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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觀主義

悲觀主義（Pessimism）是一種消極的精神態度，對一個給定的狀況總是可以預見不好的結果。悲觀主義者傾向於關注生活中的暗面，一個常見的用來測試悲觀主義對問題是「杯子是半空還是半滿？」一個悲觀主義者被認為會說半空，而一個樂觀主義者被認為會回復半滿。在整個歷史中，悲觀主義的信念在主要的思想領域都產生了影響。[1]

哲學上的悲觀主義(Philosophical pessimism)是另一種相關的觀念，對世界持有嚴格的反樂觀主義態度。這種形式的悲觀主義並不是如它的名字是一種情緒的傾向，而是一種哲學或世界觀，為生命和存在賦予消極的意義。哲學上的悲觀主義通常為以下觀點辯護，從經驗的觀察上看，痛苦要比快樂更為普遍，生活在本體論上或本質上就是對活着的生命不利的，存在在本質上是無意義的或缺少目的的。[2][3][4]不過，悲觀主義者對這個事實的回應卻是多樣的，甚至可以是肯定生活的。

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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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觀主義（pessimism）來源於拉丁詞語pessimus（意為最壞的）。它最早是被耶穌會用來批判伏爾泰1759年的小說《老實人》。伏爾泰是在諷刺萊布尼茨的哲學，萊布尼茨認為「現在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Revue de Trévoux的耶穌會則指責伏爾泰為pessimisme。[5]:9

哲學上的悲觀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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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語錄上的Philosophical pessimism語錄

哲學上的悲觀主義並不是一種情緒狀態或者心理上的傾向，而是一種哲學或世界觀，為生命和存在賦予消極的意義。哲學上的悲觀主義通常為以下觀點辯護，從經驗的觀察上看，痛苦要比快樂更為普遍，生活在本體論上或本質上就是對活着的生命不利的，存在在本質上是無意義的或缺少目的的。哲學上的悲觀主義的雛形可以在佛教的轉法輪經中看到，其中釋迦牟尼指出苦是真諦，亦即存在的基本屬性：

若諸比丘本未聞道，當已知甚苦為真諦，已一心受眼受禪思受慧見，覺所念令意解，當知甚苦習盡為真諦，已受眼觀禪思慧見，覺所念令意解，如是盡真諦。何謂為苦？謂生老苦、病苦，憂、悲、惱苦，怨憎會苦，所愛別苦，求不得苦，要從五陰受盛為苦。
— 釋加牟尼， 轉法輪經

在西方哲學中，哲學上的悲觀主義不是一個單一的一致的思潮，而是相對鬆散的一群思想家用他們彼此相似的觀點組成的。[5]在Weltschmerz: Pessimism in German Philosophy, 1860-1900, Frederick C. Beiser（英語：Frederick C. Beiser）指出悲觀主義的核心命題是「生活並不值得過，沒有存在好過存在，或者活着比不活更壞。」[6] 然而，對很多哲學上的悲觀主義者來說，這種對生命的觀點並不直接導致自殺是值得追求的，而只是追求反出生主義，也就是停止繁殖，來慢慢讓苦痛消失。[7][8][9]

有些哲學上的悲觀主義者認為人類的自我意識是進化的悲哀的副產品，它允許我們審視我們在宇宙中的位置，讓我們強烈地想要追求正義和意義，以及免受疼痛、衰老、疾病和死亡的自由，但是又讓我們清楚地意識到自然永遠不可能滿足所有這些基礎需求。根據Peter Wessel Zapffe（英語：Peter Wessel Zapffe）和恐懼管理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關於存在的恐懼感受來自於一組對比，人類意識到自己只是在無意義的宇宙中摸索生存的短命動物，但他們註定只能死亡和腐爛。根據Zapffe，我們通過四種機制來壓抑我們對這種困境的認識，不管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分別叫做隔離、錨定、轉移和升華。[10] 根據恐懼管理理論，人類通過構造一些關於現實的符號化的概念來給現實賦予意義、秩序和永恆性，來處理關於存在的焦慮。這些概念提供一套標準來判斷什麼是有價值的，並承諾某種字面上或象徵性的永恆，相信這套文化和世界觀的人就可以以此為基準活着。[11]

