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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獨立

澳门独立出中国的政治目标
自1999年12月20日起正式使用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由五星、蓮花、大橋、海水圖案和澳門綠組成。當初主張採用綠色的人認為澳門自古以來沒有發生大戰亂,是世界上少有的和平地區,且澳門的地理環境四週環水,綠色生態好,此外,綠色代表「和平、友善、善於傾聽、不希望發生衝突」的性格[1]

澳門獨立,簡稱「澳獨」,是一種支持澳門中華人民共和國獨立的主張,該主張在澳門並沒有市場,亦無意識形態的存在證據、象徵、表述方式等,本來是屬於一種不存在的議題。2016年,該議題因香港立法會宣誓風波而間接引起的「澳門立法會選舉法修法爭議」的影響一度被提及。2017年,中共中央机关报旗下《環球時報》、澳門媒體新華澳報》以及相關團體因炒作澳獨議題而被各界批評[2][3][4][5]

近年來,當澳門有人對政府的一些政策表示反對和憂慮,便會出現「另類聲音」上綱上線地批評反對者是「澳獨」和「反中央[6][7][8]。批評聲音指出,有既得利益者誇大「澳獨」在澳門的影響,創造假想敵,目的是為了向中國政府繳功納賞[9]

目录

背景编辑

 
在澳門路環出土的史前彩陶碎片,已有6000多年的歷史。
 
1639年的澳門地圖,澳門歷史上以中西交流馳名,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中在地區上扮演重要角色,亦曾在世界經濟的運轉中發揮重大作用。

約在公元前四千多年的新石器時代,已有人類在澳門一帶聚居,並有骸骨彩陶碎片、銅幣、鈕、箭頭、石英製的環、玦,以及石斧、石锛等石器工具文物出土[10]

澳門在中國秦朝時期屬南海郡番禺縣東晉時期屬新會郡封樂縣,隋朝時期初年改屬南海郡寶安縣唐朝寶安縣改屬東莞縣,在明朝清朝屬廣東府香山縣恭常都[11]

史學界對於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及澳門開埠的時間說法不一,主要有1535年、1553年及1557年三說[12]。1573年(明萬曆元年),葡人正式賃居澳門之後,一方面同中國大陸進行貿易,另一方面開闢了澳門—長崎、澳門—果亞里斯本、澳門—馬尼拉墨西哥三條國際貿易航綫,開展東西方國際貿易,後來更「扶老携幼,舉國而來」,在澳門擴建房屋。然而由於葡人私運米糧和火藥販賣人口、騷擾海疆以及唆使黑奴到提調衙門無理取鬧等舉動,引起明人的不滿和朝野仕宦的憂慮,紛紛向皇帝上書禀奏,認為葡萄牙人賃居澳門是國家安全的一大威脅和隱患。1614年(萬曆42年),明朝中央政府允許葡萄牙人繼續賃居澳門,建設城池,設置官吏,對之加强管理[13]

從明嘉靖32年葡萄牙人進入和賃居澳門到清光緒13年的334年間,明清政府一直在澳門設置各種管理機構,委派守澳官、縣丞同知參將等文武官員管理澳門的行政、軍事、司法和關税等事務。直到鴉片戰争後,葡萄牙人不斷侵奪澳門的領土主權,道光25年(1845),為了與已經是自由港香港競爭,葡萄牙女王瑪利亞二世單方面宣佈澳門為自由港,容許外國商船停泊進行貿易活動,亦拒絕向大清國繳付地租。1846年,澳門總督亞馬留封閉在澳門的海關行臺,毀掉香山縣丞衙署。翌年,亞馬留停止向清政府繳納地租,並且將設立在議事亭內的清皇帝御旨石碑拆除,驅逐清政府在澳門的官吏和海關人員,武力進佔了澳門半島東北的望廈村,開始推行近佔七村,遠奪三島的擴張政策,進一步擴大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勢力範圍。1889年,葡萄牙人共佔領了相當於今天整個澳門地區的面積[13]。1887年12月1日,葡萄牙王國和大清國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規定「葡國永駐管理澳門及屬澳之地……定準由葡國堅允,若未經中國首肯,則葡國永不得將澳地讓與他國」。

