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政府主義歷史

無政府主義的歷史

無政府主義史就像無政府主義本身一樣,頗為含糊不清。學者之間仍很難對無政府主義下一個普遍定義,故此它的歷史同樣難以勾勒出來。人們對於無政府主義本身及其歷史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認為無政府主義是一門明確獨特的運動,在19世紀至20世紀間出現。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具有無政府主義性質的思想早在第一個文明誕生之前就已經存在。

史前社會並不存在正式的階級制度,一些人類學家將其描述成跟無政府狀態類同。具有無政府主義性質的系統性思想最早可在古代中國希臘找到——當地部分哲學家開始質疑國家存在的必要性,並宣稱個體應擁有免受壓迫的道德權利。到了中世紀期間,一些宗教派系推崇自由意志主義的理念。隨着人類踏入啟蒙時代理性主義科學開始興起,推動近代無政府主義運動的誕生。

無政府主義跟馬克思主義並列為19世紀末推動工人運動的重要思潮。推動無政府主義直捲全球的因素有現代主義、工業化、對資本主義的反制、大規模的移民。各個無政府主義學派亦於此時先後湧現,包括集體無政府主義無政府共產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個人無政府主義。隨着工人運動的發展,無政府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分歧亦逐步加深,最終使得兩者於1872年的第一國際大會上正式決裂。決裂後兩者之間的分歧未曾出現彌合跡象。1917年俄國革命得到無政府主義者的熱烈參與,不過他們在布爾什維克政權穩固後遭到清算,並於之後一直受到嚴重打壓。無政府主義者於克隆施塔特烏克蘭所受到的打壓便是較為著名的例子。

無政府主義在西班牙內戰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樣舉足輕重。當時他們還在加泰羅尼亞建立無政府主義領地。該一領地是按著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主張建立起來的。城內工會聲勢浩大,並成功實行農業集體化。不過內戰最終以無政府主義者及其盟友的敗仗告吹,同時法西斯主義的地位在西班牙當中得到鞏固。1960年代,無政府主義再度在全球興起,並融合至新左翼運動當中。此後無政府主義繼續影響眾多支持個人自主及直接民主的社會運動。它亦在反全球化運動恰帕斯衝突英語Chiapas conflict羅賈瓦革命當中扮演一定角色。

背景

編輯

無政府主義的定義存有不少爭議,因此它的歷史亦同樣如是[1]。一些學者認為無政府主義僅與階級鬥爭有關。另一些則認為上述定義過於狹窄[2][3]。此外前者會把無政府主義視為19世紀開始出現的現象去研究,後者則會把無政府主義的根源追溯至古代[4]。無政府主義哲學家默里·布克欽把人類史上的「自由遺產」(即革命本身),跟由國家、資本主義或其他組織所帶來的「統治遺產」作了比對[5]

無政府主義的常見定義有三:依照詞源「an-archei」來把其定義為「希望社會沒有統治者」(無政府主義遠超過否定一些事物);定義它為「反國家主義」(雖然這是關鍵要素,但卻沒完全觸及無政府主義的本質);定義它為「反威權主義」(過於簡單)[6][7]。除了定義有爭議之外,還有使相關探討變得更為複雜的歸類問題,即它是「一門哲學理念?還是理論?抑或是一系列行動?」[8]。哲學系教授亞歷杭德羅·德·阿戈斯塔(Alejandro de Agosta)建議,應把無政府主義定義為「一門在不同社區及地緣歷史中形成的哲學理念、實踐、生活方式,旨在鼓吹建立去中心化聯合體。」[9]

前身

編輯

史前時代及古代

編輯

包括哈羅德·巴克利英語Harold Barclay大衛·格雷伯在內,大多研究無政府主義的學者宣稱無政府狀態可追溯到史前時代。社會在人類能把歷史記錄下來之前的一段長時間中,並不存在一個在眾人之上的威權階級或正式政治機構[10][11]。在無政府主義此一觀點出現以前,人類就已在沒有統治或政治階級的自治社會中生活了數千年[12]。直到階級制度確立之後,才有思想家提出跟無政府主義有關的理念,籍其批判或反對具有強制性的政治體制及階級式社會[13]

一些學者認為起源於古代中國道家跟無政府主義理念有關。同屬道家學派的老子莊子立足於「反政體」的立場,反對參與任何政治組織及運動。並於《道德經》及《莊子》中主張「無為而治」。道家的追隨者認為人應順應自然而活[14][15]。「勸告統治者『無為』是否屬於無政府主義」這點至今仍存有爭議[16]。到了被混亂吞噬的晉朝,當時的道家思想家同樣具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道家及道教的思想理念較為接近哲學無政府主義——都在嘗試使國家失去合法性,並質問其在道德上能否證成,因此屬於和平主義學派,跟西方之後所出現的流派相反[17]

 
第歐根尼提倡應建立沒有人管治的社會

當代無政府主義者深信的一些理念可追溯至古希臘[18][19]。「anarchy」(古希臘語ἀναρχία,無政府狀態)一詞最早出現在公元前五世紀的一些劇作當中,比如由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創作的劇本便出現了此一單詞[20]。古希臘也出現西方最早的無政府主義理念。犬儒學派斯多噶派為當中的主要支持流派。儘管犬儒學派的第歐根尼克拉特斯皆提倡建立沒有人治的社會,但他們很少把相關思想給寫下來。犬儒學派反對人治(Nomos,包括當權者、階級制度、機關、城邦的道德規條在內),支持人們依據自然(physis)而活[21][22]。建立斯多噶學派芝諾同樣受到犬儒學派的影響,並於約公元前300年表達了對一個人人平等的烏托邦社會的憧憬[23]。芝諾在《理想國英語The Republic (Zeno)》中提倡一個沒有國家結構的無政府社會。他雖同意自保為人的天性,而這最終會使人自私自利。但自然也為人提供另一種天性,可以糾正相關心態——那就是社交能力。他跟當代很多無政府主義者一樣,認為只要人順應天性而活,那麼社會就不需要法院、警察、寺廟、公共崇拜,金錢也不為例外,因為免費禮物會取代貨幣流通本身[10][24]

蘇格拉底的部分觀點跟無政府主義者不謀而合。他不斷地對權威提出質疑,並以人的思想自由為中心理念[25]。蘇格拉底的學生兼享樂主義之父阿瑞斯提普斯則宣稱,他不想被統治或成為統治者。他視國家為一個危害個人自主的政治實體[21]。不過並不是所有古希臘人都具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像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般的哲學家把無政府狀態視為貶義詞,並視之跟民主有關。他們認為民主制度先天存有缺陷,容易惡化成大多數人的暴政[26]

中世紀時期

編輯
 
中東一名無政府主義者先驅瑪茲達克被處決時的場景。他的追隨者亦需面臨同樣下場

在中世紀時期,波斯有一名叫瑪茲達克祆教僧侶,他提倡廢除私產、自由戀愛、顛覆君王政權。雖然他連同數千名追隨者在公元582年被處死,但他的理念影響了之後好幾個世紀的伊斯蘭教派[27]。同時穆爾太齊賴派哈瓦利吉派巴斯拉等地甚為活躍,成為宗教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先驅。此一類型的伊斯蘭革命主張跟共產主義或平等主義無關,跟當代無政府主義亦大有不同。但兩者皆認為國家對人民有害,且其存在欠缺必要性、正當性、合法性[28]

在當時歐洲,基督教主罕人生活的種種面向。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出現了一個名叫自由靈兄弟會英語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的異端組織,它具有一定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兄弟會的會員反對教權,主張人們應自由自在地生活。儘管他們大多傾向於個人主義,但對社會還是有一定影響力——多年來,他們一直都在歐洲煽動人們謀反和參與騷亂[29]。中世紀時期的其他宗教運動亦具有無政府主義傾向,例如胡斯派、亞當派、早期重浸派支持者[30]

20世紀的歷史學家占士·喬爾英語James Joll表示,無政府主義有兩個截然相反的走向。在中世紀時期出現的無政府主義宗教運動較為強調狂熱與苦行,並會反對既有的制度、法律、秩序。於18世紀湧現的無政府主義理念則較強調理性及邏輯。這兩股思潮其後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場令廣大民眾產生共鳴之餘,又充滿著矛盾的運動[31]

文藝復興時期與近代早期

編輯

後來歐洲出現了文藝復興浪潮,反威權世俗主義思想再度興起。當時提倡自由的著名思想家為了在當局的嚴密審查制度底下,能夠順利表達出自己的思想,於是便於作品中避免提及現實,改用烏托邦的形式去表達理想,這點在法國尤其著名。在《巨人傳》(1532–1552)當中,著者法蘭索瓦·拉伯雷着墨了一個假想烏托邦——泰勒瑪修道院(泰勒瑪為θέλημα的音譯,意指人的意志)。其座右銘為「如你所願」。同一時期的法國法學生拉波哀西則寫出《自願奴役論英語Discourse on Voluntary Servitude》,於當中表達自身的觀點:暴政為人民自願服從之結果。要除暴政,人們就需要拒絕服從在其之上的威權。後來,法國的加百列·德·福尼英語Gabriel de Foigny在其著作中虛構了一個烏托邦,當中沒有政府,沒有宗教,只有一群能夠互相自由戀愛的人們。此一著作觸碰了日內瓦當局的紅線,福尼因而入獄。法蘭索瓦·芬乃倫在《忒勒馬科斯歷險記》中,也利用烏托邦去表達自身的政治觀點,使得路易十四惱羞成怒[32]

