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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朗道

苏联物理学家（1908-1968）
提示：此條目頁的主題不是愛德蒙·蘭道。

列夫·達維多維奇·朗道（俄語：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Ланда́у，羅馬化：Lev Davidovich Landau，1908年1月22日—1968年4月1日），前蘇聯著名物理學家，凝聚體物理學的奠基人，蘇聯科學領軍人之一[3]，同時擅長理論物理多個分支領域，在理論物理裡多個領域都有重大貢獻。以驚人的物理直覺、傑出的物理研究成果、紮實的基本功、精煉的著作風格和嚴格的性格而為人熟知。他由於「關於凝聚態物質的開創性理論，特別是液氦」獲得1962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4]。他反對蘇共獨裁，並曾因反革命罪入獄。1962年，仍活躍於研究前沿的朗道發生嚴重車禍，工作能力受損，身體狀況大不如前，6年後去世。朗道去世多年後，阿列克謝·阿布里科索夫及維塔利·金茲堡憑藉早年與朗道共同建立的超導體和超流體理論也於2003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列夫·朗道196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Лев Ланда́у
Lev Davidovich Landau
出生(1908-01-22)1908年1月22日
 俄羅斯帝國巴庫
逝世1968年4月1日(1968歲—04—01)（60歲）
 蘇聯莫斯科
居住地 蘇聯
國籍 蘇聯
母校巴庫國立大學
列寧格勒國立大學
列寧格勒物理技術研究院
知名於超流體
超導體
朗道相變理論（英語：Landau theory）
金茲堡-朗道方程式
朗道分布
巨熱力學勢
朗道-斯塊爾噴頭（英語：Landau–Squire jet）
朗道-霍普夫亂流理論（英語：Landau–Hopf theory of turbulence）
斯圖亞特-朗道方程式（英語：Stuart–Landau equation）
達流-朗道不穩定性（英語：Darrieus–Landau instability）
朗道-列維奇問題（英語：Landau–Levich problem）
朗道-利夫希茨模型（英語：Landau–Lifshitz model）
朗道-利夫希茨-吉爾伯特方程式
朗道量子化
朗道能階
散射矩陣理論
朗道阻尼
朗道-波梅蘭丘克-米格代爾效應（英語：Landau–Pomeranchuk–Migdal effect）
朗道-楊振寧定理（英語：Landau–Yang theorem）
朗道規範
朗道極點（英語：Landau pole）（朗道幽靈）
朗道-塞納公式（英語：Landau–Zener formula）
元激發
聲子
金屬抗磁性
中子星
錢德拉塞卡極限
雷查得胡里方程式（英語：Raychaudhuri equation）
壓力-能量-動量贗張量（英語：stress–energy–momentum pseudotensor）
《理論物理學教程》
配偶孔克爾迪亞·德羅班塞娃
(Конкордия Терентьевна Дробанцева，1908–1984)
兒女伊戈爾·朗道
(Игорь Ландау，1946–2011)
父母父：達維德·Л·朗道
(Давид Л. Ландау)[2]
母：柳博芙·В·加爾卡維-朗道
(Любовь В. Гаркави-Ландау)[2]
獎項史達林獎 (1946年)
諾貝爾物理學獎 (1962年)
科學生涯
研究領域理論物理
機構哈爾科夫物理技術研究所
俄羅斯科學院物理問題研究所
莫斯科國立大學[1]
博士導師尼爾斯·波耳192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博士生阿列克謝·阿布里科索夫200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伊薩克·M·哈拉尼科夫
伊薩克·波梅蘭丘克
其他著名學生葉夫根尼·利夫希茨
施影響於維塔利·金茲堡200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雅可夫·澤爾多維奇
南部陽一郎200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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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道一家人。

