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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重定向自毛主席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润之[a]湖南湘潭[1]:3813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共產黨領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尊稱為中國各族人民之領袖和導師[1]:3813中國現代史上重要的政治家、战略家、思想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终身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被尊称为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暨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暨名誉主席等职。

毛泽东
主席
Mao Zedong portrait.jpg
毛泽东像(1964年版官方标准像)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45年6月19日-1976年9月9日
(1943-1956年兼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主席)
第一副主席 刘少奇(1956-1966)
林彪(1966-1971)
周恩来(1973-1976)
华国锋(1976)
前任 首任(设党主席)
张闻天(总书记)
继任 华国锋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45年8月23日-1949年10月1日
1954年9月8日-1976年9月9日
第一副主席 朱德(1945-1949)
林彪(1959-1971)
叶剑英(1973-1976)
继任 华国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 朱德
继任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任期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Charte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logo.svg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49年9月21日-1954年12月25日
继任 周恩来
任期
1954年12月25日-1976年9月9日
(名誉主席)
个人资料
润之
出生 (1893-12-26)1893年12月26日(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大清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今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韶山乡
逝世 1976年9月9日(1976-09-09)(82歲)
 中国北京市中南海
墓地 毛主席纪念堂(未下葬)
39°54′04″N 116°23′29″E / 39.9010°N 116.3915°E / 39.9010; 116.3915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党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1921年–1976年)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1923年–1927年)
配偶 罗一秀
(1907年–1910年)
杨开慧
(1920年–1930年)
贺子珍
(1928年–1937年)
江青
(1938年–1976年)
儿女 长子毛岸英、次子毛岸青、三子毛岸龙、长女杨月花、四子毛岸红、五子早夭、次女下落不明、三女李敏、六子“阿廖娃”、四女李讷
父母 父亲毛贻昌
母亲文素勤
母校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宗教信仰 无神论
签名

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其理论成果被称为毛泽东思想。他主导或发动了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此外,毛泽东在文學书法方面也有一定造诣。对毛泽东的評價历来褒貶不一。

目录

生平

早年生涯

 
毛泽东童年时期的家位于韶山冲,摄于2010年,现为旅游景点。
 
1919年的毛泽东

光绪十九年(1893年)11月19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今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他的父亲毛贻昌是一名富农,原籍江西吉水。他的母亲文七妹则是普通农村妇女[2]。毛泽东8岁被送入私塾读书,接受了儒家的传统教育[2]。13岁之后的两年时间,他辍学在家与长工们一起种田,对农民的疾苦深有体会[3]。1910年,毛泽东16岁时请亲戚说动父亲允许他去“洋学堂”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上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梁启超维新派的改良思想[2][3]。1911年,毛泽东考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毛泽东在革命党报纸上读到黄花岗起义的新闻后,在学校张贴文章支持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并带头剪掉辫子武昌起义爆发后,长沙革命党率先响应起义,毛泽东投入革命军,成为湖南新军的一名士兵[2][3]

1912年2月,宣統退位,毛泽东认为其参军目的已实现,退伍回长沙继续求学。1912年3月,毛泽东考取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但一个月后因为英文无法跟上教学而退学。随即毛泽东以第一名考入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半年后毛觉得课程少而规则繁琐而休学,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西方政治和科学的经典著作[2][3][4]。但毛贻昌不同意毛泽东的自修,并拒绝继续提供费用。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不收学费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1914年2月,随该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6月毕业。早期即開始革命活動,接受並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創辦《湘江評論》[1]:3813。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创建新民学会[5]。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共產主義小組[1]:3813

1918年8月,毛泽东和萧子升等二十四名青年离开长沙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1918年10月,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征得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李大钊的言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6][7]。此外,毛泽东首次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8]

1919年春,毛泽东南下上海为出国赴法勤工俭学同学送行,4月回到长沙。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毛泽东等人组织学生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以响应北京运动[6]。1919年7月,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但8月中旬便被张敬尧查封[9]。同年12月,率领湖南赴京驱代表团,到达北京请愿联络。1919年9月,毛泽东在当时联省自治运动中于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主张湖南自治[10];1920年9、10月间,他个人或与他人联名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11]。1920年之前,毛泽东坚持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12]。但驱张运动依赖于军阀的最终成功,以及湖南自治运动的最终失败,却使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倾向于改良主义转变为倾向于马克思主义[11]

1920年9月,毛泽东被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培基聘请担任一师附小主事、一师校友会会长[13],寄宿于朱劍凡创办的周南女中教工宿舍[14]。1920年10月下旬-11月上旬,在长沙参与主办了罗素蔡元培张东荪李石岑杨端六等中外学者的公开讲座,并担任长沙《大公报》特邀演讲速记员与评论撰稿人。对罗素在长沙的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毛泽东听后反倒是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取这个恐怖的方法。”[15]

1920年冬,毛泽东与杨昌济之女杨开慧结婚。1921年夏,毛泽东受聘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结束了短暂的附小岁月。

中共建党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1927年的毛泽东

1920年11月,毛泽东等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1月,毛泽东创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毛泽东与何叔衡一起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周佛海一起担任会议书记员。會後,任中國共產黨湘區(包括江西安源)委員會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團聯合會總幹事[1]:3813。1921年8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将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作为湖南建党据点之一;同年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担任书记职务[16]。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因党务繁忙未能出席会议[17][b]

1923年4月,陈独秀把毛泽东从中共湘区委调至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帮助筹备中共三大,准备国民党的改组与国共合作。1923年6月,毛泽东到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局秘書[1]:3813。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表示赞成工农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并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这次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组成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毛泽东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联名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给孙中山去信,建议“在上海、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 “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新军队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

毛泽东专门给李维汉写了一封信,要中共湘区委协助国民党元老覃振在湖南开展建党工作。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还委任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 1923年9月,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回湖南指导中共湘区党委夏曦等建立湖南的国民党组织。毛泽东在给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长彭素民、 副部长林伯渠的信中说:“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其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在他的指导下,长沙最先设立国民党支部, 接着常德、衡阳也相继设立分支部。1923年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接着,毛泽东还在宁乡、安源等地组建了国民党分部。在这样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国民党湖南总支部。

1924年1月毛来到广州,代表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并在会上多次发言,阐明对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等方面的意见。毛泽东參與中國共產黨幫助孫中山改組中國國民黨之活動,在中國國民黨第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並任宣傳部代理部長[1]:3813。大会闭幕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以指导和监督当地的党务工作。在中央党部的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如何指导下层党部的工作,提出了四项议案:

  1. “经费断不宜只用于中央与省之两个高级党部(空洞的党部)”,而应注重于市县乃至区的“补助经费”,因他们“为本党指挥党员行动最扼要的机关,若这两级党部没有力量,必至全党失去了力量”。
  2. 本年内各省的党部宜兼理所在地之市党部,中央及各地执行部宜兼理所在区之特别区党部。
  3. “宜以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 “中央及各执行部到实际组织时宜看事实上的需要”。
  4. 本年内地方组织宜分别轻重缓急,定一计划。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被派往上海继续帮助国民党做组织工作,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组成常务委员会,而实际负责人是组织部长胡汉民。作为胡汉民秘书的毛泽东,其职责是“协助部长,办理本部事务”。毛泽东不仅是组织部秘书,还兼任文书科秘书,在文书科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代理文书科主任一职。毛泽东还在中共党内任中央组织部长。在执行部的第二次会议上,成立了平民教育委员会,毛泽东是9名委员之一,并是常务委员。毛泽东还担任了上海地区的军校招生委员,负责为黄埔军校招生。1924年7月毛泽东辞去组织部秘书,推荐共产党员张廷灏继任。1924年8月1日国民党在上海的负责人叶楚伧(因为胡汉民、汪精卫常在广州)在南方大学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处置共产党分子问题”,“用尽办法把毛赶走”,毛在与叶的斗争中处于下风。毛泽东一面与国民党内的反共势力(毛称之为“国民党右派”)周旋,一面维护国共合作,他起草并与陈独秀联合签署了一系列文件,他写道:“(对右派的言行)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但仍强调“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因此在中共党内,他被张国焘和李立三嘲讽为做“国民党的工作”、是“胡汉民的秘书”[19]:81

1924年12月,重病的毛泽东请假回到湖南韶山休养,缺席了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并在中央局委员的选举中落选。

1925年9月,毛泽东由长沙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当时广州已成立了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宣传部部长汪精卫为政府主席。10月5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常务会议当即通过,10月7日就职。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等领导机构起草了许多指导性的文件,保存在台湾的国民党党史馆。11月,毛泽东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应在上海设立交通局,作为中央与各地党的机关联系的部门。1925年11月12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9次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11月27日,由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等10人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等5人通电各级党部,指在北京西山召开的中央全会为非法,并警告西山会议派“勿持异端,致生纠纷”。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5次会议上,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革命策略之通告》,指責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是叛党行为,并斩钉截铁地表示:“若吾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不以占大多数之农工阶级为基础,不容纳主张农工利益的共产派分子,则革命势力陷入孤立,革命将不能成功。” 1925年12月5日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刊并主编《政治周报》。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写道: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幸福。”这“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1925年12月,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20]。提出堅持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之領導權[1]:3813。1926年1月1日至9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1月8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舉行,下午毛泽东报告宣传部兩年經過狀況[21]:2370。1月16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舉行,選出第二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24人:白雲梯、毛澤東等[21]:2377。受主席团委托,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会上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22]。会后,成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1926年主持廣州农民運動讲习所(第六屆),為黨培養大批農民運動骨幹[1]:3813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迫使在中国国民党内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纷纷辞职,毛泽东辞去代理宣传部长。全部精力都投入农讲所。给农讲所的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说,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道理十分简单,那就是“完全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并说:“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一再强调“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2次带领学生到韶关和海丰,实习和考察当地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国民党的一系列会议和各部门会议上,几乎每会必讲农民,必讲农运,必讲土地问题。9月1日,毛澤東為《農民問題叢刊》撰序,題為《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所謂國民革命運動,其大部分即是農民運動」,「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地主階級特權,則軍閥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基此理由,我們的同志於組織工人、組織學生、組織中小商人許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決心,去做那組織農民的浩大的工作。」[21]:25109月,毛澤東發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論述農民運動與國民革命之關係,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文章希望有大批同志下決心去組織農民之浩大工作,「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21]:2532。1926年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3813。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漢口召開政治局特別會議(即政治局與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鮑羅廷之聯席會議),陳獨秀在會議上作政治報告,指出從江西戰場勝利以後,我們和中國國民黨之關係發生許多新變化,出現許多危險傾向,使聯合戰線隨時都有破裂之危險;報告提出挽救聯合戰線破裂之七項策略;在土地問題上,陳獨秀與多數同志反對毛澤東提出之激進政策,主張實行減租減息之政策;為此,會議通過《關於湘鄂贛三省農民運動決議案》[21]:2581。12月28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和農民代表大會閉幕,是日毛澤東向大會報告革命戰線聯合問題,略謂:「反革命方面已有國際、全國和全省的聯合戰線組織,革命方面也應有同樣的聯合戰線來抵抗他們。」,毛澤東斥責「惰農運動」之類反革命宣傳:「現時湖南雖然是由國民政府所統治,但實際上還是國民政府與趙恆惕之餘孽——土豪劣紳共同的統治,他們的勢力還很大。」,勉勵代表們加強鬥爭[21]:2592