1966年12月3日,澳門爆發「一二·三事件」,事件的導火線是在同年11月發生的「氹仔事件」,當時澳門離島氹仔的基層工人因小孩貧窮無法讀書上學,故向當時的工務局申請擴建校舍,然而經過24次交涉和申請後無果,於是按照慣例先行搭棚動工,時海島市行政局代局長晏德地(葡萄牙語:Rui de Andrade)後來在憶事件經過時對申請批文的經過支吾以對,他憶說他在某天上班時,經過發現學校門前搭起棚架,大吃一驚,於是派出警察阻止,導致警民衝突,造成24人傷。消息旋即傳遍澳門,觸發大規模群眾藉機反對葡國在澳門的殖民統治,演變成大規模的騷動。雖然事件不因中國文化大革命而起,但當地親北京左派藉着文革的影響,引入文革式鬥爭手段,通過「反殖愛國」鬥爭,企圖奪取殖民地政府的權力,一些左派人士闖進澳督府(現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高唱紅歌、朗讀毛語錄,又推翻警車,並於議事亭前地集結,衝擊市政廳(現民政總署大樓)、警察局和仁慈堂大樓地下的公證署,又破壞葡萄牙人紀念雕像,警察開槍回應,事件造成八人死亡、200多人受傷[14][15][16]

12月10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與當時在澳門的親中共社團向澳督嘉樂庇提出六項要求,當中包括「立即向澳門同胞當面認罪和簽具認罪書」。本來強硬態度的嘉樂庇在與華商領袖何賢會面後,翌日向殖民地部發出的一封電報︰「他(何賢)還告訴我已經有一萬個紅衛兵集結在澳門附近,而陸軍總司令就通知,有持械的解放軍集結在關閘附近。海軍方面則通知,有4艘中國軍艦進入了澳門水域。」12月21日起,澳葡政府被迫每天派出代表到拱北與廣東省外事處就認罪書內容展開談判。根據當時港英政府的報告,澳葡方面向他們發信,問如果撤走,需時多久,以及香港能否給他們暫駐[16]

1967年1月,廣東當局關閉與澳門接壤的關閘,禁止中國內地糧食及食水輸往澳門,迫使澳葡政府屈服。28日,澳葡政府認罪道歉,簽署《澳門政府對華人各界代表所提出的抗議書的答覆》,涉及氹仔事件的護督、行政官員及鎮壓師生的官員亦先後離開澳門。事件過後,澳葡政府大權旁落,迅速失去統治意志,在政治上一切都要以中國共產黨的意圖為依歸,例如配合中共清洗在國民黨在澳門的勢力(一二三事件前,國共勢力相平衡)等。親中共的當地華人領袖何賢成為事實上的「影子澳督」,當時甚至有香港人嘲笑澳門為「半個解放區」,澳門社會自此被左派控制[15][17]。另外,一二·三事件是香港「六七暴動」爆發的起因之一,當時香港左派受到澳門左派在「一二三事件」中大獲全勝的鼓舞,到澳門學習「鬥爭經驗」,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副社長祈烽兩人在內部會議總結澳門「勝利」時,聲言要在香港「大幹一場」,此後新華社香港分社及左派陣營積極捕捉發動鬥爭的機會[17]

1975年,新成立的葡萄牙文人政府提出歸還澳門,但鑑於當時文革尚未结束,全國一片混亂,中国沒有心思去考慮收回澳門的問題[15]

1987年4月13日,葡萄牙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政府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在1999年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1999年12月20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澳門行使主權,結束了葡萄牙人在澳門一百多年的統治歷史(不包括1553年至1849年澳門的行政、司法、稅收等權仍屬廣東地方政府所掌握的時期)[13][18]