研究者有時會把一些宗教改革思潮(比如重浸派的基進宗教改革運動)視為現代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前身之一。儘管宗教改革是一場宗教運動,且會加重國家在社會扮演的角色,但它也推動人文精神的發展[33]英國內戰期間,「挖掘派」成員傑拉德·溫士丹利表達了類近基督教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他著有《新正義法典》(The New Law of Righteousness)一著,於當中提倡建立一個細小的農耕社區,內部財產公有,並設有社會及經濟組織。他以《聖經》為依據,認為「地球的福」應「共同擁有」,「沒人能夠主宰他人」[10]。 後世亦認為威廉·布萊克具有一定的無政府主義傾向[26]

新大陸,路易·亞曼·德·洛美達斯,拉洪坦男爵於其著作《北美新旅程》(原文:Nouveaux voyages dans l'Amérique septentrionale)中,首次使用無政府狀態去形容沒有出現混亂的社會。著作中他表示美國原住民社會沒有國家、法律、監獄、神職人員、私有財產,仍為「無政府狀態」[34]

貴格會教派因為信奉泛神論,而出現一點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它影響了20世紀初個人無政府主義雜誌《自由》的出版者兼編輯本傑明·塔克[35][36]

早期無政府主義

編輯

18世紀發展

編輯

現代無政府主義紮根於啟蒙時代的世俗人文思想之上。啟蒙時代之前的科學發現讓思想家們開始相信,人類可以理性地掌控自己。當科學進步至能夠操控自然後,社會就可以獲得自由。讓·梅葉保爾·霍爾巴赫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無政府主義的發展。他們的唯物論世界觀引起後世一眾無政府主義者的共鳴。重視自由的讓-雅克·盧騷同樣深受他們啟發,這點在其著作《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中尤為明顯。盧騷認為人性本善,國家則從根本上存有壓迫性。德尼·狄德羅的《布甘維勒之旅補遺英語Supplé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同樣具有一定影響力[37][38]

 
攻佔巴斯特爾獄影響一整代的無政府主義者

法國大革命是無政府主義史上的一個里程碑。當中群眾採用的革命性暴力手段吸引後世一眾無政府主義者。凡爾賽婦女大遊行攻佔巴斯特爾獄通宵騷亂常被視為革命的雛型[39]。當時的無政府主義者自認為忿激派,並表達了無套褲漢的訴求——反對成立革命政府,因為兩者存有矛盾。讓·瓦萊特(Jean Varlet)譴責雅各賓的專政,並於1794年寫道:「政府跟革命是不相容的,除非人民樂意看到一個永遠出現內部叛亂的權力機關」[10][40]席爾凡·馬雷夏爾於1801年的《平等宣言》(Manifeste des Égaux)中寫到,他希望「貧富、大小、主僕、統治與被統治之間的噁心差別」能夠永遠消失[10]。無政府主義者從法國大革命中學到的教訓就是,一旦叛亂者奪得政權,那麼其終將成為暴君——雅各賓專政時期的國家暴力事件就是上述教訓的明證。參與無政府主義派別的無套褲漢及忿激派最終魂斷斷頭台[41]

法國大革命對於無政府主義有多大影響的爭議至今仍然存在。無政府主義歷史學家馬克斯·內特勞英語Max Nettlau認為,法國大革命不過是把軍國主義國家以現代化的方式重塑一遍罷了[42]。不過俄國思想家兼革命家彼得·克魯泡特金則認為無政府主義運動的起源可追溯至該時革命派的鬥爭[43]。獨立學者沙恩·希恩(Sean Sheehan)則持較為溫和的觀點,稱法國大革命證明即使是最強大的政治機關,也可以被推翻[44]

 
現代無政府主義理論奠基者威廉·戈德溫

英格蘭的威廉·戈德溫為首個表達現代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哲學家[45][46]。他是公認的哲學無政府主義創始人[47]。他在《政治正義論》(1793)一著中,抨擊政府對社會只有壞的影響,且它的存在使得人們的愚昧無知及習慣性依賴永遠無法改善。他認為應向大眾推廣理性思維,使政府的存在變得可有可無,繼而凋零。雖然他否定國家的道德正當性,但他反對以革命手段去迫使政府不再去掌權。反之「和平演變」就足夠了[48][49]。戈德溫厭惡以規則為基礎的社會,這使得他對法律、財產權乃至婚姻制度予以譴責,視之為對人民的「精神奴役」。他認為社會本身制約了人的發展,使他們不可以運用自身的推理能力,推導出如何構建一個互利的社會組織。他稱政府及相關制度限制人們的發展,使他們不能完全按照自身的判斷力過活[50]

普魯東與施蒂納

編輯
 
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是首位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的人,他亦為互助主義的奠基者

法國的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是現代無政府主義的奠基者。他在1840年的開創性作品《什麼是所有權?》(法語: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Recherche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中使用「無政府主義者」此一標籖去形容自己。他於此作中設問道:「什麼是所有權?」,然後提出讓他蜚聲於世的論點:「所有權即盜竊英語Property is theft[51]。普魯東的互助主義理論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52]。它提倡建立自由人聯合體,當中人們會互相協作,並以一個建基於人民銀行的去中心化聯合體聯繫起來。銀行則負責向工人提供自由信貸[53][54]。他把此一理論跟他稱為「佔有」的過程,以及只有在用量過多過少時才限制資源及貨物所有權的做法,都作了個比較。普魯東之後補充道「所有權就是自由」,並稱它是對抗國家權力的壁壘[55]

互助主義者後來在第一國際當中扮演重要角色,這點在它的首兩個大會上尤其突出,但後來由於無政府共產主義興起,使得他們在歐洲的影響力漸減。不過不少19世紀後期的美國個人無政府主義者深受互助主義的影響[54]

1845年,西班牙的拉蒙·德·拉·薩格拉英語Ramón de la Sagra拉科魯尼亞創辦一本無政府主義刊物《未來》,當中內容深受普魯東的理念所影響[56]加泰羅尼亞政治家法蘭西斯科·皮·馬加爾英語Francesc Pi i Margall主力把普魯東的作品翻譯成西班牙語[57]。他後來先後成為民主共和聯合黨(Democratic Republican Federal Party)的領導人及西班牙總統[57],並在在任時嘗試落實普魯東的部分理念[56]

利己無政府主義個人無政府主義當中較有影響力的派別。此一思想最早由著名個人無政府主義者兼德國哲學家麥克斯·施蒂納明確闡述[58][59]。他於1844年發表有關此一理念的開山之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德語: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59]。施蒂納對於資本主義持批判態度,認為它使得富人可以用到國家此一工具,去剝削窮人,造成階級之間的衝突[60]。他同時反對宗教、共產主義、自由主義,認為上述事物使得人們臣服於上帝、群體、國家之下[61]。他認為唯一限制個人權利的就是他們在沒有上帝、國家或道德的情況下,獲得自己想要的事物的能力[62][63]。此外他亦認為社會並不存在,但「個人卻是真實存在的」[64]。他支持人們堅持自我,並預計利己無政府主義者們將會結成一系列非系統化的團體,在成員依照自由意志行事的狀況下持續運作。施蒂納認為這最終會取代國家本身[65][66]。利己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利己主義將促使人們真誠地自發結聯[67]。對於施蒂納而言,個人謀反才是他樂見的,謀反後亦不應產生新的制度性機構或任何類似於國家的政體[61]

1848年革命

編輯

歐洲各國很多國家都受到1848年革命浪潮的衝擊。此一浪潮始於巴黎。儘管法國的新政府主要由雅各賓派組成,並得到廣大工人階級支持,但其實質改革欠奉。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及俄國革命家米哈伊爾·巴枯寧皆有份參與1848年的一連串事件。革命的失敗最終使得普魯東堅信,革命的目的並不在於另立新政權,而是應摧毀之。他認為資本主義是社會問題的根源,而政府只有政治手段可用,對真正的問題無能為力解決[68]。革命的失敗使巴枯寧的思想變得激進,令他開始認為任何形式的改革都是徒勞的[69]

有份參與法國1848年革命的無政府主義者還包括安塞爾·貝拉格里奇英語Anselme Bellegarrigue歐內斯特·克德魯瓦英語Ernest Cœurderoy約瑟夫·迪亞契[70]。迪亞契提出與普魯東不同的看法:「工人無權於他或她勞動所得的產物,但有權滿足他或她的需求,無論其性質為何」[71]。迪亞契還對普魯東的互助論及反女權觀點持負面態度[10]。他回到紐約後自辦一份報紙《論自由》(Le Libertaire)[72]。在1860年代期間,法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雖常以互助主義的名目進行,但整體步伐仍隨着工人協會的建立而加快[73]

