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航琛

劉航琛（1896年—1975年9月29日），本名賓遠，字航琛，壯年後以字行。四川省瀘縣人，中華民國政治人物、著名實業家、財政專家。長期奔走於重慶與南京間，調處劉湘與蔣介石關係。

劉航琛
個人資料
性別	男
字	航琛
出生	劉賓遠 1896年
逝世	1975年9月29日
籍貫	四川省瀘縣
學歷 國立北京大學法科經濟系 1916年-1923
經歷 四川省瀘州中學校長 1923-1924 劉湘所部第21軍軍政研究所政治歷史教官 1927 重慶銅務局事務所所長（1928，王陵基任命，扭虧為盈） （國民政府）四川善後督辦公署（善後督辦劉湘）財政處處長 1929-1938.01 （國民政府）四川省政府委員 1935.02-1938.05 重慶行營財務處副處長 1935.02-1936 （國民政府）四川省政府財政廳廳長 1935.02（省主席劉湘） - 1938.05（王緒瓚代理省主席，通緝劉航琛）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駐四川財政監理處（處長關吉玉）副處長 1935.07-1937 （國民政府）四川省銀行總經理 1935.10-1937 （國民政府）四川省營業稅局局長 1936.01-1937 （國民政府）第七戰區長官部（司令長官劉湘）經理處處長 1937.10-1938.5 （國民政府）四川省政府糧政局局長 1941.09.01-1942.04 國民政府糧食部（部長徐堪）特派員 1941-1942 川康平民商業銀行董事長，川鹽銀行董事長以及重慶電力公司、重慶自來水公司、四川水泥廠等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 1941- （國民政府）糧食部政務次長兼陪都民食供應處處長兼四川糧食儲運局長 1942.04.03-1946.07.03 （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 1947 立法院第一屆立法委員 1948.01-1975.09.29 西南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 1948-1949 經濟部部長（李宗仁任命） 1949.06.12-1950.01.26 行政院政務委員 1949.06.12-1950.03.10 經濟部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 1949.07-1950.01.26 四川同鄉會理事長

生平

淸光緖二十二年丙申（西歷1896年）九月初十日，劉賓遠生於中藥業世家，舉家信奉天主教，取教義中「我愛人人，人人愛我」之意，喚藥鋪為愛人堂。其祖父劉敬亭釀造「百花酒」，酒廠成為劉家的主要產業。其父劉子休執掌企業後，因與瀘縣天主教堂法籍主教交厚，主教將清政府對四川歷次教案的賠款存於愛人堂；利用這筆巨款，使劉家從小作坊主一躍而為瀘縣富豪。1924年劉子休病死，其遺囑將家產一分為二，平分於劉航琛與其長姐劉茂先；劉航琛以其姐經營愛人堂駕輕就熟為由，將自己名下的一半家產也交予劉茂先打理。

1933年，劉湘聯合鄧錫侯、田頌堯打敗劉文輝，統一全川，但懾於川北紅四方面軍的威力，投靠中央政府。蔣介石派遣參謀團、別動隊來重慶，勢力進入四川；劉湘派劉航琛為駐南京代表。從此，劉航琛靠攏四大家族與政學系力量。

1938年5月，代理四川省主席王緒瓚整理省財政廳賬目，通緝劉航琛。劉航琛出逃香港。1940年1月，王纘緒垮台，劉航琛由港返渝，掌管川鹽銀行。

1947年9月初，在剛剛出任廣東省主席的宋子文推動下，行政院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劉航琛到香港找李濟深，提出組織和平統一大同盟。其中提出：蔣介石以元首身份出國，試以半年為期。由孫科代理國民政府主席。國共雙方停戰，聽候處理。釋放張學良，請馮玉祥（此時在美國）、何應欽（時任聯合國軍事參謀團中國政府代表）返回國內共商國是。由南京政府下令：一、責備自己，與民更始；二、國共兩軍休戰；三、籌開和平會議。孫科代理國民政府主席時期，一切保持現狀，和平會議結果，由孫實施。在上述方案的實施有了一定的頭緒之後，「請蔣歸國，垂拱高位」；籌備和平統一會議，由南京政府聘請李濟深為籌備委員會主任，張學良、毛澤東為副主任，何應欽、馮玉祥、白崇禧、龍雲、宋慶齡、陳濟棠及中共將領二人、超然人士四人為籌備委員。籌備委員會的任務是：一、國共問題初步協議；二、籌備正式會議，決定委員名單，由南京政府委任，其委員名額分配為國民黨15人，共產黨15人，超然人士32人（每省一人，余遴選）。和平統一會議的議題為：一、建立聯合政府問題；二、國共兩軍縮編問題；三、國民大會問題；四、外交問題；五、經濟問題；六、罷免陳誠、張群、陳立夫，但不牽連，不清算，不懲處。香港地下黨得到消息後，一度有意加以利用，即遭到中共中央的明確批評。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來起草、經過毛澤東修改的中央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野戰軍前委的《中央關於必須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 反對劉航琛一類反動計劃的指示》（即「酉感指示」），指出：

