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血吸蟲病防治領導小組

中共中央血吸蟲病防治領導小組,是已撤銷的中共中央議事協調機構,負責領導全國血吸蟲病防治工作。

中共中央血吸蟲病防治領導小組


機構概況
上級機構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機構類型 中共中央議事協調機構
辦事機構 中共中央血吸蟲病防治領導小組辦公室
聯絡方式
中共中央血吸蟲病防治領導小組辦公室
 實際地址 北京市
機構沿革
成立時間 1981年
撤銷時間 1986年

沿革

編輯

1905年,美籍醫師羅根(CO.T. Logan)在常德縣發現了中國首例日本血吸蟲病患者。1948年,美籍華人徐藩前往浙江嘉興步雲鄉考察血吸蟲病的流行情況後,在《大公報》上發文:「嘉興步雲鎮,位於縣之東北隅,人口九千一百。據調查所得,該地居民約百分之六十患有血吸蟲病……予曾至該鎮之牆頭村,此村在二十年前,有十餘家約百人,現僅剩一家四口,而此四口中,又見一人已有腹水。其人口衰落原因,均系直接或間接因『日本血吸蟲病』死亡。其房屋亦因住戶死後無人居住,已為江北的船戶拆毀,惟餘地基上的舊石礎,及破毀棺木數具……」1949年華東解放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九兵團承擔登陸解放台灣任務,各部隊於太倉、南翔、嘉定、嘉興、松江、海鹽等地戰備訓練,開展水上練兵。自1949年7月份起,每日下水游泳並在日常生活中廣泛接觸河水。1949年9月起,大批指戰員感染急性血吸蟲病,患病人數高達38273人。1949年12月20日,華東軍區衛生部在上海成立了血吸蟲病防治委員會,各部隊亦相繼成立了防治血吸蟲病委員會,動員寧、滬、杭等各地醫學院校、醫院,派出各類衛生技術人員2100多人,組成防治血吸蟲病醫療隊,分赴各部隊開展查治,並將血吸蟲病疫情上報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英國留學歸來的科研人員——蘇德隆寫信給第三野戰軍第九兵團司令員宋時輪,提出了自己對防治血吸蟲病的建議。1949年12月21日,根據陳毅的指示,華東軍政委員會成立「上海市郊區血吸蟲病防治委員會」。

1950年4月20日,中央衛生部發出《關於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指示》。1950年8月7日至19日,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和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衛生部在北京聯合召開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1950年,全國範圍普查血吸蟲病,結果顯示當時患有血吸蟲病的總人數達1100萬之多,受疾病威脅的人口達1億多,疫區遍及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福建、四川、雲南和上海等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其中尤以江蘇、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6省最為嚴重。1950年春夏,江蘇高郵縣暴發急性血吸蟲病感染,死亡人數達到1300多人。這次疫情震驚全國。當時全國的10個血吸蟲病最嚴重流行的縣,江蘇省就占5個,分別是崑山常熟吳縣東台無錫縣。素有「人間天堂」「魚米之鄉」之稱的蘇州一地,血吸蟲病患者竟高達一百零三萬人。崑山縣血吸蟲病感染者占當地人口總數的65%以上,出現了一百多個「無人村」。中央指出各級黨委對於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的缺乏注意是黨的工作中的一項重大缺點,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必須在幾年內基本控制嚴重危害人民的傳染病蔓延並逐步消滅。從1950年起,中央衛生部制定了包括血吸蟲病在內的19種傳染病的防治方案,指導地方開展血吸蟲病防治試點工作。1950年7月,蕭榮煒博士受華東軍政委員會衛生部的委派,帶領包括沈鈞儒的孫女沈瑜、李才華、吳啟群、張杏珠在內的7名年輕醫務工作者奔赴血吸蟲病流行最嚴重的縣區之一——無錫縣梅園,建立了全國最早的血吸蟲病防疫機構——「華東軍政委衛生部無錫血吸蟲病防治所」(現江蘇省血吸蟲病防治研究所),租用的6間民房,依靠3架顯微鏡、2隻孵化箱、1台手搖離心機等有限的醫療設備,開展血吸蟲病防治工作。1951年,32歲的聖約翰大學醫學博士葉嘉馥離開上海,赴無錫任無錫血吸蟲病防治所副所長。全所60%的職工連續四年蹲點血防試點,以疫區為家,與農民為友,與當地人民一起查治病、查滅螺、改水改廁、綜合治理。創辦「蘇南地方病防治訓練班」,2年內辦了6期,全省及全國培養了505名血防專業業務骨幹和專業幹部。1951年11月,沈瑜到北京探親,向祖父沈鈞儒敘述了血吸蟲病對人民所造成的實際危害,並將她親身參與開展的蘇南第一個血吸蟲病防治試點——無錫郊區大渲村的情況講給沈鈞儒。進行血吸蟲病免疫診斷技術研究,較早研製了新鮮成蟲皮試抗原,成為流行區被廣泛應用的簡易診斷方法。國內首創的F30066治療急性血吸蟲病例臨床觀察實驗以及抗血吸蟲病新藥吡喹酮的研究、抗體血吸蟲病新藥-273研究、抗血吸蟲病藥物呋喃丙胺的研究等工作。20世紀70年代後,葉嘉馥主持了血清流行病學研究項目,為基本消滅血吸蟲病的療效考核提供了科學依據。在晚血治療中,創用脾血回輸技術,解決了血源問題。