悲觀主義者對人類的困境的回應是多種多樣的。一些哲學家，如叔本華和Mainländer（英語：Mainländer），提倡一種退出和自我否定的形式（他們認為印度宗教和基督教修道主義（英語：Christian monasticism）就是很好的例子）。一些追隨者則傾向於相信「期待最壞的能導致最好的」。笛卡爾甚至相信，如果人不再有對「負面」事件的牴觸情緒，生活會更好。愛德華·馮·哈特曼斷言隨着文化和技術的發展，人類最終會到達一個會主動擁抱虛無的狀態。 其他的如尼采, 賈科莫·萊奧帕爾迪，Julius Bahnsen（英語：Julius Bahnsen）和加繆則用更肯定生命的態度回應，即尼采稱為「狄奧尼亞式的悲觀主義（Dionysian pessimism）」，即擁抱生命中所有的持續變化和痛苦，而不訴諸於進步和享樂主義的計算。加繆指出，對生活的荒謬性的通常反應是：自殺，信仰之躍（英語：leap of faith），以及「承認/反抗（recognition/rebellion）」。加繆認為只有最後一種是真實的且可取的。[12]

除了人類的困境，許多哲學上的悲觀主義者也強調了人之外的動物的困境，批判了認為自然是合理且博愛的造物主的觀點。[13][3][14] Ernest Becker（英語：Ernest Becker）在他1973年獲普立茲獎的書《The Denial of Death（英語：The Denial of Death）》中做了如下敘述：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造物，如果有機體的日常就是用各種各樣的牙齒撕碎其他生物，撕咬，磨碎肉和植物的莖，用臼齒磨碎骨頭，高興地把這些碎片貪婪地推進胃裏。把它們的精華納入自己的體內，然後用惡臭的糞便和氣體排出殘渣。每個人都把手伸向對於他可以食用的東西，並把它們納入自己體內。蚊子和蛆蟲吸血膨脹，殺人蜂如惡魔般帶着狂怒攻擊，鯊魚會繼續撕咬和吞咽即使它們的內臟已經被撕扯出來。更不用說每天都在肢解和屠殺的「自然」災害，一次地震在秘魯活埋了7萬個人，汽車每年僅在美國就堆成5萬個人的金字塔堆，一次印度洋的潮汐就帶走了25萬人。造物是一個噩夢般的景觀，發生在已經被所有生物的血液浸泡了數億年的星球上。對於在這個星球上實際發生了約30億年的事情，我們可以做出最清醒的結論是，這個星球正在變成一個巨大的肥料坑。但太陽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它總是把血液烤乾，使事物在上面生長，並以它的溫暖給予有機體舒適和廣闊的希望。

哲學上的悲觀主義常常與藝術和文學聯繫在一起。叔本華的哲學非常受作曲家歡迎（如瓦格納、勃拉姆斯和馬勒)。[15]文學上更早就有悲觀主義的例子，如塞萬提斯的作品，許多哲學上的悲觀主義者也寫小說和詩歌（分別的例子是加繆和萊奧帕爾迪）。與悲觀主義有關的一種獨特的文學形式是箴言式的寫作，這在萊奧帕爾迪、尼采和西奧朗身上可以看到。十九和二十世紀中受悲觀主義哲學家影響或在作品中表達了悲觀主義觀點的作家包括：夏爾·波德萊爾[16]，薩繆爾·貝克特[17]，戈特弗里德·貝恩[18]，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19]，查理·布考斯基，迪諾·布扎蒂[20]，拜倫勳爵[21]，路易-費迪南·塞利納[22]，約瑟夫·康拉德[23]，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5]:6，米哈伊·愛明內斯庫[2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25]，托馬斯·哈代[26]，Sadegh Hedayat（英語：Sadegh Hedayat）[27]，霍華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28]，托馬斯·曼[5]:6，庇山耶，Edgar Saltus（英語：Edgar Saltus）[29]和James Thomson（英語：James Thomson (poet, born 1834)）[30]。二十世紀晚期和二十一世紀的表達了或探索了哲學上的悲觀主義的作者包括：大衛·貝納塔[31]，托馬斯·伯恩哈德[32]，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33]，John Gray[34]，米歇爾·韋勒貝克[35]，Alexander Kluge（英語：Alexander Kluge），托馬斯·利戈蒂[28]，戈馬克·麥卡錫[36]，Eugene Thacker（英語：Eugene Thacker）[37]和Peter Wessel Zapffe（英語：Peter Wessel Zapffe）[38]。

著名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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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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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hilosophy in the Tragic Age of the Greeks（英語：Philosophy in the Tragic Age of the Greeks），尼采主張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如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被稱作「啜泣的哲學家」）和巴門尼德代表了一種經典形式的悲觀主義。尼采認為阿那克西曼德的哲學是 "一個真正悲觀主義者的隱秘宣言"。類似的，對於赫拉克利特的變化和爭鬥的哲學，他寫道：