古典無政府主義

編輯

歷史學家常把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早期稱為「無政府主義史上的美好年代[74]。他們把無政府主義的古典時代粗略定義為巴黎公社西班牙內戰之間(1840年代[75]/1860年代[1][76]至1939年[77][78]。當中無政府主義跟馬克思主義一起推動歐、亞、美、澳等地的工人階級鬥爭[79][80]。使得無政府主義思潮普及的因素有現代主義、大規模的移民、鐵路及印刷術的普及[81]

第一國際與巴黎公社

編輯
 
1872年,著名集體無政府主義者米哈伊爾·巴枯寧(上圖)跟馬克思於海牙大會上發生激烈的論戰,最終導致第一國際的分裂[82][83]

1864年,國際工人協會(史稱第一國際)正式成立。該協會的成立目的在於團結各式各樣的革命思潮,包括社會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84][85]。及後馬克思成為協會的總委員會委員,實際上領導着協會的運作[86][87]

4年後(1868年),米哈伊爾·巴枯寧連同他所建立的集體無政府主義聯盟一起加入第一國際。他們提倡財產集體化、顛覆國家[88]。巴枯寧在加入第一國際後,嘗試與會內反威權的革命者建立關係,形成一股希望革命後不會出現威權統治的共同勢力。這使得他們跟會內大多渴望得到國家權力的思潮形成明顯對比。由於他在工人運動當中十分投入,而且寫了不少政治著作,故此他在協會內的影響力亦日漸增高。他的思想核心就是協會應以努力推動革命為要旨,不應該嘗試建立一個「專才」政府。工人階級則應以直接行動、合作社、互助信貸、罷工解放自身,不應參與資產階級政治[89]。起初,集體主義者跟馬克思主義者之間存有良好合作關係,使得第一國際更為偏向革命社會主義的方向,但隨後內部分裂成兩大派系,巴枯寧及馬克思分別成為兩派的代表人物[90]。巴枯寧把馬克思的理念定性為中央集權主義。正因為如此,他作出了以下著名預言:如果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上台執政,它的領導層最終只會成為他們原先反對的統治階級罷了[91]。巴枯寧的追隨者及一眾互助主義者反對馬克思主義者所支持的國有社會主義,並主張政治上的不干涉主義,容許個人掌握少量財產[86][87]

此外,普法戰爭之後巴黎市民發動了一場起義,使得他們於1871年建立巴黎公社。無政府主義者在公社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布朗基主義者為次之,馬克思主義者則排在兩者之後。該場起義受到了無政府主義者的很大影響,對無政府主義史的意義也是重大的[92]。當中部分激進社會主義觀點終得到小規模的落實,普魯東的聯邦制便是一例。更為重要的是,工人階級成功證明他們可以維持社內的服務及設施正常運作。在政府軍的鎮壓底下,公社走向了完結。歐仁·瓦爾蘭路易斯·米歇爾雷克呂斯等一眾參與公社運作的無政府主義者,最終被政府槍殺或囚禁[93]。社會主義思想及後十年在法國受到嚴重打壓。經過一輪血腥鎮壓,成功倖存下來的國際工人協會領頭人物連忙逃至瑞士,聖伊米耶國際及後於該國建立[92]

1872年,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衝突來到高峰。馬克思自1871年起便不斷提倡成立政黨,無政府主義者對此則表示無法接受。協會內多個派別(比如說意大利分部、比利時聯盟、汝拉聯盟)於1872年海牙大會上就馬克思的建議提出反對。他們認為就解放人類此一目的而言,建立國家社會主義絕對不是一條可走的路。反之應透過社會革命來進行政治鬥爭[94]。最終無政府主義者被開除出協會。作為回應,汝拉聯盟跟聯盟外的支持者在聖伊米耶開了一場大會,一起於會上成立聖伊米耶國際[71]

無政府共產主義興起

編輯
 
彼得·克魯泡特金是著名的無政府共產主義思想家,他旨力於為無政府主義提供科學依據[95]

無政府共產主義在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激進社會主義思潮中誕生,但這種思想直至第一國際的意大利分部成立後才首次確切地闡述[96][97]。集體無政府主義在卡爾洛·卡費羅艾力格·馬拉泰斯塔的尖銳批判之下日漸式微,讓位給無政府共產主義。上述兩人認為集體主義必然會導致競爭及不平等的情況出現[98]。散文家阿蘭·彭加姆評論道,在1880-1890年代間,革命式策略基本上很難使人產生共鳴。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則擁有反組織的傾向,並鮮明地反對政治或工會抗爭路線(例如要求8小時工作制),視之為改良派。他們有時亦會支持恐怖主義行為[99]。這些特點使得他們在左派當中日漸孤立。為了改善此一情況,他們於1890年後決定投身工運[99]

彼得·克魯泡特金的著作大力推動此一思潮的傳播,最終使之於歐洲等地成為無政府主義思潮的主流——西班牙則為當中的異數,當地還是以無政府工團主義為主流[100]。克魯泡特金和艾力格·馬拉泰斯塔的理論著作於其後影響兩股無政府主義流派的發展,一派支持建立若干組織,另一派則反對建立組織的做法[99]。克魯泡特金闡述了無政府共產主義革命背後的理論:「起義者才是真正的推動者,那些企業中的工人組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基層組織)雖力圖聲稱自己是勞動力,並能夠建立較僱主「理性」的產業結構或社會腦(管理者),但他們還是配不上此一名銜」[99]

組織工人與工團主義

編輯
 
乾草市場事件後,數名芝加哥無政府主義者被判死刑。華特·克萊恩英語Walter Crane為了表達對此一事件的同情,於是便創作上述版畫
 
一幅描繪乾草市場事件的畫作

19世紀期間,芝加哥湧入大量歐洲移民,使之成為美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中心。1886年5月1日,美國幾座城市發生了大規模的罷工,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無政府主義者雖視他們為改良派,但還是積極參與其中[101]。5月3日,多名工賊嘗試越過警戒線,觸發衝突。及後警方向人群開槍,導致2名工人身亡[102]。次日,無政府主義者於乾草市場舉行集會[103]。1名身份不明者從巷子投擲炸彈[104],使得現場人士陷入一片恐慌,警方則在此一混亂情況下向集會人士及同夥開槍[105]。事件造成7名警察和至少4名工人死亡[106]。8名跟集會主辦者直接或間接有關的無政府主義者被控以謀殺罪。他們因此成為國際工運史上的著名人物。當中4人被處死,5人在處死前自盡。這一起導致整場運動受挫的事件於後世稱為乾草市場事件。1890年,人們再度團結起來,要求落實8小時工作制,並悼念於乾草市場事件中喪生的工人。這次運動開始得到國際響應[107]。雖然1886年的大規模罷工原初是打算只發起一次,但之後每年人們皆在五朔節當天發起紀念活動。久而久之,該天便於大多國家成為假日[108]

工團主義在1894-1914年間崛起,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19世紀的工人運動和加入第一國際的工會人士[109][110]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主要理念「經濟鬥爭先於政治鬥爭」則可追溯至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這兩個派別因同樣理由而被開除出第一國際[111][112]。無政府工團主義者認為工團不應只專注於工人的工作條件及薪酬,而是需同時專注於革命本身[109]

法國總工會是歐洲一個較為著名的工團主義組織。它雖反對非法主義,但無政府主義對它還是有很大影響[113]。法國總工會的架構已被歐洲其他志同道合的組織模仿。它在1914年之後開始走向改良主義路線[114]

1907年,來自歐洲、拉丁美洲、美國、日本的各國代表於阿姆斯特丹國際無政府主義大會英語International Anarchist Congress of Amsterdam聚首一堂[115],一起探討無政府主義與工會積極分子之間的關係[116]。艾力格·馬拉泰斯塔跟皮埃爾·莫納特英語Pierre Monatte在此一問題上有很大分歧。莫納特認為工團主義是革命性的,能夠創造出有利社會革命的條件;馬拉泰斯塔則認為工團主義本身並不足以導致革命的誕生[117][118]。他還認為參與工會運動的人實為改良派,甚至是保守派;並搬出了工會領袖專業化此一現象,以此指責領導層在本質上就是反工人的資產階級。馬拉泰斯塔警告說,工團主義者的終極目標就是永續工團主義本身,而無政府主義者的終極目標則為使社會進入無政府狀態,本身不會指明須採取哪一種手段,才能夠成功[119]

1880年代期間,西班牙的工團主義支持者數量急增,不過當地首個無政府主義組織的知名度並不高。此一情況於1910年始有改善。全國勞工聯盟(CNT)於當年成立,及後聯盟的無政府主義色彩日漸濃厚[120]。接下來更成為無政府工團主義組織國際工人協會的支部[121]。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功使得無政府工團主義於拉丁美洲的傳播步伐加快,繼令阿根廷地區工人聯合會英語Argentine Regional Workers' Federation的會員數量推高到25萬,超越社會民主聯盟(social democratic unions)[122]

革命式工團主義於20世紀早期直捲全球,從拉丁美洲傳播到東歐及亞洲。不過與其他地區相比,東歐的支持者較為不活躍[123]

