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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宗教可以概括为“敬天法祖”,即对天的崇拜。除“天”(最高神,又称“上帝”,同于基督教的“上帝”)。并于汉朝形成有组织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佛教于东汉传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于唐朝传入。现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五大宗教”即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在此语境下指基督教新教)和伊斯兰教。

汉代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国家正统指导思想。虽然有些朝代有崇道,或者崇佛的时期,但是任何一个宗教都没有能力形成象西方和中东那样一教独尊、政教合一的局面。

目录

上古编辑

原始巫覡宗教编辑

天地崇拜是中国传统宗教的核心,数千年来未曾改变。此外,山川日月星辰等自然神的崇拜也是中国传统宗教的重要部分。

礼乐制度编辑

周朝建立后,周公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整合从前的原始宗教仪式制度(夏禮、殷禮)成为新的社会制度(周禮),以维护封建统治。由于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导致“文化下移”且“私学勃兴”,各诸侯国争相改革,“诸子百家”实则有上千家,四处游说讲学促使他们独立思考与创造性地探索。孔子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乱象,主张恢复礼乐制度才能解决社会问题

東汉编辑

道教興起编辑

道教的出现经过了一个漫长过程,最早可以上溯到原始社會中國人的祭天、祭祀自然山川等的活動。战国时期方仙道兴起,西汉谶纬之学盛行,黄老道出现,已經是有組織宗教的萌芽。东汉灵帝时(167年 - 189年)出现的太平道教团组织和《太平经》的流传,标志着有組織的道教最終形成。

五斗米道编辑

五斗米道又稱正一盟威之道(正一道)、天師道,是道教最早的一個派別。據史書記載,在東漢順帝時期,由張道陵在蜀郡鶴鳴山(今四川成都市大邑縣北)創立。據《後漢書》及《三國志》記載,凡入道者須出五斗米,故得此名,同時又被稱為「米巫」、「米賊」或「米道」。另外,也有人認為,這個名稱也可能和崇拜五方星斗(南斗、北斗等)和斗姆有關,五斗米就是「五斗姆」(另一說法是五斗崇拜和蜀地的彌教結合而成,即「五斗彌」教)。因教徒尊張道陵為天師,又稱「天師道」。

太平道编辑

佛教傳入编辑

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入中国。佛教虽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東漢曹魏蜀漢東吳西晉等政權明令禁止汉人出家为,那时的佛教还是胡人的宗教。但是也有少量汉人不顾禁令出家为僧。由于漢室禁教,早年佛教徒為了進入中國,曾依附道教,自稱是「浮屠道」,是道教其中一個分支,提出老子化夷。根據老子化夷說,佛教其實亦源出老子,與道教同源。

永平十年(67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西方大圣人,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是他。」,明帝派遣中郎将蔡愔等十八人前往西域,访求佛道。于西域蔡愔遇竺法兰摄摩腾两人,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还洛阳,明帝特建白马寺给他们居住。竺法兰与摄摩腾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1]

魏晋南北朝编辑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编辑

汉人佛教的萌芽编辑

后赵建武元年,经佛图澄劝化,後趙正式允许汉人出家,从此佛教於五胡十六國時期及日後的北朝逐步在中原普及,甚至影響南朝[2]

慧远与净土宗编辑

北魏太武帝灭佛编辑

达摩与禅宗编辑

梁武帝与范縝编辑

南朝范縝非佛,作《神灭论》,梁武帝崇佛,作敕书《答臣下神灭论》,劝其改变观点。

北周武帝灭佛编辑

道教编辑

五斗米道於南朝编辑

琐罗亚斯德教傳入编辑

在波斯被阿拉伯帝国所征服,並在迅速伊斯兰化的过程中,琐罗亚斯德教受到伊斯兰教排斥,被迫向东迁徙,部分进入印度,部分通过西域进入中国。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受到当时南北朝时代的北朝許多皇帝的支持,唐朝时也有许多祆祠以备“胡商祈福”,直到歸義軍時期的敦煌仍然流行祆教,並與景教摩尼教合稱「唐代三夷教」,宋朝以后则基本消失。今天的伊朗境内尚保留有5座寺院,但规模都很小,也举行宗教仪式,内有长年不灭之圣火。於山西太原發現的隋朝時期的虞弘墓是研究瑣羅亞斯德教文化在中原的第一手資料。

隋唐五代编辑

道教编辑

唐高宗追尊老子编辑

由于唐朝皇室姓李,又相传其为老子(李耳)之后,因此道教在唐朝上流社会也很流行。唐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也大力提倡道教,还在科举考试中增设道举