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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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月22日，列夫·朗道出生於俄國裏海邊上的石油城巴庫（今亞塞拜然共和國首都）。「列夫」（Лев）這個名字在俄語里是「雄獅」的意思。他的父親達維德·勒沃維奇·朗道（Давид Львович Ландау[2]，也可以翻譯成「大衛·朗道」）是猶太人，為一名當地油田上的工程師；母親柳博芙·維尼婭米諾夫娃·加爾卡維-朗道（Любовь Вениаминовна Гаркави-Ландау[2]）則是一名醫師。朗道的家庭重視科學教育[5]。朗道小時候身體瘦弱，性格高傲倔強，而且表現出很高的數學天賦。朗道小的時候適逢烽火歲月，沒有長期穩定的學校教育，但這也給了能力出眾的朗道很多的自學時間[5]。他七八歲時就已通曉初等數學知識，並在十二三歲時就已掌握了微積分，高等數學的思維方式對他來說已如本能一樣[5]。朗道志存高遠，重視高等數學基本功的訓練，認為儘早打下堅實的數學基礎能為以後追尋科學夢想減輕數學學習壓力[6]。朗道在班上年齡最小，個子也最小，與同齡人玩耍並不多，把大量的時間都花在數學知識的學習上[5]。他跟父親爭辯說，文學課一類的並沒用，如果相關科目獲得了及格以上的分數反而不是什麼可誇耀的事情[6]。因為朗道個性固執且叛逆，還策劃要自殺，差點被學校開除學籍[7]。13歲時，朗道中學畢業。朗道多次表示不覺得自己是神童[6]。

個性倔強的朗道趕上了一個有利於他成長的好時代。20年代初，剛建立的蘇聯政權盛行革命與反叛的潮流，影響一直延伸到教育界[7]。像朗道這樣並不循規蹈矩的學生在那個年代反而容易打破傳統教育系統壁壘，獲得進入大學就讀的機會[7]。當時的蘇聯政權積極為低階層的人群提供受更多教育的機會，並且以學位制度是舊社會的腐朽殘餘為理由，要取消學位制度[7]。當時的畢業和升學也不需要嚴格考試或寫畢業論文[7]。1920年，朗道因政局動盪，在家休學一年[7]。父母認為他年齡還不夠上大學，次年[7]便讓他隨他姐姐索菲婭入讀巴庫經濟專科學校[5]。不過，他並不喜歡學習經濟學。他的姐姐後來則繼承父業，也成為一名化學工程師[5]。

高等教育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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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4歲的朗道被巴庫國立大學錄取，成為該校年齡最小的學生。他同時攻讀2個科系：數學和物理學系和化學系。雖然後來不再繼續學習化學，但仍一直維持對這門學科的興趣。這所學校雖名為大學，但是教學條件和師資力量沒有完全達到普通大學的水平[7]。1924年，朗道又和姐姐一樣，轉至列寧格勒國立大學[7]。在這兒他第一次認識到真正的理論物理，並且決定全心投入這方面的研究。朗道在列寧格勒大學時常與喬治·伽莫夫和德米特里·伊萬年科（英語：Dmitri Ivanenko）交流物理前沿的學習心得，這3人被稱為該校的新銳少年「三劍客」[8][7]。（有的說法把馬特維·布朗施坦因（英語：Matvei Petrovich Bronstein）也算進去了。）他們的這個三人團體就是以喜愛搗蛋聞名的所謂「物理爵士樂隊」（physical jazz-band），其中每個人都有外號：「約翰尼」（「Jonny」，指伽莫夫，由其名演變而來）、「迪慕斯」（「Dimus」，指伊萬年科，由其名演變而來）和「道」（「Dau」，指朗道，由其姓氏演變而來）[9]。他們一起誦讀詩歌，用物理術語在牆上塗鴉，做不遵守文明紀律的事情，也會去捉弄其他學生，尤其是拿高年級的學長開玩笑[9]。朋友帶來的友情沖淡了朗道心中的孤獨和膽怯[9]。不過他沒能吸引到很多女同學的目光，雖然他有一直想辦法改善異性緣並總結經驗[9]。1926年，朗道發表第1篇論文，研究關於雙原子分子光譜譜線的理論[10]。1927年從該校畢業後，他進入列寧格勒物理技術研究院，並在1929年（21歲）取得副博士學位。不過由於當時寬鬆且混亂的學術環境，朗道並沒有寫出正式的畢業論文就拿到了學位[9]。同年，在蘇聯政府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朗道得以遊歷歐洲作研究。

