode:2011EJPh...32.1687K. arXiv:1106.1692 . doi:10.1088/0143-0807/32/6/022. 
  6. ^ 6.0 6.1 Jan Hilgevoord; Jos Uffink. The Uncertainty Principl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12 July 2016 [2008-12-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2-02). 
  7. ^ Isaacson, Walter.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May 13, 2008: pp. 452. ISBN 978-0743264730. 
  8. ^ Blaylock, Guy. The EPR paradox, Bell’s inequality, and the question of loc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2010, 78 (1): 111 [2013-01-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1-09). 
  9. ^ 存档副本. [2022-06-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7-11). 
  10. ^ 存档副本. [2014-12-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13). 
  11. ^ Dewitt, S., & Schouwenburg, H. C. (2002). Procrastination, temptations, and incentives: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in procrastinators and the punctual.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6, Issue 6, 469-489.
  12. ^ J. F. Salgado. The five 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and job performanc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February 1997, 82 (1): 30–43. PMID 9119797. doi:10.1037/0021-9010.82.1.30. 
  13. ^ Schmidt, Frank L.; Hunter, John. General Mental Ability in the World of Work: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and Job Performance (PD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4, 86 (1): 162–173 [2010-07-12]. PMID 14717634. doi:10.1037/0022-3514.86.1.162.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1-10-28). 
  14. ^ Weiss, A.; Bates, T. C.; Luciano, M. Happiness is a personal(ity) thing: the genetics of personality and well-being 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PDF). Psychological Science. March 2008, 19 (3): 205–10. PMID 18315789. S2CID 13081589. doi:10.1111/j.1467-9280.2008.02068.x. hdl:20.500.11820/a343050c-5c67-4314-b859-09c56aa10d3b .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2-10-09). 
  15. ^ 15.0 15.1 Joshua J Jackson; Felix Thoemmes, Kathrin Jonkmann, Oliver Lüdtke, Ulrich Trautwein. Military training and personality trait development: does the military make the man, or does the man make the military?. Psychol Sci . 2012 Mar, 23 (3): 270–7. PMID 22275337. doi:10.1177/0956797611423545. 
  16. ^ Martin Humburg. The Effect of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on College Major Choice : Evidence from a Dutch longitudinal youth cohort study. 2012. 
  17. ^ Xicheng Wen, Yuhui Zhao, Yucheng T. Yang, Shiwei Wang, Xinyu Cao. Do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Majors Have Different Personality Traits? Evidence From Two Chinese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Front. Psychol. 29 April 2021, 12. doi:10.3389/fpsyg.2021.641333. 
  18. ^ Rachael Ray Doubledee. The Effects of Adoption on Foster Children's Well-Being: A Systematic Review. may 2015 [2021-01-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1-12). 
  19. ^ Amy L. Paine; Oliver Perra, Rebecca Anthony, and Katherine H. Shelton. Charting the trajectories of adopted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The impact of early adversity and postadoptive parental warmth.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021 Aug, 33 (3): 922–936 [2023-11-19]. PMID 32366341. doi:10.1017/S09545794200002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19). 
  20. ^ Suanna Seung-yun Oh. The Nurture Effect: Like Father, Like Son. What about for an Adopted Child? (PDF). Duke University. [2021-01-09].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8-10-28). 
  21. ^ Amanda J. Wright; Joshua J. Jackson. Is parent personality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 outcomes for their child? A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approach. Infa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6 January 2023 [2023-11-19]. doi:10.1002/icd.2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