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鏡報

藏文报纸

西藏鏡報》是一份早期藏文報紙[註 2],藏文全名為「ཡུལ་ཕྱོགས་སོ་སོའི་གསར་འགྱུར་མེ་ལོང」;威利轉寫:「Yul phyogs so so'i gsar 'gyur me long」,意為「世界各地新聞之鏡」,又稱《明鏡》(Melong)或《鏡報》(Sargyur Melong)。創刊25週年後,報頭附加英文標題「The Tibet Mirror」,即《西藏鏡報》。[9]

《西藏鏡報》
MelongV14No3.jpeg
1945年12月《西藏鏡報》的封面圖片,中央是V字勝利手勢佛教八吉祥物,四角為四種文字的耶誕與新年賀詞。
類型月刊
版式A3[1]:17
創辦者多吉·塔欽(Gergan Dorje Tharchin)
出版商藏文出版社(英語:Tibetan Press,1928-1946年)
西藏鏡報出版社(英語:Tibet Mirror Press,1946年9月-1963年11月)
編輯更敦群培江洛金·索朗傑布[2][3]
主編多吉·塔欽
創刊日1925年10月10日
停刊日1963年11月1日
政治立場藏族民族主義,反共[4]:183-184
語言藏文
总部印度噶倫堡
城市噶倫堡
国家地区英屬印度(1925-1947年)
印度(1947-1963年)
發行量200份(1929年)
500份(1942年8月-1945年)
最高:1,983份(1947年3月)[5]:85-86[6][7]:297
读者遠大於發行量[註 1]
OCLC 编号297170279
售價1925年:一年1.5印度盧比(含郵費)。

1935年4月:一年3盧比(不含郵費),5盧比(國際)。
1943年12月:每期0.5盧比。

1959年5月:每期1盧比。一年國內10盧比,國際15盧比,航空郵件35盧比。[8]:207[5]:83
免费在线档案《西藏鏡報》掃描網路版(含224期)

《西藏鏡報》由多吉·塔欽(Gergan Dorje Tharchin)擔任發行人、記者兼主編,從1925年10月10日至1963年間在印度噶倫堡不定期出版,並在大藏區流通,讀者遍及西藏蒙古印度中國以及歐美各地。《西藏鏡報》是第一份由藏人創辦的藏文報紙,在早期藏文報紙中,《西藏鏡報》是唯一一份持續發行的,也是對藏人最具影響力的報紙。《西藏鏡報》除了報導新聞,也傳播新知,提倡改革,促進藏人團結,立場傾向藏族民族主義。它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視為「反動刊物」,中文文獻中相關的論述不多。[9][10][11][12][13]

歷史编辑

背景编辑

噶倫堡東鄰不丹王國,西鄰尼泊爾王國,成為印度在兩國之間的楔子。噶倫堡海拔1,250公尺,向北仰望青藏高原,噶倫堡經錫金越過則里拉山口到西藏邊境只有30英里。它是藏印貿易的重鎮,在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關閉邊界前,藏印貿易約有半數是經由噶倫堡。噶倫堡的文化與種族多元,是多種文化交會之處,也是西藏與外界接觸的門戶。[5]:60-61

《西藏鏡報》的創辦人多吉·塔欽(1890-1976年)被當地人尊稱為塔欽巴布英语Babu (title)(Tharchin Babu),他是藏族基督徒,生於印度北部喜馬偕爾邦金瑙爾縣(也有說斯皮提縣)。他在蘇格蘭教會差會擔任傳教士,精通標準藏語近古藏語,許多西方人向他學習藏語。[14]他最自豪的傑作英语Masterpiece是從1930年代開始編輯的藏文大辭典,但由於財務原因,直到1960年代才出版兩冊。[15]

創立緣起编辑

在重視傳統的藏區,「新聞」是當時藏人不熟悉的事物。 在《西藏鏡報》創辦前,雖然拉達克、北京與拉薩發行過摩拉維亞弟兄會傳教士與中國政府辦的藏文報紙,但是影響有限,也沒有一份持續發行。[16][17][1]:13-17

1925年8月,塔欽在蘇格蘭教會差會主持人約翰·安德森·格雷厄姆英语John Anderson Graham博士的辦公室中看到一部損壞閒置的謄寫機(英語:Roneo duplicator),塔欽想到用它來創辦一份藏文報紙,在塔欽要求下,格雷厄姆博士把謄寫機給了他。[18]