意識形態编辑

 
解放軍在澳門內港一帶協助清理颱風天鴿造成的垃圾。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仇國平以澳門和香港兩地的社會團體政治立場作出比較,他指出,香港的親北京勢力六七暴動中被港英政府摧毁,香港市民對港共勢力對香港穩定及繁榮的破壞感到極度不齒,左派人士對香港自治權的挑戰,飽受當時港英政府的限制。然而澳門的左派勢力卻在1966年一二·三事件中迫使澳葡政府屈服,得以在社會各個階層紮根,因此澳門社會普遍親中,身份認同上傾向中國大陸,澳門的本土身份認同感難以營造。澳門人對中國文化以至中國政府有強烈的認同感,在中國政府眼中,作為一國兩制的試驗品,澳門比香港更成功[19]

澳葡政府對一二·三事件和港英政府對六七暴動的應對方法不同,當年澳葡當局選擇「認罪道歉」,而港英當局則「絕不妥協」,並且一直堅持平亂直到中共強行下令香港左派終止暴動為止。這兩種不同的應對手段,直接導致這兩個殖民地在暴亂後長達20年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跡。澳葡政府失去統治意志後,澳門就陷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全面停頓的狀態;而在對岸的港英政府在挫敗左派暴動後,統治意志表現得非常堅定,且民望高企,經過對六七暴動深層次原因的檢討,進行相關的大規模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深刻改革,在1970到80年代的黃金20年間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相比之下,澳門的停滯、沒落就顯得特別突出。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澳門居民與香港不同,並不反對「回歸」,希望藉「回歸」來改變澳葡政府不作為的局面[15]

澳門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李展鵬說,澳門的本土身份的建構比香港弱得多[20]

2015年12月,香港大學民調以電話訪問510名澳門市民,結果顯示市民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比2014年上升2分。評分與「澳門人」的認同感相同,皆為7.9分[21]

經濟學人》雜誌於2017年颱風天鴿在澳門大肆破壞後發文指出,香港與澳門最大不同之處在於,澳門人對解放軍幫忙清理颱風過後的災情,紛紛報以熱烈的掌聲,但在香港,就算解放軍履行一些人道性的任務(人道救助),也會遭到香港人的質疑[3]

相關事件编辑

2016年立法會選舉法修法爭議编辑

201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針對香港立法會宣誓風波对《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進行第五次釋法後,澳門政府向立會提交修改立會選舉法,要求追加參選人須聲明擁護《基本法》和效忠澳門特區的條文,並規定不可擔任其他國家的議員職位,行政法務司陳海帆稱新增相關條文是參考了人大對香港《基本法》第104條釋法,引入聲明書是為了「防患未然,未雨綢繆」,又指選管會將根據參選人過往言論或行動判斷該人是否屬「不擁不忠」,惟因法案不設追溯期,參選人作出聲明時若表示願意放棄過往「不擁不忠」言論就不影響其議員資格。另外,若拒絕聲明,或事實證明不擁護,則會被剝奪被選資格[22][23]

訊報》評論指出,「在澳門這個和諧溫順得如同小綿羊一般的社會裡,這無疑是澳門政府引火上身,多此一舉的做法。這難免讓人質疑政府有消滅社會一切反對聲音的企圖,最終只會點燃起公眾的更大怒火。現時政府說要『未雨綢繆』,不禁讓人質疑澳門政府想以香港為榜樣,為自己施政的失敗找個可以推卸的對象。」評論又指出,澳門從來都沒有所謂的「澳獨思潮」,既沒有市場,亦沒有土壤,反而是那些經常聲稱要慎防「澳獨」的人,不斷在帶起有關討論,令人不勝其煩,再加上對當地政府無能腐敗的不滿,地區性的民怨亦會蔓延到對北京政府的不滿。評論亦指出,澳門政府在香港人大釋法事件後未夠一個月就高效率地推出新法案文本,在處理民生議題時卻相當緩慢和缺乏效率[22]

