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泥灣
南泥灣，位於陝西延安城東南45公里處，是延安市著名旅遊景點之一。1941年皖南事變後，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陝甘寧邊區政府失去來自重慶國民政府的財政支持，中國共產黨選擇走生產自救的道路。同年春，八路軍第三五九旅開進南泥灣實行軍墾屯田，用以開展工農商活動，以生產、貿易解決財政問題。隨著南泥灣在大生產運動時期得到發展，此地成為邊區的典範，被稱為「陝北的好江南」，成為中國共產黨政治宣傳、黨史教育的重要地點。[1]
| 南泥灣革命舊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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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 | |
| 地址 | 陝西省延安市 |
| 分類 | 與現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合併的項目 被歸入延安革命遺址 |
| 時代 | 1940—1945年 |
| 認定時間 | 2006年5月25日 |
2011年，南泥灣鎮被確定為市級重點鎮。
2016年底，延安成立南泥灣開發區，布局南泥灣新發展。南泥灣開發區位於延安市區東南45公里的汾川河上游，轄南泥灣鎮、麻洞川鄉、臨鎮鎮三個鄉鎮。
地理環境
編輯南泥灣位於陝西延安城東南45公里處，抗日戰爭時期歸屬中共陝甘寧邊區管轄，根據1943年《南泥灣調查》報告：「南泥灣現在是延安縣金盆區的一個鄉，地面遼闊，西界鄜、甘二縣境延水與洛水分水嶺的大動脈，北靠延水與臨鎮川的分水嶺，東與金盆灣本區接壤，南靠固臨境內，黑蛇川與臨鎮川的分水嶺，縱橫各約八十里，計六千四百方里。中心地區由三道河川構成：南盤龍川自西向東約三十五里，九龍川自南而北約二十餘里，在南泥灣匯合稱南陽府川，東北向約二十五里至金盆灣。」[2]農場管理處估計，可耕地約百萬畝，川地一萬五千畝，其餘為廣大森林區。[2]1940年人口僅2、30戶。[2]
2016年成立的南泥灣開發區控制範圍屬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規劃控制面積1347平方公里，總人口4.17萬人。森林覆蓋率87%，平均海拔1230米，全年無霜期130天左右，年降雨量為500—600毫米，平均氣溫較延安市區低2—3℃。[3]
歷史
編輯大生產運動
編輯1939年2月針對國民政府和侵華日軍的封鎖，毛澤東提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口號，動員根據地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
1940年6月，樂天宇率領森林考察團，考察森林情況時，發現南泥灣地區，同年末，中央財經處計劃開發，將管轄由固臨縣撥給新中國大農場經營。[2]
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後，中共遭遇前所未有的經濟閑難；國民黨不僅不繼續提供經費，還對陝甘寧邊區進行全面封鎖，加上敵後根據地和蘇聯盟友在各自敵人的攻擊下都自顧不暇，中共只好擴大對農業部門的糧食徵收，負擔之重曾導致延安外來移民大量逃離邊區，以及農民對毛澤東作出詛咒，毛澤東因此更加重視軍隊、學校和機關單位的生產，也愈發提高他們自籌經費的比例。
1941年3月12日，為克服解放區面臨的日軍「掃蕩」、國民黨封鎖以及自然災害造成的困難，響應中共中央組織起來，開展生產運動的號召，王震旅長率領三五九旅度過屯墾南泥灣的第一個勞動日。在「一把钁頭一支槍，生產自給保衛黨中央」的口號下，全旅指戰員立志將荒涼的南泥灣變成牛羊滿川、麥浪起伏的陝北江南。
1941年3月，八路軍120師三五九旅在王震率領下，在南泥灣進行軍墾，以滿足根據地的物資供給。五月，八團到金盆灣，七月，炮兵團到南盤龍川，「皆曾種了一些地」，十一月警衛營開到，1941年居民增至101戶。[4]
1941年初，南泥灣地區僅有4個農場，至七月，增加到14個[2]，