1927年到武漢任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主持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1]:3813。1927年与邓演达等在武昌创办并主持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分所[23]。1927年1月4日,毛澤東啟程到湖南農村考察農民運動,1月4日至1月9日先後在湘譚縣之縣城、銀田、韶山一帶考察,1月9日至1月14日到湘鄉縣考察,1月15日至1月23日到衡山縣考察,1月24日回到長沙,將湘潭、湘鄉、衡山三縣之調查情況向中共湖南區負責人作詳細報告,1月27日至2月3日到醴陵縣考察,2月4日回到長沙,2月5日歷時32天之湖南五縣考察結束[21]:2599。1月22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農民運動講習所已組成籌備處,由湖南省黨部推舉以周以栗、毛澤東、陳克文,湖北省黨部推舉陳蔭林、張眉宣、李漢俊等為籌備員[21]:2613。3月5日,毛澤東從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實地考察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農民運動後,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在是日出版之中國共產黨湖南省機關刊物《戰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期合刊上發表[21]:2640。提出依靠農民同盟軍進行革命鬥爭之主張,揭露和批判陳獨秀之右傾投降主義[1]:3813。3月7日,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決定將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農民運動講習所改由中央辦理,是日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在武昌正式上課,鄧演達、毛澤東、陳克文三人為常務委員(系農講所最高領導機構),聘周以栗為教務主任,陳克文為訓育主任,李剛為事務主任,郭增昌為總隊長,惲代英彭湃方志敏等擔任講課[21]:2642。3月15日,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舉行第五次會議,出席委員27人,譚延闓主席,丁超五報告「陽新慘案」詳情,議決組織委員會,指定鄧演達、吳玉章、毛澤東三人為委員,與湖北省黨部、湖北省政務委員會、省農民協會開聯席會議處理;河南全省武裝農民代表大會是日至3月21日在武昌雄楚樓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舉行,出席代表69人,代表45縣40萬武裝農民,推王法勤于樹德、陳克文、鄧演達、劉莪菁、郭安宇等13人為主席團,陳克文、毛澤東、陸沉、鄭振宇在大會上分別作廣東、湖南、湖北、河南四省農運狀況報告,李立三作中國職工運動報告[21]:2649。3月28日,中央農民部在武昌召開各省農協執委聯席會議,鄧演達、陳克文、毛澤東、周以栗、陸沉、方志敏、陳子林等出席,決定組織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領導全國農運,時全國有組織之農民已達800萬人[21]:2664。3月30日,湖南、廣東、湖北、江西四省農民協會代表和河南省武裝農民自衛軍代表,在武昌召開聯席會議,選出彭湃(廣東)、易禮容(湖南)、方志敏(江西)、陸沉(湖北)、蕭寅谷(河南)及毛澤東、徐謙孫科譚延闓、鄧演達、唐生智張發奎譚平山13人為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譚延闓、譚平山、毛澤東、鄧演達、陸沉5人為常務委員,毛澤東兼任組織部長,主持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工作,並決定在5月15日召開全國農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680名[21]:2665-2666。4月2日,武漢中央土地委員會成立,推徐謙顧孟餘、譚平山、毛澤東、鄧演達為委員[21]:2670。4月3日,湖北麻城縣土豪利用紅槍會策動武裝暴亂,殘殺革命幹部和軍民,包圍麻城縣城,毛澤東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中組織學員中組織學生軍300名,於4月14日開赴麻城,平息暴亂[21]:2672。1927年4月底到5月初,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开列通缉193中共要员,毛泽东名列其中。毛泽东从此终止了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机关的工作。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 创建红军与农村根据地

 
1931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2月。[24]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作于1927年9月。[25]

1927年6月16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農民協會一月來多,農民犧牲者達一萬數千人,是日全國農協臨時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譚延闓譚平山鄧演達、毛澤東、陸沉呈請國民政府採取措施,明令保護農工組織及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21]:2739。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舉行擴大會議,討論反動到來時如何保存農村革命力量問題,陳獨秀提出,國民革命各軍招兵時,農民協會之會員和自衛武裝可應徵加入,蔡和森主張上山,毛澤東、陳獨秀也同意上山,會議在討論對付湖南反共事件時,仍然堅持聯唐(生智)反蔣之政策[21]:2756四·一二事件七·一五事件发生之后,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出席會議有中央委員12人,候補中央委員3人,共青團中央委員5人,地方代表2人,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和中共中央秘書處負責人也參加會議,陳獨秀未能與會,瞿秋白、李維漢主持會議,會議在共產國際之幫助下,總結大革命失敗之經驗教訓,就國共兩黨關係、土地革命、武裝鬥爭等問題進行討論,會議堅決糾正以陳獨秀為代表之右傾投降主義,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中國國民黨之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中國共產黨當前之主要任務,選舉中央臨時政治局,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徵、向忠發、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彭湃、任弼時9人為委員,周恩來、鄧中夏、毛澤東、彭公達、李立三、張太雷、張國燾7人為候補委員[21]:2788。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之政治局擴大会议(通稱「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論斷,毛泽东等7人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作为中央特派员领导边界秋收起义,創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在井岡山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3813。8月8日,武漢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四十四次會議議決,開除跨黨中國共產黨員之中國國民黨黨籍:一、由中央黨部下令,凡列名南昌革命委員會之跨黨黨員譚平山、林祖涵、吳玉章、惲代英、高語罕,開除黨籍,並免職通緝拿辦,二、列名中國國民黨執監及候補執監委員之跨黨黨員楊匏安、毛澤東、董用威、鄧穎超、許甦魂、韓麟符、于樹德、江浩、夏曦等,一律開除黨籍並免職[21]:2789。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長沙北郊沈家大屋召開會議,討論和制定秋收起義計劃,決定以共產黨之名義組織工農革命軍,沒收地主土地財產分給農民,廢除苛捐雜稅,建立工農民主政府,並決定成立領導秋收起義之黨之前敵委員會,以毛澤東為書記,以長沙為中心,在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平江、安源、岳州七處同時發動起義[21]:2798。9月9日,湘贛邊界爆發秋收起義,由中共中央特派員毛澤東和中共湖南省委領導,原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平江、瀏陽農民軍和安源之工人武裝等參加,起義部隊編成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盧德銘任總指揮,余洒度任師長,毛澤東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下轄4個團[21]:2813-2814。9月11日,工農革命軍第三團在毛澤東領導下,在銅鼓起義,占白沙鎮,次日占瀏陽東門市,9月14日被唐生智部新編第八軍兩個團及地主武裝包圍夾擊,激戰6小時後,向瀏陽上坪撤退[21]:2816。9月14日,毛澤東在瀏陽上坪以前委書記名義通知秋收起義各部隊到瀏陽文家市集合,9月19日各路起義部隊約1,500人在文家市會師,次日離開文家市,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9月25日克蓮花縣城,9月29日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進行「三灣改編」,確立共產黨對軍隊之絕對領導,部隊縮編成一個團,改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人數不足一千[21]:2817-2818。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三湾改编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26]。1927年10月3日,工農革命軍到達寧岡縣古城,毛澤東在文昌宮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總結秋收起義經驗,討論在井岡山開展游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問題,10月7日進抵茅坪,10月27日到達井岡山中心茨坪,和當地之農民革命武裝王佐袁文才部滙合,開始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21]:2832。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简称为“十一月扩大会议”),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罗亦农向忠发顾顺章;政治局候补委员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张国焘,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参加了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评价秋收起义“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与湖南省委委员职务[27]

1928年1月4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一營和第三營之一個連攻打遂川,在大坑打垮蕭家璧之靖衛團,縣城之敵聞訊棄城逃跑,次日紅軍乘勝占領遂川城[21]:2912-2913。2月3日,中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舉行首次會議,決議開除隸屬共產黨之中央執行委員譚平山林祖涵于樹德吳玉章楊匏安惲代英6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許蘇魂、夏曦韓麟符董必武屈武鄧穎超7人黨籍[21]:2940。2月21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兩個團自遂川攻打寧岡新城,殲滅守軍多人,擊斃營長王國政、靖衛團長李樹滋,活捉縣長張開陽,俘敵軍400餘人,並占領新城,是日在寧岡礱市開萬人大會,成立寧岡縣蘇維埃政府[21]:2962。3月11日,朱培德所部第五路軍第二十七師師長楊如軒派第二十五團與第七十九團由永新出發,第八十一團由遂川出發,分三路包圍井岡山紅軍,3月13日下午第二十五團陷茅坪,毛澤東率紅軍千餘退走湘邊,紅軍袁文才部千數百人退向隴西,同日第七十九團陷古城[21]:2981。4月10日,江西第五路軍第三軍軍長兼南昌衛戍司令王均致電長沙程潛白崇禧報告毛澤東率部分兩路由遂川進至湘東,請派湘軍「協同兜剿」[21]:3012