赫拉克利特拒絕了認為一個如此多樣的世界可以二元分割的立場，阿那克西曼德曾經被迫採取這個立場。他不再區分物理世界和形而上的世界，不再區分一個擁有各種確定性的領域和一個不可被定義的「不確定」領域。在邁出這一步之後，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做出第二個更大膽的否定：他完全否定了存在。因為他所保留的這個世界[...]沒有一處體現出持久性、不滅性或者像阻擋水的牆。赫拉克利特用比阿那克西曼德更大的聲音宣稱：「除了變化之外我沒看到任何東西。不要被欺騙了。如果你相信你在持續產生和消失的海洋中看到了陸地，那只是你短視的錯誤，而不是事物的本質。你為事物賦予名字，仿佛它們是牢固和持續存在的，但即使你第二次踏入的一條河也不會是之前的那一條。」 The Birth of Tragedy. 5, pp. 51–52

另一個昔蘭尼學派的希臘哲學家Hegesias（英語：Hegesias of Cyrene）也表達了悲觀主義的觀點，和後來的悲觀主義者一樣，Hegesias認為幸福不可能持久，而我們能做的只能是儘可能避免痛苦。

完全的幸福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身體充滿了各種感受，心靈與身體相通，而當身體受到苦痛時心靈也會受到苦痛。還有，命運阻止了許多我們期待的事情，因為所有這些緣故，完全的幸福不能被我們掌握。

Hegesias（英語：Hegesias of Cyrene）認為所有外在的物體、事件、行動甚至死亡對於智者來說都是無所謂的，「愚蠢的人期望生存，但對智者來說這沒有所謂。」 根據西塞羅，Hegesias寫了一本名為《餓死（Death by Starvation）》的書，說服了不少人死亡比活着更值得嚮往。因此，托勒密二世禁止了Hegesias在亞歷山大城授課。[39]

從公元前三世紀，斯多葛學派就把「遇見壞事（the premeditation of evils）」當作一種練習，即專注於最壞可能的情況。[40]

巴爾塔沙·葛拉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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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華廣泛接觸了巴爾塔沙·葛拉西安的作品，並且認為他的小說《El Criticón》對於「那些想要在大千世界繁榮的人」「毫無疑問是特別的……是一本可以常常被用到的……生命的伴侶。」[41]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受葛拉西安影響，他也將葛拉西安的《The Pocket Oracle and Art of Prudence》翻譯到德語。他讚賞葛拉西安的箴言式風格，並常常在自己的作品裏引用他。[42]葛拉西安的小說《El Criticón（批評家）》是一個人類尋求幸福的長篇寓言，但是在這個地球上沒有結果。《El Criticón》描繪了一個慘澹荒涼的人類境況，《Pocket Oracle》是一本關於如何生活在一個他認為充滿了欺騙和幻滅的世界裏生存的箴言。[43]

伏爾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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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爾泰是歐洲第一個被貼上悲觀主義者標籤的人[5]，因為他對亞歷山大·蒲柏《人論》中的樂觀主義進行了批評，也批評了萊布尼茨的觀點「我們生活在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那個。」伏爾泰的小說《老實人》是對神學樂觀主義的長篇批判，而他的《里斯本災難詩歌（英語：Poème sur le désastre de Lisbonne）》則對人類的處境和神的本性尤為悲觀。儘管他本人是一個自然神論者，他通過自己對罪惡問題的理解，反對神是富有同情心和人格化的。[44][45]

讓-雅克·盧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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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梭首次提出了哲學上的悲觀主義的主要主題，因此被稱為「悲觀主義的元老」。[5]:49 在盧梭看來，處於「自然的善」之中的人沒有時間上的自我意識，因此能活得比被社會腐蝕了了的人更開心。盧梭認為走出自然狀態是人類不平等和不自由的起源。人在自然狀態下的健康品質，即不具破壞性的自愛和同情心，逐漸被「amour propre」，由驕傲和對同伴的嫉妒驅動的自愛所取代。因此，正因為如此，現代人 "總是生活在自己之外"，關注其他人、未來和外部物體。盧梭還指責人類「可以變得更完美」的能力和人類的語言使我們脫離了自然狀態，允許我們想像一個與我們現在不同的未來，從而使我們總是對自己不夠滿意（因此才可以變得更「完美」）。[5]:60