血吸蟲病重災區之一的上海市郊青浦縣金澤鎮任屯村是典型的「肚胞村」,解放前20年間,有500多人因血吸蟲病死亡,其中全家去世的有97戶,僅剩一人的有28戶,活下來的461人中97%感染血吸蟲病。1950年冬,該村農民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儘快治好血吸蟲病。信發出不久,毛澤東派出的醫療隊就到了任屯村,不分晝夜查病治病。後來,任屯村農民代表還被請進京,參加國慶觀禮。

1953年9月16日,年屆78歲的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將他在太湖療養時,於1953年6月29日到無錫血吸蟲病防治所參觀視察,獲悉的長江中下游各省血吸蟲病流行極為嚴重,無錫郊區大渲村等疫區人煙稀少,田園荒蕪,甚至出現無人村的情況,以及無錫血吸蟲病防治所沈瑜沈鈞儒的孫女)寫的南方血吸蟲病匯報材料附函寄呈毛澤東沈鈞儒在信中寫:

毛主席:

春夏間在無錫太湖濱養病,見農村中血吸蟲病傳染甚廣,危害人民生長、生育、生產、生活以至生命。此病傳染主要由於糞便及水中釘螺。據不完全統計,蘇南一帶患此病者近二百萬人,有全家因此死亡者。太湖面積三萬六千頃,其中漁民一萬三千二百六十餘人,半漁半農者二萬一千二百餘人。漁民終年在水中勞動尤易沾染蟲病。聞此病不僅傳染太湖區域,全國十二省,二百十三縣市均有此病。我生長浙西,辛亥革命,任浙江省教育廳長曾赴各地視察,目觀農民罹此病致死,不知防治。此次重遊太湖,當地已設血吸蟲病防治所,不知其他各地政府均注意及之否。但就太湖區所見,農村環境衛生,仍未臻美善。居民在湖中洗浴游泳,習以為常,因此病毒傳播仍甚廣。為此特囑孫女沈瑜寫報告以了解實際情況。茲將孫女來信及報告一併附呈,藉供參考。個人意見應請衛生機關加以重視,加強並改進血吸蟲病防治工作。

是否有當,請予核示。

順致

敬禮。

沈鈞儒

「農村中血吸蟲病傳染甚廣,危害人民生長、發育、生產、生活以至生命。……蘇南一帶患病者近二百萬人,有全家因此死亡者……全國十二省,二百十三縣市均有此病……其危害可見一斑。」9月27日,毛澤東批示:「請習仲勛同志負責處理」並覆信沈鈞儒:

沈院長:

九月十六日給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閱悉。血吸蟲病危害甚大,必須著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習仲勛同志負責處理。

順致

毛澤東

九月二十七日

並將匯報材料轉交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秘書長習仲勛處理[1]

1955年夏收時節,毛澤東外出視察工作。在杭州,毛澤東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開會期間不要搞其他活動,要幫助他去了解杭州郊區農民的生活情況。工作人員到杭州郊區的餘杭調查訪問,看到群眾於害了「大肚子病」(即血吸蟲病)遭到的困苦。毛澤東聽了匯報後寢食難安,衛士李家驥回憶夜裡值班:「毛主席說,我睡不著。你們這次去看,那麼多孩子,那麼多年輕人,那麼多上了歲數的老人,都得了血吸蟲病,我們工作沒有做好啊。我看他老人家心情不好,就說,主席,我給你擦擦澡,你早點休息吧。毛主席說,小李啊,我睡不著,我們要想辦法,及早治這個病,根除這個病還要想辦法。」毛澤東對此展開了進一步的調查研究,先後同上海市委和華東地區幾個省的省委書記座談,了解情況,商討對策。1955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華東、中南地區省、市委書記研究農業問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副部長徐運北匯報防治血吸蟲病情況。徐運北後來回憶:「當我匯報現在病人多,治病還沒有理想的藥物時,毛主席說,要充分發揮科學家的作用,要研究更有效的防治藥物和辦法。當匯報到管理糞便、管理水源、消滅釘螺等任務艱巨時,毛主席說,要發動群眾,不依靠群眾是不行的,要使科學技術和群眾運動相結合。省市委書記們插話談到各地發病情況和群眾的要求,都贊成要把血防工作和發展生產結合起來……」毛澤東又指示徐運北要立即到疫區實地調研。徐運北後來回憶:「在疫區,我耳聞目睹,進一步認識到血吸蟲病的危害,更加體會到毛主席關於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是完全正確的,毛主席從方針政策到工作方法都作了明確具體的指示,使我受到的教育終生不忘!」在杭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對血吸蟲病要全面看,全面估計,它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應該估計到它的嚴重性。共產黨人的任務就是要消滅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蟲病要當作政治任務,各級黨委要掛帥,要組織有關部門協作,人人動手,大搞群眾運動。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毛澤東指出:血吸蟲病流行範圍廣,一千萬人受害,一億人民受威脅,要認識其嚴重性。毛澤東為此發出「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指示衛生部「要把消滅血吸蟲病作為當前的政治任務」[1]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於1955年11月成立了由中共中央華東局主要領導,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安徽省廣東省等省(直轄市)的省委(市委)書記,衛生部、農業部人員參加組成的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統一領導南方12個血吸蟲病流行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工作,柯慶施為組長,魏文伯徐運北為副組長[1][2][3]