後與朱德、陳毅率領之一部分部隊會師,組成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朱德任軍長[1]:3813。4月28日,毛澤東率井岡山紅軍經酃縣回到礱市,是日與朱德率領之南昌起義部隊會師[21]:3031。5月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成立,江西寧岡礱市黨、政、軍、工、農、商、學各界召開群眾大會,慶祝朱德與毛澤東兩支部隊勝利會師,大會執行主席陳毅宣布成立中國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朱德、毛澤東分別講話,兩軍會合後,王爾琢為參謀長,陳毅為軍委書記,部隊編為第十師、第十一師、第十二師三個師,第十師師長朱德(兼)、黨代表宛希先,第十一師師長毛澤東(兼),第十二師師長陳毅(兼),下轄9個團,全部兵力一萬多人,大部為湘南農軍[21]:3039[28]。后来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这样描述这次会师:“土地革命的两大主流汇合了,这次会见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29]。5月20日,中共湘贛邊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茅坪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總結井岡山根據地半年來的鬥爭經驗,提出加強黨的領導,深入土地革命,鞏固和擴大革命根據地的任務,會議選舉特委委員23人,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之湘贛邊界特委[21]:3059。5月,毛泽东与永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结婚[c]。6月1日,魯滌平何鍵急電廣州李濟深,謂朱德、毛澤東、袁文才等部以江西寧岡為根據地,分別在茶陵酃縣各地滋擾,刻正與南昌王鈞部會剿,望駐粵邊軍隊嚴密防堵,以免竄逃[21]:3070。6月17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21]:3087。7月11日,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會後舉行六屆一中全會,選舉中央委員毛澤東等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21]:3106。23名中央委员,毛泽东排第12位。7月13日,朱德、毛澤東率領紅四軍攻占湖南酃縣,湘軍退守茶陵[21]:3108。8月19日,朱德、毛澤東部紅軍攻占湖南桂東縣[21]:3140。8月23日,吳尚、范石生奉魯滌平、何鍵急電,指揮所部分三路進攻桂東朱德、毛澤東部紅軍,激戰三畫夜,朱、毛率部向寧岡退卻,8月26日吳尚陷桂東[21]:3143。8月28日,何鍵自長沙赴湘南「督剿」朱德、毛澤東等部紅軍,湘省清鄉督辦處獲悉,江西紅軍朱德、毛澤東部與湘南寧遠、藍山、新田、祁陽一帶紅軍周文、陳光保等部聯合,圖奪取衡陽[21]:3147。10月,首次明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初步建立“农村包围城市”战略[30]。從1928年開始,先後寫《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創造性地提出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之戰略思想[1]:3813

1929年1月4日至1月6日,中共湘灨邊區前委、特委、紅四軍軍委和地方黨組織負責人聯席會議在寧岡柏露舉行,由毛澤東主持,決定彭德懷紅五軍及紅四軍第三十二團王佐部留守井岡山,紅四軍主力向贛南、閩西進軍,徹底粉碎敵人「圍剿」,開辟新之革命根據地[21]:3267。7月,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蛟洋舉行,提出「發動廣大群眾創造閩西工農割據」之總路線必須完成之18項任務,毛澤東就如何鞏固和發展紅色根據地方針問題作重要提示:「這就是:一、深入地進行土地革命;二、徹底消滅民團土匪,發展工農武裝,有陣地地波浪式地向外發展;三、發展黨、建立政權、肅清反革命。」[21]:342711月,毛泽东把部队集中到红色江西的中心。此时中共中央肅清反革命分子[31],宣布彭德怀军裡发现了AB团组织,并对一部分中共党员采取逮捕和处决措施[32];其中有人暗中使离间计试图分裂毛泽东和彭德怀,被彭识破[31]。1929年12月28日,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閩西上杭縣古田召開,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会议決議》),強調紅軍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樹立無產階級思想,糾正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觀念,紅軍必須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等項任務[21]:3505。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古田会议明确了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33]

林彪等疑问“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在古田就時局和紅軍行動問題覆紅四軍一縱隊司令員林彪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目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指明中國革命之發展前途[21]:3512。毛泽东回信指出农村斗争“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34]。1月5日,紅四軍為粉碎蔣介石之贛、粵、閩三省「會剿」,實現「爭取江西」計劃,是日從古田出發,兵分兩路,由朱德率第一、三、四縱隊紅經連城、寧化越武夷山入江西,1月16日占廣昌,另一路由毛澤東率第二縱隊到龍岩地區迷惑敵人,掩護主力轉移移後,亦由連城、清流、寧化、歸化越武夷山入廣昌,到寧都東韶與朱德部會師[21]:3512。2月7日,毛澤東在吉安之陂頭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贛西特委及紅五、六軍軍委聯席會議(即「二七」會議),討論擴大紅色區域,深入土地革命,發展工農武裝,為奪取江西全省而鬥爭等問題,2月9日結束[21]:3530。2月下旬,中共湘贛邊界特委以整編地方武裝、研究攻打吉安之名,通知邊界各縣主要負責人帶領本縣武裝到永新城集中,原井岡山地區綠林頭領、受毛澤東團結改造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紅五軍第五縱隊領導之王佐袁文才率部開進永新城,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誤認為王佐、袁文才會叛變,率部包圍其住所,將袁文才槍殺,王佐逃離,在涉水過河時溺死[21]:3545。3月2日,朱德、毛澤東、彭德懷黃公略紅軍圍攻江西吉水唐雲山旅,是日成光耀旅、朱耀華旅到達城郊,紅軍退富都[21]:3547。3月下旬,朱德、毛澤東率紅四軍下江西南部南康,到新城,指向南雄江西省政府懸賞緝拿朱德、毛澤東,生擒者5萬元,擊斃者3萬元[21]:3564。4月1日,朱德、毛澤東率紅四軍克南雄,4月3日克始興[21]:3566。4月10日,朱德、毛澤東紅四軍攻克江西信豐,擊斃縣長吳兆豐、警察隊長王覃勳[21]:3571。5月4日,金漢鼎魯滌平張輝瓚、鄧英在南昌會商「剿共」第二步計劃已竣,是晨乘輪溯贛江贛州,與福建、廣東軍「會剿」朱德、毛澤東紅四軍[21]:3585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六军(7月改称红三军)在福建汀州(即长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6月5日,朱德、毛澤東紅四軍自尋烏經吉潭,到達福建武平,擊潰民團,克縣城,6月8日續克上杭[21]:3605。7月26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布告懸賞10萬元緝拿朱德、毛澤東[21]:3636。8月6日,紅一軍團朱德、毛澤東部克江西安義[21]:3646。8月23日,红一军团同红三军团在瀏陽永和市会師,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懷任副總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下轄第一、第三兩個軍團,共3萬餘人,同時成立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澤東任总前委书记,成立中国工农革命軍事委员会,毛澤東任主席,紅一方面軍組成後,決定第二次攻打長沙[21]:3656。8月30日,紅一方面軍分三路進攻長沙,朱德、毛澤東率第十二軍到達株洲附近,黃公略、林彪率第三、第四兩軍抵關刀鋪,彭德懷率第五、第八兩軍主力,抵湘陰港附近,一部則沿瀏長大道抵黃花市附近,是晚起紅軍總攻長沙,迭以火牛為前驅,猛衝何鍵軍所布電網,終因敵方火力太猛,未能攻破[21]:3660。9月13日,紅一軍團朱德、毛澤東部向株洲、醴陵轉移[21]:3669。9月14日,紅一方面軍停止進攻長沙,撤出陣地,向湘東、贛西進發,第二次攻打長沙失敗;是日,紅一軍團朱德、毛澤東部抵醴陵,後向萍鄉進軍[21]:3671。9月20日,紅一軍團朱德、毛澤東部分兵進駐攸縣、茶陵、萍鄉等縣[21]:3676。9月24日至9月28日,瞿秋白、周恩來等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全會補選中央委員7人、候補中央委員8人、中央審查委員2人,並改選中央政治局,毛澤東重新選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朱德等選入中央委員,此後,由瞿秋白實際主持中央中央工作[21]:3679-3680。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一次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23]。9月29日,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栗到袁州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舉行會議,周傳達長江局再打長沙之指示,經毛澤東等多方說服,會議一致決定,放棄再打長沙,先打敵軍力量較弱之吉安[21]:3683。10月14日毛澤東給黨中央寫信,說各級指導機關「多為AB團的富農所充塞」,「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目前總前委正計劃這一工作」,11月下旬紅一方面軍在整軍中開展肅「AB團」半個多月,在4萬紅軍中肅「AB團」4400餘人,12月發生「富田事變」,肅「AB團」持續進行,從贛西南到全蘇區,從1930年到1934年,據事後調查,蘇區殺「AB團」達7萬餘人[21]:3602。10月25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在江西新喻縣羅坊舉行聯席會議;總前委書記毛澤東主持,會議討論紅一方面軍打不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敵軍「圍剿」問題;毛澤東根據敵強我弱之基本情況,提出不應打南昌,主張紅軍主力先向根據地內退卻,使力量對比發生有利於我之變化,然後集中兵力各個殲敵於運動中;經反復討論,得到大多數與會者贊同;10月26日會議通過《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的指示》[21]:3703。10月27日,朱德、毛澤東紅軍第一軍團第三、四、十二各軍,由新喻峽口攻取上高,圖斷袁州羅霖師與高安公秉藩師之聯絡;是日紅軍遭羅霖部襲擊,棄上高向清江轉移,集中新喻、清江以北及高安西南地區;魯滌平令所部分為三個縱隊,以張輝瓚、譚道源、羅霖分任指揮進攻紅軍[21]:3704。10月31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於10月25日起在江西新喻縣羅坊舉行聯席會議;在毛澤東主持下,分析政治形勢,總結攻打長沙、奪取吉安之經驗教訓,作出相應決議;是日會議通過毛澤東提出之「誘敵深入」方針,決定主力紅軍東渡贛江,準備反「圍剿」作戰[21]:3706-3707。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毛泽东与朱德等领导红军反击国民政府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并取得胜利[35]。1930年11月6日,蔣光鼐蔡廷鍇兩師由湖南抵達江西萍鄉,向蓮花水新之紅軍進攻;同日紅軍朱德、毛澤東、彭德懷各部分抵達撫州、新喻及福建、廣東邊境;何成濬即令魯滌平何鍵「跟剿」,次日公秉藩師由新崗嶺向新喻推進[21]:3713。12月9日,蔣介石電令各路指揮懸賞5萬元購緝朱德、毛澤東、彭德懷、黃公略[21]:3740