盧梭認為，現代社會的演變是由權力機構實施的異化和階級區分取代了自然的平等主義。因此《社會契約論》以此開篇：「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即使統治階級也並不是自由的，甚至盧梭認為他們是「更大的奴隸」，因為他們依賴其他人的尊重來統治，因此必須持續地活在「他們之外」。

賈科莫·萊奧帕爾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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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意大利以外，賈科莫·萊奧帕爾迪是一個不太知名的人物，但他在19世紀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特別是對叔本華和尼采來說。[5]:50在萊奧帕爾迪陰暗的喜劇文章、箴言、寓言中，生命經常被描述成一種神明的玩笑或者錯誤。根據萊奧帕爾迪，因為我們有關於時間的意識，以及我們對真理的永恆追尋，人類對幸福的願望永遠不會真正被滿足，而快樂也不會持久。萊奧帕爾迪稱「因此他們大大地欺騙了自己，他們聲稱人類的完美化就是對真理的追尋，而反對他們對人都是錯誤和愚蠢的，而當人們了解更多真理的時候人們就會變得快樂，他們僅僅依據這些來規劃和統籌他們的生活。」[5]:67 此外，萊奧帕爾迪還認為人做不到忘記真理，「人戒掉任何東西都比戒掉哲學思考更容易。」

萊奧帕爾迪對這種狀況的回應是，正視這些現實，努力過上充滿活力的偉大生活，要敢於冒險，承擔不確定結果的任務。這種不確定性使生活變得有價值和令人興奮，但並不能使我們擺脫痛苦，這更多是放棄對幸福的徒勞追求。他用哥倫布的例子說明，這是一次危險和不確定的航行，但因為這樣哥倫布對生活的理解變得更完整。[46]萊奧帕爾迪還認為，人嘲笑自己處境的能力是一種值得稱讚的品質，可以幫助我們更好處理我們的困境。對於萊奧帕爾迪來說，「擁有嘲笑的勇氣的人是這個世界的主人，就像那些準備好赴死的人一樣。」[47]

阿圖爾·叔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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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華對後世的思想家和藝術家有很深影響，如弗洛伊德和瓦格納。

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來自他把意志（Will）提升到理性（reason）之上，作為人類思考和行動的原動力。意志是形而上意義上的終極本體，並且是貧瘠的、非邏輯的、永遠在沒有目標地徒勞地努力。叔本華認為理性比起意志是無力的，在一則比喻中，叔本華把人類的智力比作一個瘸子，他雖然能看見，但是他坐在名為意志的盲目的巨人的肩膀上。[48] 叔本華認為人類的欲望根本不可能被滿足，人類活動的驅動力如飢餓、口渴和性慾，都是意志的基本行為，本質上永遠是不滿足的。

所有的滿足，或通常所說的幸福，實際上和本質上總是只有消極的，而從來沒有積極的。它不是一種原本就屬於我們的滿足，而必須始終伴隨着願望的滿足。因為欲望，也就是匱乏，是每一種快樂的先決條件；但隨着滿足，欲望會停止，快樂也會停止；因此，滿足永遠只會是從痛苦和匱乏中解脫出來，而不能帶來更多。這不僅對於痛苦成立，而對每一個擾亂我們平靜的願望都成立，對無聊的感覺也成立。無聊感使得存在對我們是一個負擔。[49]

叔本華指出，一旦得到滿足，滿足感就很少持續，我們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處於無休止的奮鬥中。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本質上除了意志什麼也不是。即使是得到滿足的時刻，當重複了足夠多，也只會導致無聊。因此，人類的存在是無休止地在「在痛苦和無聊中搖擺，而這兩個是生命的終極組成部分。」[50] 這種諷刺性的循環最終讓我們看到了存在的真相，並意識到「我們存在的目的並不是變得快樂。」[51]

此外，生命的存在是一場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充滿着傷痛和壓力，而並不只是未滿足的願望。人們也會永遠害怕死亡，這使得人類的生命比動物更痛苦。理性只是加重了我們的痛苦，讓我們認識到，如果我們有選擇，生物的生存模式不是我們想選擇的，但我們最終也無法逃避為它服務。[48]

叔本華在藝術沉思中看到了對意志的行為的逃避，他認為通過在藝術中「失去自我」可以改造或升華意志。然而，禁欲主義（被東方僧侶和「聖人」所踐行）才是最終能從無意義的努力中解脫的方式，從而一個人能從意志中得到自由。