1955年11月23日到25日,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1][3]。參加會議的有7個省市的省、市、地、縣的黨政領導和防治科技人員及專家共100餘人。會上傳達了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黨中央關於成立血吸蟲病防治領導小組的決定。會議確定了「加強領導,全面規劃,依靠互助合作,組織中西醫力量,積極防治,七年消滅」的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方針,提出了「一年準備,四年戰鬥,兩年掃尾」的大體規劃。這次會議解決了血吸蟲病防治的組織和領導問題。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中央成立九人小組,省委、地委、縣委成立五人或七人小組,區委、鄉支部成立三人小組。中央的九人小組和省委的五人或七人小組每4個月開一次會,地委的五人或七人小組每2個月開一次會,縣委的五人或七人小組每1個月開一次會。必要時召集臨時會議。各省、地、縣委應當擬定總的防治規劃提請黨代會議或黨代表大會討論,並經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建立定期的匯報制度,各省、市每半月向中央九人小組寫一次簡報。1956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關於第一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的報告》[3]

1955年12月,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研究委員會成立,並於同月26日至29日在上海舉行第一次會議[3],總結了幾年來有關血吸蟲病科學研究工作的成果,研究了準備防治的各種措施,明確了綜合性措施是今後防治血吸蟲病工作的方向。[4]

195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徵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中提出:「在七年內,基本上消滅若干種危害人民和牲畜最嚴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蟲病、血絲蟲病鼠疫腦炎牛瘟豬瘟等。」195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說:「許多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蟲病等等,過去人們認為沒有辦法對付的,現在也有辦法對付了。」[1]

毛澤東一直關注著這項工作的進展情況,一面號召、部署和檢查這項工作的貫徹執行情況,一面向有關專家學者調查研究徹底消滅血吸蟲病的意見與科學方法。

1956年1月,毛澤東主持制定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提出了消滅血吸蟲病、血絲蟲病、鉤蟲病等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防治麻疹赤痢傷寒等疾病的任務。1956年1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衛生部部長李德全發言說:「血吸蟲病流行在我國的長江中下游和長江以南地區。在江、浙、兩湖、皖、贛等省有1000多萬農民受其害,同時有l億人口受著血吸蟲病的威脅。這個病不消滅,那就與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很不相稱了。」[3]1956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號召:「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3月3日,毛澤東接到中國科學院水生動物專家秉志2月28日寫給他的信:鑑於土埋滅螺容易復生,建議在消滅血吸蟲病工作中,對捕獲的釘螺採用火焚的辦法,永絕後患。毛澤東看了非常高興,當即指示衛生部照辦。從此,毛澤東到各地視察時,都要把這項工作當做必須了解和檢查的內容。毛澤東對即將召開的第二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先後於3月3日、5日和7日作出三次批示,查詢會議準備情況及會議主要任務等。1956年3月20日到28日,在上海市舉行了第二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4月18日,徐運北在關於第二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給中央的報告中稱:「血吸蟲病在我國流傳面廣,危害極深,不僅損害了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而且嚴重地影響著國家建設的發展和整個民族的前途。要在全國消滅血吸蟲病,必須做到加強黨的領導、充分發動群眾、加強對科學研究的組織和領導、追加防治血吸蟲病的經費等幾個基本問題。」4月20日,毛澤東將該報告批轉給中共中央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並為該報告加了標題《關於消滅血吸蟲病問題的報告》[1]

一場大規模群防群治血吸蟲病的運動在疫區開展起來,採取措施:

  1. 宣傳教育動員群眾。開群眾會,繪製圖片、播放幻燈片,設計漫畫、標語,舉辦畫展,排演戲劇,出版夜光報,成立腰鼓隊、秧歌隊,重視黑板報、大字報等,將抽象的防治知識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傳授給群眾;組織群眾通過顯微鏡觀察血吸蟲尾蚴,給群眾以思想上的震撼;以文藝表演、聽「洋戲」(留聲機)、看「土電影」(幻燈片)等形式,吸引群眾了解防治知識。針對群眾認為「大肚子不治,肚子未大的又要治」等抱怨,工作人員就重點講解腹水患者的治療過程。群眾在宣教後,能夠採用初步簡易的預防方法如田裡多用石灰滅螺、糞內用石灰滅卵,遷移距水源較近的廁所、糞桶等。病房宣教方面,工作人員經常進行血吸蟲病預防教育,在病員中選出學習組長和代表,協助開展宣教工作。
  2. 傳授防治技術。科學施治、尊重規律。釘螺是血吸蟲的唯一宿主,因此消滅釘螺就是消滅血吸蟲,初期開展了人工捕捉釘螺、火燒滅螺、茶枯滅螺等多項滅螺試驗,但效果均不理想。後結合秋季鏟草積肥進行修溝滅螺實驗,即「三光」鏟草堆肥滅螺試驗,發現此方法對降低釘螺密度有一定效果,且該方法可結合積肥,順應群眾意願,有推廣價值與可能性。此後,根據「堆肥悶死釘螺」的事實,利用冬季整修水利,進行「開新溝,填舊溝,土埋釘螺」實驗(簡稱「開新填舊」法)及推廣實驗,發現此方法不僅經濟實用、滅螺效果好,而且結合水利容易推廣。先清理溝岸塘畔的荊棘,鏟下表層有螺的草泥,厚度為15厘米至20厘米,再將這些草泥翻過來推入溝底,從無螺區挖來旱土攙上石灰,填入舊溝打實,新土至少要填一米厚,然後再在上面撒一層石灰。舊溝填滿後要做上標記,三年之內土地不能翻動,更不能耕種;開新渠時,要與舊溝保持一定的距離;新舊溝偶有交叉,要對舊溝進行徹底滅螺處理。同時配套相應的糞便(廁所、糞窖)管理、水源管理(疫區村村有水井。流水溝渠的要分段使用,吃水、洗菜、洗衣、洗澡要自上而下劃分。池塘按照吃水塘、洗澡塘、洗衣塘、洗馬桶塘、耕畜洗澡吃水等分開使用,有釘螺的水塘要禁止使用或填死)。及時救治病患(銻劑治療(酒石酸銻鉀),口服吡喹酮,挽救晚期病人生命)。抽調基層幹部及群眾積極分子集中訓練,更好指導群眾的滅螺工作;通過召開群眾大會等形式,向群眾講授防治技術;派專業幹部和技術人員深入現場進行技術指導。
  3. 建立由保健員隊伍、糞管隊伍和查螺員隊伍組成的群眾性的防治隊伍。

經過長期的動員、教育、培訓,疫區群眾思想得到轉變,掌握了一定的防治技術,為控制血吸蟲病奠定了基礎。

1956年,毛澤東接見了廣東省從事血防工作的陳心陶教授,聽取了他對防治血吸蟲病的意見。

1956年12月24日至27日,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在上海召開第三次全國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會議,通過了《關於第三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會議的報告》。報告認為「應當吸收農業、衛生、水利部門的黨員同志參加各級防治領導小組,在省(市)區成立的黨委防治領導小組,組長應由黨委書記一人擔任,以便各有關部門協同作戰而又統一於黨委領導。」[3]根據毛澤東的指示,1957年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關於第三次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的報告》以及《1957年防治血吸蟲病工作要點》,批示稱:「加強黨對防治血吸蟲病工作的領導,是完成防治任務的基本保證。」4月20日,國務院發布《關於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周恩來在1957年4月20日發布了國務院《關於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4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保證執行國務院關於消滅血吸蟲病指示的通知》。

1957年7月7日,毛澤東在同上海各界人士的座談會上,又特意向有關專家詢問了防治血吸蟲病的情況。

1957年9月,衛生部在上海設立了衛生部血吸蟲病防治局,與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辦公室合署辦公。有關部門連續派醫務人員赴疫區調查,為血吸蟲病患者免費治療。

1958年2月,第四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召開,研究了在大躍進的新形勢下,如何加速消滅血吸蟲病,提出「 鼓足幹勁,全面躍進,苦戰三年,加速消滅血吸蟲病」的口號,批判了血防工作中的右傾保守思想。由此各地紛紛將消滅血吸蟲病的時限提前。1958年6月21日,毛澤東去杭州途經上海時,專門聽取了有關方面關於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情況的匯報,指出:「這種病對人民群眾的危害很大,一定要從根本上消滅它。如果有1000萬人患了病,就有9000萬人受到威脅,如同我們現在10人一桌吃飯,其中1人得病,其餘9人也會受到威脅一樣!」[1]1958年,毛澤東在安徽視察工作時,專門到安徽省博物館察看防治血吸蟲病的規劃圖,查詢進展情況,促其實現。