行動宣傳

編輯
 
魯奇·加里尼在美國的追隨者——「加里尼主義者」——在1914到1932年間企圖實施一系列的炸彈襲擊和暗殺行動,用以對付他們所認定的「暴君」和「階級敵人

自1880年代開始,被稱作行動宣傳的革命式政治暴力便一直在無政府主義運動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相關地位延續40年之久[124]。支持者認為它能夠啟發及帶起群眾參與革命[125]。當時正值無政府主義者受到迫害,革命家被邊緣化的時期[126][127]。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解體,及巴黎公社社員英語Communards被處決和放逐後,無政府個人主義者的政治表達和行為開始興起[128]。不過正如歷史學家康斯坦絲·班特曼(Constance Bantman)指出,行動宣傳盛行一時的最主要原因莫過於謝爾蓋·涅恰耶夫米哈伊爾·巴枯寧這兩位俄國革命家所留下的起事策略[129]

保羅·布魯士是一名醫師,兼為暴力起事的積極份子。他使得行動宣傳此一理念更廣為人熟知[130][73]。美國的約翰·莫斯特英語Johann Most提倡,應大力推廣對反革命分子的暴力報復行為,因為這樣做的話「我們不僅在宣揚行動本身,還在以行動來宣傳」[131]。在鬥爭中,俄國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從事了一些非法行為,有些甚至帶有恐怖主義成分[132]。部分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參與者成功暗殺國家首腦,或引致其受到嚴重傷害[133]。1901年,波蘭裔美國無政府主義者里昂·佐克茲刺殺美國總統威廉·麥金萊。懷疑與總統刺殺案有關的艾瑪·高德曼因表達了對佐克茲的一絲同情,而飽受大眾抨擊[134]。高德曼亦支持亞歷山大·貝克曼荷姆絲特罷工英語Homestead strike結束後,試圖刺殺鋼鐵業者亨利·弗里克的行動。她曾寫道,跟國家和資本經常犯下的暴力行為相比,這些暴力實在顯得微不足道[135]。在歐洲,非法主義(接受犯罪的生活模式)浪潮於無政府主義運動中蔓延開來,它的著名支持者或團體有馬呂斯·雅各拉瓦喬爾英語Ravachol、埃米爾·亨利(Émile Henry)、邦諾幫(Bonnot Gang)。邦諾幫會利用暴力及各種非法手段,去「奪回」富人的財產,因為他們認為資本家不是財產的合法所有者[136][137]。俄國民意黨(它雖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組織,但巴枯寧的著作對其有一定影響)於1881年成功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並得到一些民意支持。不過俄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的聲勢在之後大多時候顯得十分稀薄[138][139]

早在1887年開始,無政府主義運動中的重要人物紛紛跟行動宣傳和非法主義割蓆。彼得·克魯泡特金便是其中一位。他在《論革命》(Le Révolté)中寫到:「一個擁有數百年歷史的結構不可能單單只用幾公斤炸藥就能夠摧毀」[140][141]。在一連串襲擊發生後,不少國家對無政府主義者及工運加強迫害,這可能迫使他們放棄該些策略,但其也有可能帶來反效果[128]。行動宣傳的早期支持者開始質疑以暴力作為策略的正當性,亞歷山大·伯克曼便是其一。各個派別的無政府主義者都主張放棄這種策略,反之認為應透過工會進行集體革命[142]

在19世紀末,主流無政府主義者已意識到行動宣傳不會啟發群眾參與革命。雖然會採用這種策略的無政府主義者只有少數,但它卻為無政府主義帶來充滿暴力的印象,並使得無政府主義者在廣大社會運動中受到孤立[143]。到了20世紀初,大多無政府主義運動已經不會再支持行動宣傳[144]

革命浪潮

編輯
烏克蘭的尼斯高·馬赫諾(左)與墨西哥的列卡度·弗洛雷斯·馬貢(右),兩位皆為著名的20世紀無政府主義革命家

1917年-1923年的革命浪潮得到無政府主義者的熱烈參與[138]1905年俄國革命以失敗告吹後,他們再接再厲,參與1917年2月10月的革命,並於起初為布爾什維克政權提供協助[145][146]列寧於革命前憑着《國家與革命》(1917)一著贏得無政府主義者及工團主義者的支持[147]。不過無政府主義者很快就對新的政權提出異議。例如「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一句口號便遭到他們反對[147]無產階級專政亦跟無政府主義者的自由意志主義觀點格格不入。很快,無政府主義者等左派反對者便開始受到打壓,結束原先的合作關係[148]。他們在布爾什維克政權穩固後遭到清算[149]。俄國中部的無政府主義者要不受到監禁或加入布爾什維克派,就要轉至地下活動。聖彼得堡及莫斯科的無政府主義者為此逃至烏克蘭[150]。他們於該處建立了馬赫諾運動,其共有400平方里,約700萬人。在俄國內戰中曾對抗白軍的無政府主義者,現在則被紅軍、烏克蘭人民軍、簽訂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的奧地利和德國聯合一起打壓[151]。 此一衝突於克隆施塔特起義中變得白熱化,當地水手、士兵、平民因渴望改革而參與之。不過新任政府卻選擇對此進行鎮壓[150]。在克隆施塔特叛亂過後,由尼斯高·馬赫諾領導的烏克蘭革命起義軍亦被布爾什維克打壓,最終連同馬赫諾運動一併消滅[152][153]

艾瑪·高德曼亞歷山大·貝克曼於1917年被美國驅逐出境之後,參與上述抗議。兩人都寫下他們在俄國的見聞,並批評布爾什維克的國家操控無孔不入。他們因此認同米哈伊爾·巴枯寧的預測是正確的,即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層最終只會成為新的統治階級[154]。1920年,彼得·克魯泡特金發表《對西方工人的寄語》一文,解釋了為何國家社會主義的錯誤路線註定會失敗[155]。高德曼與貝克曼對事態的發展感到失望,於是在1921年逃離蘇聯,同年克魯泡特金去世。1925年,布爾什維克政權把無政府主義定為非法[156]。十月革命及隨後的俄國內戰促成布爾什維克派的崛起,對全世界各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構成嚴重打擊。許多工人及活動家皆視布爾什維克的成功為一個模範,共產黨數目在與無政府主義及其他社會主義運動此消彼長的情況下增加。在法國及美國,大多數參與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的法國總工會世界產業工人的成員最終退出組織,轉而加入共產國際[157]

就在無政府主義者於俄國受到打壓之時,兩股對立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先後湧現。其一就是俄國流亡者於無政府主義刊物《勞動事業英語Dielo Truda》中推廣的平臺無政府主義英語platformism。正如支持者皮奧特爾·阿爾西諾夫所寫的那樣,他們的主要目標就是建立一個沒有等級制度的政黨,以在「集體責任和行動的基礎上,集我們眾人之力」[158][156]。他們認為無政府主義之所以失敗,最根本原因就在於欠缺組織。他們也提出進行階級鬥爭的一套策略,跟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一樣[159]。另一派則反對任何類近於成立一個政黨的做法。無政府主義知識分子沃林(Volin)便是其中一位反對平臺無政府主義的著名人物,他的理念於當今集結成為一套思想——合成無政府主義[160]

德國十一月革命期間,左派分子建立了一個名叫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其是按著委員會共產主義的理念建立的。無政府主義者古斯塔夫·蘭道爾埃里希·米薩姆於當中有着重要的領導地位[161]。在意大利,意大利工團主義工會英語Unione Sindacale Italiana擁有約50萬名會員。它在紅色兩年紅色兩星期英語Red Week (Italy)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後者,君主制幾乎要被推翻[162]

墨西哥自由黨英語Mexican Liberal Party在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列卡度·弗洛雷斯·馬貢的領導下,於1910年代初進行一系列軍事行動,最終成功拿下或佔據下加利福尼亞州的某些城鎮和地區。該黨的座右銘為「土地與自由」[163]。馬貢創辦的刊物《再生》流傳甚廣,他使得部分城市工人轉向擁抱無政府工團主義。薩帕塔運動亦受到其影響[164]

尼古拉·薩科(Nicola Sacco)和巴托洛梅奧·萬澤蒂(Bartolomeo Vanzetti)這兩位美國移民,都是起事無政府主義者。1920年,他們被控以對兩人進行持械搶劫謀殺。在經過一連串上訴和帶爭議的審判後,兩人最終於1927年8月23日被處以死刑[165]。後世大多批評認為,法官是因他們的無政府主義理念而誤判的[166]。在這單案子結案後,美國無政府主義運動便在大致上式微[165][167]

法西斯崛起

編輯

無政府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者之間的鬥爭始於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在意大利的反法西斯主義組織人民敢死隊英語Arditi del Popolo中擔當重要角色。該一組織亦有很強的無政府主義傳統。他們在行動中取得一些成功,比如在無政府主義者據點帕爾馬擊退了黑衫軍[168]。在社會黨跟法西斯主義者簽訂《和平協定》後,人民敢死隊的人數開始出現較大幅的增長[169]。人民敢死隊主要由好戰的無產階級、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所組成。它共有2萬名成員,分為144支小隊[170]。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路易吉·法布里英語Luigi Fabbri是最早的法西斯理論批判家,他形容法西斯主義為「需要事先預防的反革命勢力」[171]。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吉諾·盧塞蒂英語Gino Lucetti和安特奧·贊博尼(Anteo Zamboni)曾試圖刺殺貝尼托·墨索里尼,但不果。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在二戰期間,成立多支游擊隊[172]