叔本華從未用「悲觀主義」來描述他的哲學，但他也不反對別人如此稱呼他的哲學。[52] 其他稱呼他的思想的詞有唯意志論或者非理性主義，他也從沒用過。

後叔本華悲觀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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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叔本華生命的末期和他死後的幾年裏，後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在19世紀的德國成為一種相當流行的「趨勢」。[53]儘管如此，它被當時流行的哲學如黑格爾主義，唯物主義，新康德主義以及漸漸興起的實證主義所鄙視。在一個革命和新科學發現興起的年代，主張逆來順受和反進步的典型悲觀主義者被視為是社會發展的危害。為了回應這種日益增長的批評，一群深受叔本華影響的哲學家（包括叔本華現實中的一些熟人）發展了他們各自的悲觀主義。Julius Bahnsen（英語：Julius Bahnsen）、愛德華·馮·哈特曼、Philipp Mainländer（英語：Philipp Mainländer）等思想家將叔本華的先驗唯心論轉化成Frederick C. Beiser（英語：Frederick C. Beiser）所稱的先驗現實主義（Transcendental realism），賦予了悲觀主義更強大的威脅力。[54][55] 先驗唯心論的論點是，我們只知道事物的表象（而不是事物的自身）。先驗現實主義的論點則是，「我們通過經驗獲得的事物表象的知識可以帶給我們關於事物自身的知識。」[56]

通過支持先驗的現實主義，叔本華對世界本質的帶有陰暗色彩的觀察可以變得完全可知，變得客觀，甚至可以獲得確定性。悲觀主義的確定性是，不存在比存在更好。這就是後叔本華從叔本華那繼承下來的前提，這些前提還包括意志作為形而上的現實。在這個共同起點的基礎上，每個哲學家發展了他自己的悲觀哲學。有的悲觀主義者會通過接受批評者的批評並接受歷史主義來「安撫」批評者，包括叔本華的著作權管理人（literary executor）Julius Frauenstädt（英語：Julius Frauenstädt）和愛德華·馮·哈特曼。[56] Julius Bahnsen（英語：Julius Bahnsen）則整個地重塑了悲觀主義的整體理解。[57] 而Philipp Mainländer則着手重新闡釋意志的本質，將其表述為一種自我毀滅的死亡意志。[58]

弗里德里希·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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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尼采可以說是一個哲學上的悲觀主義者，儘管他與叔本華（他熱衷於閱讀叔本華）不同，他對悲劇的悲觀主義觀點既不是認命，也不是自我否定，而是一種肯定生命的悲觀主義。對尼采來說，這是一種「對未來的悲觀主義」，一種狄奧尼亞式的悲觀主義（Dionysian pessimism）。[59]尼采將他的狄奧尼亞式的悲觀主義與他所認為的希臘前蘇格拉底的悲觀主義相提並論，同時也將其視為古希臘悲劇的核心。[5]:167 他把悲劇看作暴露了人類存在的可怕本質，它被不斷的變化所束縛。與之對比，尼采認為蘇格拉底哲學是那些不能再忍受悲劇的人的樂觀的避難所。由於蘇格拉底認為智慧可以帶來幸福，尼采認為這 "從道德上講，是一種懦弱……從反道德上講，是一種詭計。"[5]:172 尼采也批判了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因為在對世界進行負面判斷的時候，它轉向了對世界的道德判斷，因此導致了軟弱和虛無主義。尼采的回應是完全擁抱世界的本質，通過「不對狀況進行判斷」的「力量的悲觀主義」實現「偉大的解放」。[5]:178 尼采認為哲學家的任務是把這種悲觀主義當作錘子，來攻擊舊有的道德標準，然後「為自己打造一對新的翅膀」，即重新評估所有價值（英語：Transvaluation of values）並創造新的價值。[5]:181 這種狄奧尼亞式的悲觀主義的核心特徵接納世界的變化本質，這包括快樂地擁抱毀滅和苦痛，直到永遠（因此有命運之愛和永恆輪迴的概念）。[5]:191 尼采的悲觀主義是一種悲觀主義對尼采來說是一種生活藝術，是「對人的健康有益的」，是「為成長和掙扎的生命服務的幫助和補救措施」。[5]:199

阿爾貝·加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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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用西西弗斯的受難來代表人類的境況