塔欽決定用西藏文化中熟悉的符號「明鏡」命名報紙,來吸引所有藏區讀者。「明鏡」在藏傳佛教中有重要的意義:五妙欲供中以「明鏡」象徵色塵(眼所見的對象),放在五種供品的中央。1912年發行的西藏5章噶紙幣背面的五妙欲供圖也有一面銅鏡。某些金剛乘的觀想以「明鏡」象徵法身佛毗盧遮那佛,因為明鏡沒有偏好的反映一切,沒有扭曲,自身不因對象而變,與法身的特性(平等無分別、無無明、不變)相同。藏人也用明鏡進行圓光占卜[1]:21-22[19][20][21]

塔欽修好謄寫機後,於1925年10月10日發行《西藏鏡報》創刊號,經過短期實驗出刊週期,從1926年2月起定為每月發行。[18]

創辦初期编辑

1927年5月,《西藏鏡報》報導了國民革命軍北伐,中共勢力擴張,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衝突[22]塔欽收到第十三世達賴喇嘛來信,表示《西藏鏡報》的新聞對他很有用,並贊助20印度盧比。1927年12月中,塔欽到拉薩採訪了十三世達賴,回程遇到英國駐錫金助理政務官駐江孜商務代表霍普金森(英語:Arthur John Hopkinson),以100盧比贊助《西藏鏡報》。[18]

《西藏鏡報》第一年的訂戶只有14份,1927年訂戶達到約50份,並免費贈閱近一百份給西藏政府官員。由於西藏郵政經常丟失郵件,而且缺乏付款機制,《西藏鏡報》的收入一直是個問題。[18]1928年9月,《西藏鏡報》開始使用新的油印機出版。[8]:2111929年,訂戶達到200份,但是僅有37人付款。[5]:831930年民國政府特使劉曼卿出使西藏後,鏡報發表了對她的專訪。[23]:161935年,十三世達賴和噶廈政府來信祝賀《西藏鏡報》創刊十週年。[24]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编辑

1940年,噶廈政府再度贊助100盧比,《西藏鏡報》在首頁刊登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的彩色全頁照片,之後噶廈准許塔欽對外募款,募到300盧比。[8]:246-247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藏鏡報》持續報導全球戰事,經常附上地圖說明某場戰役。當時許多印度報紙因為缺乏紙張而停刊,但是英國駐錫金政務官巴茲爾·古德認為《西藏鏡報》是唯一一家藏文報紙,屬於戰時宣傳活動,因此供應紙張並爭取到政府資助。[25]:476

二戰戰後時期编辑

二戰後,英國駐錫金政務官霍普金森規定申請貿易執照的藏人必須訂閱《西藏鏡報》,使得《西藏鏡報》訂戶超過一千份,首次財務獨立。然而好景不長,印度獨立後於1948年取消了這個規定,塔欽一再向印度駐錫金政務官申請贊助,都被拒絕。[5]:83-84

1946年,《西藏鏡報》與「西藏鏡報出版社」脫離蘇格蘭教會而獨立。在霍普金森的協助下,塔欽獲得英屬印度政府的無息貸款,用來購買14萬盧比的人工撿字排版的脚踏活字版印刷機,以及買地建印刷廠,藏文鉛字與印版則來自加爾各答浸信會差會出版社。1948年3月22日,「西藏鏡報出版社」舉行開幕式,霍普金森等人出席,《西藏鏡報》啟用活字版印刷機出版了第16卷第5期。《西藏鏡報》從此進入活字版印刷時代。[5]:81[8]:211[26][27]:153當時西藏的藏文印刷術還停留在雕版印刷時代,直到1950年代解放軍入藏後,西藏才進入活字版印刷時代。[5]:31

解放軍入藏時期编辑

《西藏鏡報》從1946年起就警告藏人中共入侵的危險,數次重刊1932年十三世達賴的政治遺囑,包括這些話:「在赤色共产党现在正到处进行恐怖和破坏的时候,我们必须特别警惕自己免受野蛮的暴行。他们积恶至极。⋯⋯为时不久,赤色的屠杀将必闯入我们的前门。无论是我们自起内讧,或是来自外面共产国家的威胁,我们迟早都必须直接面对。⋯⋯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必须随时准备保卫自己。否则,我们的文化和精神传统将被彻底根除。」[4]:186

1950年9月7日(昌都戰役前一個月),據《新加坡自由西報英语Singapore Free Press》報導,中共禁止藏人閱讀《西藏鏡報》,擁有者可能被槍斃,而渴望新聞的西藏人在黑市用高價購買《西藏鏡報》。[4]:210-211