1934年2月,法國街頭發生一場騷動,極右翼聯盟於當中的行為已接近發起舉事。無政府主義者則跟統一戰線在策略上出現分歧。一派傾向於聯合各個政黨,一派則反對上述做法[173]。西班牙的全國勞工聯盟起初決定杯葛人民陣線選舉聯盟,結果右派因此而勝選。1936年,全國勞工聯盟改變了自身的方針,使得擁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選民更為踴躍投票,幫助人民陣線奪回政權。一個月後,被趕下台的前統治階級企圖發動政變,未遂,觸發西班牙內戰(1936-1939)[174]。擁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農民和工人,在武裝民兵的支持下,發起無政府主義運動。結果他們成功控制巴塞羅那和西班牙大部分農村,並使土地集體化[175]。然而即使法西斯主義者尚未獲得勝利,無政府主義者跟史達林主義者就已發生一場激烈鬥爭。因為史達林主義者控制着蘇聯的軍事援助分配,故無政府主義者只能節節敗退。史達林主義者所領導的軍隊迫害其他持不同政見的左派,包括馬克思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176]

德國納粹黨奪權後,便着力於鎮壓無政府主義者[161]。除了西班牙,歐洲就沒有一處地方的無政府主義者能夠頑強地對抗法西斯政權[177]

西班牙革命

編輯
 
1936年的西班牙地圖,共和派/無政府主義者控制的地區以紫色標示

1936年西班牙革命是首場使自由意志社會主義幾近實現的革命。它紮根於西班牙自19世紀以來,所出現的無政府主義運動之上。無政府主義團體得到了廣泛的社會支持,這一情況於巴塞羅那、阿拉貢、安達盧西亞、萊萬特尤其明顯。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較為偏向於工團主義,結果他們在1910年成立了全國勞工聯盟(CNT)[178]。全國勞工聯盟表示,它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自由意志共產主義社會。它在西班牙組織過大大小小的罷工[179]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聯合會(FAI)於後來創立,其成立目的在於使全國勞工聯盟於獨裁者米格爾·普里莫·德里維拉打壓勞工運動的情況下,仍然堅持「純粹的」無政府主義路線[178][180]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於1931年建立,使得共和派-社會主義者聯盟能夠上台執政。起初全國勞工聯盟(成員大多為漸進主義者)對此寄以厚望,但之後對勞工運動的打壓一直沒有停歇,使得他們再度失望。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聯合會於此時開始在勞工聯盟內掌握更大的話語權[181]

1936年,人民陣線(左翼政治選舉聯盟)勝選。一個月後,被趕下台的前統治階級企圖發動政變,未遂,觸發西班牙內戰(1936-1939)[174][182]。擁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農民和工人為了回應軍事政變,而選擇在武裝民兵的支持下,發起無政府主義運動。結果他們成功控制巴塞羅那和西班牙大部分農村,並使土地集體化[183]。巴塞羅那是當中最為改頭換面的地方——當地工人把資產階級的習慣全都毀了,甚至打破傳統的性別階級制度。在巴塞羅那,新成立的無政府女性主義團體自由婦女英語Mujeres Libres為了改變社會而活躍着。這種反叛文化使得像佐治·奧威爾般的外來遊客留下深刻印象。他們成功實行企業和農業集體化,工人的工作條件亦大有改善。在阿拉貢市區,則成功廢除貨幣,使集體經濟得以推行[184][185]。村莊以直接民主的方式進行管理。他們會定期舉辦公民集會,但不強制人參與之[186]。無政府主義民兵還在軍事物資短缺、沒有軍事紀律及軍銜的情況下作戰。最後更取得了不錯的成績[187]

 
無政府主義者布埃納文圖拉·杜魯蒂因他於西班牙革命中的行動而知名

1936年7月的政變失敗後,CNT-FAI的無政府主義者便需面對一道大難題:要繼續抗對國家?還是加入反法西斯左翼政黨,共建政府?他們於最終選擇後者。1936年11月,CNT-FAI的4名成員已成了西班牙左翼政府下的部門首長。CNT-FAI認為這是戰時的必要手段,但其他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則對此表示不同意[188]。1936年11月,著名的無政府女性主義者費德里卡·蒙特塞尼英語Federica Montseny被任命為衛生部部長,成為西班牙史上首位女性內閣部長[189]

在西班牙革命期間,無政府主義者跟西班牙共產黨史達林主義者發生一場激烈鬥爭。因為史達林主義者控制着蘇聯的軍事援助分配,故無政府主義者只能節節敗退[190]。史達林主義者所領導的軍隊迫害了其他持不同政見的左派,包括馬克思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176]。1937年5月,無政府主義者跟共產主義者之間的鬥爭全面升級,因為蘇聯在當中想掌握共和派的控制權[190]

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於1939年覆滅,標誌着古典無政府主義的時代落幕[191][192]。由於無政府主義不斷失敗,使得不少質疑者認為19世紀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過份天真——國家和資本主義太強大了,幾乎不可能滅亡。政治哲學教授露絲·金娜英語Ruth Kinna和講師艾力士·普里查德(Alex Prichard)則表示,它的失敗成因尚不明確,而且各種說法都有一定的爭辯空間——不論是新左翼所提出的理論錯誤,還是社會環境阻礙無政府主義者實現他們的雄心壯志。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對國家和資本主義的批判最終被證明是正確的,因為當時世界的確在向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方向邁進[193]

殖民世界的無政府主義

編輯

由於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在世紀之交期間崛起,故無政府主義思潮同於該時直捲全球,拉美、東亞、南非、澳洲等地都有人受其影響[194]

 
阿根廷的無政府主義遊行,攝於1900年左右

無政府主義在亞洲得到不少支持,於20世紀前葉跟社會主義並列為最為火熱的思潮。歐陸哲學家的作品盛傳於革命青年之間,當中又以克魯泡特金的作品最為受到歡迎。知識分子們開始嘗試找出無政府主義跟亞洲哲學思潮的關係,比如道家、佛學、宋明理學。但使得無政府主義盛行的最大因素莫過於工業化及資本主義於東亞的崛起[195][196]。20世紀初,信奉無政府主義的中國青年於法國創辦一本雜誌《新世紀》,於當中提倡普世主義、人文主義、科學、無政府共產主義,這本雜誌並不能夠直接寄往中國各地,而是需要透過香港以人手的方式帶回。當時廣州也較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197]。無政府主義曾一度具有一定影響力。不過布爾什維克於1920年中期崛起,令許多左派份子紛紛拋棄無政府主義,轉而視布爾什維克的成功為一個「通往共產主義」的最優解[198]。日本一部分的社運份子、思想家、政治家同樣受到西方哲學家的影響,開始反對國家及資本主義,成為無政府共產主義者,當中著名人物有幸德秋水大杉榮八太舟三英語Hatta Shuzo。八太舟三創立了「純正無政府主義」流派。此外由於工業的發展,無政府工團主義曾在一段時間內興起,後來其地位被共產主義取代[199]。東京亦吸引一些擁有無政府主義理念或革命思想的越南、北韓、中國籍學生前往學習。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極力支持有關「社會革命」的理念[200]。在朝鮮,無政府主義則以不同的形式呈現。由於朝鮮在1910-1945年間被大日本帝國統治,故當地的無政府主義者具有反日意識。他們於1928年在新民滿洲成立無政府主義特區,3年後結束。金佐鎮是運動中的著名人物[201][202]。無政府主義思潮在印度並沒有蓬勃起來,一部分原因在於它跟暴力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印度發展起來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更欠缺反國家成分,反而非國家主義在當中起著更重要的作用[203]

無政府主義跟其他激進的世俗思想一起來到位於東地中海鄂圖曼帝國。一群埃及無政府主義者將無政府主義傳入亞歷山大港。該時埃及處於過渡期,工業化和城鎮化正在慢慢改寫其面貌。無政府主義亦連同其他激進的世俗思想一起在伊斯蘭帝國內傳播[196]。在非洲,無政府主義主要在內陸傳播。非洲社會的一大部分,尤其是農村,是以村社主義(communalism)的形式建立的,它們處處表露出平等主義的立場。村社主義具有無政府主義的一些元素,例如沒有階級制度,生產資料公有化。但非洲村社主義跟無政府主義者理想中的社會相差甚遠——該些地方性別不平等的情況甚為明顯,而且當中少部分還保有封建制度和奴隸制[204]

無政府主義透過歐洲移民傳播到拉丁美洲,當中又以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情況最為可觀。此外夏灣拿利馬蒙特維多里約熱內盧山度士聖保羅等地亦有不少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對工會的影響比起威權左派大得多[201][205]。阿根廷、烏拉圭和巴西的工業化發展一日千里,推動該些地區形成較強的無政府工團主義思潮。1905年,無政府主義者掌握阿根廷地區工人聯合會的控制權,人數超越社會民主主義者。同年無政府主義者建立烏拉圭地區工人聯合會。該些工團主義者在隨後幾年組織一系列的大罷工。在布爾什維克成功掌權後,無政府主義在這三個主要據點逐漸衰落[206]。在歐洲無政府主義者到來之前,拉丁美洲就出現了奴隸叛亂。因此「在拉丁美洲應否引入無政府主義理念」便留有爭議[207]

