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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活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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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3月29日,盧·亨利(Lou Henry)於愛荷華州滑鐵盧出生[1]。她的父親是銀行家查理斯·德拉諾·亨利(Charles Delano Henry),母親是曾任教師的弗洛倫斯·艾達(Florence Ida Weed,舊姓韋德)[1]。她是家中長女,下有一位妹妹珍(Jean[2][3]。她幼時於滑鐵盧長大,之後輾轉於德薩斯州、堪薩斯州、加利福尼亞州定居[2][3]。她童年主要是在加州的惠蒂爾蒙特雷度過[2][3]。小時候,父親便培育她各個方面的特點,教她應要熱愛知識和戶外運動,因緣際會下她學懂如何露營和騎馬[1][3]。後來,她又學會了棒球、籃球、射箭[2]。除了運動,父母也教她諸如簿記縫紉等實用技能[4]。雖然她的家庭名義上是聖公會教徒,但她有時會參與貴格會的禮拜儀式[4]

1890年前,她一直在惠蒂爾的貝利街學校就讀[1]。期間,她組織科學和文學社團,結交非裔美國人朋友,又因為熱愛參加體育運動和戶外活動而無視性別規範,以致她聲名大噪[5]。在十歲時,她更成為校報編輯2024年7月。1891年畢業後,她入讀洛杉磯師範學校(現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接受專上教育[2][6]。在校期間,她成為狄更斯學會——以研究和收集動植物標本為主的社團——的成員[7]。後來她轉學至聖荷西師範學校(現為聖荷西州立大學),並於1893年取得教師證書[2][6]。接受專上教育期間,她對政治產生濃厚興趣;她因為共和黨的漸進主義綱領而決定加入,並大力支持婦女選舉權[6]

1893年大學畢業後,她在父親的銀行擔任助理出納員,同時擔任代課老師[8][9]。翌年,她參與地質學家約翰·卡斯柏·布蘭納英語John Casper Branner的講座[10]。她對此學科深深着迷,於是報名參加布蘭納在史丹福大學開設的課程,攻讀地質學學位[10]。正是於此地,布蘭納向她介紹當時就讀大四的夏拔·胡佛[10]。兩人均出身於愛荷華州,又對科學和戶外運動有濃厚興趣,很快便結下不解之緣[11][9]。他們的友誼不久後便發展成情愛[10]。她學習地質學的初衷是從事野外工作,但她和布蘭納都找不到願意聘請女地質學家的僱主[12]。在史丹福大學期間,她依然熱愛體育,甚至在最後一年擔任學校女子體育俱樂部主席[13]。1898年,她成為首位取得史丹福大學地質學學士學位的女性,也是美國首批擁有此學位的女性[14][15]。完成學位後,她繼續與布蘭納合作,以後者名義進行一些研究,又聯絡各地政府或學校請求他們把當地地質樣本發送至史丹福大學[15]。布蘭納讚揚她的舉動令大學擁有世上最為完整的地質樣本收藏[15]。另一方面,她在畢業後加入紅十字會成為義工,並在美西戰爭期間為美國士兵提供支援[16]

結婚和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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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和前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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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夏拔在澳洲覓得一份與採礦相關的工程工作[17][18]。臨行前,他與亨利夫婦共進晚餐,後者非正式地同意他與盧之間的婚約[17]。二人一直維持着遠距離戀愛關係[18]。次年,夏拔獲中國開平礦務局聘為總工程師;接受任命後,他以電報向盧求婚,上面寫道:「經三藩市去中國。你願意和我一起去嗎?」[17][19][20]盧答應了夏拔的求婚[20]。1899年2月10日,兩人在女方雙親的家中完婚[4][20]。與此同時,她還宣佈改信貴格會,與其夫的宗教信仰一致[4]。不過由於附近沒有貴格會集會,他們未能找到相關人士證婚[4]。於是,在一位與亨利夫婦私交甚篤的年輕西班牙裔羅馬天主教牧師見證下,兩人締結世俗婚姻[4]