1942年，成立農場管理處，三月，特務團到駐馬坊，六月，九團駐九龍川，八月，四支隊來南泥灣，「皆曾種地，但中心在種特貨」[4]，1942年農場增加到30餘個，居民增至243戶。
- 堅決執行了黨的農業第一的政策，開墾了2.5萬畝土地，辛勤建設了南泥灣，解決了一部分的糧草及各種用品。
- 建設了各種工業如紡織、肥皂等約10種。
- 建立了600多匹運輸牲口及47個騾馬店。
- 除糧食外，去年全部開支自給67.55%，內中經常費自給96.16%。
- 全旅生產計劃、生產制度與供給制是統一的。
- 節約有成績，有制度。
糧食作物嘗試
編輯水稻
編輯1941年起，三五九旅開始在位於乾旱地區的南泥灣種植水稻，經治地打壩、修渠引水，水田面積一度達2000多畝，甚至有人指最多時有3000多畝。大生產運動中，許多來自南方的幹部積極性強，在南泥灣的生產活動中分享、鑽研水稻種植的技術，為南泥灣的水稻種植提供了主觀條件。不僅緩解了稻米在延安地區稀缺的供應，而且有利於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宣傳，製造了陝北的「江南」典型要素。[6]
經濟作物嘗試
編輯釀酒
編輯1941年春天，王震率三五九旅開發南泥灣時，在靠近陝西四大名泉之一九龍泉的地方特建窯燒釀酒作坊，生產出的產品供戰時之需，粉碎了國民黨在酒品方面的經濟封鎖。[7]
菸草
編輯1941年秋，邊區大生產運動繼續深入發展，耕地逐步增多，軍民的溫飽問題有所緩解。邊區各級政府和機關、部隊、學校，在制定的農業生產計劃中，都提出了菸葉生產任務，有的還把種煙作為重要的農副業生產。10月，邊區政府取消僅實行了半年的菸葉產銷稅，嗣後偶爾徵稅，其稅率也多在2%以下。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辦公廳召開會議，決定獎勵公餘個人生產，收購個人剩餘產品，進一步激發了幹部、戰士種煙的積極性。屯田南泥灣的三五九旅戰士，因津貼不能按時發放，無錢買旱菸，意見甚大，反映到上級考察團那裡。以後旅部號召戰士利用業餘時間種煙，全旅共收穫菸葉5580公斤，除滿足自用外，還有長余菸葉出售。[8]
1942年，三五九旅安排各團將菸葉生產計劃列入農業生產計劃中，全年共收穫菸葉5580公斤。1943年，三五九旅在南泥灣種煙400畝，畝產125公斤，共收穫5萬公斤。[9]1944年，南泥灣農場試種美國菸草成功，「每株莖高6尺」，每畝「可收125—150公斤」，「比中國煙每畝多收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且吃味良好」。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種煙30多公頃，占工業原料種植面積的50%。中共中央黨校南泥灣農場韋蔭秀種煙收穫1.2萬公斤，折合細糧（中國大陸通常指指大米和白面）20石，超過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各農場每人平均完賊細糧任務的近一倍，被評為邊區特等勞動英雄。[8]
鴉片
編輯披露
1990年，台灣中共史專家陳永發《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發表後，輿論出現中共大生產運動中種植的作物包括糧食[10]及特貨（即鴉片）[11][12]的懷疑。種植罌粟的原因，是因為當時中國鴉片被廣泛當做硬通貨使用[13]，陝甘寧邊區物產貧瘠，種植鴉片出口用於平衡外貿。大陸學者張耀傑的認為，毛澤東親筆題詞紀念的張思德，並非死於燒木炭，而是在制鴉片的過程中意外身亡，此言論引起反駁。[14]
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的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他逝世二十年後中蘇交惡時期出版的《延安日記》裡對邊區政府種植特貨有相當篇幅的提及。此事在中共高官謝覺哉的日記里也有記載。
種植背景
在極高的財政壓力下，軍隊求助於鴉片販賣和種植，朱德和任弼時可能是最早默許種植與走私鴉片的邊區領導人，在此情形下，毛澤東不得不親自介入，也默許了在「一定的革命時期內」鴉片種植和販賣，並儘可能低調生產、嚴格控制。[15]