無政府主義者於20世紀初開始參與反殖民民族獨立鬥爭。在民族獨立運動中,無政府主義挑起反威權,追求平等的理想。為許多民族解放運動中所帶有的民族主義傾向帶來了挑戰[208]

個人無政府主義

編輯

美國發展

編輯
 
知名美國個人主義者亨利·大衛·梭羅

美國無政府主義起源於17世紀為逃避宗教迫害而逃離歐洲的宗教團體。在接下來幾個世紀裏,北美民眾普遍不信任政府,使得美國無政府主義向着個人無政府主義的方向發展。美國無政府主義跟歐洲無政府主義有着明顯的不同——它較具個人主義色彩,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資本主義,因此其亦被稱作右派自由意志主義。美國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只有在私有財產得到保障時,個人自主權才能免於受到侵害[209]亨利·大衛·梭羅是美國19世紀中葉較具影響力的個人無政府主義者。他對於政府持懷疑態度。他的《公民不服從》就表達了這種觀點:「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梭羅常被當作個人無政府主義者,但縱觀其一生,他都沒參與過任何類型的謀反[210][22]。在19世紀後期,約書亞·華倫在互助主義之上創造出一種新的學派變體——「公正貿易」(equitable commerce),之後更不斷提倡之。公正貿易是一套公平的貿易體系,當中商品的價格會隨着勞動者為其付出多少而改變,製造成本則不會影響價格本身[211][212]本傑明·塔克是19世紀的個人主義倡導者,他同樣受到普魯東影響。他於美國推出一本無政府主義雜誌《自由》(Liberty)[213][212]

除了個人主義,基督教無政府主義及社會主義在美國同樣有人支持,上述學派的支持者於芝加哥較為常見[214]。1886年的流血衝突使得無政府主義變得舉國知名。但之後開始有人以無政府主義之名進行恐怖襲擊,使得大眾對其卻步[212][215]

自由戀愛為美國個人無政府主義內的重要思潮。自由戀愛思潮特別注重婦女權利,因大多數性法律皆對女性不公,比如婚姻法及反避孕法案[216]。 基進雙性戀者埃德娜·聖文森特·米萊及女同性戀無政府主義者瑪嘉烈·安達臣英語Margaret C. Anderso又為當中的佼佼者。艾瑪·高德曼等人物時常參與紐約市格林尼治村的性與政治探究小組[217]

該時的美國無政府主義者亦就著「自然權利與利己主義」這一議題進行過熱烈的爭論。自然權利的支持者宣稱,若沒有它,暴行便會橫行社會。而利己主義者則稱沒有這種權利,有的話只會限制人的意志。本傑明·塔克試圖以科學來判斷兩者的對錯,結果他站在後者的一邊[218]

現代學校英語Modern School (United States)是20世紀初在美國建立的一糸列學校。它們以加泰無政府主義教育家兼自由思想家法蘭斯高·費雷爾英語Francisco Ferrer所創立的現代學校為藍本,是美國無政府主義、自由教育、社會主義、工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以世俗階級意識的角度來為工人階級進行教育。現代學校在日間會為孩童提供教學,夜間則會為成人舉辦進修課程。1911年,首間現代學校於紐約市開辦。它的創辦人包括一些有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倫納德·阿博特英語Leonard Abbott、亞歷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伏爾泰琳·克蕾、愛瑪·戈爾德曼[219]。它採用蒙台梭利教育法,並尊重學術自由,不會以固定的課程內容作教學主軸[220]

歐洲及藝術發展

編輯
 
無政府主義的社會理論與新印象派關係密切(上圖為畢莎羅的《春天早晨的杜來麗花園》)。兩股思潮都主張把自然、物理規律、科學、社會和諧地融合在一起,結合理想與現實[221][222]

歐洲個人無政府主義紮根於威廉·戈德溫麥克斯·施蒂納的理念之上[223]。許多對自由感興趣的藝術家、詩人、作家都在探索無政府主義的不同面向[224][225]。與社會鬥爭相比,個人無政府主義者對個人發展和挑戰社會規範展現出較大的興趣,並會積極追求性自由[226]

法國無政府主義運動在世紀之交出現藝術及個人主義傾向,掀起一股新文化運動。它的社會要素較少,較多的是個體對規範的反抗[227]。無政府主義吸引了一眾印象派新印象派藝術家,例如卡米耶·畢沙羅[228]。像亨里克·易卜生占士·喬伊斯般的現代主義作家具有無政府主義傾向,使得一些人出現以下印象:「現代主義可以理解成無政府主義的審美體現」[229]。由個人主義者推動的達達主義旨在以藝術達至「完全自由」。它亦推動其他思潮的發展,超現實主義便是其中一例;它的支持者還成為1918年柏林起義的主力推動者[230]。《無政府狀態》(L'Anarchie)是一本較為主流的法國個人無政府主義雜誌,創刊於1905年[231]。著名施蒂納主義者埃米爾·阿爾曼德英語Émile Armand多邊戀及同性戀持肯定態度[232]

二戰後

編輯

無政府主義歷史學家佐治·活科克英語George Woodcock指出,在西班牙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無政府主義運動就成為一隻「幽靈」[233]。他在《無政府主義:自由意志主義理念及運動史英語Anarchism (Woodcock book)》(1962)一著中寫道,在1936年之後,它就成了「一隻不令政府害怕,不令人民感到希望,新聞工作者也興致缺缺的幽靈」[234]。儘管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曾預言,資本主義很快就會因自身的矛盾而出現崩潰,但這並沒有發生:在整個戰後時期,資本主義仍在繼續發展。到了20世紀60年代,無政府主義才開始復興。復興的主要原因可能在於蘇聯的逐漸去神秘化,以及冷戰期間的緊張局勢來到高峰[235][236]。在1950年代崛起的新左翼運動有着自由意志社會主義的理念,使得無政府主義跟它可以互相靠攏。像夏拔·馬爾庫塞賴特·米爾斯般的思想家對美國及蘇式馬克思主義有所批判[237]

 
1968年,噴在法國街頭一道牆上的標語「Il est interdit d'interdire!」(大意:唯一禁止的事就是去禁止本身)。在五月風暴期間,許多批判建制派的口號引起一眾無政府主義者的共嗚, 例如「沒有神靈,沒有主人」、「消費越多,活得越少」、「所有權力歸於想像力」、「實事求是:挑戰不可能的事」[238]

1968年5月,法國發生一系列的示威遊行,跟戴高樂領導的右派政府進行對抗。儘管無政府主義者於當中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但1968年5月所發生的事還是對無政府主義有着相當大的影響[239][240]。當時法國發生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有些地方的示威者人數更高達一百萬。許多大城市和城鎮都有人參與罷工,總計有七百萬名工人參與之——全是自發參與的草根階層[241]。人們在大學、學院、居住區設立各式各樣的委員會,它們大多擁有反威權的傾向[242]。運動中有不少口號跟自由意志主義產生共鳴,比如「我視我慾為真,因為我信我慾為真」[243]。儘管這起事件擁有強烈的自由意志共產主義色彩,但一些著者還是認為它跟無政府主義有關[244]。示威浪潮在獲准加薪10%和宣佈提前大選後減退。改革派的訴求只實現一少部分[245]。即使如此,1968年的事件還是使得人們對無政府主義重拾信心,因為工人自治、自決、基層民主、反威權主義、自發行動再次曇花一現。經過數十載的悲觀情緒,1968年的事件始標誌着無政府主義的復興[246]

情境主義國際在1968年的事件中嶄露頭角。它認為由於資本主義不斷侵蝕日常生活,故其已成了一個「景觀」[247]。情境主義國際於1972年解散[248]。到了1960年代,無政府女性主義開始蓬勃發展。它反對國家、資本主義、父權制,並以去中心化的形式組織起來[249]。由於生態危機對地球愈發威脅,所以穆雷·布克欽提出一套新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他宣稱一些社會習俗和優先處理的事會威脅到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他進一步指出人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社會迫使他們不得不這樣做。他所提出的無政府主義理念稱為自由意志城鎮自治主義(Libertarian municipalism),主張人們在去中心化的聯邦村鎮中參與政治鬥爭[250]

當代無政府主義

編輯
 
無政府主義一直是反全球化運動的要角。上圖展示的是2004年華沙的一場街頭遊行

無政府主義在當代出現了重大變化,因為19世紀的傳統路線或理念已為人捨棄。現在,大多數無政府主義者都是對於女性主義和生態問題十分關注的年輕人。反文化運動黑人權力運動、反資本嘉年華英語Carnival Against Capital都有他們的影子,他們亦會在示威中建立臨時自治區[251][252]。該些運動雖不是無政府主義的,但卻帶有一定無政府主義色彩[252]

20世紀末,墨西哥發生一場起義。結果使得薩帕塔民族解放軍控制恰帕斯的一大片區域,建立反叛薩帕塔自治市鎮。他們的組織模式以自主和自治為核心,與無政府主義有着許多共通之處,因此激勵了西方一眾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253]。另一處跟無政府主義有關的無國家地區就是位於敘利亞北部的羅賈瓦。羅賈瓦衝突發生在敘利亞內戰期間,最終促成2016年北敘利亞民主聯邦的建立。羅賈瓦的去中心化管理模式建立在世俗框架和民族多樣性之上,並受到自由意志城鎮自治主義的影響[254]。恰帕斯及羅賈瓦的目標相同,就是在國家機器包圍的情況下,創造出一個自由意志主義社群[254]