婚後第二日,盧·胡佛與丈夫於三藩市登上汽船科普特號英語SS Coptic,前往中國[17][20]。途中,兩人在檀香山夏威夷皇家酒店英語Royal Hawaiian Hotel度過短暫的蜜月[17]。二人也在航行途中把握時間,閱讀大量與中國及其歷史相關的書刊[21]。1899年3月8日,二人抵達上海,在浦江飯店住了四天[22]。丈夫在外工作時,她與一對傳教士夫婦居於天津租界內;翌年9月,胡佛夫婦搬遷至屬於自己的新居[23]。這座新居是她在探索租界時找到的,是棟附有遊廊和瓦頂的西式磚房[4]。她大刀闊斧地改造房子,僱用家丁、車夫、園丁,安排室內裝潢和購置家居用品[4]。夫婦二人也時常邀請朋友到訪宅第[4]。她在中國定居期間開始學習打字,還購入一台打字機,與丈夫一同撰寫有關中國礦業的科學文章[24]。她通過寫作與實地工作的丈夫密切合作,例如:幫助丈夫撰寫報告,翻譯與中國礦業相關的歐洲出版物,協助編製世界各地《礦業法》目錄、好讓丈夫交予中國官員[25]。另外,她曾在當地商店看到明代瓷器,並甚為欣賞,從而引發她在空閒時間收集古代中國瓷器的興趣,而這個興趣更伴隨她一生[4][14][25]

義和團運動在二人在華期間爆發[18]。日漸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演變成針對居住在華外國公民的敵對行動[18]。鑑於義和團仇外,夏拔以生命受到威脅為由,一再懇求妻子離開,但盧堅持留下[18]。1900年天津之戰期間,她協助把當地的一家外國人俱樂部轉變為臨時醫院,自告奮勇照顧傷員,又負責糧食配給等[26]。丈夫則號令其他人在街上堆砌街壘,又組織守備部隊來守衛路障[26]。在堅守期間,她每日下午都會騎着單車向哨兵運送補給,並佩帶手槍作為自衛武器[26][27]。某日,她在騎行期間,一顆子彈擊中單車的車呔[26]。另一次則發生在她家中;當時她正在家玩著接龍,突然發生炮擊,一枚炮彈擊中她家後院,另有一枚則落於大門前,但她卻在炮擊結束後平靜地回到遊戲桌,甚至神態自若地建議來探望她仍否安好的記者們一同去品荼[26]。危機結束後,她在北京報紙上看到自己的「死訊」,遠在美國加州蒙特雷的報章也有類似報導[26][28]。1900年夏季,義和團運動告一段落後,二人動身前往英國倫敦,就控制中國礦場一事預備談判[27]。1901年,二人與盧的妹妹回到中國,並在當地逗留數月[29]

定居倫敦和第一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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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1月,在夏拔成為墨林公司(Bewick, Moreing & Co.)合夥人後,夫婦二人便定居於英國倫敦[26][30]。他們的工作足跡遍及多個國家,包括西歐諸國、澳洲、緬甸、錫蘭、埃及、印度、日本、新西蘭、俄羅斯[14][26]。由於丈夫的工作需要,二人時常要到訪不同國家;而在諸多交通工具之中,盧花了大部分時間在乘坐汽船方面[26][31]。不過,由於他們乘坐的是汽船頭等客位,因此旅途相對舒適[31]。在長達數月的航行中,她主要依賴兩項活動來打發時間,一是閱讀各種書刊,另一則是以便攜式茶具和桌子與其他旅客交流[31]。值得一提的是,兒子小夏拔·胡佛英語Herbert Hoover Jr.(1903年出生)和亞倫·胡佛英語Allan Hoover(1907年出生)亦有陪同父母周遊列國[28][30]