1951年1月,《西藏鏡報》25週年慶發行特刊,回顧過去歷史,並刊出歷任英國駐錫金政務官、錫金國王札西南嘉希臘王子彼得英语Prince Peter of Greece and Denmark等多人賀函。本期有30頁,是該報史上頁數最多的一期。[28]

1952年3月,西藏「人民會議」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駐藏代表張經武遞交請願書,要求解放軍退出西藏。5月,西藏軍區和噶廈聯合發出布告,宣布「人民會議」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29][30]1952年10月,《西藏鏡報》社論呼籲吃糌粑的人(指所有藏人,包括康巴人)團結起來,終結漢人(對大藏區)的佔領。[31]

塔欽交遊廣闊,解放軍入藏後,西藏鏡報出版社在1950年代成為報導中國在西藏軍事行動的新聞交換中心,《西藏鏡報》的文章包括了解放軍空襲寺院與村莊的插圖。[18]1956年10月《西藏鏡報》據目擊者證詞,報導解放軍轟炸機轟炸康區格魯派第一大寺理塘寺,造成數千藏人死亡,並附上理塘寺被炸的插圖。據李江琳考證,這是由解放軍蘭州軍區空軍獨立第4團的杜-4重轟炸機在1956年三、四月間執行。[32][33][34]1957年10月,《西藏鏡報》刊登了一首紀念歌,歌詞中有:「不要讓袁大頭收買你,站起來!吃糌粑的人站起來!」[31]1957年夏格巴·旺秋德丹嘉樂頓珠領導的「西藏幸福事業會」(在印度噶倫堡)將《西藏鏡報》偷運入境,在西藏各地散發,呼籲「所有吃糌粑的人團結起來」,「把漢人趕出西藏」。[35]1958年7月,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指《西藏鏡報》是「反動刊物」,要求印度政府取缔。[36]印度政府表示對《西藏鏡報》破壞中印友誼感到不悅,但是印度新聞自由,依法只能由地方官員警告塔欽。這是中印關係開始惡化的標誌。[25]:486[37]

停刊编辑

19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曾經表示只要《西藏鏡報》立場從反共轉為親中,可以資助《西藏鏡報》使塔欽不賠錢,但是被塔欽拒絕。[38]:175[4]:198

1963年11月1日,《西藏鏡報》出版第28卷第8期,之後因財務困難,塔欽年長力衰,而且藏人行政中央開始出版藏文報紙等原因而停刊。[18][39]

《西藏鏡報》到停刊為止,38年間出版了28卷,共311期(ㄧ卷通常是12期,但是兩期有時併為一份印行,所以ㄧ卷最少時實際只有8期,最多時有13期)。[5]:131-143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收藏了224期,超過《西藏鏡報》發行期數的70%。[9]

編輯團隊编辑

格西曲吉扎巴[註 3]1930年曾為《西藏鏡報》工作。堅塞·貢培拉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執政後期掌握西藏實權,但在十三世達賴死後失勢,1934年初被流放到工布孜崗,結識了因龍廈事件受牽連而被流放的江洛金·索朗傑布[40],1937年底兩人流亡到噶倫堡,他們與旅印的傑出學者更敦群培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藏族知識份子,結識塔欽後為《西藏鏡報》工作,提高了《西藏鏡報》的水平。西藏共產黨的創建者平措汪傑與戰友昂旺格桑在1944年左右為《西藏鏡報》工作了六個月,木村肥佐生法语Hisao Kimura在1940年代末期也為《西藏鏡報》工作。[7]:220[5]:87-88

內容编辑

《西藏鏡報》在創刊號的社論表示要服務不同讀者群,要為僧侶提供印度佛教過去與現在修行的資料;為商人提供商品產地與市場的新聞;為貴族提供各種新聞;為病人提供藥物和療法的信息;為兒童提供課程和其他教材。[8]:207-208因此《西藏鏡報》內容包括政治新聞、最新科技發明(例如潛艇巡洋艦驅逐艦航空母艦降落傘,英國與美國轟炸機直升機飛艇,汽車等)、名人的故事(例如聖雄甘地泰戈爾等)、短篇教育性故事、外國旅客到西藏的報導,以及地圖等。許多文章附帶照片或插圖。除了知識性內容,《西藏鏡報》還提供實用的商業資訊(如羊毛、金、銀、麝香雪豹皮、皮、氂牛[註 4]的市場價格),廣告,以及一些教育、娛樂內容(謎語卡通),還有關於宗教(基督教和佛教)的文章。[6][8]:227-228[42]

