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泥湾

南泥湾,位于陕西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1939年2月针对国民政府侵华日军的封锁,毛澤東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动员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2年,朱德(右三)、贺龙(右四)在王震(右二)陪同下,视察南泥湾

1941年3月,八路军120师三五九旅在王震率领下,在南泥湾进行军垦,以满足根据地的物资供给。

地理环境编辑

 
1962年或之前拍摄。

南泥湾位于陕西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抗日战争时期归属中共陕甘宁边区管辖,根据1943年《南泥湾调查》报告:“南泥湾现在是延安县金盆区的一个乡,地面辽阔,西界鄜、甘二县境延水与洛水分水岭的大动脉,北靠延水与临镇川的分水岭,东与金盆湾本区接壤,南靠固临境内,黑蛇川与临镇川的分水岭,纵横各约八十里,计六千四百方里。中心地区由三道河川构成:南盘龙川自西向东約三十五里,九龙川自南而北约二十余里,在南泥湾匯合称南阳府川,东北向约二十五里至金盆湾。”[1]农场管理处估计,可耕地约百万亩,川地一万五千亩,其余为广大森林区。[1]1940年人口仅2、30户[1]

歷史编辑

大生产运动编辑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给电影《南泥湾》的题词

1939年2月针对国民政府侵华日军的封锁,毛澤東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动员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0年6月,乐天宇率领森林考察团,考察森林情况时,发现南泥湾地区,同年末,中央财经处计划开发,将管辖由固临县拨给新中国大农场经营。[1]

1941年初,南泥湾地区仅有4个农场,至七月,增加到14个[1]

1941年3月,八路军120师三五九旅在王震率领下,在南泥湾进行军垦,以满足根据地的物资供给。五月,八团到金盆湾,七月,炮兵团到南盘龙川,“皆曾种了一些地”,十一月警卫营开到,1941年居民增至101户。[2] 三五九旅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烧荒方式,焚毁森林,烧木肥土,使南泥湾森林消失殆尽[3]

1942年,成立农场管理处,三月,特务团到驻马坊,六月,九团驻九龙川,八月,四支队来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2],1942年农场增加到30余个,居民增至243户。

农业发展编辑

1941年3月12日,为克服解放区面临的日军“扫荡”、国民党封锁以及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响应中共中央组织起来,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王震旅长率领三五九旅度过屯垦南泥湾的第一个劳动日。

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全旅指战员立志将荒凉的南泥湾变成牛羊满川、麦浪起伏的陕北江南。

1965年10月,陕西省政府决定,为恢复和发扬南泥湾农垦的革命传统,组建了陕西省农建师141团,现名为陕西省延安市南泥湾农场。

迄今为止,农场下属有农业公司,农垦综合服务公司,农垦光华木器厂,龙泉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省中天香料有限责任公司等十三个经济实体和子校、医院两个事业单位。全场总人口1579人,其中职工483人。土地总面积2.3万亩,其中耕地4100亩,主要农作物有玉米、水稻,经济作物有香紫苏、中药材、果类等。

经济改善编辑

过去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农场自1977年起一直没有改变负债经营的贫困局面。为了改变这种贫困局面,南泥湾农场被列入1993-1995年扶贫开发建设项目,总投资800万元。

经过广大职工干部的共同奋斗,项目建设基本完成,主要是:

  • 光华木器厂改扩建项目。改造厂房1900平方米,购买大中型机械,形成年加工木材3000立方米的生产能力。
  • 渔业基地建设。修建渔塘374.3亩,形成了年产鲜鱼100吨以上的生产能力。
  • 子弟学校建设。新投资108万元,新建和改造校舍5269.7平方米,增添了部分桌凳,图书仪器,使教学班次达到12个,可容纳中小学生500多人就读。

以上项目的实施,使南泥湾农场的基本条件有了改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职工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生产建设编辑

为了彻底改变农场的贫困状况,1995年,延安市委、市政府决定立项搞好南泥湾农场扶贫开发基地建设后续工程。主要搞好七个项目:

  • 5000亩经济基地建设。总投资218.75万元。进入早期,年产杏仁100万公斤,产值1000万元,利税525万元。
  • 商品牛羊基地建设。包括草场、基础牛群、肉牛育肥厂、畜牧兽医站等项目,总投资351万元。
  • 饲料加工厂建设。该项目为商品牛羊基地建设配套工程。总投资79万元,年加工能力1000吨。
  • 食品加工建设。包括面食加工与果汁饮料两条生产线,及配套机房、储存库、运输设备等。年生产面食300吨,浓缩果汁300吨,库存产品100吨,总投资257.9万元。
  • 南泥湾垦区旅游业项目。包括恢复保护毛泽东同志旧居、359旅旅部,革命烈士陵园等8处革命纪念地景点的建设,总开发面积15km2,建筑总面积2000平方米,总投资236.4万元。
  • 石油开发。现已打井18口,年产原油3500吨。
  • 陕西省中天香料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建设。计划年产香料紫苏浸膏及刺五加浸膏等医药中间产品8吨,香紫苏油1.8吨。

种植毒品鸦片编辑

揭發编辑

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在南泥湾种卖鸦片,此事中共高官谢觉哉的日记里有記載。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它有彻底的揭露。