1908年,在夏拔出任公司的獨立顧問後,胡佛夫婦變得非常富有[30][32]。盧在地質學方面擁有的專業知識,使得她能夠參與丈夫及同事之間的商務交流,而她非常享受這一過程[33]。他們在規範現代採礦業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在人力資源管理商業倫理方面:除了確保礦場管理層有當地人才參與,還改善工人處境[28]。當他們停留在倫敦時,盧時常宴請大批朋友,二人的家甚至成為僑民以及夏拔同行的聚腳點[34][35]。定居倫敦期間,胡佛夫婦樂善好施,盧更會留意家中傭人,在他們困難時伸出援手[36]。她在1908年加入婦女社團總聯合會英語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在倫敦的分支機構——美國婦女會(Society of American Women),甚至於1910年至1914年出任該會的副主席[32][36]。而在1912年,她也加入組織「窮人之友」(Friends of the Poor),直接與窮人打交道,並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支援[32][36]

第一次世界大戰打響前夕,胡佛夫婦已回流美國一段時間,甚至已經在加州購入物業,準備長居當地,好讓兒子接受美式教育[37]。1914年秋季,當他們打算預約盧西塔尼亞號的船票返美時,卻聽到戰爭爆發的消息,轉而參與倫敦的救援工作[38]。二人分工合作,夏拔大灑金錢來協助滯留歐洲的美國遊客乘船返國,盧則負責安撫女性和小孩,並負責他們的飲食和住宿[37][38]。她還重組美國婦女會,把它轉變為人道主義援助組織,以便運送滯留在英國的美國人返國[37][39]。儘管戰爭期間橫渡北大西洋十分危險,但她依然定期往返美國發表演說,並為救援工作籌集捐款[32][37]。她在難民援助方面的參與備受肯定,使她能夠加入美國救濟委員會(American Relief Committee),成為唯一一名女性成員[40]。她同時擔任美國婦女救濟委員會(American Women's Relief Committee)的主席[40]。當夏拔獲委任為比利時救濟委員會英語Commission for Relief in Belgium主席、領導比利時難民的救援工作時,盧也積極參與其中,包括遊說加州居民支持丈夫的糧食援助計劃,以及利用丈夫的辦公室收集糧食運往比利時[38][41]。戰爭期間,她曾在佩恩頓建立一所紅十字會醫院,照顧受傷的英國士兵;在倫敦鐵路車站設立免費食堂,供士兵填飽肚子;建立針織縫紉廠,為流離失所的婦女提供就業機會;向比利時捐款並在當地建立醫院[37][42][43][44]。隨着人道主義工作日漸增多,她發覺自己負責的項目過多,不得不把部分委派給其他婦女[45]。1919年,比利時國王阿爾貝一世向她授予利奧波德勳章,以表彰她的努力和貢獻[14][30]

1917年1月,胡佛一家返回美國[37][46]。同年4月,美國向德國宣戰;總統活羅·韋爾遜任命夏拔為食品管理局局長,在戰爭期間確保糧食儲備充足[43][46]。5月,胡佛一家搬到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居住,夫婦將工作重心由倫敦轉移至華盛頓[37][43][46]。二人同樣合作無間:他們一同向民眾推廣保存糧食、節約糧食,前往各地發表演說,並指此舉能協助國家把足夠糧食運往身處前線的美軍和盟軍部隊[43][47]。作為家庭主婦,她更身體力行,在記者面前展示她如何在不超出政府的建議下,在餵飽全家的同時又能做到減少糧食消耗[48]。由於胡佛夫婦非常熱衷於糧食管理,二人甚至被民眾視為相應運動的象徵,世人更稱他們的管理方式為「胡佛化」[30]。盧曾經安排史丹福大學在加州帕羅奧圖為她和丈夫建造住宅,但公眾認為此舉與人道主義工作不相關,有自私自利之嫌,最終她將該項目延遲至戰後[49]。戰爭促使成千上萬的婦女來到華盛頓擔任公務員[49][50]。這些婦女經濟拮据,職場危機意識不足,促使盧成立食品管理俱樂部,向在食品管理局工作的她們提供居所和食物[43][50]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間,她甚至在俱樂部提供醫療服務[51]。她動用自己的資金來買單,雖然說成是貸款,但拒絕婦女們償還,反而要求她們還錢給其他有需要的人[52]。戰後,她在美國繼續募款工作,丈夫則在歐洲管理救助工作[53]