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瑞金成立,任命周恩來為書記,未到職前由項英代理,同時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兼軍委主席,毛澤東、朱德為副主席,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撤銷[21]:3764。9月15日,毛澤東指揮紅三軍團、紅四軍及紅三軍在方石嶺殲滅「剿赤」軍韓德勤師6個團及蔣鼎文師直機關及炮兵、步兵各一營,韓師損失大半,斃旅、團長3人,營長6人[21]:3919。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要在中国革命成熟的地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全国最有影响,所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井冈山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1月7日至11月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谢氏祠堂举行,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项英主持会议并批判毛泽东,并通过《政治决议案》,毛泽东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位[36]。11月2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在瑞金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21]:3997。此后毛泽东开始被称呼为“毛主席”。1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出第一號布告,內稱,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蘇區召開,會議通過政綱、憲法、土地法、勞動法、紅軍問題、經濟問題等重要法令,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選出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等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全國代表大會之後之最高政權機關[21]:4001

1932年3月中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贛縣江口圩舉行會議(江口會議),討論中央紅軍撤圍贛州後之行動方針,毛澤東提出向贛東北方向發展之主張遭否決,會議確定「以贛江流域為中心,向北發展」,迅速奪取中心城市之方針,中央紅軍一、五軍團組東路軍由毛澤東率領在贛江東岸活動,三軍團、紅十六軍等組西路軍由彭德懷率領到贛江西岸活動[21]:4113。7月3日,朱德、毛澤東率紅一軍團一部擊潰梅嶺關守敵一個團,占領梅嶺關要隘[21]:4187。7月9日,朱德毛澤東指揮紅一軍團季振同紅五軍團所屬各軍與粵軍20個團在池江、梅關嶺、大庾南雄縣水口圩展開爭奪戰,經過三天兩夜戰鬥,於7月11日將粵軍全部擊潰,紅軍克水口圩,敵退南雄[21]:4190。8月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澤東為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21]:4210。9月26日,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毛澤東發布《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命令所部北移,在樂安宜黃、南豐一帶部署第四次反「圍剿」戰場[21]:4237。10月上旬,寧都會議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開會體會議,會議根據臨時中央之決議和指示,指責毛澤東「誘敵深入」方針、反對打贛州等是「純粹防禦路線」、「右傾主要危險」,要求紅軍在敵合圍開始之前,粉碎敵人進攻,奪取中心城市,實現江西首先勝利,會後毛澤東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21]:4245-4246[36]。12月19日,中央紅軍主力由資溪、黎川開至光澤、邵武、建寧、廣昌一帶,毛澤東、朱德在黎川曾召集軍事會議,進行戰前改編整頓,充實連隊戰鬥力[21]:4282。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下,紅軍從1930年11月到1933年3月,連續粉碎國軍四次大規模軍事「圍剿」[1]:3813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21]:4316。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毛泽东为其成员[d]。被補選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1]:3813

1934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取消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和紅一方面軍司令之名義和組織,紅一方面軍總部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合併,方面軍所屬部隊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稱中央紅軍,2月3日中革軍委改組,主席仍由朱德擔任,周恩來、王稼祥為副主席[21]:4573。同年1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正式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5月,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研討廣昌戰役後之戰局及今後作戰方針,毛澤東提出將紅軍主力分向福建、浙江、江蘇、湖南進軍,突入後方廣大無堡壘地區,用以吸引國軍並使其兵力分散,然後回兵江西收復蘇區,最後決定在石城以北加築工事構成防衛瑞金防線,並緊急開展擴大紅軍運動,以組織粉碎國軍第五次「圍剿」之軍事力量[21]:4653

长征与西安事变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毛泽东有关打击国民党的建议,1928年。[37][38]
 
1930年代的毛泽东

但由於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红军虽经苦战而未能粉碎国军第五次军事「围剿」[1]:3813。193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張聞天為《紅色中華》報撰寫之社論《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於是日發表,發出中央蘇區紅一方面軍突圍西征實行戰略轉移之動員令[21]:4739。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10日晚,中共中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從江西瑞金出發,率紅一、紅三、紅五、紅八、紅九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6萬人撤離中央蘇區,向雩都集中,實行戰略轉移,踏上向西突圍之征途,這便是後來被稱之為紅軍長征之開始;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黨中央分局和蘇維埃政府中央辦事處,以項英為黨中央分局書記,陳毅為中央辦事處主任,10月22日又宣布成立中央軍區,由項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紅軍共兵力三四萬人堅持游擊戰爭,保衛蘇區[21]:4748。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向湘西进军,开始战略转移,毛泽东随军行动。在红军出征前夕及随后长征途中,毛泽东极力接近洛甫,多次与他谈论军事问题,说服争取他并得到其认同[39]。1934年12月12日,中央部分领导人召开通道会议,毛泽东被邀请参加会议,他提出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国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会议认同其意见而否决李德博古北进之主张;同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采纳毛泽东主张而作出战略性转变[40][41]。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强渡乌江,7日占领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经洛甫等努力推动和促进,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閉幕,作出決定:毛澤東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洛甫(張聞天)起草決議,常委再作進行適當分工,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之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之負責者,會上推舉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總書記[21]:482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遵義會議決議,常委進行適當分工,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之幫助者[21]:4821。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鸡鸣三省会议,洛甫取代博古成为中共总负责人,博古改任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苟坝会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40][41][42]。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結束,確立新中央領導[1]:3813。3月4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通令:特設前敵司令部,委任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前敵政委[21]:4850。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周為團長,全權負責處理紅軍之軍事行動[21]:4855遵义会议是中共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开端。随后,毛泽东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摆脱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包围。5月5日當晚,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領導隨同軍委縱隊渡過金沙江,駐扎在中屋山,指揮中央紅軍渡江[21]:4883

5月9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金沙江,在一周時間內,中央紅軍靠着7隻渡船將2萬多紅軍全部送到金沙北岸,從此中央紅軍跳出數十萬敵人圍追堵截之圈子,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之勝利[21]:4886。经过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等事件,1935年6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达维镇会师。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后在懋功两河口开会,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8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通过松潘草地,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然而,因为张国焘坚决南下而反对中央的“北上路线”,冒险度过大草地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又被迫分裂。1935年9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赶到红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43]。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团、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单独北上。9月17日,红军攻克腊子口天险,进入甘南哈达铺。在哈达铺,毛泽东得知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根据地的相关消息后,最终将陕甘根据地定为目的地[44]。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理番縣卓木碉另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軍委」,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聞天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對楊尚昆葉劍英「免職查辦」[21]:4975。此後黨和紅軍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和國軍圍追堵截,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1]:3813。10月19日,紅軍陝甘支隊到達陝北革命根據地吳起鎮,中央紅軍主力歷時一年,經過福建、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甘肅、陝西11省,行程2萬5千里,進行300多次戰鬥,擊潰幾十萬敵軍圍追堵截,此時只剩7,000餘人,結束長征[21]:4981。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1935年11月21日,直羅鎮戰役,毛澤東同周恩來、彭德懷指揮,11月24日直羅鎮之敵在突圍中被全殲,戰役結束,共殲東北軍1個師又1個,俘敵5,300餘人,繳槍3,500餘支,打破蔣介石對陝甘寧蘇區之第三次「圍剿」[21]:5007。直罗镇战役成为中共大本营设于陕北之“奠基礼”。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張聞天主持會議,並入政治形勢與策略之報告,經過三天討論,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策略方針,完滿解決黨之政治路線問題[21]:5030。毛泽东参加瓦窑堡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共的工作重心转向抗日方面;据此,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45]。闡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理論、路線和政策[1]:3813。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最终在甘肃会宁会师。12月,统一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保安县组成。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擔任此職務直至逝世[1]:3813

1936年1月31日,中共中央軍委在陝西延長開會研究東征戰略方針,會議決定東征進軍路線,部署兵力,正式組成「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彭德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委[21]:5067。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毛泽东等曾经一度主张审蒋乃至除蒋[46][47],但在党内张闻天持异议、党外国共多方实力较量与协调、共产国际指示要求与国内外舆论影响等情况之下,最终主张和平解决事变问题[48][49][50]。事变解决之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1月1日,毛澤東、周恩來電潘漢年稱,速與陳立夫接洽,中共願與宋子文孫科馮玉祥各方面商洽團結一玫挽救危局之方法;並告知紅軍己集結訓練,靜待劃定防地,準備抗日,絕無擾亂中央軍及侵入國統區之企圖[21]:5327。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分析張學良被扣留後之形勢,決定主要方針是力求和平;毛澤東稱,現在「仍是打擊右派,爭取中派」;張聞天闡明中共在目前主要方針「是鞏固內部與動員援助西安,反對內戰」[21]:5328。1月6日,毛澤東、張聞天聯名電周恩來、秦邦憲稱,「(甲)目前中心在堅決備戰,拒顧(顧祝同)迎張(張學良)。(乙)顧來則張、楊(楊虎城)兩部全被宰割,紅軍將被迫登山」[21]:5331。1月13日,中共中央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保安動身遷到延安,同日,中共中央機關自保安(今志丹縣)遷延安[21]:5339。1月21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並舉行開學典禮,毛澤東兼任教育委員會主席與政治委員,林彪任校長,劉任承任副校長[21]:5345

1937年4月至7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中两节后来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51]。毛泽东在兩论中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之認識論和辨證法[1]:3813。毛泽东系统而创造性地阐述了历史唯物辩证法的实践观和矛盾观,并成为后来《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的哲学基础。但毛泽东将矛盾的斗争性绝对化,这又成为1949年建国以后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走向理想化和极端化的理论根源[52]