景教傳入编辑

5世紀末,聶派信眾遷往波斯,曾先後以迦勒底教會或亞述教會名義宣教,大本營一度遷往今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盛極一時。此後,景教被傳到中亞等地,至6世紀末,已盛行於突厥康居等等。

聶斯脫里教會可能於6世紀初便已進入北魏洛陽[3][4][5],當聶派傳入中國時,原稱「波斯經教」、「大秦教」,後改以景教為名,學者相信「景」是指光明之意。明朝天啟五年(1625年),西安掘出一塊石碑,正面寫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並頌以1780個漢字撰寫,另附數十字敍利亞文,引起當時傳教士轟動。現時景教在中國的早期歷史,大多以此作為引證。據石碑所載,貞觀九年(635年),大秦國 (指波斯而非古羅馬)有大德阿羅本帶來經書到長安,由歷史名相房玄齡迎接,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自635年開始,景教在中國順利發展了150年,與祆教摩尼教並稱「唐代三夷教」。

景教在唐代初期博得皇帝好感,太宗曾批准教徒在長安興建廟寺一所,初稱「波斯寺」,後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自太宗至唐德宗,景教在貴族之間的發展極快。高宗時,賜號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並下詔於諸州建景寺,往後教堂亦掛上歷代唐朝皇帝像,使景教得以廣泛流傳。

武后篤信佛教,旁及道教,景教受僧尼道士攻擊,幸有景教教士集資億萬於洛陽建「大周頌德天樞」,並得教士阿羅撼將景教教義佛化,使武后大悅,得以繼續發展。

唐玄宗開元年間,曾使景教教士於興慶宮講福音。天寶初亦曾命寧國等五親王到景寺禮拜,設立壇場,並陳列先王之遺像供人禮拜。而且玄宗更邀約羅含和普羅等十七名景僧一起做禮拜,講福音。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後,曾重建靈武等五郡的景寺,且有景教徒伊斯協助中興大臣郭子儀平亂,後被賜紫衣袈裟。

唐代宗唐德宗亦弘護景教。而當時福音已傳至部份海陸大邑,除兩京外,靈武、成都廣州等大城亦建有大秦寺。在德宗建中年間,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述景教在中國的流行情況。

後來的會昌法難主要針對的是佛教,但同時波及其他不屬於道教的宗教。景教與祆教及摩尼教,當時總信徒約3,000人,在會昌法難後,趨於式微。這是由於景教的傳播過分依賴帝王貴族的庇護,而信奉者又以胡人居多,故武宗一禁教,便使其迅速衰落,但在唐代仍未絕跡。據史書所載,滅法時,朝廷欲遣返外國教士,但通往西域之道為吐蕃所阻,故景教教士很難返回本國,亦可能再度潛入中土;至唐僖宗黃巢之變,據阿拉伯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6]載,在公元878至888年間,黃巢在廣州城屠殺了於當地經商的猶太人回教徒基督徒印度祆教徒達十二萬人之多,可見唐末內地仍存餘著景教徒。[7]

伊斯兰教傳入编辑

伊斯兰教的入华路线有两条,一条是自西亚、北非、东非,经海上丝绸之路,從东南傳入;另一條是自西亚、中亚,经陆上丝绸之路,从西北传入。唐朝時不少城市都有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侨居,他们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修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伊斯兰教的礼拜寺,并且经营了穆斯林的公共墓地。这些人唐宋时期被叫做“蕃客”,这一时期中国的伊斯兰教信仰还仅仅局限在蕃客当中(也包括土生蕃客)。

中文历史文献中对伊斯兰教最早的纪录是唐朝人杜环所著的《经行记》。他于玄宗天宝十载到代宗宝应元年(751-762)旅居阿拉伯国家(唐代称为大食)12年,回国后在他的书中对大食人的宗教信仰做了简要的叙述,将伊斯兰教称作「大食法」,穆罕默德稱為「摩訶末」。宋人越汝适在《诸蕃志》里说的“大食教度”,与大食法是一个意思,都指的是大食人信仰的宗教。但唐宋时期的中国人对伊斯兰教还是相当陌生的,在文献记载里往往以敬事“鬼”、“神”,礼“佛”、拜“天”(见岳珂《桯史》、赵汝适《诸蕃志》、郑所南《心史》)去形容蕃客们念经、礼拜等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宋朝人也稱之為「麻霞勿」。

沙德出使中國编辑

公元651年,穆罕默德死後不足二十年,阿拉伯帝國的第三任哈里发奧斯曼派遣穆罕默德的舅父沙德(Saʿd ibn Abī Waqqās)作為使節出使中國,受到唐高宗接見,並允許在廣州建立清真寺[來源請求]