遊學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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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道此次遊學歐洲收穫豐富。在哥廷根（有馬克斯·玻恩在）和萊比錫（有維爾納·海森堡在）短暫地停留之後，朗道來到哥本哈根波耳研究所，跟從著名物理學家尼爾斯·波耳等人研究量子力學。在那裡，朗道參加了波耳主持的理論物理討論班，初步展露出才華。22歲的朗道提出了金屬電子的抗磁性理論。愛因斯坦有一次作演講時被年輕的朗道敏銳地指出了一處推理漏洞，轉而對著黑板思索後說：「後面那位年輕人說得完全正確，諸位可以把我今天講的完全忘掉[5]。」波耳在物理方面的直覺也令朗道佩服不已，後來朗道時常提到自己是波耳的學生，雖然這次他只在波耳研究所工作了4個月（他在1933年和1934年又來到哥本哈根）。之後，朗道還訪問了劍橋和蘇黎世（有沃夫岡·包立在）。瑞士蘇黎世讀博士後的同學裡耶爾斯（Rudolph Reierls）回憶說：「我還清晰記得朗道1929年在蘇黎世出現在包立的系裡時，給我們留下的深刻印象。 ...沒過多久就能發現他對現代物理學的深刻認識和他解決基礎問題的技巧。他很少詳細閱讀理論物理學的論文，只是大概看看問題是否有趣，如果有趣，作者的方法是什麼。然後他開始自己計算，如果答案和作者的一致，他就贊同這篇文章。[11]」他在劍橋時，參訪了歐尼斯特·拉塞福主持的卡文迪許實驗室，並在那裡結識了另一位蘇聯物理學家彼得·卡皮察。

在位於哥本哈根的波耳檔案館中，保存著一張朗道年輕時與奧斯卡·克萊因、波耳、海森堡、包立、喬治·伽莫夫及亨德里克·克雷默等眾多名人坐在一排的合影。[12]

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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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朗道回到蘇聯。不久後，蘇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開始緊張起來，朗道此後再未獲得機會前往西方國家交流[13]。1932年-1937年，他擔任哈爾科夫物理技術研究所的理論部主任[14]，在此遇上了得意門生葉夫根尼·利夫希茨（又譯為「栗弗席茲」）[14]，並一起開始籌劃編寫名著《理論物理學教程》[14]。「朗道學派」（Landau school）在此期間開始萌芽[15]，哈爾科夫物理技術研究所成為蘇聯物理學的研究中心[14]。1934年，他未經答辯便直接獲得物理與數學科學全博士學位[15]。1937年，朗道前往莫斯科，在卡皮察的物理問題研究所擔任理論部主任。

入獄及中後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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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清洗期間，朗道與他的朋友摩西·科列茨（俄語：Корец, Моисей Абрамович）在信中譴責史達林（英語：Korets–Landau leaflet）並將史達林政權與納粹德國和義大利法西斯政權等同，並號召推翻史達林主義政權。二人原計劃在五一勞動節散發該傳單。他因此受到官方調查。1938年4月28日，朗道和科列茨等友人因「煽動反革命罪」被捕，囚禁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監獄。為了把朗道保出來，彼得·卡皮察私底下寫信給史達林擔保朗道的行事作為，並親赴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為朗道說情[16]。卡皮察擔保全蘇聯只有朗道才能解決自己一年前在實驗中所發現的液氦超流態的物理機制問題[16]，從而為蘇聯在國際上爭光[17]。高層人物貝利亞相信了卡皮察關於朗道的能力對國家有利用價值的說法[18]，並為釋放朗道打通關係。在卡皮察等人的努力下，朗道一年後獲釋。朗道不負眾望，成功建立了液氦超流性的理論[16]。

1946年，仍有政治問題嫌疑的朗道在貝利亞的許可下當上了蘇聯科學院院士[19]。

朗道曾經參與蘇聯的核武器研製計劃，在其中進行數值計算方面的工作，並因此2次獲得史達林獎，還在1954年被授予「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