在人類步入21世紀時,支持無政府主義的人口亦有上升趨勢,並對反戰、反資本主義、反全球化運動構成影響[255]。馬亞·拉姆納特稱,當代部分無政府主義運動為了強調他們不依照傳統策略(big-A anarchism)行事,而以新造詞「small-a anarchism」代指他們的這種傾向[256]。無政府主義者因參與反對世界貿易組織(1999)、世界經濟論壇八大工業國組織(2001)舉辦會議的示威,而獲得關注。該些示威為反全球化運動的一部分。一些參與示威的無政府主義派別會把行動升級至騷亂層面、試圖毀壞他人財産或跟警察進行武力對抗。該些行動一般由多群去中心化的匿名組織(黑群)所進行,其他首創的組織性策略包括保安文化、聯繫小組、使用像互聯網般的去中心化技術[255][257]

無政府主義學者施蒙·克里奇利英語Simon Critchley表示:「當代無政府主義可以視為對偽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一種有力批判……可以說當代無政府主義跟責任是有關的,不論是性​​[的責任],還是生態上[的責任],抑或是社會經濟上[的責任];它源自於人們的良知,針對的是以多種方式蹂躪其他國家的西方;它是一種道德憤慨,針對的是各地的不平等、貧困化和權利剝奪現象」[258]