抗日战争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写作《论持久战》,摄于1938年
 
1939年的毛泽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中国军队被迫反抗日本军,标誌著中国抗战终于开始[53]:1。7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通電:「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53]:27月13日,在延安召開中國共產黨員和機關工作人員之緊急會議,毛澤東到會動員,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須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53]:4。毛澤東於7月14日在內部致張雲逸電報,提出工作總方針:「此時各方任務,在一面促成蔣氏建立全國抗戰之最後決心(此點恐尚有問題);一面自己真正地準備一切抗日救亡步驟;並同南京一道去做。……蓋此時是全國存亡關頭,又是蔣及國民黨徹底轉變政策之關頭,故我們及各方做法,必須適合於上述之總方針。」;又於7月15日致張雲逸電報,指定張奔走兩廣當局之間,「求得他們贊助堅決抗戰與國共合作的方針,求得他們開展愛國運動,積極救亡」[53]:3。毛澤東在7月23日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提出對付日本之進攻方針有兩種,一是堅決抗戰,「就一定得一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一是妥協退讓,「就一定得一個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中國人民都做牛馬奴隸的前途」;他強調「國人應從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頓在恰當的位置。在今天,誰要是在團結兩個字上不生長些誠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駡,也當清夜捫心,有點兒羞愧。」[53]:6-7。8月20日,毛澤東從延安出發前往洛川,會址設在洛川城郊馮家村[53]:14。洛川會議是在8月22日至8月25日召开之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同国共兩党关系问报告,並作多次發言[53]:15。张闻天作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分析报告。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澤東為中央宣傳部門起草的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53]:18。毛泽东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1. 创造根据地;2. 钳制和相继消灭敌人;3. 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4. 保存和扩大红军;5. 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54][e]。適應戰爭需要,會議決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員增加為11人,書記是毛澤東,副書記是朱德、周恩來[53]:18洛川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在8月27日组织一次座谈会,讨论毛泽东思考问题[53]:19。1937年9月针对八路军内部主张八路军要集中兵力打大仗、硬仗、打运动战的想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指示,将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具体化。“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能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56]:11-12随后又发出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57]:19-20,要求八路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11月8日,毛澤東電告八路軍各將領,太原失守後,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階段開始,將以八路軍為主體,呂梁山是八路軍的主要根據地;中共中央舉行會議,討論特區的選舉與財政,毛澤東不主張實行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權分立制[21]:5665

1938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因史沫特莱和吴莉莉发生矛盾[58][59]贺子珍出走西安后去苏联,而来自上海的蓝苹(江青)逐渐步入毛泽东生活,与其同居。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首先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后提出抗日游击战争的六大战略原则[60]。同年5、6月间,毛泽东作《论持久战》长篇讲演,全面系统地阐述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并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61]。毛泽东批判速勝論和悲觀論兩種錯誤思想[1]:3813。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等講話,批判王明右傾投降主義[1]:3813。1940年毛泽东指示新四军“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62]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客观上造成毛泽东与中共红军得以采取保存壮大自己、钳制消灭敌人的战略策略。之后因许多其他因素影响,中共实力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在后来国共决战中夺取国家政权。美国传记作家罗斯·特里尔后来肯定日本无意之中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在20年代,没有斯大林的帮助,毛泽东也一样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但如果没有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毛泽东不会在1949年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63]

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提出“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64],“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明确形成。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标志新民主主义理论得以成熟。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他对典故“实事求是”作出新的经典的解释,并阐明其为中共思想原则。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召集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1942年號召開展全黨範圍之整風運動,統一思想、組織,從而為戰爭取得徹底勝利奠定基礎[1]:3813。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总结[65]。同年5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的思想成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政治思想。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1]:3813。以後在歷屆中央委員會上都連續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直至逝世[1]:3813。1943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撰写《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决定,将中共“群众路线”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66]。6月1日,毛澤東覆電彭德懷,對中國國民黨之靦狀和中國共產黨今後之工作方針作出指示,指出:中國民黨對敵、對外、對共、對民、對黨五方面均無妥善辦法,危機日增;他們對東條英機扶蔣倒汪新政策毫無對策,對日投降者增多,戰鬥力大損;山前英、美仍是集中力量對德,對蔣援助甚少;對我黨疑忌甚大,不願解決兩黨關係問題;甘肅、貴州、四川、陝西民變,除鎮壓外無他辦法;內部糾紛不絕,有增長趨勢,凡此均使抗戰局勢處困難地位;抗戰還須準備三年,彼時中國情況如何,深堪注意;我黨應在此三年中力求鞏固,屹立不敗;對敵應用一切方法堅持必不可之根據地;應極力避免大軍事衝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對敵上[21]:7138。10月,毛澤東、任弼時、彭德懷赴南泥灣,視察八路軍第三五九旅開展大生產運動之情況[21]:7239。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毛泽东主持大会致开幕词,并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7]本次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系统形成并趋于完善[68]:1455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举行七届一中全会,毛泽东正式出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党主席),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主席。7月5日,黃炎培在延安同毛澤東談歷史周期率問題,據黃炎培7月5日日記記載:「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21]:77531945年8月,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蒋介石命令共产党军队原地待命,国军则接受日军投降,此命令一出,毛泽东发电蒋介石,坚决驳斥抗拒。毛泽东下令林彪罗荣恒进入苏军控制下的东北,抢夺地盘。1945年8月24日,毛澤東電覆蔣介石稱:「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進謁,弟亦準備隨時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覆。」[21]:77978月28日,毛泽东應蔣介石邀請,同赫爾利、張治中以及周恩來、王若飛等同機飛重庆[21]:7802。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重庆与蒋介石谈判。8月29日上午,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與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會談,下午毛、周、王與蔣介石會談,晚間又和張治中、王世杰、張群、邵力子作長時間談話[21]:7803。9月12日,蔣介石在重慶官邸約毛澤東、周恩來共進午餐,張群、張厲生、邵力子作陪[21]:7825-7826。9月22日,毛澤東會見中國青年黨領導人蔣勻田,說:商談近20日,時間白費,我們觸及到兩個問題,軍隊分配比例問題,我們管理地區自治問題,沒有一個問題得到協議,「可說商談已經失敗了。」[21]:783710月10日,《雙十協定》簽字[21]:7851。10月11日,毛澤東由王若飛和張治中陪同自重慶飛返延安,在重慶機場答記者說:「中國問題是可以樂觀的,困難是有的,不過困難都可以克服。」[21]:7854谈判期间,毛泽东将1936年所作词《沁园春·雪》手书后赠予柳亚子先生,柳亚子因此而和词,《沁园春·雪》一时之间在国统区重庆文坛引起轰动。

1946年1月10日,国民政府代表張群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來簽署《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與1月5日达成之《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同時公布,停戰命令規定於1月13日24時起全國一律停戰;張群、周恩來簽訂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協議,規定:軍調部設北平,設委員會三人,國民政府代表鄭介民,中共代表葉劍英,美國駐華代辦羅伯遜充任主席,各有表決、互讓權,事宜須經三人一致通過,三人不能協議之問題,應提交軍事三人小組決定之[21]:7951-7952。美国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签署1月停战令。2月1日,蔣介石與周恩來會談,蔣介石表示政府僅派張治中一人出席軍事三人小組,張群不再參加;周恩來轉達毛澤東關於軍黨分立、國共長期合作之意見,並謂毛澤東將參加聯合政府[21]:7970。2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国共开始争吵。3月初,马歇尔三人小组访问延安,毛泽东接见马歇尔并表示准备搬到淮安办公。3月下旬,苏军撤离东北,国共为争夺东北开始爆发内战。3月27日,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代表吉伦於重慶怡园正式签订关于派遣執行小組前往東北調處停止衝突協定[21]:8019。4月,国共达成政协宪草。5月13日,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下達進攻四平街之命令,5月14日廖耀湘新六軍、彭鍔第八十八師等10個師成左、中、右三個兵團,輪向四平街實施進攻[21]:8052。5月18日夜,東北民主聯軍全部從四平街撤退,部分主力撤至松花江北岸[21]:8055。5月19日,孫立人新一軍進占四平街,陳林達之第一九五師攻占四平街東側哈福屯,歷時33天之四平街攻防戰至此結束[21]:8055。5月22日,東北民主聯軍完撤出長春[21]:8057。5月25日,政治和談會議在南京重開,政府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張生、雷震同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陸定一就停止衝突、恢復交通、宣傳休戰諸問題進行商談[21]:8059。6月23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電:「同意立即突圍,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顧慮,生存第一,勝利第一。」[21]:80866月,国民政府下达停战令。7月之后,国共谈判陷入胶着,马歇尔,司徒雷登多次调停未果。8月,中共宣布国军飞机轰炸延安。入秋之后,国民大会召开制定宪法。国共由此彻底破裂[69]

1947年3月20日,国军胡宗南部占领延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撤离,此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江青,以及其他中央警卫人员组成“昆仑纵队”,坚持留在黄河西岸与胡宗南周旋[70]。入夏之后,陕北战局逐渐有利于国军,刘戡部根据无线电定位仪测定了毛泽东居住的村庄,紧急搜捕毛泽东。毛泽东等冒雨向西逃跑,脱离虎口[71]。此后由于陕北战局变化,毛泽东转危为安。

1948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以后于4、5月相继到达西柏坡。5月27日,毛澤東離開花山村,乘車到西柏坡,與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會合[21]:8610。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在毛泽东领导下,解放军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中战胜国军,取得内战决定性胜利[72][73]。1949年4月20日,国共最后和平谈判完全破裂;次日(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即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74]

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国

 
集美解放紀念碑「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政府成立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上升旗」浮雕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3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关于夺取全国胜利、中共工作重心转移以及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4月30日,毛澤東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李濤之化名為英國軍艦之暴行發表聲明,要求英、美、法三國在中國之軍艦、軍用飛機、陸戰隊等武裝力量迅速撤離中國之領水、領海、領土、領空,不要幫助中國人民之敵人打內戰,斥責英國保守黨首領丘吉爾和首相艾德禮為英艦侵入中國長江、並向解放軍發炮攻擊之暴行辯護以及要武力報復之恫嚇[21]:8897。5月5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請其對解決經濟任務提供幫助;謂:「不解決這一經濟建設的任務,我們便不能鞏固革命的果實,便不能完成革命。」「因此,請您滿足我們的請求,派遣蘇聯專家給我們。」[21]:8904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人民民主专政”范畴作出基本定义[75],成为即将建立国体的理论基础。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主持制定具有临时宪法意义和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並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76]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后,同全体委员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在典礼上,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面临着对内军事统一全国、确立国家制度、恢复国民经济,以及对外谋求有利的国际环境、保障国家安全的艰巨任务[77]