1958年6月27日到7月3日,全國血吸蟲病治療工作會議在蘇州舉行,會議重點介紹了全國血吸蟲病流行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餘江縣消滅血吸蟲病的經驗。1958年5月12日至22日,江西省委防治血吸蟲領導小組(「江西省血防五人小組」)辦公室,根據省委領導指示,從全省抽調37名醫學專家和血防技術人員到餘江縣進行全面複查鑑定,證實餘江縣已經達到消滅血吸蟲病的標準(《基本消滅血吸蟲病和根除血吸蟲病暫行標準》1958年)。5月25日至27日,省委書記方志純親自主持了在鄧埠鎮舉行的「江西省餘江縣根除血吸蟲病慶功大會」,總結了餘江縣的10條經驗,形成省委文件在全省推廣。1958年5月27日「江西省血吸蟲病研究委員會」作為鑑定機關,全國血吸蟲病研究委員會孫振中、江西省衛生廳副庭長邱倬、江西省血吸蟲病研究委員會程崇圮(江西醫學院教務長)、江西省血吸蟲病防治輔導組夏鯉庭作為鑑定者,「中共江西省委防治血吸蟲病五人小組」作為頒發機關,下發《根除血吸蟲病的鑑定書》:「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限期消滅血吸蟲病的偉大號召,餘江縣黨政領導在積極防治、採取綜合措施的方針指導下,發動了群眾,進行了反覆鬥爭,通過全面複查,證明該縣已根除了血吸蟲病,特予鑑定。」1958年5月30日《人民日報》報導「餘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1958年6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給「中共餘江縣委防治血吸蟲病五人小組」發去賀電,全文如下:

接五月二十五日來電,收悉你縣消滅了血吸蟲病,使全縣人民永遠擺脫了血吸蟲病的危害,特向你縣全體人民熱烈祝賀。你縣在與血吸蟲病作鬥爭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為各血吸蟲流行地區樹立了榜樣,希望你們總結髮揚防治血吸蟲病的經驗,進一步發動群眾做好除「四害」講衛生,並在消滅其他危害人民的疾病上,取得更大的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於北京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第七版底欄發表《江西日報》記者陳秉彥、《人民日報》記者劉光輝聯名撰寫長篇報導《第一面紅旗——記江西餘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經過》及社論《反覆鬥爭,消滅血吸蟲病》。正在杭州視察的毛澤東於當晚讀了該報導後,作《送瘟神》詩二首:「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1]在《送瘟神》詩的後記中,毛澤東寫道:「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餘江縣基本消滅了血吸蟲,12省、市滅疫大有希望。我寫了兩首宣傳詩,略等於現在的招貼畫,聊為一臂之助。就血吸蟲所毀滅我們的生命而言,遠強於過去打過我們的一個或者幾個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抗日戰爭,就毀人一點來說,都不及血吸蟲。除開歷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現在尚有一千萬人患疫,一萬萬人受到疫情的威脅。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華佗們在早幾年大多數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幹勁漸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黨抓起來了,群眾大規模發動起來了。黨組織、科學家、人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只好走路了。」隨後,毛澤東給胡喬木寫了一封信:

喬木同志:

睡不著覺,寫了兩首宣傳詩,為滅血吸蟲而作,請你和《人民日報》文藝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請告訴我。如可以用,請在明天或後天《人民日報》上發表,滅血吸蟲是一場惡戰。詩中,坐地,巡天,紅雨,三河之類,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過一會,或須作點解釋。

毛澤東 七月一日

1958年10月2日,毛澤東致信袁水拍:「詩二首定稿,請照此發表。可以照我寫的字照相刊出,以為如何?字不好,與詩相稱,似乎適宜。」《七律二首·送瘟神》最早發表於《人民日報》1958年10月3日頭版頭條和《詩刊》1958年10月號。餘江縣消滅血吸蟲病的事跡,為全國血吸蟲病流行區樹立信心,掀起了「送瘟神」高潮。餘江縣的血防工作轟動全國後,餘江血防五人小組居安思危,發出《關於鞏固我縣根除血吸蟲病成果的指示》,指出「稍一麻痹,瘟神又會鑽空子」。餘江縣委提出了「長期觀察,定期複查,反覆鬥爭,鞏固勝利」的十六字方針,並在此後的歷屆縣委縣政府工作中堅持貫徹。1959年2月13日制定《關於餘江縣血吸蟲病防治工作兩年規劃》、1960年1月制定《關於1960年在血吸蟲病流行疫區開展除害滅病講衛生以進一步鞏固血防工作的計劃》、11月制定《餘江縣血防鞏固公約》、1961年制定《關於血防工作若干問題制度的規定(草案)》等,將血防工作常態化,血防工作成為歷屆縣領導班子工作的重中之重。[5]至1980年的22年間,僅《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兩大央媒對餘江縣的血防報導接近20次,省級《江西日報》更多。1959年以後多年間,餘江縣為部隊輸送合格兵員7498名,無一退兵,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授予「徵兵工作先進單位」。蘭田畈的劉金元,患血吸蟲病後肚大如鼓,家人已為他準備了薄棺匣,但他卻被救活了,還當上了大隊支部書記,1977年當選為中共十一大代表。餘江縣藍田鄉的張國棟,1938年生,血吸蟲病治好後1958年當上了空軍飛行員,1987年任空軍某師政委。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餘江縣被授予了「消滅血吸蟲病」成果獎。2006年5月,國務院在餘江召開「全國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會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出席時稱讚「餘江縣為鞏固血防成果樹立了典範,『戰天鬥地,敢為人先,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餘江血防精神是我們做好血防工作的一個寶貴財富」。2018年12月14日至15日,全國地方病防治專項三年攻堅行動現場會在餘江召開。自1958年至2018年的六十年間,餘江縣血防專業機構隊伍不散,監測工作不停,為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消滅」,建立了群眾性查螺報螺激勵機制;堅持以「四結合」原則(血防工作與水利建設、農業生產、環境改造、愛國衛生相結合),開展有螺環境的綜合整治;血防健教形式多樣,全民血防意識不衰。1958年後,先後發現血吸蟲病人1 610例(次),其中新病人712人;但自1973年以後未再查出新病人。在1959年和1964年分別查出1頭和7頭病牛,但其後未再發現病畜。1958-1965年曾發現32個殘存螺點,面積總計13 482m2;1971-1983年曾發現3個殘存螺點,面積為1 236 m2;此後未再發現過新螺點。2005年後,餘江縣政府每年以「一號」文件的形式部署血防工作,並將每年的4月30日定為領導幹部「查螺日」,要求縣四套班子領導同幹部群眾一起參加查螺工作,引導廣大幹部群眾積極參與血吸蟲病防治工作。2016年餘江縣成為江西省第一個達到血吸蟲病消除標準的縣(市、區)。