阿爾貝·加繆在一片1945年的文章寫到：「認為悲觀主義必然是一種灰心喪氣的哲學是一種愚蠢的想法。」[60] 加繆幫助普及了「荒謬」的概念，一個在他的隨筆《西西弗神話》中的關鍵概念。像以前的哲學上的悲觀主義者一樣，加繆認為人類的意識和理性是「將我與所有的創造物對立起來的」。[61] 對加繆來說，一個追求意義的理性的意識和一個「沉默的」世界之間的衝突，是產生哲學上最重大的問題的原因，這個問題就是「自殺的問題」。加繆認為人們經常逃避面對荒謬，這是「那些不是為了生活本身，而是為了某種將超越它、完善它、賦予它意義和背叛它的偉大思想而活着的人「的」詭計「。[61] 他認為自殺和宗教是逃避關於存在的問題的不真實（inauthentic）的方式。對加繆而言，唯一的選擇是反抗地接受荒謬並與之共存，因為「沒有什麼命運是不能被蔑視所超越的」。加繆用希臘神話中的人物西西弗斯來闡述他對荒謬問題的回應，西西弗斯被神懲罰要把一塊巨石推上山，他可以無盡地努力但永遠不會完成。加繆想像西西弗斯在推石頭時，意識到他的任務是徒勞的，但還是出於反抗而去做。「人們必須想像西西弗斯是快樂的」。

其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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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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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個知識論理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認為是悲觀主義的，因為它們認為要獲取關於世界的知識非常困難以至不可能。這些觀點通常和虛無主義、哲學上的懷疑主義（英語：philosophical skepticism）、相對主義關聯。

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分析了理性主義（尤其是康德的批判哲學）並通過歸謬法導出所有理性主義都會被還原為虛無主義，因此理性主義需要被避免，我們應該回歸某種形式的信仰和啟示。

理查德·羅蒂，米歇爾·福柯和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質疑了我們語言中的概念可以以絕對的方式與世界關聯，以及我們可以證明我們描述世界的方式比起其他可能方式是更正當的。總的來說，這些哲學家主張真理並不是關於正確或者代表現實，而是主觀的社會權力關係（英語：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的一部分，或者在一些時期滿足一些目的的語言遊戲。因此，這類反基礎主義（英語：Anti-foundationalism）的形式，儘管本身不一定關於悲觀的，拒絕任何聲稱發現了世界的絕對「真理」或者基礎事實的定義是有效的。

政治和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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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上的悲觀主義和黑格爾的（英語：Hegelian）哲學的樂觀主義或者說烏托邦主義相對立。蕭沆稱「黑格爾對現代的樂觀主義負主要責任。他怎麼能看不到自我意識僅僅改變它的形式和模式，卻從來不會進步呢？」[62] 哲學上的悲觀主義與其他政治哲學的區別在於沒有理想的政府結構或政治規劃，相反，悲觀主義通常傾向於成為一種反系統的個人行動哲學。[5]:7 這是因為哲學上的悲觀主義者傾向於懷疑任何主張社會進步的政治能夠真正改善人類狀況。如蕭沆所說，「每向前的一步都會緊接着倒退的一步：這是歷史的徒勞無功的振盪。」[63] 蕭沆還攻擊政治樂觀主義因為它創建了一種「對明天的偶像崇拜」，它的名義可以被用來授權任何事情。然而，這並不代表悲觀主義者不能參與政治，如加繆在《反抗者》裏陳述的。

還有一種和悲觀主義世界觀相關的思想流派，就是文化批評（英語：Cultural criticism）和社會衰落（英語：social decline）里的悲觀主義，在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裏可以看到。斯賓格勒主張歷史擁有循環的模式（英語：cyclic history），和詹巴蒂斯塔·維柯的理論相似。斯賓格勒相信現代的西方文明正在衰落的「寒冬」時期。斯賓格勒的理論在戰間期有很深的影響力，尤其在威瑪共和國。類似地，傳統主義者尤利烏斯·埃佛拉認為世界正處於印度教的爭鬥時，是道德衰落的黑暗世紀。

如Oliver James（英語：Oliver James (psychologist)）等知識分子，把經濟進步和經濟不平等、人造需求、富流感聯繫在一起。反消費主義者認為文化中的炫耀性消費、利己主義的和形象意識的行為有上升趨勢。後現代主義者如尚·布希亞認為文化（包括我們的生活）現在沒有任何現實的基礎。[1]