1950年10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65]。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票当选为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主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78]

从整风到反右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他关于处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和矛盾的思想,被认为体现了开放的思想[79]:300。同年5月,毛泽东正式提出在艺术方面“百花齐放”、在学术方面“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79]:300-303。1956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供应紧张,社会矛盾也开始抬头,全国先后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80],对政府的批评意见也开始变多。一些中共干部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造成矛盾激化。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同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认为民主革命解决了旧的矛盾之后又出现了的新矛盾,并认为上述问题的根源是官僚主义。他宣布次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79]:308-310[81]。毛泽东指出,整风是一种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79]:310[81]

经过多次小范围通气吹风之后,在1957年2月底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宣传他关于如何在思想领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张,到会的各方面人士1800多人反响热烈[f]。这个讲话经过补充,写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下发,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强烈反响,事实上拉开了中共整风的序幕。然而,与党外人士对毛泽东的热烈回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党内的抵触情绪,《人民日报》等中共机关报对毛泽东的讲话一声不响,让毛泽东尤其不满[83]。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1957年4月30日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84][79]:311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正式开始[79]:311-312。为消除党外人士的顾虑,中共重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种政策影响下,经历胡风案等一系列批判事件後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向中共提出批评意见。然而,运动形势在5月中旬发生了逆转。5月15日,毛泽东开始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在党内高层传阅,表示中共应暂时让右派任意鸣放,准备后发制人,这是毛泽东准备反右的信号[79]:316。5月2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共产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即“成立平反委员会”。民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建议实行“两院制”,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集的座谈会上,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储安平称“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并且称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最后总结“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85]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登,其中出现的激烈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警觉和强烈反应[79]:315-316。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执笔的社论《这是为什么?》[86]。随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正式反右的指示,决定将原本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整风运动转为“反右运动”的对敌斗争[79]:317。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指出,他在5月初请党外人士放开批评是为了引“牛鬼蛇神”“出笼”、让“毒草”“出土”的“阳谋”[87]。毛泽东最初认定全国有“右派”四千人[88] ,但“反右运动”在邓小平彭真的实际执行下严重扩大化,把包括在“双百”中提意见者在内的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包括党员和非党员)打成了“右派”[89]

从大跃进到四清运动

1958年5月,在毛泽东主导下,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标志着“大跃进”的正式开始。此后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时间内,工业产值暴增,钢铁、煤炭等工业产品产量激增,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增长,并伴随着大规模的群体扫盲。但是由于片面追求工业增产,使得浮夸风、高指标、乱指挥蛮干盛行,为大跃进最终失败埋下伏笔。毛泽东非常急迫的期待全国粮食增产并采取了一定的政治手段,造成了粮食生产的波动。由於大跃进后期国家工农业生产失衡,许多人发现问题,中共召开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及1959年7月庐山会议[90]彭德怀在庐山向毛澤東上书,原本主张“纠左”的毛澤東转而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91]。会议后,“反右倾运动”再次展开,彭德懷被解除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國防部長职务,毛泽东安排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大跃进的最终失败加之自然灾害,造成三年困難時期无数人非正常死亡[g]。据纪登奎家人描述,饥荒期间,毛泽东节衣缩食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107][需要更好来源]

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在北京小住三日。8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身着泳衣迎接身着西服革履的赫鲁晓夫,双方会晤后中苏双方同时发表公报[108]。此后,因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停止援助中国。毛泽东认为苏联试图通过和中国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来全面控制中国,苏联已经由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帝国主义国家。8月20日,毛亲自下令实施金门炮战,炮轟已遷徙驻扎在金門縣國軍守军。然而在國軍堅強抵抗下,沒有攻佔金門,此後到與美國建交前,對金門採單打雙不打的政治軍事策略。1962年,毛泽东在后方指挥中印边境战争。1964年开始中国援助越南(抗美援越)参加越南战争[109]

1962年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1964年发展成为“四清运动”,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1963年3月,首都各大报纸发表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雷锋好榜样”,成为学雷锋活动的起端,是当时中国大陸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1964年开始,针对四清运动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争执。1964年底到1965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争执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刘少奇曾向毛泽东书面检讨,但是两人关系并未缓和。[110]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晚年常住杭州刘庄(现西湖国宾馆一号楼),并视其为第二故乡[111]

1965年11月,毛泽东和林彪一起打倒了罗瑞卿[112]。12月,姚文元发表文章批判《海瑞罢官》。该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鼓励,但遭到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抵制[113]。1966年1月,彭真等人为此事起草了《二月提纲》,将辩论局限在学术角度,不以政治角度批判[114]。未经毛泽东同意,彭真将此提纲下发全党[115]。同年3月,江青首次进入政治视野,发表讲话,批判十七年文艺黑线,毛泽东为此起草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严厉批判了二月提纲,将彭罗陆杨打倒[116]。5月16日,远在杭州的毛泽东遥控康生等人在北京召集政治局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文革开始。《通知》除点名批判彭真外,还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改设中央文革小组指导[117]

入夏后,北京学生开始组织运动,国家主席刘少奇经请示毛泽东后,组成了工作组,维持秩序。8月,毛泽东返回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严厉批判刘少奇,并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随后举行了新一轮常委选举,林彪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和党内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降为第八位。在周恩来的倡议下,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身份出现在媒体上。8月起,毛泽东数次接见红卫兵。北京及全国各地陷入混乱状态。12月,北京出现公开标语,打倒刘少奇。1967年1月,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刘少奇,四天后刘少奇家的电话线被撤除。同月,经毛泽东同意,陶铸被打倒。八、九月间,毛泽东南巡,刘少奇在中南海遭到毒打。毛泽东在武汉时,遭遇七·二〇事件周恩来安排,毛泽东匆忙之下登上飞机飞往上海。随后,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陈再道倒台[118][119]。8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被隔离,1968年1月和戚本禹一起关入秦城监狱,是为王关戚事件。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发动了全国范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文化大革命前期,大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毛泽东被称呼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1968年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决定将国家主席刘少奇开除出党。1969年发生了在珍宝岛中苏边境冲突[120]。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毛泽东全票当选中央委员,九届一中全会再度全票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全会批判张春桥,毛泽东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此次会议是毛泽东和林彪关系的转折点。随后,毛泽东发起了批陈整风运动,矛头直指军委办事组和叶群。1971年8月,毛泽东秘密南巡,沿途不断打招呼,宣传第十次路线斗争,为林彪倒台作舆论准备。消息辗转到达林彪处,林立果“小舰队”企图暗杀毛泽东未遂。9月12日毛泽东突然返京,林彪等人连夜乘飞机出走,即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身体急剧衰退。1972年1月,毛泽东发生休克,随即抱病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泽东与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晤。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毛泽东启用王洪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随后,毛泽东重用邓小平。1974年,毛泽东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将林彪孔子放在一起批判。同年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超过了秦始皇。林彪也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121]

1974年11月,毛泽东在长沙批评王洪文,决定邓小平等人进入国务院。1975年,发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毛泽东与卢荻谈到《水浒传》,导致了评《水浒》运动刘冰向毛泽东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1975年11月2日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认为:“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22]:619 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拒绝了。[122]:625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由邓小平宣读经毛泽东审阅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正式定性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122]:626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2月3日,经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并任国务院代总理。[122]:6362月25日,华国锋主持召开“第二次打招呼会议”,传达《毛主席重要指示》,3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到县团级,[122]:6394月上旬,传达范围扩大到基层党支部书记。[122]:6454月,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对姚文元攻击周恩来的事件表示抗议,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出现大量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诗抄。4月6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报送的政治局会议报告,[122]:645 下午,江青报告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建议开除邓小平党籍。[122]:646 4月7日,毛泽东决定:“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将4月5日的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122]:647华国锋接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22]:646

去世与追悼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急剧衰退,在1972年发生严重休克[123]。此后又发生白内障,双目失明,直至1975年手术后恢复一半[124]。1974年秋天,医生诊断毛泽东患运动神经元症,還发现了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瘡和血中含氧過低等病。[125][126][127]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了访问中国的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布托,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6月,病重的毛泽东希望回到故乡韶山休养,但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要求。[122]:6497月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毛泽东亲自过目地震情况汇报,面对惨重的损失嚎啕大哭,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7月18日)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此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128]

 
毛泽东去世后,他的巨幅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1976年9月初,毛泽东病危,8日,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组前来告别。[122]:6519月9日凌晨0时10分,经医治无效,在北京中南海202別墅病逝,享年83岁[h]。当天下午4时,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渠道以《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的形式联合发表讣告[i],向国内外正式公布了这个消息,并总结和评价毛泽东的一生。9月18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最高规格的“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大会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全国各地同时举办相关的追悼活动。

早在1956年,毛泽东曾在遗体火化的倡议书上签字。在其他场合,毛泽东还说过希望死后归葬湖南湘潭。后来,毛泽东曾在八宝山公墓为他和江青选择了一块墓地。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逝世当天就决定永久保存他的遗体[19]:1053。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永久保存遗体供人瞻仰[134][135]。纪念堂半年后完工,盛放遗体的水晶棺也制作完成。1977年8月29日,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移入纪念堂內。1977年9月9日,舉行紀念堂落成典禮大會,正式对外开放[136]。1980年8月21日和8月23日,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采访时表示将保留纪念堂,同时承诺将会永远保留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遗像[137]

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由毛泽东倡导并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大范围实践的一种理论思想,一般认为其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认可毛泽东思想是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胜利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思想。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定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认为毛泽东思想在六个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贯串于六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人民民主专政等理论经过了历史的实践检验,已证明其行之有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论点是毛泽东晚年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138]

毛泽东的思想包括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文艺思想、哲学思想等多方面内容。比较突出的具体内容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兵民是胜利之本”、“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新民主主义”、“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人民战争”、“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三个世界”等。