疫情最嚴重的江蘇省在1958年中將時限不斷提前,最終不切實際地提出當年消滅血吸蟲病、向國慶獻禮的口號,導致了嚴重的命令風、浮誇風[6]。1958年江蘇省宣布基本消滅血吸蟲病,1958年10月,中共江蘇省委將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納入愛國衛生運動範疇,將省委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改為除五害領導小組。1960年6月又改為除五害愛國衛生運動領導小組。江蘇省各地、市、縣委也把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相應改為除五害愛國衛生運動領導小組[7]。江蘇崑山縣因系血吸蟲病重疫區,1960年前全部免除兵役,1961年至1967年每年也僅出兵百人左右;通過大搞「群眾血防運動」,1972年出兵人數增至1020人,體檢合格率從1969年的21.6%上升至79.8%。

到1958年底,全國已治療血吸蟲病患者430餘萬人,治療絲蟲病患者250餘萬人,治療鉤蟲病患者3600餘萬人,許多地區已經杜絕了這些疾病的危害。

1959年,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被賦予除害滅病的更大職責。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反右傾、鼓幹勁的精神指導下,衛生領域提出了鼓足於勁、提高信心、反對右傾保守思想,實現除害滅病工作繼續躍進的要求。在血吸蟲病流行區,繼續要求主要結合耕種及興修水利開展滅螺工作[6]

1960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中國滬寧線採訪,專程到無錫血防所實地考察採訪,並向周恩來總理報告了此行的收穫。

1961年,編劇王煉受著名導演鄭君里之邀,將餘江縣血防、救治晚期血吸蟲病女患者的舞台話劇《枯木逢春》改編為電影劇本、拍攝後公映。[8]該劇是1958年底由時為中共中央防止血吸蟲病領導小組副組長、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魏文伯委託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年輕編劇王煉創作。1949年王煉隨軍南下,在蘇州感染急性血吸蟲病,住進了上海江灣的部隊醫院治療康復。王煉走走訪了四個省的疫區,親眼看見曾是血吸蟲病嚴重流行的洞庭湖、黃益湖和鄱陽湖等湖區組織起十幾萬勞動大軍把數十萬畝湖洲變成了良田,在許多曾被稱為「無人村」、「寡婦村」或「獨子村」,大規模地建造起托兒所、公共食堂、社辦工廠、水利提灌站。在江蘇崑山千燈鄉訪問了一位晚期女病人,陪同的醫院院長後來告訴王煉該病人的前夫因其不能勞動、生育和其離婚後,已經再婚,且每天早晚前夫和其後娶的妻子下田都要從女病人門前走過。這使王煉領悟到這才是自己要寫的深受血吸蟲病折磨的家庭重獲新生的人的故事,透過個人命運變化揭示社會變遷的本質。劇本進入舞台排練後,魏文伯雖然患病住院,還是在病房召開了幾次劇本座談會,並提出《枯木逢春》取代原來劇名《江南春早》。該話劇入選慶祝建國10周年上海話劇展演,北京等外地話劇團體亦相繼排演,海燕電影製片廠聞風而動籌劃將其搬上銀幕,副廠長徐桑楚最為積極,徐的父親就是死於血吸蟲病,解放後一位親戚的兩個孩子又都得了同樣的病,一個死了,一個病得奄奄一息。徐桑楚把編導重任交給了拍攝出經典名片《一江春水向東流》的著名導演鄭君里[9]

三年困難時期開始後,自1960年起到1962年,全國不少地方的血防工作陷入停頓[10][6]。1963年12月,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在上海召開第九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提出血防工作要從階級觀點、群眾觀點、生產觀點的高度來看待[7][6]。會後各地根據會議要求,調整部署,恢復血防工作。例如中共江蘇省委於1964年12月召開省委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調整充實了縣以上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及辦事機構。至1964年底,江蘇省有4個專區和28個縣、市恢復了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並確定了專人分管;有2個專區和16個縣、市恢復了血防領導小組辦公室,配備了專職幹部。蘇州地區還在3個重點縣配備了分管血防工作的副縣長,有60個血吸蟲病重點流行鄉配備了專管血防的副書記或者副鄉長[7]

