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即为两宋明代儒学。虽然是儒学,但同时借鉴了道家甚至是道教佛学的思想。

北宋嘉祐治平年间(1056年—1067年),儒学发展形成了王安石荆公学派司马光温公学派苏轼蜀学等派。

后来谈兼性理而著名者,有周濂溪濂学张载关中学派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后来洛学由朱熹发扬光大,在福建创出闽学,成为居正统之位的程朱理学。濂、洛、关、闽四学派,人称理学四派。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支流,有时会简称为理学,以便与陆象山(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相对。

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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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期间,道、佛成形,道家讲玄理,佛家讲空理。宋明理学虽以儒学内容为主,同时也借鉴了佛学道教思想,讲的则是“性理之学”。宋明儒者的学术,大致可以分为“北宋”、“南宋”,和“明代”三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唐代以来“疏不破注”的教条,慢慢培养了对经书怀疑的态度,从疑经走上了改经的道路。

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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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诸儒以周敦颐张横渠程颢程颐为大宗,上承儒家经典,讲仁与心性,又讲格物穷理。熙宁三年以后,王安石变法引发党争,二程分别退居洛阳,理学在此后七年或十年达到成熟[1]

南宋以后,儒学分为三派——程颢胡五峰之“湖湘之学”,程颐朱子之学,也就是程朱理学,代表者乃朱熹陆九渊则受程颢影响,并引述孟子而开出心学一派。全祖望评价:“宋干、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2]

北宋中叶以后,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南宋前期虽然政府几次三番下令禁止,并不能阻挡道学的流行和减削它的声望。[3]南宋以后,只有朱陆二系传续不绝。

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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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在全国大规模兴建书院,极大推动了理学的发展与传播。延祐复科后,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由此走上理学正统地位。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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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叶,王阳明承陆九渊而阐发心学,创立致良知之“阳明学”,集心学之大成。明末刘蕺山呼应胡五峰而盛言以心着性之义。明末王学亦走入末流,黄宗羲说:“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是真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偷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

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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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在明朝推行八股文以后逐渐走入空谈,读书人只懂寻章摘句皓首穷经[4],严重脱离实际,变成以学术为工具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5]。在清代更是成为衡量读书人的唯一标准。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读了崔蔚林的文章,说“岸然自负为儒者”实在“可鄙”。又说: “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康熙说“今视汉宫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6]。他曾说:“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即使如此,康熙帝为了博取士大夫的支持,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颁布诏令,以朱熹配享孔子庙,成为孔庙十哲之一,标志着程朱理学成为了官方学术。[7]

清初发扬了汉学旗帜与宋理学对立,惠栋在评《毛诗注疏》时说:“宋儒之祸,甚于秦灰。”认为宋学偏离儒之本法太远,应该回归远古考据“凡古必真,凡汉必好”。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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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儒家信仰者亦多崇奉宋明理学,而其中又分为程朱理学派及陆王心学派,形成了新儒家思想。[8]

主要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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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包括:

陆王心学于程朱理学日趋僵化之际,而盛于明代中后期。张横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则于心学日趋式微之际,与事功学派合流而盛于清代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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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自视为“天民之先觉”,以天下为己任,要建立天下有道的社会。[9]

理学参照佛教禅宗而调整自己的思想结构,在修养方法以至世俗伦理都吸收了禅宗的成分,但理学又批判并超越了禅宗。程颐的“存养工夫”便从六祖慧能得来,理学强调超越之“理”,即自佛教的超越的“心”转移而来。[10]

理学相信有“天理”,“理”在事上又在事中,人生在世必须在各自的岗位上做事以完成理分,即尽本分。佛教只强调“静”的存心养性,理学则强调“敬”,“敬贯动静”,不但是通向价值之源的超越境域,也是成就此世之事的精神凭借,是入世做事的行动原则。敬就是一种全神贯注的心理状态,演变成中国社会的“敬业”精神。理学强调勤劳勤学,爱惜光阴,认真把事做好,反对闲反对懒,也有类似禅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伦理观念。[11]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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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钱谦益说“制科之习比于俚,道学之习比于腐,斯二者皆俗学也。”[12]又说:“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汉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于近代。”[13]
  • 顾炎武曾痛责明末以来的清谈理学“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老庄,今之清谈孔孟”。顾炎武还在《与施愚山书》中提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14]
  • 颜元称:以为“秦火之后,汉儒掇拾遗文,遂误为训诂之学。晋人又诬为清谈,汉唐又流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烈于嬴秦。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15]又指责“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也”[16]。其门生王源评价其虚伪性:“明季流贼之祸,皆阳明所酿也”。
  • 余英时说:“理学家虽然以政治主体的‘共治者’自待,但毕竟仍旧接受了‘君以制命为职’的大原则。”[17]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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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参见《张载集》附录《吕大临(作)横渠先生行状》和《程氏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并序》
  2. ^ 《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
  3. ^ 钱锺书:《宋诗选注》
  4. ^ 杨慎:“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
  5. ^ 康熙帝批评张伯行: “朕昨召进张伯行,令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处,彼全不能讲……张伯行自谓知性理之书,性理中之《西铭》(张载)篇尚不能背诵,以为知性理,可乎?凡人不通五经、四书,如何能讲性理?……张伯行为巡抚时,有人逢迎,彼即喜之”。
  6. ^ 康熙朝实录》卷之一百十五
  7. ^ 《清圣祖实录》卷249
  8. ^ 陈鼓应. 簡論魏晉玄學是新道家. 道家文化研究 初版. 台湾: 文史哲出版社. 2000年8月. ISBN 957-549-300-1 (中文(繁体)). 
  9. ^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页500-501。
  10. ^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页493-495。
  11. ^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页495-498。
  12. ^ 《初学集》卷25
  13. ^ 《初学集》卷79
  14. ^ 《亭林文集》卷3
  15. ^ 《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习斋记余》卷3《寄桐乡钱生晓城》
  16. ^ 《存性编》卷1
  17. ^ 《朱熹的历史世界》,第455-456页。

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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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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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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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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