難道我們不會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嗎？
——毛澤東聽取南漢宸關於種植鴉片的建議後的回答[16]
栽種情況
1942年特務團、九團、四支隊來南泥灣「皆曾種地，但中心在種特貨」[4]。在1942年各單位中底面積調查表中，八團種植1000畝，收煙300兩，特務團收煙100兩，警衛團收煙800兩，炮兵團種植六百畝只出八十畝，收煙幾十兩。[17]「第一，貪多；第二缺乏經驗，未好好的採訪老百姓的意見，如炮兵團下種時，老百姓說太早，種了不出來，我們不聽，結果六百畝只出了八十畝。其他是施肥割煙皆不熟悉……」。[17]時任三五九旅九團九連連長，後長期擔任南泥灣生產大隊長的劉寶齋所述，所在部隊在南泥灣孟酒溝種大煙，用多餘的糧食釀酒，菸酒販到國統區賣錢，「為這事常同機關的打架。連隊要掙錢，機關要收稅。一次往河東販賣煙土，貨上了船，船幫上一圈端刺刀的戰士，看誰敢擋……」。[18][19]
產銷情況
據當年劉志丹的部下說，他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受訓，按邊學習、邊生產的原則，受訓期間前往南泥灣，與王震領導的三五九旅一同開荒種地。糧食確實種了一些，但好一點的地都被用來種了鴉片 。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還專門雇來工匠，把收穫的鴉片加工成煙土，然後交由陝甘寧邊區財政廳集中保管，隨時運往山西、河北等地，無論是國民黨軍守備區，還是日偽占領區，誰給錢就賣給誰。事實上，因為日偽占領區很難進入，所以絕大部份邊區煙土都被賣到國民黨守備區，部份賣到民間，部份直接到賣給國民黨軍隊。[20]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從隴東佯攻，主力從宜川北上延安，走多年未走小路奇襲。南泥灣的金盆灣是其中路線之一，國軍參謀人員化妝為鴉片走私商人進入邊區，「沿路販賣西藥和布料，歸途帶鴉片回來」，確認了路線通暢。[21]
尾聲
1942年，隨著邊區政府站住腳跟以及禁毒工作治理的深入開展，其統治區「煙毒問題」有所解決，但是南泥灣一帶的特貨種植活動沒有完全結束。在內外壓力下，陝北地區儘可能減少了特貨的種植，並對大煙田進行破壞、轉移。1944年起，邊區經濟狀況的好轉，官方種植特貨的行為銷聲匿跡。[15][22]
工業嘗試
編輯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同時，邊區人民還白手起家大辦工業。先後創辦了紡織廠、兵工廠、石油廠、化學廠、造紙廠、火柴廠、肥皂廠等許多小型工廠。抗戰之前，全邊區僅有一個公營修械所，有職工40多人，加上被服、印刷等廠，職工總效還不到300人。而到了1944年，公營工廠達到了130多家，邊區職工總數上升到1.2萬多人。生產的產品不但部分或全部地滿足了邊區軍民和工作人員生產生活方面的需要，而且還遠銷外地，換回布匹，藥品等必要的物資。[5]
八路軍三五九旅於1940年在綏德正式開辦大光紡織廠，將稍微裝修後的龍王廟作為廠房[23]，不久後又將紡織廠轉移到了南泥灣附近。紡織廠初有大小木機、鐵機66架，職工250人。到1942年春，紡織廠已有很大的發展，平均每月出寬面布千匹左右，毛巾約500打，毛毯約1500條。1942年冬，同志們穿的棉衣面，就是用自己織的毛呢布做的，「穿起來不但很暖和，而且很好看」。戰士們興奮地說：「將來打起仗來，只要穿上這衣服滿身都是勁，到火線上打幾個衝鋒，就可以使敵人崩潰。」大光紡織廠的年產量從1940年的237尺到1943年時，達到了9177尺。[5]
生態變化
編輯大生產運動時期，屯墾與移民政策起初加劇了南泥灣的自然環境破壞，加重了當地的生存負擔。管理處設立後，情況有所適當調整。1944年10月16日，解放日報發表《南泥灣墾區規定護林辦法》，積極對人為造成的環境變化做出調適。[24]
官兵們利用九龍泉和汾川河的水源條件修築水渠，利用自流引水和水車提水，發展水稻種植及其他農作物生產，使灌溉面積從1200多畝發展到26000多。南泥灣渠全長2860米，1941年5月開工，1941年6月竣工，服務於農業生產，顯著提高了糧食產量，還為畜牧業、養殖業、加工業等，提供了水利支撐。目前，南泥灣渠仍在發揮灌溉作用。2023年1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評為「人民治水·百年功績」治水工程項目名單之一。[25]