摩尼教傳入及其與佛教的衝突编辑

唐高宗武则天時期,摩尼教逐漸在安西都护府傳播。武周时期,摩尼教初步传入中国。《佛祖统纪》载“延载元年……敕波斯国人拂多诞(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经伪教来朝。”[8]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摩尼教传入的最早的明确记录。摩尼教初传中国,即与佛教产生冲突。何乔远《闽书》载“慕阇当高宗朝行教中国。至武则天时,慕阇高弟密乌没斯拂多诞复入见,群僧妒谮,互相击难。则天悦其说,留使课经。”摩尼教中的女性地位甚高,武则天可能因此对摩尼教思想产生兴趣,并利用摩尼教为自身称帝提供理论依据。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吐火罗国王将一位摩尼教慕阇引荐给唐朝。《册府元龟》载“吐火罗支那汗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9]

开元十九年(731年),朝野对武后优待摩尼教的政策产生异议,玄宗为此下诏命摩尼教阐释自己的宗教主张。拂多诞奉诏译成《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一书,希望借此使玄宗对摩尼教产生好感,获得在唐朝顺利传教的权利。 然而,摩尼教为了减小传播阻力,在翻译经典时借用佛教术语,称自己的教主摩尼为“摩尼光佛”,又在文中引用佛经证实老子、佛陀和摩尼分化三身的“三圣同一论”,因而次年被玄宗判定为“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而严加禁断。[10]开元二十八年,玄宗下诏驱逐胡僧,进一步对摩尼教在华传教工作进行打击。

安史之乱后,摩尼教借助回鹘对唐朝的势力重新进入中原,得到了再度发展。回鹘牟羽可汗引兵进入中原,协助唐军进攻史朝义,史朝义放弃洛阳,逃亡河北,兵败被杀,安史之乱基本结束。牟羽可汗因对唐平乱有功,因而唐朝允许被回鹘支持的摩尼教徒在唐传教。九姓回鹘可汗碑记载,牟羽可汗在东都洛阳时接受了摩尼教,将四位摩尼教僧侣带回回鹘,传播二宗三际思想,不再信奉原有的萨满教,转而奉摩尼教为国教。摩尼教借助回鹘的政治实力,开始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唐代宗大历三年,敕准回鹘摩尼教徒建立摩尼教寺院“大云光明寺”。[11]大历六年,摩尼教进一步在等地设置大云光明寺。[12]唐憲宗元和二年(807年),再於河南、太原建摩尼寺二所,並派專員保護,自此以後,摩尼教寺滿佈中國境內。[13]

根據《舊唐書》記載,长庆元年,回紇宰相下令摩尼教五百七十三人入朝一同迎接公主,可見其藉回紇與唐關係,勢力已延伸到政治層面。另外據《舊唐書》記,在元和八年(813年)宴歸國的回紇摩尼人,受令至中書見宰相,由此可見,摩尼教徒經常由回紇至唐,並得唐皇室禮待。除此之外,部份摩尼教徒也從事商業,據《舊唐書·回鶻傳》:「摩尼至高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為奸」。唐武宗會昌元年(841年),回紇被黠戛斯擊敗,國勢衰落,唐廷對回紇和摩尼教的態度立即改變,下令沒收摩尼教資產與書像等物。據《會昌一品集》載,武宗會昌三年(843年),回紇國勢衰落,從唐朝撤兵,要求唐室「安存摩尼」,但唐突改前態,下令禁江淮諸鎮的摩尼寺。[14]會昌滅法時,摩尼教亦難逃其劫,《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說:「會昌三年四月中旬,敕天下殺摩尼師,剃髮令著袈裟,作沙門形而殺之。」将摩尼教徒打扮成沙门的样子可能是为之后的灭佛运动制造声势。《僧史略》载:“会昌三年,敕天下摩尼寺并废入官。京城女摩尼七十二人死。及在此国回纥诸摩尼等,流配诸道,死者大半。”会昌五年,下诏进一步打击在华的景教、祆教以及摩尼教,强迫教徒还俗并递归本贯,外国人则驱逐出境。[15]

摩尼教势力虽不如佛教强大,但借助回鹘力量传教,得以居三夷教之首。正因如此,回鹘破灭之时,摩尼教亦首当其冲遭受打击,先於祆教景教被禁。當時,摩尼教流行的地區以西北、華北地區為主,在沿海地區,因與波斯等國有海路交往,摩尼教也有一定勢力。会昌法难时,大量摩尼教徒从帝国中心逃亡东南沿海。經會昌一劫,摩尼教再不能在社會公開傳教,轉而在民間秘密流传,並漸與其他宗教結合,歷五代兩宋仍不衰。自此與下層的鬥爭結合起來,成為農民起义的號召旗幟之一。