有聲音指出澳門目前根本沒有「澳獨」言論或立場,批評修法可笑且只為獻媚。時新澳門學社副理事長蘇嘉豪批評政府東施效顰,以及批評陳海帆爭著當「澳獨之母」。他說《基本法》第101條已清楚列明議員宣誓必須遵守、擁護及效忠的條款,另行修法是「僭建基本法」,批評修法美其名未雨綢繆,其實只屬「作賊心虛」[23]

2017年澳獨議題風波编辑

2017年9月的澳門立法會選舉期間,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在9月13日刊出了一篇標題為《圖謀引入激進抗爭!澳門「獨派分子」想進立法會》的文章,文中引用親共媒體《新華澳報》的報導,點名批評時立法會參選人、澳門民主派政黨新澳門學社」的蘇嘉豪為「泛民象徵,企圖將香港的所謂抗爭手法帶到澳門社會及立法會」。報道亦指,學社人員黃健朗曾在社交網站上公開指「參加澳門立法會選舉可主張港獨,因為香港《基本法》不能在澳門實施」[24]

9月9日,以「學社前進」名義參加立法會選舉的蘇嘉豪,以及其他學社人員在三盞燈的造勢晚會期間遭十多名聲稱「澳門收藏家協會」成員舉橫額抗議,抗議者大喊「反對獨派進入立法會」口號,並且在橫額上寫著「黃健朗冇再獨害青年人(黃健朗不要再獨害青年人)」、「災難面前祖國是靠山」及「獨派無人性」。協會會長吳利勳表示,他們看到有「獨派」年青人在學社組別候選人的名單中,並聽到社會有聲音指,有「港獨」的選舉模式來傳授到澳門。他表示堅決反對「獨派」思想進入澳門,也堅決不容許「獨派」思想進入澳門,危害青年[25]

有「學社前進」助選團成員要求一名抗議者拿出黃健朗宣傳「澳獨」的證據,該名抗議者隨即打開手機查找了一會後未有結果,有一名抗議者向另一名抗議者說「唔好回答佢任何問題(不要回答他任何問題)!」另有數名抗議者則重複大喊「總之獨派就是沒人性!」。其後有記者上前提問,有男子稱他們是「反獨派」,擔心香港的港獨派將「技術」傳過來澳門立法會。記者回應稱現時澳門無所謂「澳獨」,該男子稱「依個係唔可以存在嘅(這是不可以存在的)……」記者再問為何與學社候選人有關,該男子說學社候選人跟香港的獨派有聯繫,記者追問有否證據,該男子回答「暫時沒有……我們只是在發表意見……總之就是要反對」[26]

9月13日,「學社前進」成員在黑沙環新街集會,過程中先後被另外三個組別的第一候選人打擾,分別為第17組第1候選李少坤、第22組第1候選人黃偉民以及23組第1候選人利建潤,他們在集會地點辱罵學社成員,辱罵用詞中包括「賣國賊」,又試圖阻礙「學社前進」候選人的競選演講及宣傳[27]

相關人士及帶出「澳獨」議題的報道在刊出後受到學社、學者專家及多方媒體的批評和反駁。蘇嘉豪和黃健朗對相關指控作出澄清,又指把反對派扣帽子成主張獨立或者受到外國勢力支配,是北京當局常用的政治技倆。他亦指出,某些團體誣陷學社候選人「搞獨立」,變相是對學社過往監督政府的工作的肯定[26]。黃健朗回應《立場新聞》記者查詢時指,《環球時報》所引用的言論,只是法律技術上的討論研究,意在指出澳門法律存在的漏洞,不代表個人鼓吹香港獨立。他亦強調本人從無鼓吹澳獨或港獨,批評《環球時報》的措詞是歪曲事實[28]