劉航琛組織和平統一大同盟的方案，完全是在美帝指使下的蔣宋陰謀，黨內部分同志認為可以利用此種計劃促蔣下台，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估計到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的覆滅過程，可能有二種形式：一種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與全國人民將蔣介石反動集團的統治不經曲折地一直打垮，反動武裝完全消滅。另一種是反動統治內部在中途舉行政變，並在美帝贊助下，送蔣出國，找出孫科、馮玉祥、何應欽、陳濟棠、龍雲、宋子文、邵力子、張治中這類人主持停戰議和，想以緩兵之計維持已瀕崩潰的統治局面，或維持一個偏安局面，待機再起。再一種是在蔣介石反動統治大崩潰的時候，凡我解放軍所未及到達的地方及各人城市中，將有各種形式的反蔣運動發生，其中包括很多偽裝分子，乘機竊利，並和我們爭奪革命領導權。在這三種形式面前，我們必須堅持第一種形式，把中國革命戰爭進行到底，警戒和揭穿第二種形式的陰謀，預防第三種形式會在時機成熟時突然出現。並要預見到二、三兩種形式會在某種時機交錯地出現。現在雖還沒到蔣介石統治大崩潰的時候，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甚至連蔣介石集團自己及其美國主子以及一般中產階級，都在為自己的前途作打算。劉航琛組織和平統一大同盟的方案，完全是在美帝蔣宋指使下來作緩兵計的陰謀。請蔣暫避，保持現狀，維護正統，縮編共軍，既不清算，又不懲處，成則可造成拉攏一切對蔣不滿的地方勢力及中間黨派來與我們對立，迷惑人民，孤立我黨，待機反攻；不成則退保粵、桂、川、滇、黔、康，在自衛口號下不許我軍入境，表面上造成鼎足之勢，實際上是為蔣介石反動統治製造緩衝地區和後備力量。這是一箭雙鵰辦法，不但何應欽、白崇禧這類人可以偽裝反蔣，就連宋子文、張群、張治中、朱家驊這類嫡系都可出頭反蔣，其目的就在混入反蔣陣線，組織擁蔣力量。我們對於這類陰謀只有揭露反對，藉以測驗反蔣派別及人物的真偽，喚起人民大眾更進一層的覺悟，決無利用拉攏之理。假使這個界限不分清，我們的反蔣統一戰線必致為敵人鑽入利用，不僅真正的反蔣運動不能開展，人民中的反蔣觀念也會被模糊，對於推動革命高潮，開展反攻勝利是極端不利的。但如果我們事先的揭露工作做得不夠，南方及各大城市人民群眾的多數竟被劉航琛一類計劃所迷惑時，我們為爭取群眾起見，亦可能採取某種臨時迂迴方法，達到覺醒群眾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之目的。這要看當時情況才能決定。

1949年10月中旬，由重慶攜眷逃香港，把民生公司在海上的輪船組織起來，打出民生公司總留守處招牌，自任總經理，到台灣匯報。蔣介石以劉航琛過早棄職（行政院經濟部部長）逃港，經濟部事務交代不清，命令逮捕追究。經何應欽、張群向蔣乞求，取保釋放。劉折返香港長居。

參考資料

• 沈雲龍撰，《口述歷史系列：劉航琛先生訪問紀錄》，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1日（簡體中文）
• 青幫過舫前人--杜月笙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2005，團結出版社
• 《民國職官年表》，1995，中華書局

前任： 孫越琦

中華民國經濟部部長 1949年—1950年

繼任： 嚴家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