在《西藏鏡報》發表文章最多的知名人士是更敦群培。他在《西藏鏡報》發表了《旅居印度的反思》、《俗語嵌套詩》(1936年),《Lhasa與Rasa:La與Ra》(1937年),《地球是圓的還是平坦的》、《西藏政治史的重要性》(1938年),以及三篇關於吐蕃帝國與唐朝關係的文章(1943年)。[7]其中《地球是圓的還是平坦的》一文挑戰了藏人認為「世界是平坦的」傳統觀念。該文所附的地球地圖與史德文夫人1922年藏文著作中的地圖十分相似。[8]:223-224其他名人士如藏學查爾斯·貝爾發表了《十三世達賴喇嘛傳》(1948年),還有约翰·范·曼恩英语Johan van Manen(1926年)、尼古拉斯·洛里奇(1933年)等人的文章。[5]:87

封面設計编辑

《西藏鏡報》的封面設計經常包括佛教符號。《西藏鏡報》一共採用過六種報頭英语Masthead (publishing)設計:[5]:94-98

  1. 1925年10月~1928年11月:手繪報頭,圖案包括了十字金剛杵
  2. 1928年12月~1940年2月:十字金剛杵上方是如意寶珠
  3. 1942年8月~1947年1月:報頭除了鑲邊圖案外,沒有其他裝飾。
  4. 1947年2月~1948年2月:上端是一排花鬘,中央是白色法螺,兩側用圖案鑲邊。
  5. 1948年3月~1948年10月:報頭用字鑲邊。
  6. 1948年11月~1963年11月:上端是一排花鬘,中央是白色法螺,兩側用卍字鑲邊。

這些符號在佛教中各有意義:十字金剛杵象徵堅固的信心,如意寶珠代表財富以及滿願,法螺比喻(佛法)法音遠播。此外報頭也經常包括佛教八吉祥物。

1944年3月的封面則省略報頭,而以各種佛教符號、人物與動物構成繁複的鑲邊。[5]:98-99

影響编辑

在藏文媒體幾乎不存在的時代,《西藏鏡報》記錄了西藏劇烈的社會與政治轉型。《西藏鏡報》讀者包括(十三世和十四世)達賴喇嘛,拉薩江孜康區等地的西藏讀者,以及經常從拉薩經過春丕河谷到噶倫堡、大吉嶺加爾各答的商人和貴族[9][38]:173十四世達賴表示,在解放軍進藏前,他的新聞來源只有 《西藏鏡報》,以及布達拉宮的掃地僧。[43]《西藏鏡報》很早就受西方藏學家注意,如1926年荷蘭约翰·范·曼恩英语Johan van Manen的《三家藏文報紙》就包括了創刊號,1935年德國莱比锡大学約翰內斯·舒伯特英语Johannes Schubert (Philologe)已是訂戶。[8]:214-215[9]各國大報也曾提及《西藏鏡報》,例如新加坡的最大報《海峽時報》(1936年10月15日),中國最大的英文報紙——上海北華捷報》(1939年12月)。[5]:86[8]:225-226雖然《西藏鏡報》的發行量不大,但是《西藏鏡報》向當時與外界隔絕的藏人報導了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印度獨立等全球新聞,因此對藏人深具影響力。[9][38]:173[17]

在《西藏鏡報》創辦前,青藏高原地區的藏文出版社以寺院與貴族出版的宗教出版物為主,使用雕版印刷技術,也沒有非宗教的出版社。西藏鏡報出版社是青藏高原地區最早採用油印技術的藏文出版社,除了報紙也出版其他藏文印刷品。[27]:150印度獨立前,西藏鏡報出版社可能是印度最活躍的藏文出版社。[44]

西藏鏡報出版社所在的鐵皮屋2005年时門口還掛著「The Tibet Mirror Press」的標誌。[45]

相關論著编辑

多吉·塔欽编辑

西藏鏡報编辑

外部連結编辑

註解编辑

  1. ^ 《西藏鏡報》經由輾轉流傳與社區集體閱讀,讀者人數遠多於發行份數。[7]:297
  2. ^ 《西藏鏡報》創刊後的計劃是每月出版,一度嘗試過每週出版,實際上是不定期出版,但是通常將它歸類為報紙而非雜誌。[5]:22-24
  3. ^ 曲吉扎巴後來編輯了《格西曲扎藏文辞典》。
  4. ^ 氂牛尾用於製造印度教耆那教與佛教儀式的法器、拂塵假髮、聖誕老人的鬍鬚。白氂牛尾的價錢比黑氂牛尾高。[41]