內閣成員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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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月,夏拔受命商務部長英語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Commerce,胡佛一家重返華盛頓[53]。盧憑藉着作為女主人的經驗,她把新居從老房子改造成華麗的社交地,藉以款待丈夫的同事以及議員,好讓丈夫能夠在這座城市建立人際關係[53]。根據傳統,內閣成員的妻子會在社交季節互相拜訪,或是留下名片;不過,盧對此不屑一顧,拒絕浪費時間在無意義的活動上,並說服其他夫人放棄老舊習俗[44][54]。身為內閣成員之妻,盧並沒有活躍於上流社會的社交圈,倒是把精力投入在不同的新興婦女組織,例如美國女童軍營火女孩英語Camp Fire (organization)、婦女社團總聯合會、美國女性選民聯盟[54]。另一方面,她強調自己和丈夫的工作並不相同,認為媒體在採訪時應聚焦在她有份參與的公共活動上,並拒絕回答與丈夫工作有關的任何問題[55]。在卡雲·古列茲繼任總統後,盧與新任第一夫人格雷絲·古列茲便成為密友[56]。兩人開始了在復活節交換鮮花的傳統,其後盧更邀請古列茲參加女童軍活動[56]

盧在1917年開始參加女童軍,希望延續她在戰爭期間開始的兒童救助工作[57]。在1917年1918年間,她出任女童軍的署理總監[58]。而在1922年至1925年間,她更成為女童軍會長[59]。她在女童軍套用「從後領導」的管理哲學,並建議團長「不要忘記歡樂」[60]。因應盧所推行的改革,以及她本人的受歡迎程度,導致女童軍會員人數和可用資金均顯著上升[61]。她說服第一夫人伊迪絲·韋爾遜接受女童軍名譽會長的職位;自此,所有第一夫人都會遵循這項傳統,出任名譽會長一職,她本人在成為第一夫人後也不例外[58]。為了協助生活在農村地區的女孩,她創辦「獨立童軍」(Lone Scout)計劃,讓這些女孩可以在沒有童集團軍的情況下參加所在地區的活動[62]。此外,她還在華盛頓和帕羅奧圖成立童集團軍,打着種族融合的名號,招收白人和非裔美國人[14]

盧一直對戶外活動感興趣,又關注年輕女性的身體健康[30]。1922年,她開始與美國業餘運動基金會(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oundation)合作,一直發揮積極作用,直到其丈夫在1928年當選總統為止[63]。而在1923年,她當選基金會副會長,更是該組織中唯一一位女副會長[30][64]。由於男子運動過度強調競爭而缺乏氣節,又沒有優先考慮運動員的福祉,加上其他因素,促使她在在任期間創立了女子部門,以研究、促進、改善女性體育訓練問題[65][66]。她認為運動對人的健康至關重要,並希望看到所有年輕女孩都能參與運動[67]。她套用參與女童軍時的做法,運用籌款技巧,擴大增加組織的資源[68]。在她的領導下,女子部門的存在時間比男子部門更長久,甚至對女子運動帶來廣泛影響[66]

當夏拔成為1928年美國總統選舉的潛在候選人時,盧並不贊成他積極競選,而夏拔在妻子在場時也會避免談論政治[69]。儘管她會陪同丈夫參加競選活動,但她拒絕評論大選,也拒絕說任何可能會被認為帶有政治含義的話[70]。與前幾次相比,1928年大選候選人的配偶備受大眾關注[71]。當夏拔獲提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後,她發現自己時常被拿來與民主黨候選人艾爾弗雷德·E·史密夫之妻嘉芙蓮·史密夫(Catherine Smith)比較[71]。嘉芙蓮是都市人,信奉天主教,而且據稱是個酒鬼,這些因素均令部分不能容忍這類習慣和信仰的選民討厭其夫[71]。與嘉芙蓮相比,盧性格沉着,運動能力強,且遊歷豐富,因而更受選民歡迎[71]。在夏拔坐上總統寶座後,盧陪同他前往拉丁美洲進行友好訪問[72]

美國第一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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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女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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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白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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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行動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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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生活和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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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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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得的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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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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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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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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