毛泽东思想专注于摧毁旧的社会制度和价值系统,并试图建立一种完全崭新的社会体制,并提出了一整套相应的战略战术和政策策略。在中國以外,许多政党组织使用“毛主义”一词并与毛泽东思想混用,中国官方不曾正式使用过“毛主义”或“毛泽东主义”。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自己独立的价值系统,他只是跟随马列主义,并且反对修正主义。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具有较深的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观念[139],“毛主义”则可视为这些元素的混合体。

著作

 
毛泽东选集》文革前的正體中文版本

毛泽东的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载体。毛泽东一生著述颇丰,目前中国大陆有《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1991年)发行,收录了毛泽东在建国前的主要著作。其中《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是其重要篇章。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其中收录了毛泽东在1949年至1957年年间的主要著作,但很快不再继续发售。

1990年后,中国大陆又陆续出版发行了《毛泽东文集》(一至八卷),整理收录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以外的大量毛泽东著作。其中第六、七、八卷收录了毛泽东在1949年后的一些著作和讲话,包括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对研究1949年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很大价值。

1993年12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共同编辑的《毛泽东军事文集》,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军事著作文集中最系统、最全面的一部。文集按照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分期编为6卷。第一卷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二卷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三、四、五卷为国共内战时期的著作,第六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著作。全书共编入毛泽东1927年8月至1972年12月关于军事方面的著述、电报、命令、批示、报告、信函、谈话等1612篇,包括注释在内260余万字,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中国官方还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至十三册),内部发行,系统地整理毛泽东1949年后的著作、讲话和批示。是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之学者的重要参考。《毛泽东早期文稿》,收录了1912年至1921年间毛泽东青年时的一些文章。

在日本的现代中国学家竹内实主编下,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于1970年到1972年初编成中文版《毛泽东集》共8卷,1972年2月由东京北望社出版。1983年12月至1986年12月又继续编辑出版了第9卷《毛泽东集·补卷》和以著作年表为内容的第10卷《毛泽东集·别卷》。该书收集了毛泽东建国之前几乎全部原著,并逐篇注明了中国大陆出版的相应著作的修改内容。

60年代出版《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一些经典句子的选编本。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共產黨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而在文革時期,所有人都「寶書不離手,語錄不離口」。文革期间,《毛主席语录》大量发行,更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有估计在全球发行8亿册左右。文革初期,多个地方还出版了《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泽东著作出版所获的稿费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负责保管。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1996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称,毛泽东的稿酬截至1960年底共有结余48.709013万元。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负责毛泽东稿费的郑长秋说,毛的全部稿费及利息到1983年底结余157万多元。汪东兴披露,文革时期所有毛著的出版发行,毛泽东没有抽取一分钱,并把海外寄来的稿费全额退还。[140]。2003年10月30日《精品书摘》刊登文章《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宣称,到2001年5月底,毛泽东稿酬总额1.3121亿元。[141]

读书、诗词、书法

毛泽东是一位终生治学的学问家,是一位独特的学者型读书专家。他早年读中国四书五经等,中年读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晚年读国内外历史与传记等。在延安初期,他研读并详细批注米丁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版),进而整理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终写成哲学专著《实践论》与《矛盾论》,并成为其后续重要著作的哲学基础[142]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晚年尤其青睐二十四史。他几乎通读二十四史,重点史册或篇章还多遍阅读。他评点《三国志·刘表传》:虚有其表;评点《三国志·张鲁传》:“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评点《宋史·太祖本纪》:“不择手段,急于登台”;等等[143]。他读书时既读又记、既批注又发挥[144]

 
毛澤東題寫的集美解放紀念碑。
 
毛泽东手书行草沁园春·长沙》,被认为是代表其书法最高水平的作品[145]

毛泽东创作了多篇旧体诗词作品,《西江月·井冈山》和《七律·长征》最早随着《西行漫记》的出版而开始广泛传播,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发表的《沁园春·雪》引起当时全国文化界瞩目,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7年的《诗刊》创刊号集中发表了18首毛泽东诗词,大多与中国革命或国家建设有关,气势磅礴,景象雄伟,对当时的时代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诗词还被译成英、法、俄、德、日、印度等多种语言发表[146]。中国出版有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诗词选集和注释赏析,其中以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诗词集》最为著名,收入诗词67首。

毛泽东酷爱书法,他晚年的书法被称为“毛体”,草书——意笔相从、豪迈飞动、连绵跌宕,雄奇超逸——以线条奔放、动感强烈为特征[147]。他曾为《人民日报》、人民邮电、新华书店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报刊和单位题名[j]。改革开放后由于大规模个人崇拜活动的停止,使用毛体字的部门和单位日渐减少。

评价

毛澤東是爭議極大的人物。中国共产党官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评价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认为他在文革期间犯了严重错误,但“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而来自其他方面的评价中,赞扬者與批评者都不少。有人将其比作希特勒史達林,但也有人的观点与此完全相反[148][149]。后来中国共产党官方又评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150]

影响

 
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所悬挂的毛澤東畫像

毛澤東在世界現代史上極為重要,1998年《時代雜誌》將他評為20世紀最具影響100人中20位領袖之一[151],2011年《時代雜誌》再次将他评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25位政治标志性人物第3位[152][153]。他生前和身后,对中國和世界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響。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54],但他发动和主导的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也使人民和国家付出了巨大且惨痛的社会代价[138][3]

对中国的影响

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鬥爭策略取得國共內戰的勝利,改革土地政策,將土地分給農民,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功绩,但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直至他去世,毛泽东确实是中共起着主导作用的領導人[155][154]。雖然有爭議,但有些人認為其統治時期開始的仿造蘇聯模式的工業化為20世紀後期中国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155]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大陆在国际戰略上成为了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角色,这在近代以来是从未有过的[154]。毛1949年之後的成就則頗多爭議。[155]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一般认为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充满了矛盾。毛泽东努力提倡人民的自主精神,但文革期间反而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希望底层人民大胆地参与社会大事,鼓励他们与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传统斗争,但在文革时期发生了對公務單位的严重暴力和社會體制混乱;毛泽东提倡能使人民理解的简明思想文化,努力推广适合于人民需要的教育,但卻拋棄傳統毀壞了中國文化的傳承,又使得数量巨大的文化及社科界人士以及掌握高级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巨大的人身侮辱与迫害流亡,並在文革時期停止了大學教育,在极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文化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与进步。[154]毛泽东时代雖取得诸多科技成果,但現在一般认为是蘇聯技術援助跟革命推翻滿清舊體制下引發的科学技术或人才的繁荣发展的时代結果。但是也有部分学术人士和民众认为,在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上极少有資本主義式的腐败、贪污和社會不公的现象,被當權派允許的人民群众可以自由地去参与政治生活,因而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保守派人士和底层民众反而开始怀念起毛泽东时代。[156][157]

對世界的影響

因某些历史原因,基于毛泽东创立或倡导理论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亦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纲领。由於文革期間大量印製毛主席語錄作思想指導,這些毛主席語錄亦被翻譯成英語西班牙語,並流通到中國以外。這些在中國以外流通的毛主席語錄,成為了部分中國以外發展中國家的鬥爭路線參考。

波爾布特在毛泽东思想的影響下,推行了一條比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更為左傾的路線,在和越南共同的影響下,給柬埔寨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158][159][160][161][162][163],到今天中國仍然對此歷史簡單帶過。

毛泽东生前长期支持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柬埔寨紅色高棉等坚持反对亲美政府的游击战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给予大量援助[164][165][166][167]邓小平上台执政后,断绝了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等在失去了中国的援助之后,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时相继放下武器向东南亚各国政府投降[168]

部分反政府組織如直到现在仍坚持武装斗争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菲律宾共产党及其军事组织新人民军土耳其共产党/马列秘魯光輝道路”,和因为邓小平1980年停止一切输出革命的对外援助而被迫已向所在国政府投降的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以及日本赤軍柬埔寨紅色高棉[164],还有曾经在1990年代坚持武装斗争现在已放弃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169]等共產黨武裝,都被很多人認為是毛澤東思想的支持者。全世界毛主义者普遍认为怀仁堂政变后的中国是背叛了毛澤東思想修正主义国家。如美国革命共产党宣称:“1976年后中国的修正主义势力不仅继续标榜为共产主义者,而且还更具体的自称为毛泽东革命路线和革命遗产的继承者。”[170]

马克思主义文库及马克思主义者百科收录了毛泽东的生平、著作、诗歌和图片资料等[171],但马克思主义文库并没有把毛泽东看做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把他作为一名“参考作者”与亚当·斯密斯大林卢梭等人划在一起。[172]

家庭

 
杨开慧与毛岸青、毛岸英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1937年
 
毛泽东、江青和李讷

父母

幼年毛泽东受其母亲文素勤(文七妹)影响很大。毛泽东虽为家中老大,但是其母之前有两次怀胎夭折的经历,故毛泽东幼年时,其母带毛泽东在后山拜滴水洞山石为乾亲,并按当地习俗取小名为“石三伢子”[2]

婚姻

毛泽东先后有四位妻子。

  1. 罗一秀:原配,由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包办结婚。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从未和她同居,毛贻昌除了把罗一秀列入族谱以外,对毛泽东的反抗并无办法。1910年春因痢疾而不幸病逝。[2][173][174]
  2. 杨开慧:1920年结婚,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部下于1930年10月将杨开慧逮捕,1930年11月14日于浏阳门外识字岭将她处决,年仅29岁。
  3. 贺子珍:1928年6月结婚[175][176]。1937年10月,因毛泽东与史沫特莱交往过密,贺子珍负气出走苏联[177]
  4. 江青:1938年秋结婚,文革時期中央文革小組四人幫的首領。1976年秋毛泽东逝世后在怀仁堂事变中被華國鋒葉劍英等人逮捕,198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3日自尽。