1964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關於第九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的報告》,中央同意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關於第九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的報告》和《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名單》[11]

1964年,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召開第十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制定了「全面規劃,點面結合,分期分批,滅一塊,清一塊,鞏固一塊」的方針。隨後在全國再度掀起防治血吸蟲病工作的熱潮[10]。1964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農村地區全面展開,血防工作成為血吸蟲病流行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要內容。黨組織發動曾患有血吸蟲病後被治癒的貧下中農憶苦思甜。血防工作強調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在實踐中找到消滅血吸蟲病的規律,最終全部消滅血吸蟲病[6]

上海市青浦縣,是血吸蟲病嚴重流行區之一。1965年蘇德隆帶領師生在青浦縣朱家角鎮試點研究城鎮地區消滅血吸蟲病問題,發現當地女的比男的發病高。研究表明釘螺生活在一些水碼頭下面,特別是石駁岸破損後,釘螺就在裡面繁衍。婦女在洗碗、洗衣服,洗馬桶都在石板、水碼頭上面,所以很易被釘螺感染。而乾燥的石面上不適宜釘螺爬行、尋找食物和產卵。蘇德隆發動鎮上群眾,抽乾河水,剷除淺灘,噴藥滅螺,再用大石塊修砌鎮河兩岸,石塊接頭處用水泥抹縫,使釘螺接觸不到可以生存的土壤,加速了青浦縣消滅血吸蟲病進程。

1966年9月,在文化大革命中召開的第十一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指出,做好血防工作最根本的是把毛澤東思想當作指導方針,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突出政治,促進血防隊伍及血防工作的革命化。血防工作在階級觀點、群眾觀點、生產觀點中必須以階級觀點為綱,帶著階級感情和革命責任心為階級弟兄除害滅病。隨著黨組織在「文革」中遭破壞,1967年至1969年,黨領導的血防工作基本停止,血防組織癱瘓,工作停滯[6]

1969年底,毛澤東重提要消滅血吸蟲病[6]。1970年1月到6月,中共中央連續發出中發〔70〕2號文件(《中共中央轉發〈關於南方十三省、市、區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會議的情況報告〉的通知》,1970年1月31日)、中發〔1970〕31號文件(《中共中央轉發血防領導小組和衛生部軍管會〈關於絲蟲病鉤端螺旋體病的調查報告〉》)、中發〔1970〕49號文件(《中共中央轉發中共中央血防領導小組關於南方十三省、市、區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的進展情況報告的通知》,1970年6月27日)。其中〔70〕2號文件提出「各省、市、區、縣互相接壤或同一水域的毗鄰地區,要發揚共產主義協作精神,密切配合,協同作戰,力爭共同完成任務。」〔70〕2號文件轉發了經中央同意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於南方十三省、市、區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會議的情況報告》,中央同意會議擬定的領導小組成員名單,由張春橋任組長,衛生部軍管會副主任謝華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徐景賢任副組長,重新建立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區血防領導小組;中央認為會議制定的關於《南方十三省、市、區消滅血吸蟲病工作規劃(草案)》基本上是可行的,「希望南方十三省、市、區積極行動,付之實現,並應將防治絲蟲病、鉤端螺旋體病也列入這一工作規劃(草案)中去」,「北方地區的省、市、自治區,可參照南方十三省、市、區防治血吸蟲病工作的精神,加強對克山病大骨節病布氏桿菌病等地方性疾病的防治工作」。〔1970〕49號文件明確提出血防工作要「第一把手親自抓、分管同志具體抓、其他委員結合抓、有關部門配合抓」的要求。此後從1971年到1975年,全國再次掀起了血防高潮[10][12][13]。1969年底[14]、1970年5月[15][14]、1974年初,先後召開了三次南方十三省、市、區血防工作會議[14]

以江蘇省為例,1970年1月成立江蘇省革命委員會血防領導小組,江蘇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蔣科任組長。1974年恢復了中共江蘇省委血防領導小組,由11人組成,省委副書記彭沖任組長。同年4月召開全省血防領導小組擴大會議,重申消滅血吸蟲病是刻不容緩的政治任務,強調要建立和充實各級血防領導小組及其辦事機構,已經撤銷的要立即恢復,不足人員及時配齊。1974年4月,江蘇省召開血防領導小組擴大會議,制訂了《江蘇省兩年基本消滅血吸蟲病工作規劃(草案)》。1975年8月再次召開中共江蘇省委血防領導小組擴大會議,動員幹部群眾深入開展血防群眾運動。1976年5月,中共江蘇省委血防領導小組討論制訂了《江蘇省根治血吸蟲病的規劃》,同年10月4日宣布全省基本消滅血吸蟲病[7]

198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區血防領導小組改為中共中央血吸蟲病防治領導小組

1981年7月,中共中央血防領導小組在上海召開基本消滅血吸蟲病地區工作會議,提出了血吸蟲病防治工作具有長期性、經常性、科學性的特點,要求各級黨委繼續加強領導,落實防治措施[7]