佛教在唐朝编辑

七迎佛骨编辑

佛教在唐朝也很兴盛,唐代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经,鉴真东渡日本传教。唐皇室七迎佛骨(见法门寺),刑部侍郎韩愈非佛,上书《谏迎佛骨表》。

唐武宗灭佛编辑

845年唐武宗會昌年間,滅佛浪潮爆發,逾萬間佛寺被毀,史稱會昌法難。而会昌六年唐武宗逝世、唐宣宗即位又重新尊佛,灭佛就此结束。

两宋遼金编辑

佛教编辑

宋朝管理佛教事務的中央機構是左右街僧錄事,隸屬於鴻臚寺。各州府或大刹設僧政司,管理一境或一寺事務。宋朝佛教宗派以禪宗淨土宗最為興盛。而禪宗之中又以臨濟雲門二宗最為繁茂。淨土宗相對禪宗而言更為俗化。原先艱深的理論被闡釋的更加簡單化與口號化。

與唐朝相比,宋朝宗教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力略有下降,宗教也更加世俗化與漢化。宋朝沿用唐朝的度牒制度,度牒相當於出家許可證,沒有度牒就屬於不合法的「私度」。度牒制度原本是為了控制僧尼和道士人數,限制寺院的規模。但是自宋神宗朝起,為解決財政短缺,政府開始將僧尼道士度牒貨幣化,度牒淪為國家的斂財手段。其後度牒買賣始終參與國家財政運轉,徽宗時期和紹興年間尤為嚴重。

后周世宗灭佛编辑

道教编辑

道君皇帝宋徽宗编辑

與佛教相比,道教在宋朝變化繁多。宋朝管理道教的機構是禮部所屬的祠部。宋朝道教出現了內丹派南宗、正一道淨明道全真道等新的道教教派。最後全國形成了真大道教正一道全真教三足鼎立的局面。

钟相巫教起义编辑

犹太教在开封编辑

元朝编辑

成吉思汗信奉萨满教,崇拜“长生天”。元朝皇室祭祖、祭太庙或皇帝驾幸上都时,都由萨满教主持祭祀。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忽必烈时期藏传佛教取代了萨满教在宫廷里的地位。八思巴被奉为国师,曾向忽必烈及其王后、王子等多人灌顶。但底层蒙古人社会仍然大多信奉萨满教。其他民族则信奉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及基督教等。

元朝僧人有免税免役特权,致使一些不法之徒投机为僧,甚至干预诉讼,横行乡里,成为元代的一个社会问题

藏传佛教编辑

楊璉真伽盗墓案。

道教全真派编辑

穆斯林阿难答与海山的帝位之争编辑

也里可温教编辑

也里可溫教是元代時,對於天主教徒的稱呼,文字紀錄見於《元史》之中,元代《祥符图经》对民族描述是:“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汉人八类”等。「也里可溫」一詞歷來史家均不明其義,直至歷史學家陳垣於1917年作《元也里可溫教考》,明確指出「也里可溫」即「敬拜耶和華者」,也里可溫教為元代傳入之天主教一事,亦正式被中國史學界確實。

13世紀時,蒙古西征,羅馬教廷遂於1245年至1253年間,向蒙古帝國派出多明我會方濟各會的宣教士。1254年,方济各会宣教士吕柏克鲁不鲁乞)有一机会到達上都和林向大汗蒙哥宣教,但未能成功説服大汗歸向羅馬教廷。

1266年,元世祖忽必烈馬可波羅之父及叔父返回羅馬,並向羅馬教廷提議派遣一百名宣教士前往中國,然而最後只有二人自願前往,且皆在未抵達中國前折返。及至1289年,羅馬教廷再派方济各会宣教士孟德高維諾前往蒙古帝國。1293年,宣教士孟德高維諾到達大都拜見忽必烈,並獲准在蒙古帝國宣教,由是開始了羅馬天主教(當時稱也里可溫教)在華傳教的歷史。孟德高維諾亦把新約翻譯成蒙古文。1328年,羅馬天主教宣教士孟德高維諾死於中國,當時全中國有羅馬天主教信徒三萬人。得到元庭之准許終元一代,方济各会不斷派宣教士來華宣教。及至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也里可溫教亦隨着蒙古帝國在中国统治的结束而在中国消聲匿跡。