1956年，他見到了小自己一輩的百科全才默里·蓋爾曼[20]。當時的蓋爾曼剛剛成為量子物理學新一代的權威理論科學家，也和朗道一樣都看不起應用領域的研究。他們對重整化技術等量子場論話題展開了一些探討和爭論。1960年，他在基輔再次見到了步入晚年的前輩沃納·海森堡[21]。

到了尼基塔·赫魯雪夫上台期間，朗道曾再次申請出國進行學術交流。但因朗道對政府的抱怨和抨擊被竊聽，出行計劃未能獲得批准。[22]

車禍與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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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7日，朗道出了一次嚴重的車禍，震動了整個物理學界[23]。眾多蘇聯物理學家聚集到朗道的病房，在醫院的長廊點上燭光為他祈禱。波耳親自安排了一流的醫生前往莫斯科。知名神經外科專家懷爾德·潘菲爾德也參與了救治。車禍嚴重損害了朗道的身體健康。他在昏迷了57天後才恢復意識[24]。

據環球科學報道，時枝正曾在朗道的傳記中看到，朗道重傷醒來後看到自己的兒子時，先問了兒子一道微積分習題[25]。看到兒子沒能算出答案，朗道說：「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卻無法完成這麼簡單的任務。」[25][來源可靠？]

這年年底，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朗道，表彰他在液態氦的超流體理論方面作出的貢獻[5]。由於健康原因，獎項破例由瑞典駐蘇聯大使在莫斯科代為頒發[5][16]。朗道對自己能獲得諾貝爾獎也非常意外。相比之下，成就同樣卓越的弗拉基米爾·阿諾爾德和米哈伊爾·格羅莫夫等蘇聯領袖數學家都因政治方面的原因無法獲得當時由西方數學界把持的菲爾茲獎的認可。

1968年4月1日，朗道因於車禍後健康逐漸惡化去世，享年60歲。死後其遺體下葬在莫斯科新聖女公墓[26]。朗道學派的物理學家А·米格代爾（英語：Alexander Migdal）提議請蘇聯知名抽象派雕塑家恩斯特·伊茲韋斯內伊為朗道的墓塑造了半身銅像。雕像上的朗道看起來臉型偏瘦且愁容滿面[22]。

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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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道十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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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道是凝聚體物理學的主要開拓者。該學科在朗道的推動下快速發展起來，現在已經形成一個熱門且應用價值廣泛的物理學主要分支，涵蓋固體物理、金屬物理、粘稠流體、超導物理、物態及相變、介觀物理學、巨磁阻效應等多個大的子研究領域，其中有數項重要觀點和概念都是朗道第一個提出的。1958年，為了慶祝朗道的50歲壽辰，蘇聯原子能研究所的伊薩克·基科因（英語：Isaak Kikoin）院士[27]專程帶人贈送給他兩塊青石板，上面仿照《聖經》中的「摩西十誡」，刻著朗道在物理學中作出的最重要的十項貢獻，被稱為「朗道十誡」[28]：

  1. 量子力學中的密度矩陣和統計物理學（1927年）；
  2. 自由電子的抗磁性量子理論（1930年）；
  3. 二級相變的研究（1936～1937年）；
  4. 鐵磁性的磁域理論和反鐵磁性的理論解釋（1935年）；
  5. 超導體的混合態理論（1934年）；
  6. 原子核的機率理論（1937年）；
  7. 氦Ⅱ超流性的量子理論（1940～1941年）；
  8. 基本粒子的電荷約束理論（1954年）；
  9. 費米液體的量子理論（1956年）；
  10. 弱交互作用的CP不變性（1957年）。

朗道的數學功底非常紮實，喜歡用簡單而深刻的物理模型說明問題。這種風格受到了波耳的影響，也深深影響了後世的蘇聯物理學家。

物態相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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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朗道相變理論（英語：Landau theory）

在朗道之後，美國物理學家默里·蓋爾曼同學生肯尼斯·威爾森一起提出重整化群，替代了朗道的相變理論[29]。

固體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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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態物理學方面，朗道提出了著名的元激發(elementary excitation)，引入了聲子的概念。