子女

  1. 杨开慧/长子毛岸英:生于1922年,1950年在朝鲜战争中遇联合国軍飞机轰炸阵亡。
  2. 杨开慧/次子毛岸青:生于1923年,患有精神疾病,2007年逝世。
  3. 杨开慧/三子毛岸龙:生于1927年,1931年在上海病死。
  4. 贺子珍/长女乳名“金花”:生于1929年,没过半个月被送给当地楊姓乡人抚养,改名杨月花[178]
  5. 贺子珍/四子毛岸红:小名毛毛,生于1932年,长征开始后交给毛泽覃,后下落不明。[179]
  6. 贺子珍/五子:生于1933年,先天不足夭折。
  7. 贺子珍/次女:生于1935年,长征途中,送给当地乡人抚养,下落不明。
  8. 贺子珍/三女李敏:生于1936年。
  9. 贺子珍/六子俄文名“阿廖娃”:1938年生于苏联莫斯科,十个月时夭折。
  10. 江青/四女李讷:生于1940年,随母姓(江青原名李云鹤)。26岁担任解放军报社副社长(副军级),后任北京市委书记。王景清(李讷丈夫):云南某军分区参谋长。

孫辈

  1. 长女杨月花有6位子女,都在龙岩市工作,属工薪阶层
  2. 毛新宇:毛岸青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少將軍銜。
  3. 孔繼寧:孔令华和李敏的儿子,东方昆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卫视主持人。
  4. 孔东梅:孔令华和李敏的女儿,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董事长;丈夫陈东升泰康人寿嘉德国际宅急送公司老板。
  5. 王效芝:1972年生于江西,李訥的儿子,现下海经商。

曾孫辈

  1. 毛東東(2003年-):毛新宇之子
  2. 毛甜懿(2008年-):毛新宇之女
  3. 孔冬梅子女三名,与陈东升所生,名称不详[180]

亲属

  • 二弟毛泽民
  • 三弟毛泽覃,妻赵先桂、继娶贺怡;
  • 堂妹毛泽建,丈夫陈芬;
  • 毛远新(亲侄子):26岁担任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委。
  • 毛远志(亲侄女):原中央组织部局级干部。
  • 王海容(表侄女):36岁担任外交部副部长。
  • 贺麓成(亲侄子):国防科工委副军级干部。
  • 毛远耀(堂侄子):原长沙市副市长、衡阳市委书记。
  • 王曼恬(表侄女):文革期间任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姨堂兄王季范,曾帮助毛泽东的学业;侄儿毛楚雄;表侄王德恒;内侄女杨展; 亲表弟文强,国民党中将,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周恩来是他入党介绍人;前妻杨开慧的堂兄杨开明、表弟向钧。堂舅父罗石泉。

纪念

以毛泽东为题材的纪念包括毛主席塑像毛主席像章、影视作品、图片书籍、纪念馆故居、“”等等,可以分为他在世时和逝世后两部分。对他的纪念的目的不一,有的表示对他的崇拜,有的因为政治原因,有的是不带政治色彩的研究探讨,也有的是为了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毛主席像章
毛主席像章是以毛泽东肖像为主要图案的像章,最早的毛主席像章制作于1937年,是由东北抗日联军颁发银质像章。1942年延安制作出第一枚毛主席像章。此后像章一直在不停制作中,到文化大革命时形成最高潮。大串联时很多人都佩戴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的种类极多,从最简单的头像到有毛参与的历史事件甚至是他的诗词书法,粗略估算文革期间所制作的像章在80亿枚左右,数量无疑是世界徽章之最。
影视作品
电影
《毛泽东》(1983年)、《四渡赤水》(八一电影制片厂,1983年)、《开国大典》(长春电影制片厂,1989年)、《大决战》(八一电影制片厂,1991年)、《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93年)、《秋收起义》(潇湘电影制片厂,1993年)《重庆谈判》(1993)、《毛泽东在1925》(潇湘电影制片厂,2001年)、《毛泽东去安源》(潇湘电影制片厂,2003年)、《走近毛泽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2003年)、《建国大业》(2009年)、《建党伟业》(2011年)、《少年毛泽东》(动画,2015年)、《建军大业》(2017年)等。
电视剧
遵义会议》(1996年)、《开国领袖毛泽东》(1999年)、《长征》(2001年)、《青年毛泽东》(2003年)、《恰同学少年》(2007年)、《井冈山》(2007年)、《东方》(2011年)、《毛泽东》(2013年)、《太行山上》(2015年)、《毛泽东三兄弟》(2016年)、《东方战场》(2016年)、《海棠依旧》(2016年)、《红星照耀中国》(2016年)、《建军大业》(2017年)、《換了人間》(2018年)等。
图书
《毛泽东》、《统帅毛泽东》、《毛泽东画传》、《毛泽东家风》、《诗人毛泽东》等。
歌曲
《浏阳河》、《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心坎里》、《北京的金山上》、《青稞美酒献给毛主席》、《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毛主席永远和我一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北京有个金太阳》、《读毛主席的书》、《翻身农奴把歌唱》、《想念毛主席》、《毛主席派人来》、《日夜想念毛主席》、《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頌歌獻給毛主席》、《天上太陽紅彤彤》、《我愛北京天安門》等。20世纪90年代初,一盘名为《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的歌曲合辑磁带以720万盘的发行量,成为中国音像出版史上销量最多的磁带[181]
毛主席塑像
毛泽东塑像遍布全国,大部分为“文革”时所建造。1967年5月,清华大学树起第一座毛主席塑像,此后塑像风刮遍全国[182]。除清华大学外,很多大学校园的主入口都有毛的全身像。城市中立有他塑像的广场多被命名为东方红广场。其诗词也经常在广场立碑。
纪念地
北京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滴水洞、毛泽东诗词碑林;湖南长沙橘子洲头爱晚亭清水塘湖南第一师范江西井冈山八角楼贵州遵义遵义会议旧址陕西延安毛泽东故居湖北武汉东湖宾馆河南临潁县南街村
油画
开国大典》(董希文,1953年)、《毛主席去安源》(刘春华,1967年)、《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陈衍宁,文革时期。2005年拍卖价格高达1012万元)、《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和《长征》(靳尚谊,1976年)
邮票
中国和世界上10多个国家发行过毛泽东的纪念邮票
钱币
第四套人民币100元纸币上印有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四位中共领导人的侧面肖像,而第五套人民币每种面值上均印有毛泽东的正面肖像與防伪水印。
模仿
以毛泽东作為題材的模仿對象有很多,早期主要是中國大陸官方影視題材,近年甚至有民間人士模仿。
中國演員张克瑶;中國演員唐国强;中國演員古月;中國演員王霙;中國演員李克俭;中國演員王仁;中國演員王震;中國演員许国寅;中國演員黄海冰;陈燕(四川省一个已經跟丈夫分居的普通家庭妇女,自2006年至2013年作為演員入行,已經模仿毛泽东的特性將近七年,出场费價碼達人民幣五位数。)
毛泽东号机车
北京铁路局丰台机务段自1949年以来,先后有JF1-304DF4-0002DF4B-1893DF4D-1893HXD3B-1893共计5台机车命名为“毛泽东号”机车。目前的第六代毛泽东号机车是HXD3D-1893,于2014年12月被命名,每隔三天担当北京-长沙T1/2次列车(2016年5月15日改为北京西-长沙Z1/2次列车)的本务机车。HXD3D-1893以及在此之前的五台毛泽东号机车,全部由中车大连机车车辆(含原沙河口工场)制造。

注释

  1. ^ 毛泽东原字“咏芝”、“润芝”。“润之”典出《周易·系辞》:「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说卦》亦有「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毛还曾以“子任”为笔名。
  2. ^ 许多学者与媒体按照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毛泽东本人的一段回忆——“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认为,毛泽东曾经赴上海参加中共二大,因找不到地址和同志仍回湖南。学者李继华为此专门撰文认为,只出自毛泽东本人回忆的这种说法,既是一条孤证,也是不够准确的。有关论著和纪实文学对此津津乐道、大肆渲染,是不妥当的[18]
  3. ^ 当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并未离婚,杨开慧于1930年被何键逮捕并处决。
  4. ^ 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之后,作为其成员的毛泽东理应相当于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一年之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时中共中央局全体成员都进入政治局的事实证明之。
  5. ^ 张国焘后来回忆毛泽东“主张八路军应该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毛泽东“强调中央和八路军应该绝对的维持独立自主”,“八路军从后仍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55]:387
  6. ^ 后来听了毛泽东在三月中旬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傅雷,曾在一封家书中动情地谈了他的感想:“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82]
  7. ^ 不同學者估計中國在大躍進期間餓死[92](或称非正常死亡,非自然死亡,营养性死亡)人數從一千多萬到四千五百万人不等[93][94][95][96][97][98][99][100],人口统计学家估计在一千八百万到三千二百五十万人之间[101][102],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家孙经先估计为二百五十万以下[103][104][105][106]
  8. ^ 中国官方并未公布毛泽东的死因[129]。参与了毛泽东遗体解剖的刘雪桐后来说,毛泽东死因是心血管疾病[130]。曾任毛泽东醫疗组組長、解放軍305醫院院長李志绥回忆录中称,毛患有一種運動神經元病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俗稱「漸凍人症」)[131][132]。毛泽东死因是漸凍人症及心血管疾病[131]:9[133]
  9. ^ 讣告由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员耿绍光(即夏青)担任广播。
  10. ^ 毛泽东亲笔题名的大学: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湖南大学湘潭大学安徽大学华南农学院贵州大学广西大学湖南农学院(现湖南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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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文章

外部連結

  中国共产党职务
前任:
张闻天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
1943年3月-1976年9月
繼任:
华国锋
新頭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5年6月19日1976年9月9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5年8月-1949年1月
1954年9月-1976年9月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9年1月-1949年10月
不设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原因:1954年重设中共中央军委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7年8月-1949年1月
改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前任:
向忠发
(至1931年)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
1943年3月-1956年9月
职务合并
前任:
张闻天
(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3年3月-1956年9月
繼任:
邓小平
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前任:
邓发
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1943年3月-1948年7月
繼任:
刘少奇
新頭銜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秘书
1923年6月-1925年1月
繼任:
王若飞
中央秘书长,1926年到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职务
新頭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兼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职务撤销
前任: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集体行使国家元首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繼任:
刘少奇
新頭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兼国防委员会主席)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新頭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1949年9月21日-1954年12月25日
名誉主席
1954年12月25日-1976年9月9日
繼任: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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