保守主義思想家，尤其是社會保守主義者，通常以悲觀的視角看待政治。小威廉·F·巴克利有句名言，說他「站在歷史的對立面大喊『停！』」。惠特克·錢伯斯相信資本主義必定會倒向共產主義，儘管他本人是堅定的反共主義份子。社會保守主義者通常把西方看作一個頹廢的和虛無主義的文明，它早已將它在基督教和/或希臘哲學裏的根拋棄，因此註定陷入道德和政治的衰敗。Robert Bork（英語：Robert Bork）的《走向蛾摩拉（Slouching Toward Gomorrah）》和艾倫·布魯姆的《美國精神的封閉》是這種觀點的著名表述。

許多經濟保守主義者和自由意志主義者相信國家以及政府的擴張是無可避免的，他們最多只能讓這個過程慢一點。[來源請求]他們認為，人的自然傾向於被統治，而自由只是曇花一現，最終會因為福利國家提供的社會和經濟保障而被拋棄。[來源請求]政治上的悲觀主義有時在反烏托邦的小說里體現，如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64]政治上的對一個國家的悲觀主義往往伴隨着移民的願望。[65]

在2007年－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期間的美國，新詞「悲觀主義色情（英語：Pessimism porn）」被創造出來描述一種末世論和生存主義的快感。一些人通過預測和解讀各種信號來幻想文明社會隨着世界的經濟系統崩壞，來獲得這樣的快感。[66][67][68][69]

技術和環境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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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上的悲觀主義認為，科學和技術的進步不會導致人類狀況的改善。技術悲觀主義可以說是起源於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盧德運動。盧德派指責工業磨坊和先進的工廠機械的興起使他們失去了工作，並着手摧毀它們。浪漫主義運動同樣對技術的興起感到悲觀，而渴望回歸更簡單而自然的時候。威廉·華茲華斯和威廉·布萊克等詩人相信工業化在污染大自然的純潔。[70]

一些社會批評家和環保主義者認為，全球化、人口過多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實踐已經讓生態平衡過載。他們警告說除非採取行動來減緩這個過程，全球變暖將會惡化並最終導致社會和環境的崩潰。[71]詹姆斯·洛夫洛克認為地球的生態已經被不可挽回地破壞了，即使一個巨大到不切實際的政治改變也難以挽救它。根據洛夫洛克，地球的氣候調節系統正在被污染所淹沒，地球很快就會從目前的狀態跳到一個急劇變熱的氣候。[72] 洛夫洛克將這種狀況歸咎於「人類過量繁殖，直到弊大於利。」他寫到：

70億人的存在都旨在追求第一世界的舒適……這顯然與氣候的平衡不相容，也與化學、生物多樣性和系統的經濟不相容。[72]

一些激進環境保護主義者、反全球化運動活動家和新盧德主義者可以說是對現代「進步」的效果持有這種悲觀主義。一種更加激進的環境上的悲觀主義是無政府原始主義，它指責英國農業革命增加了社會分層，脅迫和異化。一些無政府原始主義者主張去工業化，放棄現代技術並歸野（英語：Rewilding (anarchism)）。

一個臭名昭著的無政府原始主義者是泰德·卡辛斯基，他也被稱為「大學航空炸彈客」，曾經主導了一個全國性的郵件炸彈運動。在他1995年的《大學航空炸彈客宣言（英語：Unabomber manifesto）》中，他呼籲注意現代「工業和技術系統」的興起導致的對人類自由的侵蝕。[73]宣言是這樣開始的：

工業革命及其後果對人類來說是一場災難。它們大大增加了我們這些生活在「先進」國家的人的壽命，但它們破壞了社會的穩定，使生活變得不盡人意，使人類遭受侮辱，導致廣泛的心理痛苦（在第三世界也導致身體痛苦），並對自然界造成了嚴重破壞。技術的繼續發展將使情況惡化。它肯定會使人類遭受更大的侮辱，對自然界造成更大的破壞，它可能會導致更大的社會混亂和心理痛苦，甚至在「先進」國家也可能導致身體痛苦的增加。

最激進的悲觀主義組織之一是人類自願滅絕運動，它主張人類通過反生育主義進行滅絕。

教宗方濟各在2015年發佈了關於生態的富有爭議的願祢受讚頌，其中充斥着對技術在現代世界的作用的悲觀評估。

熵悲觀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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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熱寂
 