超導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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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金茲堡-朗道方程式和自發對稱性破缺

在超導領域，朗道將自己提出的二級相變觀點推廣到超導現象的量子機制研究中，得到了金茲堡-朗道方程式[30]。金茲堡-朗道方程式是對倫敦方程式的進一步發展，也為後來更著名的超導BCS理論理論做好了鋪墊[30][31]。金茲堡-朗道理論還可以用於超流體、非線性波動、模式形成（pattern formation）、液晶現象、超對稱共形場論等一大批物理課題[30]，其核心思想「自發對稱性破缺」還啟發了南部陽一郎，從而在有關希格斯粒子的熱門研究中獲得廣泛應用[31]。

朗道與金茲堡的超導理論也是唯象論的代表成就。

粒子物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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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朗道能階、S矩陣理論、CP不守恆和自發對稱性破缺

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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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道從事應用方面的研究時也喜歡玩高觀點、搞新技術[32]。應用研究很少見於朗道的論文集[33]，參與核武器研發就是他研究生涯中少有的被迫從事應用類研究的例子。朗道在雅可夫·澤爾多維奇的帶領下負責數值計算工作，但朗道並不像美國對手們一樣使用計算機解決計算量很大的難題，這說明他發明了更厲害的新計算方法以繞過傳統方法的計算困難[34]。他此期間的工作後來編成了1958年出版的講義《一種基於網格法的偏微分方程式數值方法》（Numerical Methods of an Integration of Partial Equations by a Method of Grids）[33]。

他還曾與其他幾位蘇聯專家一起論證了從美國對手愛德華·泰勒那邊秘密搞過來的一種設計方案的不可行性。等到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一去世，朗道就設法找機會脫離了蘇聯的核計劃[32]。

天體物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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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體物理學方面，朗道早在1931年春天同尼爾斯·波耳、萊昂·羅森菲爾德等人討論時，就猜想宇宙中會存在特别致密的天體，但其論文到1932年才發表[35]。1932年，中子被發現後，朗道隨即大膽地提出了「中子星」一詞[35]（更確切地說，朗道稱其為「中子核」[5]）。朗道在只有4頁紙的簡短論文中，獨立推導出了著名的錢德拉塞卡極限[35]。印度青年天體物理學家蘇布拉馬尼揚·錢德拉塞卡當時因巨大質量星體演化理論不被認可而遭到孤立，而朗道發表的緻密星體研究和命名中子星的舉動為他提供了支持。朗道還曾半開玩笑地提到過，也許世界上還會出現核心密度大到「連常規量子力學定律都不再適用」（"the laws of ordinary quantum mechanics break down..."）的奇怪天體[35]。

美國物理學家羅伯特·歐本海默當時也關注了朗道的論文，並從中獲得靈感[36]。歐本海默後來算出了同樣知名的歐本海默極限，並獲得朗道的贊同。

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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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道對學生的要求極其嚴格，他的學生要做大量的習題，畢業之前還要通過朗道難度極大的考試。他和學生葉夫根尼·利夫希茨編寫的《理論物理學教程》深度和難度都很大，被奉為20世紀物理學的古典著作[37]。按照利夫希茨的最後籌劃，整套書俄文版總篇幅超過4600頁[37]。朗道的學生在進行科研工作之前都要通讀此書，並通過基於這些教材的困難考試。朗道稱通過其考試只是「理論最低要求」（theoretical minimum），學生則用雙關語戲稱其為「朗道勢壘」[37][14]。朗道在考試時會離開教室，然後每隔20分鐘巡視一次，遇到解題思路不對的學生會在其身旁發出聲響作為暗示。從1934年到朗道出車禍前的1961年，在這近30年的時間內僅有43人成功通過考試[37][16]。這43人中至少有18人後來成為蘇聯或加盟共和國的科學院院士或通訊院士，有1位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37]，還有一部分人因之前備考壓力過大而在通過考試後喪失了對物理的興趣[16]。除此之外，朗道還要求學生務必熟練掌握英文和德文。

