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嶼港(葡萄牙語:Liampó[1][2][3]),又名雙峙港[4],為位處浙江舟山市六橫島佛渡島之間的港灣,即石柱頭村一帶、六橫島西岸漲起港附近,[1][3]由港內上雙峙、下雙峙兩島嶼得名[4]。其在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寧波之亂引致官方禁制對外貿易活動(海禁)後興起,於嘉靖三年至二十七年(1524~1548)間,曾一度成為明朝當時最大最繁華的海上國際自由貿易市場,並建有市政設施,自行組織武裝以保互市[4]也是明朝武裝商人集團汪直等人的根據地[5]。該地因受到海商保護免於海盜侵擾,吸引了來自中國、日本葡萄牙暹羅婆羅洲琉球等地的商人到此貿易,有自歐、亞、非洲等的十餘個國家及閩浙等商人參與交易,多時「舶客擁萬眾」[4],為十六世紀遠東與西方的重要貿易轉口港[6],日本學者藤田豐八稱之為「十六世紀的上海」[7],史觀亦視之為十六世紀亞洲最大的國際自由貿易港[1][8]當時由汪直與其他中國商人、葡萄牙人、日本人等一起共同努力,正式搆建了「東南亞—雙嶼—日本」的貿易網絡,當時據信該地也是葡人在東方所有居留地中,人口最多、最富有的一個[9]。由於貿易性質觸犯海禁,雙嶼港被浙江巡撫朱紈率領的明朝軍隊剿平。[10]

雙嶼港被認為位於六橫島(畫面主體)與佛渡島(最左側)之間的港灣

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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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位於浙江之外海,懸居海洋之中,當時距離舟山城東南百里[11],扼南北航線和中日航線之要衝, 乃海洋天險[12]。港南北向,南北長約7.6公里,東西寬約1.4~2公里,港域面積約13平方公里。[4]明初,雙嶼被列為「國家驅遣棄地」,島民全部內遷,無人居住,遂成為各路船隻泊聚的理想場所。[8]

活動與貿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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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海戰後,葡人被逐出廣東,遂轉向閩浙沿海尋求貿易機會。其時面對海禁,沿海民間也繼續進行私人海上貿易活動,活躍於雙嶼一帶的徽商許棟、閩商李光頭便是海上貿易的首腦人物。在中國海商的配合下,大批葡人便來到中外走私商人聚居的寧波附近的雙嶼港,以其為基地從事走私貿易,在閩浙沿海亦商亦盜。[2]

有關的海上貿易活動觸犯明王朝的海禁政策,汪直卻與沿海的很多地方官員進行一系列互惠互利的合作,獲取官員默許以打造中外商所期望的互市局面。 [10]朝廷則一度忌諱鄧獠、許棟和葡商在這一帶越來越大影響的海上活動,於1543年派出海道副使張一厚統兵剿捕,反被打敗。之後許棟、李光頭為首的大批武裝海商,以及葡萄牙商人,集中停泊該港灣,並進行島上建設,作為長期進行自由貿易的基地。[1]1545年許棟、汪直率領大批海商到日本貿易,再帶返日本博多津等地的日商助才門等人到雙嶼港貿易。這樣,雙嶼港的自由貿易便完全替代勘合貿易(朝貢貿易),一時成為東南沿海人們和葡、日、南洋等國外商貿易之中心,還遠至馬來半島彭亨國招引僑民和外商等合組船隊,在雙嶼港一帶相互交易。[1]

1543年葡萄牙人到達日本九州,爾後便開展了對日直接貿易:雙嶼也成為整個由馬六甲到日本之間貿易路線中,理想的臨時停駐和補給點,從而形成以日本、閩浙、馬六甲為支點的一個三角貿易區。在這段貿易關係網絡中,葡萄牙人先從馬六甲等地販賣胡椒香料等東南亞商品,再到雙嶼(或者月港)與當地商人交換絲綢、棉布,然後運往日本銷售,換回白銀,再返回到中國買入絲或布,賣到馬六甲。[13]一系列的走私貿易活動不僅改善了沿海一部分中國百姓的生活,也帶來了大量的白銀。[10]而港區主要有三種用作交易的貨幣,葡萄牙貨幣(硬幣),中國銀兩與日本銀錠。