1990年,台灣中共史專家陈永发〈红太阳下的罂粟花〉一文於民國七十九年發表后,舆论出现中共大生产运动中种植的作物包括粮食[4]特货(即鸦片[5][6]的怀疑。种植罂粟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国鸦片被广泛当做硬通货使用[7],陕甘宁边区物产贫瘠,种植鸦片出口用于平衡外贸。

根据大陆学者张耀杰的研究,毛泽东亲笔题词的张思德,并非死于烧木炭,而是在制鸦片的过程中意外身亡,虽未证实,并引起反驳[8],也印证存在南泥湾地区鸦片种植的争议。

背景编辑

1941年新四軍事件爆發後,中共遭遇前所未有的經濟閑難;國民黨不僅不繼續提供經費,還對陝甘寧邊區進行全面封鎖,加上敵後根據地蘇聯盟友在各自敵人的攻擊下都自願不暇,中共只好擴大對農業部門的糧食徵收,負擔之重曾導致延安外來移民大量逃離邊區,以及農民對毛澤東作出詛咒,毛澤東因此更加重視軍隊、學校和機關單位的生產,也愈發提高他們自籌經費的比例。

在毛澤東的財政高指標壓力下,軍隊似乎最早求助於鴉片販賣和種植,朱德任弼時恐怕是最早縱容和鼓勵種植與走私鴉片的邊區領導人,南漢宸尤其以買賣鴉片為渡過財經難關的不二法門,主張大量種植和販賣,因而招致林仙渠謝覺哉高崗的強烈反對,兩派人馬爭論不休。

在此情形下,毛澤東不得不親自介入,明確支持大量種植和販賣鴉片的決策。他一方面透過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擴大邊幣發行,大量投資鴉片栽種和走私,另一方面透過朱德和任弼時擴大軍隊的大生產運動、同時也透過欽點的財政廳長南漠宸去說服一般幹部,以致連以魯迅大弟子自居的非黨幹部作家蕭軍在1942年聽取報告後,也以為革命的花朵非在卑污的糞壤中生長不可,因而在日記裏投下了無可奈何的贊成票。

谢觉哉日记中称毛澤東曾自我批評,指出中国共产党不得已而為之的兩大錯誤之一是“种某物”。陈永发认为这是暗指栽種和販賣鴉片。[9]

產銷方式编辑

据当年刘志丹的部下說,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按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受训期间前往南泥湾,与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同开荒种地。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 。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到卖给国民党军队。[10]

栽種規模编辑

南泥湾地区的鸦片种植区域:

  • 1942年特务团、九团、四支队来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2]。在1942年各单位中底面积调查表中,八团种植1000亩,收烟300两,特务团收烟100两,警卫团收烟800两,炮兵团种植六百亩只出八十亩,收烟几十两。[11]“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百亩只出了八十亩。其他是施肥割烟皆不熟悉……”。[11]
  • 时任三五九旅九团九连连长,后长期担任南泥湾生产大队长的刘宝斋所述,所在部队在南泥湾孟酒沟种大烟,用多余的粮食酿酒,烟酒贩到国统区卖钱,“为这事常同机关的打架。连队要挣钱,机关要收税。一次往河东贩卖烟土,货上了船,船帮上一圈端刺刀的战士,看谁敢挡……”。[3][12]
  •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从陇东佯攻,主力从宜川北上延安,走多年未走小路奇袭。南泥湾的金盆湾是其中路线之一,国军参谋人员化妆为鸦片走私商人进入边区,“沿路贩卖西药和布料,归途带鸦片回来”,确认了路线通畅[13]

当今编辑

现南泥湾设有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纪念馆,供人参观、学习。[14]

相关作品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1.0 1.1 1.2 1.3 1.4 《南泥湾调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年(一),第268-269页,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11月出版
  2. ^ 2.0 2.1 2.2 《南泥湾调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年(一),第270页,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11月出版
  3. ^ 3.0 3.1 高红十. 哭刘老. 延安一片月.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第182页. ISBN 978-7-307-09237-2. 
  4. ^ 民主革命时期的镇原县边区政府. 新华网. 2005-11-01 [2014-03-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8-29). 
  5. ^ 展望. 展望雜誌社. 1972, (第65-78期): 28页. 
  6. ^ 吴殿尧, 宋霖. 《朱理治传》.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年: 366页. ISBN 9787801997425. 
  7. ^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四册,第438-439页
  8. ^ 辟谣:张思德竟然是熬鸦片时死的?. [2013-02-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14). 
  9. ^ 延安的「革命鴉片」:毛澤東的秘密武器,2018/8/1,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論文,發表於《二十一世紀》168期,陳永發
  10. ^ 如何看待八路在南泥灣種大煙?,2019-10-03,品蔥
  11. ^ 11.0 11.1 《南泥湾调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年(一),第272页,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11月出版
  12. ^ 407. 党史动态--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人民网. www.zgdsw.org.cn. [2017-10-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3-18). 
  13. ^ 张朋园. 攻延安的部署. 盛文先生口述历史.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3年: 第66页. ISBN 978-7-5108-1826-4. 
  14. ^ 曾德强. 我在南泥湾纺线线. 安康人大网. 2006-08-11 [2011-05-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5-22) (简体中文).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