朗道是蘇聯理論物理學界「朗道學派」的領袖[38][15][39]，與他好友伊戈爾·塔姆帶領的「塔姆學派」及尼古拉·博戈柳博夫的學派都是蘇聯理論物理研究的主力軍[40]。朗道和塔姆在學風和對核計劃的態度上完全不同，但是在生活里走得很近，以至於蘇聯中央委員會認為「塔姆-朗道」集團是串通好了要一起將黨的影響力排斥在科學研究之外[32]。

蘇聯早期的物理學界可以粗略分為2類派系：發展西方新物理學（相對論和量子論）的進步派和不支持（甚至是抵制）新物理學的保守派。矛盾的產生是由於辯證唯物主義已經成為蘇聯的意識形態基礎，但量子論和相對論中的許多概念經常被一些不了解的人誤指為是一種唯心主義。進步派在人數比例上占優，但是經常需要應對來自政府官員的質疑。朗道、伊戈爾·塔姆，以及更早一輩的阿布拉姆·約費、利奧尼德·曼德斯塔姆（英語：Leonid Mandelstam）、德米特里·羅日傑斯特文斯基等人都屬於進步的一派。[41]

政治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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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道是理想主義者，傾向於共產主義[13]，自認為是世界公民[41]，追求平穩緩和的政治演變，但是不喜歡專制極權，也不想看到社會出現混亂和動盪，對民族主義有著警惕的心，認為蘇聯出於政治需要的過度愛國主義宣傳「妨礙了我國的科研工作」[42]。他認為蘇聯的制度問題起源於列寧所犯的失誤，而且覺得蘇聯的道路走不長久[42]。

關於入獄一事，據後來解密的克格勃文件顯示，朗道經查實確實有秘密加入反政府團體[42]，以及在反政府遊行的傳單上簽名，並準備散布出去[43]。（不過對於克格勃的調查結果有一定的爭議，有說法認為朗道是被誣陷）這可能是由於朗道對於史達林政府在大清洗期間的所作所為感到失望和不滿[43]。（朗道有不少同事都在先前的政治運動中遭受衝擊，甚至被處死。例如馬特維·布朗施坦因（英語：Matvei Petrovich Bronstein）以及伊戈爾·塔姆的1個弟弟[44]都沒能保住性命，朗道的好友尤里·魯莫爾（英語：Yuri Rumer）也於1938年鋃鐺入獄[44]。）不過由於好友彼得·卡皮察全力擔保朗道是「因平時不積口德、不會處理人際關係而被人誣陷」，以及朗道本人確實擁有出眾的科研實力，史達林最後釋放了他。朗道出獄後迅速建立了描述液氦超流態的理論[16]，蘇聯的克格勃機關則沒有放鬆對他的監視，指控也沒有撤銷掉[32]。也有說法支持朗道是清白無辜的[45]。

朗道熬到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去世後再次申請出國時，克格勃又調取了朗道自1947年到1957年間被竊聽的談話記錄，結果認定朗道還是對蘇聯政府非常不滿。「我們的這個政權，根據我1937年以來的經驗，絕對是一個法西斯政權。...只要它還存在，指望它會改善簡直是開玩笑。讓這個政權和平地消失是關係到人類命運的問題。」[23]

個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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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道喜歡讓自己的學生和關係親近的人稱呼他為「道」(俄語：Дау，英語：Dau）而非「朗道」[43]。據說這個綽號是德米特里·伊萬年科（英語：Dmitri Ivanenko）給他起的[46]。

與多數蘇聯人不同，朗道對酒不感興趣[46][16]。朗道也不喜歡語文和寫作，這導致他的著作大多都是同其他人合作完成的[16]。朗道有一幅演奏樂器的擺拍照片，但是他實際上從不玩樂器[13]。 此外，朗道也喜愛朗誦詩歌。