建國後
編輯1961年，設立南泥灣公社。1965年10月，陝西省政府為「恢復和發揚南泥灣農墾的革命傳統」，決定組建了陝西省農建師141團，現名為陝西省延安市南泥灣農場。
改革開放
編輯1984年，南泥灣公社改設南泥灣鎮。自1977年起到中國政府改革開放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南泥灣農場一直沒有改變負債經營的貧困局面。為了改變這種困頓局面，南泥灣農場被列入1993－1995年扶貧開發建設項目，總投資800萬元。
經過廣大職工幹部的共同奮鬥，項目建設基本完成，主要是：
- 光華木器廠改擴建項目。改造廠房1900平方米，購買大中型機械，形成年加工木材3000立方米的生產能力。
- 漁業基地建設。修建漁塘374.3畝，形成了年產鮮魚100噸以上的生產能力。
- 子弟學校建設。新投資108萬元，新建和改造校舍5269.7平方米，增添了部分桌凳，圖書儀器，使教學班次達到12個，可容納中小學生500多人就讀。
以上項目的實施，使南泥灣農場的基本條件有了改善，經濟效益明顯提高，職工精神面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為了徹底改變農場的貧困狀況，1995年，延安市委、市政府決定立項搞好南泥灣農場扶貧開發基地建設後續工程。主要搞好七個項目：
- 5000畝經濟基地建設。總投資218.75萬元。進入早期，年產杏仁100萬公斤，產值1000萬元，利稅525萬元。
- 商品牛羊基地建設。包括草場、基礎牛群、肉牛育肥廠、畜牧獸醫站等項目，總投資351萬元。
- 飼料加工廠建設。該項目為商品牛羊基地建設配套工程。總投資79萬元，年加工能力1000噸。
- 食品加工建設。包括麵食加工與果汁飲料兩條生產線，及配套機房、儲存庫、運輸設備等。年生產麵食300噸，濃縮果汁300噸，庫存產品100噸，總投資257.9萬元。
- 南泥灣墾區旅遊業項目。包括恢復保護毛澤東同志舊居、359旅旅部，革命烈士陵園等8處革命紀念地景點的建設，總開發面積15km2，建築總面積2000平方米，總投資236.4萬元。
- 石油開發。現已打井18口，年產原油3500噸。
- 陝西省中天香料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建設。計劃年產香料紫蘇浸膏及刺五加浸膏等醫藥中間產品8噸，香紫蘇油1.8噸。
迄今為止，農場下屬十三個經濟實體和子校、醫院兩個事業單位。全場總人口1579人，其中職工483人。土地總面積2.3萬畝，其中耕地4100畝，主要農作物有玉米、水稻，經濟作物有香紫蘇、中藥材、果類等。
當今
編輯
南泥灣革命舊址於 2006 年被國務院核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歸入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南泥灣的主要景點有：南泥灣黨徽廣場、毛澤東視察南泥灣舊址、三五九旅旅部舊址、七一八團烈士紀念碑、七一九團烈士紀念碑、中央管理局幹部休養所舊址、南泥灣墾區政府舊址、延安炮兵學校舊址、九龍泉和南泥灣大生產展覽室。亦設有南泥灣大生產運動紀念館，供人參觀、學習。[26]
2013年當地政府決定以原延安機場遷建延安南泥灣機場，並在2018年11月正式開通，是陝西省客運吞吐量第三大機場。
南泥灣地區美食特產有南泥灣香菇面、油饃饃、洋芋擦擦、陝北米酒、軟米油糕、蕎面餄餎、錢錢飯、抿節、麻湯飯、涼粉、攪團、黃饃饃。[27]
相關作品
編輯參考文獻
編輯- ^ 【百个瞬间说百年】1943，“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新華網. [2024-03-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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