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主菜单

《先秦諸子繫年》中國歷史學家錢穆的重要作品之一,主要考證先秦時期諸子的生卒年份及相關重要史事的發生時間。該書考證細密,在史學方法上繼承了清朝諸儒的攷辯方法,又不拘于前人舊說習見及瑣屑而無關宏旨之論,從整個學術發展史著眼,從小處入手,乃得先秦學術脈絡之真諦。

目录

內容编辑

在《先秦諸子繫年·自序》中,錢穆稱:[1]

吾嘗沉沉以思,昧昧以求,潛精於諸子之故籍,神遊於百家之散記,而深疑夫舊說之有誤,而習見之不可以為定也。積疑有年,一朝開豁,而後知先秦學術,惟兩派。墨啟於儒,儒原於故史。其他諸家,皆從儒墨生。要而言之,原於儒,而啟於墨。農家為墨道作介,陰陽於儒道通囿。名家乃墨之支裔,小說又名之別派。而諸家之學,交互融洽,又莫不有其旁通,有其曲達。分家而尋,不如別世而觀。尋宗為說,不如分區為論。反覆顛倒,縱橫雜出,皆有以通其源流,得其旨趣,萬變紛紜而不失其宗。然後反以求之先秦之史實,並世學者師友交游之淵源,與夫帝王賢豪號召羅致之盛衰興替,而風會之變,潮流之趨,如合符節,如對契印。證之實者有以融之虛,丈而量者重以寸而比,乃然後自信吾說而確乎其不自惑也。

“先秦學術,惟儒墨兩派”乃該書對先秦學術史之梗概。“分家而尋,不如別世而觀。尋宗為說,不如分區為論。”此乃該書所用歷史方法之要旨。

此种別世分區的方法,在《先秦諸子繫年·自序》中,錢穆亦有詳述。要之:[2]

嘗試論之,晚周先秦之際,三家分晉田氏篡齊,為一變。徐州相王五國繼之,為再變。齊秦分帝,逮乎一統,為三變。此言夫其世局也。學術之盛衰,不能不歸於時君世主之提抑。魏文西河為一起,轉而之於齊威稷下為再起,散而之於秦趙,平原養賢,不韋招客為三起。此言夫其學風也。

本此,該書《先秦諸子繫年攷辨》部分分爲四卷,分別對應先秦學術發展的四個時期,其内容如下:[3]

首卷盡於孔門,相宰之祿,懸為士志,故史之記,流為儒業,則先秦學術之萌茁期也。次卷當三家分晉田氏纂齊,起墨子、終吳起。儒墨已分,九流未判,養士之風初開,游談之習日起,魏文一朝主其樞紐,此先秦學術之醞釀期也。三卷起商君入秦,迄屈子沉湘。大梁之霸燄方熄,海濱之文運踵起。學者盛於齊魏,祿勢握於游仕。於是有白圭惠施之相業,有湻于田駢之優遊,有孟軻宋鈃之歷駕,有張儀犀首之縱橫,有之抗節,有莊周之高隱,風發雲湧,得時而駕,乃先秦學術之磅礴期也。四卷始春申平原,迄不韋稷下既散,公子養客,時君之祿,入於卿相之手,中原之化,遍於遠裔之邦。趙秦崛起,楚燕扶翼。然而爛漫之餘,漸歸老謝,紛披已甚,主於斬伐。荀卿為之倡,韓非為之應。在野有老聃之書,在朝有李斯之政。而鄒衍之頡頑,呂韋之收攬,皆有汗漫兼容之勢,森羅並蓄之象,然猶不敵夫老荀非斯之嚴毅而肅殺。此亦時運為之,則先秦學術之歸宿期也。

目錄编辑

先秦諸子繫年攷辨编辑

卷一编辑

卷二编辑

卷三编辑

卷四编辑

先秦諸子繫年通表编辑

版本编辑

初版编辑

增訂版编辑

評價编辑

  • 蒙文通批閱《先秦諸子系年》稿,稱“君書體大思精,惟當於三百年前顧亭林諸老輩中求其倫比。乾嘉以來,少其匹矣。”[4]
  • 陳寅恪曾言《先秦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極多,至可佩服”。[5]
  • 顾颉刚在日记中称钱著“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6]
  • 钱穆於本書大量引用雷学淇《竹书纪年》、林春溥《战国纪年》、黄式三《周季编略》等人的研究成果,卻無引文出處。以至于白寿彝在1961年撰文指责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抄袭《竹书纪年义证》。[7]
  • 余英時又認為郭沫若所著《十批判书》抄袭《先秦诸子系年》。[8]

註釋编辑

  1. ^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自序頁23
  2. ^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自序頁24
  3. ^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自序頁24
  4. ^ 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51)》,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八年,頁一四七
  5. ^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頁八二
  6. ^ 余英时《顾颉刚与胡适》引,《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页34
  7. ^ 《钱穆和考据学》:“钱穆只有在很个别不同意《义证》的细节上提出了《义证》的书名,但对于这五个牵涉很大的问题就绝口不说到《义证》了。他在《义证》以外,还剽窃别的书。友人中曾有以林春溥《战国纪年》和黄式三《周季编略》跟他的书对勘的,也发现了相当多的剽窃的东西。”(《学步集》,三联书店1978年5月版第291页)
  8. ^ 《〈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