白莲教编辑

白蓮教,是跨越多個中國史上朝代的一個秘密民間宗教組織,發展過程中融入了包括彌勒教在內的其他組織的內容,但一般認為主源是源於宋高宗紹興三年(1133年),由茅子元創立的佛教淨土宗分支白蓮宗。因其教徒禁食蔥乳、受持五戒、不殺生不飲酒、其派神職人員不出家且多娶妻生子,常被視為附佛外道和邪教而遭朝廷查禁。白蓮教作為一個秘密民間宗教組織,在歷史上發動多次民變,屢次受到鎮壓。

在元朝時,白蓮教與明教、紅巾軍、彌勒信仰有關。元末白蓮教和明朝建國的關係亦有專書介紹。在明朝以後,接受了羅思孚的「無生父母」思想,成為了羅教系統的秘密宗教。

明朝编辑

明朝在中央设僧录司,处理全国僧务;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分别处理地方各级所管辖的僧务。

儒家理学编辑

明朝是一个汉民族复兴时代,针对元朝蒙古人统治的宗教兴盛,明朝反其道而行之,压制宗教,弘扬汉学,特别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理学。但是理学无法彻底摆脱元朝宗教的传统,因而明朝理学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宗教倾向。任继愈甚至认为儒家在这个时候已经变成宗教[16]

白莲教第二次起义编辑

伊斯兰教编辑

明朝开国功臣中有很多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如常遇春胡大海蓝玉沐英等,民间流传明初“十大回回保国”。明朝历代统治者对伊斯兰教采取怀柔政策。

道衍和尚与明成祖编辑

藏傳佛教格鲁派形成编辑

明初,藏传佛教大师宗喀巴在西藏创格鲁派

羅馬天主教编辑

明朝末期,羅馬天主教耶稣会教士进入中国。

南明與羅馬天主教编辑

民間秘密宗教的興起编辑

羅教在明代中期由軍人羅清創立,以《苦功悟道卷》等「五部六冊」為主要經書,主張尋求人心本性的覺悟,反對外在的宗教儀式或造像,適合在家修行,信眾以運河水手為主要基礎,會堂遍布大江南北,各自為政,信徒素食、念經,作風平和。在民間,羅清被稱為「羅祖」,地位崇高,羅教也常被民眾視為佛教的一支,信徒眾多,分成多個派系,往往與白蓮教並稱,在山東一度威脅正統佛教的地位,在清代多次受官府取締,被指斥為邪教,支派流衍成長生教、青蓮教、真空教等多個教派。

清朝编辑

藏傳佛教在清朝编辑

清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

汤若望与木陈忞争夺顺治帝编辑

羅馬天主教耶穌會传教士湯若望與与佛教禅师木陈忞(道忞)在宮中互相爭勢,争夺顺治帝,最后顺治帝选择了佛教。

中国礼仪之争编辑

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编辑

1795年-1804年,四川、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起义。

嘉庆十八年(1813年)白莲教的一个分支“天理教”(又称八卦教)举行武装暴动,冲入紫禁城。

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在华传播编辑

拜上帝教与太平天国编辑

西部回民起义编辑

义和团运动编辑

近代编辑

民國初年
  • 儒家宗教化的孔教
  • 非基督教运动
1949年以後

参考文献编辑

  1. ^ 赵朴初居士编著《佛教史略》
  2. ^ 龙泉:汉地教团的建立及早期形态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0-12-05.
  3. ^ 林梅村、宋妮雅. 《景教艺术在西域之发现》. [2008-10-28]. 
  4. ^ 《洛陽伽藍記》卷四:「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垂。」
  5. ^ 《資治通鑑》卷一四七:「時佛教盛於洛陽,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為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
  6. ^ 中国阿拉伯关系史
  7. ^ Klimkeit, Hans-Joachim. 下篇 第五章:基督敎在唐代中國的衰落. 《達·伽馬以前中亞和東亞的基督敎》. 世界文化叢書 31. 林悟殊/翻譯增訂. 臺北市: 淑馨出版社. 1995年4月10日: pp. 118–120. ISBN 957-531-421-2. 
  8. ^ 《佛祖统纪》卷第三十九.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9. ^ 林悟殊《中古三夷教辩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历史篇 五 唐代三夷教的社会走向
  10. ^ 《通典》卷四十
  11. ^ 《僧史略》卷下、《佛祖统纪》卷41、54
  12. ^ 《佛祖统纪》卷41、《唐书会要》卷19
  13. ^ 《旧唐书》卷14
  14. ^ 《旧唐书》卷18
  15. ^ 《通鉴》胡三省注
  16. ^ 任继愈:《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1988年

研究書目编辑

  • 楊慶堃著,范麗珠等譯:《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渡邊欣雄著,周星譯:《漢族的民俗宗教——社會人類學的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 宗树人:〈民国救世团体与中国救度宗教〉。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