當選議員後的蘇嘉豪在出席澳門電台節目時說,「愛國」已被扭曲為「表忠」,流於口號,又質疑有人藉「愛國」來取得更多利益。有聽眾發表評論,指出並沒有任何候選組別以「澳獨」作政綱,卻有一些人躲起來在網絡無的放矢、無中生有,指控候選組別「搞澳獨」,這些「搞亂社會的壞分子」才是「澳獨之父」。該聽眾又說,與其「講澳獨」,不如「講愛國愛澳」,批評很多議員「講愛國愛澳」,卻只說不做[29]

澳門與內地駕駛執照互認爭議编辑

2017年10月,特區政府提出推動陆澳兩地駕駛執照互認,引起坊間憂慮和批評,時事評論員、澳門交諮會前委員黃東批評,現時有部分意見指反對有關政策就是「澳獨」、「反對國家大政」。他認為,必須譴責這類上綱上線的說法,市民的憂慮有箇中道理,因為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商討極不透明,難免引起揣測。他懷疑,中央政府可能只是向特區官員了解互認事宜,但特區官員立即把中央政府的意思演繹成「盡快實施、大勢所趨」等,強迫市民去接受[6]

各界評論编辑

專門研究澳門問題的專家、澳門科技大學教授譚志強說,2017年立法會選舉前多年來,從未聽過「澳獨」或「獨派分子」,相關文章的指控是「完全冤枉」,似是有人在利用親共傳媒抹黑立法會選舉中的對手[3]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擔心如此挑起「獨派」討論,會讓本身不存在的議題成真,情況就像10年前沒有人討論港獨,但時香港特首梁振英提出「警惕港獨」後立即變成「港獨之父」,結果港獨議題就愈來愈多人討論。余永逸說港澳兩地政治氣氛不同,澳門人多不認同激進路線,在澳門「反中」或「反共」並無市場[30]。他又說:「當《環球時報》提出『澳獨』議題的時候,其實大家都知道出事了,因為這根本就不是個議題。你說它(澳獨),它倒就成議題了。」[2]

澳門媒體訊報》有評論文章指出:「今次(2017年澳門立法會選舉)除了網上有鋪天蓋地的誹謗言論之外,竟然有部分團體或候選組別甚至公然違法擾亂個別組別的競選活動,亂扣『澳獨』、『賣國』的帽子,上綱上線地抹黑,這不禁讓人質疑是有組織的打壓行為……。澳門人從來都有優良的『愛國愛澳』傳統,根本就沒有所謂的『澳獨』土壤,在澳門談『澳獨』可以說是選票毒藥,亦是政治自殺。但現時這些所謂『反澳獨』的勢力硬要將這個偽議題搬到澳門來,顯而易見的是,『反澳獨』將來必然是一條可觀的財路……其實一句到尾︰現時在澳門誰要大力提倡『反澳獨』,誰就日後必將成為『澳獨之父』。」[7]

澳門立法會民主派議員區錦新認為,中共官媒「環球時報」一度以「澳獨」標籤反對派的候選人可能是故意渲染。他說,澳門人口中,絕大部份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或者是「移民二代」,真正土生土長的澳門人只有三份之一,而且從1960年代開始,澳門的民間社會就已經由親北京的社團壟斷,而到中國大陆改革開放後,整個社會都與北京較為親近,因此所謂的「澳獨」根本沒有市場[31]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評論,「澳獨」議題是中國共產黨的媒體炮製出來打壓反對派的鬧劇[3]

時事評論員評論,那些誇大「澳獨」在澳門的影響的人士,有如明朝末年一些製造假想敵以虛報軍功,將小規模衝突上奏為大捷大勝,以「無中生有」和「弄假成真」獲取朝廷封賞和賺取軍餉的明朝將領,又指最有可能推翻政權的不可能是「只有一支筆一張嘴」的「被扣上搞獨帽子的反對派人士」,而是那些自澳門回歸以來「透過不擇手段買賣(囤積)土地致富的地產商」,因為歷史證明就算是父子兄弟,在權力和金錢下隨時都會兵戎相見[9]

參考出處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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