往來商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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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載當時葡人每年在雙嶼港交易,主要購買中國的絲綢、布匹、糧食、藥材、陶瓷器、雨傘、草蓆等商品;運來金錠、白銀、胡椒、檀香丁香、肉豆蔻、夏布、白棉布、番花手帕、木棉、吉貝花、皮貨、生漆、高級香料、珍珠等。再據《明會典》、《星槎勝覽》、《東西洋考》等明代史籍記載,經該港入口商貨主要有:日本之倭刀、扇,琉球之香料、硫磺,安南之金銀器皿和犀角象牙,英臘之孔雀翎、寶石,暹羅之珊瑚、琥珀,占城之手巾、蘇木,爪哇之珍珠、瑪瑙,彭亨之胡椒、沙金,文萊之梅花龍腦、丁香,蘇門答臘之水晶、胡椒,古里之寶石,滿喇甲之象牙,錫蘭之寶石、珍珠、乳香等。[4]

港區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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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人建設港區設有市政廳教堂醫院[7]及1000幢民居,人口3000[3],其中葡萄牙人1200名,其餘為來自別國的基督教徒[9]。 「佛郎機之來,皆以其地胡椒,蘇木象牙蘇油諸香,與邊民交易,其價甚平,其日用飲食之資於吾民者,如米、面、豬、雞之數,其價皆倍於常,故邊民樂與為市。」[14]。耶穌會士費爾南記述,當時港區有設立市長、承審員、議員、司法官與其他十八種顧問或裁判員負責治理。[1]

治理和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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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地自行設立的政府機構中,包括了幾名高級市政官、一名書記員、一名稽核、一名主管孤兒與撫恤的民政官及幾名警官、幾名衛隊督察,負責賃借的官員,此外還有四名負責起草契約合同的公證人,六名負責註冊事務的官員。前述人員的一般薪酬為三千達卡,職位更高的官員則會高出這個數目。島上還有兩所醫院和一所恤孤院,每年費用為三萬多;市政廳的租金每年高達六千達卡。[9]

共存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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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嶼港的國際貿易,得到沿海百姓、豪富及不少地方官吏的暗中支持,認為「資衣食於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時官居刑部主事唐樞也曾在《御倭雜著》中提出異議:「中國與夷,各擅土產,故貿易難絕也,所之所在,人必趨之」,故「官司禁止勿得」。[4]在鼎盛時期,當地居民也心甘情願地協助海商們,因為走私貿易給島上帶來了可觀的財富:原本依賴農作和漁業為生的村民,轉而為汪直和其他海商製造武器和盔甲。村民們不僅願意提供生活物資,還有女人和自己的後代,當時不少年輕人也願意加入汪直的團隊[15]

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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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嶼港的走私貿易完全替代了以前官方的「勘合貿易」,與明朝的海禁政策相悖,隨著當地活動規模日益擴大,震動朝廷,「瀕海千里告急,朝野皆驚」,於是嘉靖帝決定用武力剿滅[4]:嘉靖二十六年(1547)七月調右副都御史朱紈為浙江巡撫,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浙江巡撫朱紈派都指揮盧鏜率兵進攻雙嶼港之前,26年間舟山海域基本無寇亂,但雙嶼是被抗倭派稱做「根抵窟穴」,「倭寇」其實基本上都是中國武裝走私商人。雙方對峙時在九山洋發生激戰,結果許棟被擒殺,朱紈下令以木石築填通往雙嶼港的南北各水口,[13]城市被大火燒光。數百葡萄牙人被殺,僥倖活命的乘船逃走[16][失效連結],中外私商苦心經營多年的雙嶼遂成廢墟。當時雙嶼港陷落的消息,與「中國眾港口是全面對葡人嚴陣以待」的警號,一併傳至葡屬印度,之後葡萄牙人往南撤往福建和廣東澳門,繼續經商。[1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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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Petrucci, Maria Grazia (2010). "Pirates, Gunpowder, and Christianity in Late Sixteenth-Century Japan". In Antony, Robert J. (ed.). Elusive pirates, pervasive smugglers violence and clandestine trade in the Greater China Sea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 59–71. ISBN 978988802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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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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