參考文獻编辑

  1. ^ 1.0 1.1 1.2 Shakya, Tsering Wangdu.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ibetan literature : gsar rtsom (博士论文).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4年 [2017-09-28]. (原始内容 存档于2020-02-14). (英文)
  2. ^ Lauran R. Hartley; Patricia Schiaffini-Vedani. Modern Tibetan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06-25: 8頁. ISBN 0-8223-8143-5. (英文)
  3. ^ 嘉央諾布. The Myth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Tibet and the Tibetan Language, Part Three. phayul.com. 2005-06-21 [2017-09-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27). (英文)
  4. ^ 4.0 4.1 4.2 4.3 Isrun Engelhardt. Tharchin's One Man War with Mao (PDF). Roberto Vitali (编). Studies on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ibet and the Himalaya. 2013-12-01 [2017-09-28]. ISBN 978-993750679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6-03-09). (英文)
  5. ^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Anna Sawerthal. The Melong: An Example of the Formation of a Tibetan Language Press (PDF) (碩士论文). University of Vienna, Austria. 2011年 [2017-09-27].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6-03-04). (英文)
  6. ^ 6.0 6.1 Natalia Moskaleva. Sketches of Contemporary Tibetan History in The Tibet Mirror (1949–1963) (PDF).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December 2016, (37): 248-249頁 [2017-09-26].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7-09-26). 
  7. ^ 7.0 7.1 7.2 7.3 Schaedler, Luc. Angry Monk: Reflections on Tibet: Literary, Historical, and Oral Sources for a Documentary Film (PDF) (博士论文). University of Zurich: 567,422–432頁. 2007-12-12 [2017-09-27].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7-09-28). (英文)
  8. ^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Engelhardt, Isrun. Reflections in The Tibet Mirror: News of the World, 1937-1946 (PDF). Gray Tuttle (编). Mapping the modern in Tibet. PIATS 2006: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Eleven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Konigswinter. Andiast, Switzerland: IITB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GmbH. 2011年 [2017-09-26].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2-01). (英文)
  9. ^ 9.0 9.1 9.2 9.3 9.4 9.5 Yul phyogs so soʾi gsar ʾgyur me loṅ. Columbia University. [2017-09-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06). (英文)
  10. ^ Tibet Mirror. Beinecke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2017-09-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4-10). (英文)
  11. ^ 李江琳. 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 聯經出版. 2010年7月: 24頁. ISBN 978-957-08-3638-7. 
  12. ^ 安樂業. 國際藏學史導論.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 2016-06-01: 335頁. ISBN 978-986-91739-5-7. 
  13. ^ 真云边吉. 达赖流亡真相:1959年西藏武装叛乱始末【4】. 人民网. 2015年4月17日 [2017-09-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24). 
  14. ^ Sangharakshita (Bhikshu). Facing Mount Kanchenjunga: An English Buddhist in the Eastern Himalayas. Windhorse Publications. 1991年: 177–178頁. ISBN 978-0-904766-52-3. (英文)
  15. ^ Isrun Engelhardt. A Dedicated Initiator of Cultural Exchange: Tharchin's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of Knowledge between the Tibetan and Western Worlds (PDF). [2017-10-0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6-01-31). (英文)
  16. ^ Benjamin Fleming; Richard Mann. Material Culture and Asian Religions: Text, Image, Object. Routledge. 2014-03-26: 76–77頁. ISBN 978-1-135-01373-8. (英文)
  17. ^ 17.0 17.1 次旺卓玛; 尼玛顿珠; 大达娃次仁.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西藏新闻研究综述. 《西藏研究》. 2009年, (第1期) [2017-09-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26). 
  18. ^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Paul G. Hackett. Kalimpong, Gergan Dorje Tharchin, and his Mirror newspaper (PDF). 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 [2017-09-26].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2-10). (英文)
  19. ^ The Handbook of Tibetan Buddhist Symbols. Serindia Publications. 2003年: 29頁. ISBN 978-1-932476-03-3. (英文)
  20. ^ Alex Wayman. The Buddhist Tantras: Light on Indo-Tibetan Esotericism.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 1973年: 18頁. ISBN 978-81-208-0699-3. (英文)