自然資源在系統中流動，最終成為廢物和污染。

「熵悲觀主義」代表了技術和環境悲觀主義的一個特例，基於熱力學原理。[74]:116 根據熱力學第一定律，物質和能量在一個系統中既不會創生也不會毀滅。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也被稱作熵定律，任何物質和能量在一個系統中都由人類可利用的狀態（有用的自然資源）轉化為不可利用的狀態（沒用的廢物和污染）。於是，人類的所有技術和活動都在加速導向未來地球的「熱寂」，能源退化，自然資源枯竭和惡化的環境，也就是地球擁有最大熵的狀態。這是整個宇宙的熱寂在局部的一個版本。

「熵悲觀主義」一詞是被創造來形容羅馬尼亞裔美國經濟學家Nicholas Georgescu-Roegen（英語：Nicholas Georgescu-Roegen）的工作，他是生態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74]:116 Georgescu-Roegen在他的著作《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中廣泛使用了熵這個概念。從1990年以來，Georgescu-Roegen的學生，生態經濟和穩態經濟的領導者赫爾曼·E·戴利一直是最有影響力的熵悲觀主義的支持者。[75][76]:545

除此之外，熵悲觀主義認為在未知數量的後代中平均分配地球有限的礦物資源是不可能的。未來會有多少代人對我們傾向於是不可知的，因為我們沒有或者只有很少辦法推斷人類會不會或將在什麼時候會滅絕。因此，「任何」可以設想的跨代的分配方式，都會不可避免地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因普遍的經濟衰退而告終。[77]:369–371 [78]:253–256 [79]:165 [80]:168–171 [81]:150–153 [82]:106–109 [76]:546–549 [83]:142–145

熵悲觀主義在生態經濟學和去增長運動中是非常流行的觀點。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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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as寫到，一些刑事辯護律師更願意採取悲觀主義的策略，因為「樂觀主義的預測有可能在庭審中被證明是災難性的錯誤，這種尷尬的結果會讓客戶感到憤怒。而反過來，如果客戶採納了律師過於悲觀的建議，案件就不會進入庭審，客戶也不會覺得有問題。」[84]

作為心理上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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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樂觀者和一個悲觀者, Vladimir Makovsky, 1893

在古代，心理上的悲觀主義和憂鬱聯繫在一起，並且被認為是身體裏的黑色膽汁過多導致的。對悲觀主義和對抑鬱的研究有相似之處。心理學家在情緒痛苦甚至生理學上尋找悲觀的態度的成因。亞倫·貝克認為，抑鬱症是由對世界不切實際的想法造成的。貝殼通過和客戶交談他們的不現實的想法展開治療。然而，悲觀主義者往往能夠提供論據，表明他們對現實的理解是合理的，如抑鬱現實主義（英語：Depressive realism）和悲觀現實主義（英語：Cultural pessimism）中表現的。[1]抑鬱症患者常常令人們感覺他們已經真實吐露了所有細節，但實際上這是一種成功的隱藏自己的方式。[85]貝克抑鬱量表中的悲觀主義項目被判斷為對預測自殺很有幫助。[86] 貝克無望量表（英語：Beck Hopelessness Scale）也被描述成一個悲觀主義的測量標準。[87]

Wender和Klein指出悲觀主義在一些情況下可能會有用：「如果一個人遭受了一系列失敗，那麼他採取更保守的策略，等別人去承擔風險是有好處的。悲觀主義會促進這種等待的策略。相似地，如果一個人在生活中大賺特賺，那麼就應該採取擴張和冒險的方法，從而最大限度地獲取稀缺資源。」[88]

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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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主義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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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中，有些人得出結論，悲觀的態度雖然有道理，但必須避免它才能活着。樂觀的態度是受人青睞的，也是情感上的考慮。[89]安薩里和威廉·詹姆士都在遭受心理和生理疾病後放棄了他們的悲觀主義。這種批評認為，悲觀主義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情緒的陰暗和嚴重的抑鬱。許多哲學家會表達反對，認為「悲觀主義」這一詞被濫用了。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的關係是存在的，但是前者並不必然導向後者，如加繆所認為的。快樂並不是非要聯繫到樂觀主義，不快樂也不是必然要聯繫到悲觀主義。對悲觀主義的指責可能會被用來壓制合理的批評。經濟學家魯里埃爾·魯比尼在2006年被稱作悲觀主義者而受到蔑視，因為他對即將到來的全球金融危機做出了可怕但準確的預測。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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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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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ietzsche, Friedrich, The Birth of Tragedy and The Case of Wagn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7, ISBN 0-394-70369-3
  • Slaboch, Matthew W., A Road to Nowhere: The Idea of Progress and Its Critics,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8, ISBN 0-812-24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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