引用

編輯
  1. ^ 1.0 1.1 Levy 2010,第1頁.
  2. ^ Levy 2010,第2頁.
  3. ^ McLaughlin 2007,第101-102頁.
  4. ^ Levy 2010,第4頁.
  5. ^ McLaughlin 2007,第165頁.
  6. ^ Levy 2010,第6頁.
  7. ^ McLaughlin 2007,第27-29頁.
  8. ^ de Acosta 2009,第26頁.
  9. ^ de Acosta 2009,第33頁.
  10.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Graham 2005,第xi-xiv頁.
  11. ^ Ross 2019,第ix頁.
  12. ^ Barclay 1990,第39–42頁.
  13. ^ Barclay 1990,第15–16頁.
  14. ^ Marshall 1993,第55頁.
  15. ^ Rapp 2012,第6頁.
  16. ^ Rapp 2012,第20頁.
  17. ^ Rapp 2012,第45–46頁.
  18. ^ Woodcock 1962,第38頁.
  19. ^ Long 2013,第217頁.
  20. ^ Jun & Wahl 2010,第68–70頁.
  21. ^ 21.0 21.1 Marshall 1993,第68頁.
  22. ^ 22.0 22.1 Fiala 2017.
  23. ^ Schofield 1999,第56頁.
  24. ^ Marshall 1993,第70–71頁.
  25. ^ Marshall 1993,第67頁.
  26. ^ 26.0 26.1 Goodway 2006,第5頁.
  27. ^ Marshall 1993,第86頁.
  28. ^ Crone 2000,第3, 21–25)頁.
  29. ^ Marshall 1993,第86–89頁.
  30. ^ Nettlau 1996,第8頁.
  31. ^ Joll 1975,第23頁.
  32. ^ Marshall 1993,第108–114頁.
  33. ^ McLaughlin 2007,第102–104 & 141頁.
  34. ^ Lehning 2003.
  35. ^ Marshall 1993,第102–104 & 389頁.
  36. ^ Woodcock 1962,第43頁.
  37. ^ McKinley 2019,第307–310頁.
  38. ^ McLaughlin 2007,第102頁.
  39. ^ McKinley 2019,第311–312頁.
  40. ^ McKinley 2019,第311頁.
  41. ^ McKinley 2019,第313頁.
  42. ^ Nettlau 1996,第30–31頁.
  43. ^ Marshall 1993,第432頁.
  44. ^ Sheehan 2003,第85–86頁.
  45. ^ McKinley 2019,第308 & 310頁.
  46. ^ Adams 2001,第116頁.
  47. ^ McKinley 2019,第308頁.
  48. ^ Philip 2006.
  49. ^ McKinley 2019,第310頁.
  50. ^ McKinley 2019,第310–311頁.
  51. ^ Firth 2019,第492頁.
  52. ^ Marshall 1993,第7 & 239頁.
  53. ^ Marshall 1993,第7頁.
  54. ^ 54.0 54.1 Wilbur 2019,第216頁.
  55. ^ Edwards 1969,第33頁.
  56. ^ 56.0 56.1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18,Anarchism in Spain.
  57. ^ 57.0 57.1 Woodcock 1962,第357頁.
  58. ^ Goodway 2006,第99頁.
  59. ^ 59.0 59.1 Leopold 2015.
  60. ^ McKinley 2019,第317頁.
  61. ^ 61.0 61.1 McKinley 2019,第318頁.
  62. ^ Baofu 2011,第228頁.
  63. ^ Miller 1991,article.
  64. ^ Ossar 1980,第27頁: "What my might reaches is my property; and let me claim as property everything I feel myself strong enough to attain, and let me extend my actual property as far as 'I' entitle, that is, empower myself to take..."
  65. ^ Thomas 1985,第142頁.
  66. ^ Marshall 1993,第211, 229頁.
  67. ^ Carlson 1972.
  68. ^ McKinley 2019,第318–320頁.
  69. ^ McKinley 2019,第320–321頁.
  70. ^ Marshall 1993,第434頁.
  71. ^ 71.0 71.1 Graham 2005.
  72. ^ Marshall 1993,第434–435頁.
  73. ^ 73.0 73.1 Marshall 1993,第436頁.
  74. ^ Levy 2004,第337-338頁.
  75. ^ Levy & Newman 2019,第12頁.
  76. ^ Cornell 2016,第5頁.
  77. ^ Levy 2004,第330頁.
  78. ^ Avrich 1982,第441頁, "... the classical age of anarchism, bounded by the Paris Commune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
  79. ^ Levy 2004,第337–338頁.
  80. ^ Moya 2015,第327頁.
  81. ^ Moya 2015,第331頁.
  82. ^ Marshall 1993,第301–303頁.
  83. ^ Graham 2005,第98頁.
  84. ^ Graham 2019,第325–327頁.
  85. ^ Forman 2009,第1755頁.
  86. ^ 86.0 86.1 Dodson 2002,第312頁.
  87. ^ 87.0 87.1 Thomas 1985,第187頁.
  88. ^ Marshall 1993,第280頁; Graham 2019.
  89. ^ Graham 2019,第328–331頁.
  90. ^ Engel 2000,第140頁.
  91. ^ Bakunin 1991: Mikhail Bakunin wrote in 1873: "These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say the Marxists, will be dedicated and learned socialists. The expressions "learned socialist," "scientific socialism," etc., which continuously appear in the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the followers of Lassalle and Marx, prove that the pseudo-People's State will be nothing but a despotic control of the populace by a new and not at all numerous aristocracy of real and pseudo-scientists. The "uneducated" people will be totally relieved of the cares of administration, and will be treated as a regimented herd. A beautiful liberation, indeed!"
    ; Goldman 2003,第xx頁: Emma Goldman wrote in 1924 "My critic further charged me with believing that 'had the Russians made the Revolution à la Bakunin instead of à la Marx' the result would have been different and more satisfactory. I plead guilty to the charge. In truth, I not only believe so; I am certain of it."
    ; Avrich 1970,第137-128頁: Paul Avrich wrote "But if Bakunin foresaw the anarchistic natur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he also foresaw its authoritarian consequences..."
    ; Marshall 1993,第477頁.
  92. ^ 92.0 92.1 Woodcock 1962,第288–290頁.
  93. ^ Marshall 1993,第435頁.
  94. ^ Graham 2019,第334–335頁.
  95. ^ McLaughlin 2007,第158-59頁.
  96. ^ Graham 2005,"Chapter 41: The "Anarchists".
  97. ^ Pernicone 2016,第111–113頁.
  98. ^ Turcato 2019,第238頁.
  99. ^ 99.0 99.1 99.2 99.3 Pengam 1987,第60–82頁.
  100. ^ Turcato 2019,第239頁.
  101. ^ Marshall 1993,第498–499頁.
  102. ^ Avrich 1984,第190頁.
  103. ^ Avrich 1984,第193頁.
  104. ^ Marshall 1993,第499頁
  105. ^ Avrich 1984,第209頁
  106. ^ Zimmer 2019,第357頁.
  107. ^ Foner 1986,第42頁.
  108. ^ Foner 1986,第56頁.
  109. ^ 109.0 109.1 Marshall 1993,第9頁.
  110. ^ Marshall 1993,第280, 441頁.
  111. ^ Marshall 1993,第236頁.
  112. ^ Marshall 1993,第264頁.
  113. ^ Marshall 1993,第441–442頁.
  114. ^ Marshall 1993,第441–443頁.
  115. ^ Woodcock 1962,第266頁.
  116. ^ Graham 2005,第206頁.
  117. ^ Marshall 1993,第444頁.
  118. ^ Graham 2005,第206–208頁.
  119. ^ Skirda 2002,第89頁.
  120. ^ Zimmer 2019,第358頁.
  121. ^ Woodcock 1962,第375頁.
  122. ^ Woodcock 1962,第426頁.
  123. ^ Schmidt & van der Walt 2009.
  124. ^ Bantman 2019,第371–372頁.
  125. ^ Graham 2019,第338頁.
  126. ^ Woodcock 1962,第315頁.
  127. ^ Graham 2019,第340頁.
  128. ^ 128.0 128.1 Anderson 2004.
  129. ^ Bantman 2019,第373頁.
  130. ^ Graham 2005,第150頁.
  131. ^ Marshall 1993,第415頁.
  132. ^ Pengam 1987The Reformulation of Communist Anarchism in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IWMA).
  133. ^ Bantman 2019,第373頁
  134. ^ Marshall 1993,第398頁.
  135. ^ Marshall 1993,第404頁.
  136. ^ Woodcock 1962,第316頁.
  137. ^ Marshall 1993,第439頁.
  138. ^ 138.0 138.1 Marshall 1993,第470頁.
  139. ^ Ivianski 1988,第49頁.
  140. ^ Billington 1999,第417頁.
  141. ^ Marshall 1993,第633頁.
  142. ^ Marshall 1993,第411、635頁.
  143. ^ Marshall 1993,第633–634頁.
  144. ^ Marshall 1993,第634–636頁.
  145. ^ Dirlik 1991.
  146. ^ D'Agostino 2019,第423頁.
  147. ^ 147.0 147.1 Marshall 1993,第471–472頁.
  148. ^ Marshall 1993,第471頁.
  149. ^ Marshall 1993,第472–473頁.
  150. ^ 150.0 150.1 Avrich 2006,第204頁.
  151. ^ Marshall 1993,第473頁.
  152. ^ Marshall 1993,第475頁.
  153. ^ D'Agostino 2019,第426頁.
  154. ^ Bakunin 1991: Mikhail Bakunin wrote in 1873: "These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say the Marxists, will be dedicated and learned socialists. The expressions "learned socialist," "scientific socialism," etc., which continuously appear in the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the followers of Lassalle and Marx, prove that the pseudo-People's State will be nothing but a despotic control of the populace by a new and not at all numerous aristocracy of real and pseudo-scientists. The "uneducated" people will be totally relieved of the cares of administration, and will be treated as a regimented herd. A beautiful liberation, indeed!"
    ; Goldman 2003,第xx頁: Emma Goldman wrote in 1924 "My critic further charged me with believing that 'had the Russians made the Revolution à la Bakunin instead of à la Marx' the result would have been different and more satisfactory. I plead guilty to the charge. In truth, I not only believe so; I am certain of it."
    ; Avrich 1970,第137-128頁: Paul Avrich wrote "But if Bakunin foresaw the anarchistic natur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he also foresaw its authoritarian consequences..."
    ; Marshall 1993,第477
    頁; Mbah & Igariwey 1997,第22-23頁: Igariwey and Mbah write "As Bakunin foresaw, retention of the state system under socialism would lead to a barrack regime..."
  155. ^ Marshall 1993,第476頁.
  156. ^ 156.0 156.1 Marshall 1993,第477頁.
  157. ^ Nomad 1966,第88頁.
  158. ^ Skirda 2002,第122–123頁.
  159. ^ Skirda 2002,第123–124頁.
  160. ^ Skirda 2002,第123頁.
  161. ^ 161.0 161.1 Marshall 1993,第482頁.
  162. ^ Marshall 1993,第450頁.
  163. ^ Marshall 1993,第510–511頁.
  164. ^ Woodcock 1962,第427頁.
  165. ^ 165.0 165.1 Marshall 1993,第501頁.
  166. ^ Montgomery 1960,第v頁.
  167. ^ Woodcock 1962,第467頁.
  168. ^ Holborow 1993.
  169. ^ Pugliese 2004,第55–56頁.
  170. ^ Pugliese 2004,第55–58頁.
  171. ^ Graham 2005,第408頁.
  172. ^ Goodway 2013,第73–74頁.
  173. ^ Berry 1999,第52-54頁.
  174. ^ 174.0 174.1 Beevor 2006,第46頁.
  175. ^ Bolloten 1984,第1107頁.
  176. ^ 176.0 176.1 Birchall 2004,第29頁.
  177. ^ Woodcock 1962,第473頁.
  178. ^ 178.0 178.1 Yeoman 2019,第429–430頁.
  179. ^ Marshall 1993,第455頁.
  180. ^ Marshall 1993,第458頁.
  181. ^ Yeoman 2019,第430頁.
  182. ^ Yeoman 2019,第430–431頁.
  183. ^ Bolloten 1984,第54頁.
  184. ^ Yeoman 2019,第433–435頁.
  185. ^ Marshall1993,第461頁.
  186. ^ Marshall1993,第462頁.
  187. ^ Yeoman 2019,第436頁.
  188. ^ Yeoman 2019,第438–439頁.
  189. ^ Thomas 2001,第458頁.
  190. ^ 190.0 190.1 Marshall 1993,第466頁.
  191. ^ Yeoman 2019,第441頁.
  192. ^ Kinna & Prichard 2009,第271頁.
  193. ^ Kinna & Prichard 2009,第272–273頁.
  194. ^ Levy 2010,第18-19頁.
  195. ^ Dirlik 2010,第134–135頁.
  196. ^ 196.0 196.1 Levy 2010,第19頁.
  197. ^ 楊慧儀 2019,第15-17頁.
  198. ^ Marshall 1993,第519–523頁.
  199. ^ Marshall 1993,第523–525頁.
  200. ^ Dirlik 2010,第133頁.
  201. ^ 201.0 201.1 Levy 2010,第23頁.
  202. ^ Marshall 1993,第527–528頁.
  203. ^ Marshall 1993,第528頁.
  204. ^ Mbah & Igariwey 1997,第28–29 & 33頁.
  205. ^ Laursen 2019,第157頁.
  206. ^ Marshall 1993,第504–508頁.
  207. ^ Laursen 2019,第157-58頁.
  208. ^ Laursen 2019,第162頁.
  209. ^ Marshall 1993,第496-497頁.
  210. ^ Fiala 2013,Emerson and Thoreau on Anarchy and Civil Disobedience.
  211. ^ Wilbur 2019,第220頁.
  212. ^ 212.0 212.1 212.2 Marshall 1993,第499頁.
  213. ^ Wilbur 2019,第220-222頁.
  214. ^ Marshall 1993,第498頁.
  215. ^ Wilbur 2019,第222頁.
  216. ^ Ryley 2019,第232頁.
  217. ^ Katz 1976.
  218. ^ McElroy 2003,第52-56頁.
  219. ^ Avrich 2005,第212頁.
  220. ^ Avrich 2005,第230頁.
  221. ^ Roslak 1991,第381-83頁.
  222. ^ Hutton 2004.
  223. ^ Woodcock 1962,第20頁.
  224. ^ Goodway 2006,第9頁.
  225. ^ Conversi 2016,第7頁,Bohémiens, Artists, and Anarchists in Paris.
  226. ^ Bookchin 1995,2. Individualist Anarchism and Reaction.
  227. ^ Marshall 1993,第440頁.
  228. ^ Conversi 2016,第8頁: Conversi also mentions Henri Toulouse-Lautrec, Paul Signac, Steinlen and Maximilien Luce
  229. ^ Conversi 2016,第8頁: Conversi also mentions Fyodor Dostoyevsky], Matthew Arnold, Henry James, Hugo Ball, and Luis Buñuel
  230. ^ Marshall 1993,第440–441頁.
  231. ^ Woodcock 1962,第315–316頁.
  232. ^ Long 2013,第223頁.
  233. ^ Evren & Kinna 2015,第47頁.
  234. ^ Woodcock 1962,第468頁,epilogue.
  235. ^ Marshall 1993,第539頁
  236. ^ Thomas 1985,第4頁
  237. ^ Marshall 1993,第540–542頁
  238. ^ Marshall 1993,第547頁.
  239. ^ Marshall 1993,第548頁
  240. ^ Berry 2019,第449頁.
  241. ^ Berry 2019,第453頁.
  242. ^ Berry 2019,第455頁.
  243. ^ Marshall 1993,第548頁.
  244. ^ Marshall 1993,第546–547頁.
  245. ^ Marshall 1993,第546頁.
  246. ^ Berry 2019,第457-465頁.
  247. ^ Marshall 1993,第551頁.
  248. ^ Marshall 1993,第553頁.
  249. ^ Marshall 1993,第557頁.
  250. ^ McLaughlin 2007,第164-65頁.
  251. ^ Graeber & Grubacic 2004.
  252. ^ 252.0 252.1 Kinna & Prichard 2009,第273頁.
  253. ^ Dupuis-Déri 2019,第471–472頁.
  254. ^ 254.0 254.1 Ramnath 2019,第691頁.
  255. ^ 255.0 255.1 Rupert 2006,第66頁.
  256. ^ Dupuis-Déri 2019,第474頁.
  257. ^ Dupuis-Déri 2019,第478頁.
  258. ^ Critchley 2013,第125頁.

來源

編輯

第二手資料(書籍期刊)

編輯

第三手資料(百科全書與字典)

編輯

外部連結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