  21. ^ Wolfgang Bertsch. A Study of Tibetan Paper Money. 2002-07-01: 8–12頁. ISBN 978-8186470169. (英文)
  22. ^ Kurtis R. Schaeffer; Matthew Kapstein; Gray Tuttle. Sources of Tibetan Tra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年: 739–740,727. ISBN 978-0-231-13599-3. (英文)
  23. ^ 《西藏鏡報》第5卷第1期2-3頁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1930年6月27日出版。引自 Fabienne Jagou, Liu Manqing : A Sino-Tibetan Adventurer and the Origin of a New Sino-Tibetan Dialogue in the 1930s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no. 17, Octobre 2009
  24. ^ 《西藏鏡報》第10卷第1期第1頁. 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 [2017-09-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01). 
  25. ^ 25.0 25.1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年. ISBN 978-0-231-11814-9. (英文)
  26. ^ 《西藏鏡報》25週年慶:第19卷第1-2期第2頁. [2017-09-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01). 
  27. ^ 27.0 27.1 Willock, Nicole. Dorjé Tarchin, the Mélong, and the Tibet Mirror Press: Negotiating Discourse on the Religious and the Secular. HIMALAYA, th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Nepal and Himalayan Studies. 2016, 36 (No. 1 , Article 16) [2017-09-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26). (英文)
  28. ^ 《西藏鏡報》25週年慶:第19卷第1-2期. [2017-09-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01). 
  29. ^ 《解放西藏史》编委会. 〈第五章 站稳脚跟,执行和维护协议·第二节 平息“人民会议”骚乱事〉. 《解放西藏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年. ISBN 978-7-80199-903-0. 
  30. ^ 蔡文青. 《喜马拉雅风云》. 崧博出版事業. 19 March 2017: 394–396. 
  31. ^ 31.0 31.1 嘉央諾布. In Defense of Tibetan Cooking (Part I). 2011-02-09 [2017-10-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01). (英文)
  32. ^ 《西藏鏡報》第23卷第11期(1956年10月12日出版)第4頁. [2017年9月26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年2月1日). 
  33. ^ 33.0 33.1 解放军飞机轰炸寺庙——李江琳揭示藏区民主改革鲜为人知的史实(图). 自由亚洲电台. 2011年3月23日 [2017年9月24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年9月24日). 
  34. ^ 34.0 34.1 李江琳. 關於理塘寺轟炸的幾份資料.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 [2017年9月24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年9月21日). 
  35. ^ 〈第六章 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六年不改”方针的提出·第六节 西藏局部叛乱加剧和中央的方针〉. 《解放西藏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7-09-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27). 
  36. ^ 杨公素. 所谓“西藏独立”活动的由来及剖析. 《中国藏学》. 1989年1月15日, (第1期) [2017-10-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01). 
  37. ^ Notes, Memoranda and letters Exchanged and Agreements sign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India and China 1954-1959: WHITE PAPER I (PDF).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74,78頁. [2017-10-01].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7-10-01). (英文)
  38. ^ 38.0 38.1 38.2 Dagmar Bernstorff; Hubertus von Welck. Exile as Challenge: The Tibetan Diaspora. Orient Blackswan. 2003. ISBN 978-81-250-2555-9. (英文)
  39. ^ Yul phyogs so soʾi gsar ʾgyur me loṅ volume 28, no. 8: Page [1]. 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 [2017-09-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01). 
  40. ^ 索窮,江洛金·索朗傑布——一個藏族宿學的愛國情懷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國西藏(中文版)2005年第6期
  41. ^ Tina Harris. Geographical Diversions: Tibetan Trade, Global Transactio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3-04-01: 30. ISBN 978-0-8203-4573-4. (英文)
  42. ^ Rene von Nebesky-Wojkowitz. Where the Gods Are Mountains (PDF).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56年: 74–75頁 [2017-10-02]. ASIN B004VT4B8S.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6-09-28). (英文)
  43. ^ Rajendra Mathur Memorial Lecture. 達賴喇嘛辦公室. 2017-08-09 [2017-10-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03). (英文)
  44. ^ Sheldon Pollock. Literary Cultures in History: Reconstructions from South A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05-19: 749. ISBN 978-0-520-22821-4. (英文)
  45. ^ 藏人行政中央政策研究中心負責人圖登桑培. The Tibet Mirror: The first Tibetan newspaper, now only a memory. 印度噶倫堡. 2005-05-12 [2017-09-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27). (英文)
  46. ^ 李江琳. 《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 聯經出版事業. 2010年7月: 355頁. ISBN 978-957-08-36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