1985年廣東和上海達到了血吸蟲病消除標準。

1985年,中共中央血防領導小組公告:「至1984年年底,全國已治癒血吸蟲病病人一千一百多萬,消滅釘螺面積一百一十多億平方米,有七十六個縣(市、區)消滅了血吸蟲病,一百九十三個縣(市、區)基本消滅了血吸蟲病……」

1986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撤銷中央血吸蟲病、地方病兩個防治小組及其辦事機構的通知》(中委〔1986〕60號),指出兩個防治小組及其辦事機構撤銷後,「其所承擔的任務,由衛生部負責」,各省自行決定是否撤銷各自的地方病防治相應機構。1986年3月中旬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設衛生部地方病防治局,4月辦理了與中央兩個防病領導小組辦公室的交接事宜,5月1日起開始全面負責地方病防治工作[16]。1989年,衛生部地方病防治局改為衛生部地方病防治司。後改稱衛生部全國地方病防治辦公室,繼續領導與管理全國地方病防治工作。1998年,衛生部全國地方病防治辦公室撤銷,地方病防治工作劃歸衛生部疾病預防控制司管理[17],由衛生部疾病控制司地方病與寄生蟲病控制處負責。2004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中,全國地方病防治管理工作又與寄生蟲病分開,全國地方病防治管理工作改由全國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辦公室農村改水改廁處負責。2006年,改由衛生部疾病預防控制局地方病防治管理處負責。2008年,全國地方病與血吸蟲病防治管理工作分別改由衛生部疾病預防控制局地方病預防控制處、血吸蟲病預防控制處負責[18]。2013年,改由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疾病預防控制局(全國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辦公室)血吸蟲與地方病預防控制處負責[19]

1987年2月5日《衛生部關於完善地方病防治工作達標考核驗收辦法的通知》稱,衛生部和原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中共中央血吸蟲病防治領導小組辦公室曾先後頒布九種疾病防治工作的標準和技術考核方法:

  1. 鼠疫基本控制和穩定控制標準
  2. 布氏菌病控制和穩定控制標準
  3. 地方性甲狀腺腫病基本控制和基本消滅標準
  4. 氟中毒基本控制標準
  5. 克山病基本控制標準
  6. 血吸蟲病基本消滅或消滅標準
  7. 瘧疾控制、基本消滅、消滅標準和惡性瘧基本消滅標準
  8. 絲蟲病基本消滅標準
  9. 麻風病基本消滅或消滅標準[20]

1987年福建達到了血吸蟲病消除標準。

中共中央血吸蟲病防治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撤銷後,血防工作主要由衛生部成立的地方病防治局全面負責,制定了《1987—1990年全國血吸蟲病防治規劃》。1987年由衛生部組織成立全國血吸蟲病專家諮詢委員會。由於對血防工作關注程度降低,且未能及早建立血吸蟲病常規防治機制,導致1980年代後期血吸蟲病疫情迅速回升,危及人民生命安全及經濟社會穩定發展。1989年下半年,面對血吸蟲病疫情嚴重回升的狀況,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作出「前幾年血吸蟲病基本消滅,毛主席有送瘟神詩歌頌。近年來包括江南一帶,似有復發之勢。望研究,採取必要措施」的批示。國務院隨即於同年主持召開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湖區五省血防工作會議,成立湖區五省聯合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此後,血吸蟲病疫情多有反覆,在黨和政府強調血防工作重要性時,人員、經費、宣傳教育都會有所保障;但當黨和政府的關注減弱時,血防工作便懈怠,疫情回升[6]

1995年浙江達到了血吸蟲病阻斷標準。

2001年後,血吸蟲病疫情再度回升。2004年,全國血吸蟲病人由新中國建立初期的1100餘萬人,下降到84萬人,12個流行省份已有5個省份先後消滅了血吸蟲病,434個流行縣(市、區)中有262個達到傳播阻斷標準,63個達到傳播控制標準。2004年2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通知,成立國務院血吸蟲病防治工作領導小組[21]。2008年撤銷。

2017年四川達到了血吸蟲病阻斷標準。

2018年是毛澤東《送瘟神》發表60周年。2018年12月14日,「餘江縣血防紀念館」正式升級為中國血防紀念館在江西鷹潭市餘江區揭牌開館。經專家研討、廣泛徵集和篩選提煉,最終凝練出:「群策群力,科學防治,甘於奉獻,誓送『瘟神』」的中國新時代血防精神。

截至2018年11月,江西全省39個流行縣市區中,17個已經達到消除血吸蟲病的標準。血吸蟲病防治重點流行區壓縮至鄱陽湖區15個縣。

《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到2030年全國所有流行縣達到消除血吸蟲病標準。

歷任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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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
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區血防領導小組
中共中央血吸蟲病防治領導小組

辦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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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的辦事機構是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辦公室,1956年1月在上海成立[22]。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區血防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是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區血防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共中央血吸蟲病防治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是中共中央血吸蟲病防治領導小組辦公室。歷任主任、副主任是:

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辦公室
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區血防領導小組辦公室


中共中央血吸蟲病防治領導小組辦公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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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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