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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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事彼得·卡皮察認為朗道性格高傲，脾氣暴躁，經常出言不遜，批評其同事和老一輩物理學家，辱罵學生，這使他一生樹敵眾多[47]。朗道有一定的精神潔癖，看待問題容易絕對化[48]。據說自從和大學時代的好友德米特里·伊萬年科（英語：Dmitri Ivanenko）[45]因政治方面的原因而決裂後，他就把對方說得一無是處，而且再也沒把和對方合作過的作品收錄於自己的選輯中[49]。只是在朗道面前提起伊萬連科的名字都會導致和朗道處不好關係[48]。有人曾在他的辦公室門上寫「當心！此君咬人！」（Beware! He bites!）[43]。他在列寧格勒物理研究所因為得罪了老師阿布拉姆·約費而離開，後來又在哈爾科夫研究所因為得罪院長而離開[50]。其好友尤里·魯莫爾（英語：Yuri Rumer）說朗道在成名後，鋒芒有所收斂[51]。

有很多涉及朗道傲慢自大一面的傳聞在其同事們和徒子徒孫中口口相傳，其中不可避免地會有一定程度的扭曲、杜撰的情況存在。這些傳聞有不少已經收錄進入正式的文獻資料，所以有一部分歷史真相變得難以考證了。[52]

朗道與另一位蘇聯理論物理大師雅可夫·澤爾多維奇本來也是好朋友。朗道在核武器研究期間就是在澤爾多維奇帶領的小組工作。澤爾多維奇視朗道為老師，朗道則推薦澤爾多維奇入選科學院通訊院士（英語：Corresponding member）（要成為蘇聯的院士先要有通訊院士的資格）。不過從50年代開始，朗道對澤爾多維奇不再友好。因為澤爾多維奇總是想拉朗道入伙去從事機密的工作，但是朗道很不情願。[32]

據物理學者管惟炎回憶，朗道是一個不怎麼注意個人外在形象的人[53]。朗道愛標新立異，常穿一身搭配十分奇怪的裝束上班，這多半是為了出風頭[48]。

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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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朗道同孔克爾迪亞·德羅班塞娃(俄語：Конкордия Терентьевна Дробанцева，英語：K. T. Drobanzeva，1908–1984)結婚。其獨生子伊戈爾(俄語：Игорь Ландау，英語：Igor Landau，1946–2011[54])後來成為實驗物理工作者。[5]

朗道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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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道愛以對數尺度給各種事物（包括物理學家、科學文章和女性等等）作高低排名[45]。

朗道作了一張物理學家名字的列表，上頭以數值 0 到 5 作了分等級的排名。排在最前面的是艾薩克·牛頓，數值為0，其後是愛因斯坦，為 0.5 。數值 1 則獻給了量子力學的奠基者（尼爾斯·波耳、維爾納·海森堡、保羅·狄拉克、埃爾溫·薛丁格）以及與他同時代的天才尤金·維格納等。朗道將自己列為2.5級，後來又將自己提升到2級。[55][56][16][45]

據維塔利·金茲堡回憶，朗道後來對自己的物理學家排名不再那麼頻繁地提起，評價其他人時也更加嚴謹穩重。[57]

逸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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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道曾在課堂黑板上方懸有一幅油畫《牧人吹笛羊群吃草》[14]。朗道自認為是畫中的牧人，而學生是羊，上課如同吹著笛子催羊吃草[14]。英文版的《理論物理學教程》還附有一幅流傳廣泛的「對驢講經圖」，暗示他的學生普遍被他輕視，給學生上課在他看來有幾分對牛彈琴的意味[42]。

尤里·魯莫爾（英語：Yuri Rumer）記得朗道於1929年時，曾失望地對他說：「正如所有的漂亮妹子不是已經和人家拍拖就是已經被人家娶走，所有的好問題也都被解決了……我都懷疑自己還能不能在剩下的東西裡面發現任何有價值的課題。」然而就在第2年，朗道還是撞到了1個機會。[58][11]

傳說有一次尼爾斯·波耳發電報問他如何評價保羅·狄拉克提出的正電子（也有說法是說「粒子電洞」[49][48]）這個新點子，他毫不客氣地只回覆了一個詞——「垃圾」(德語：Quatsch)[59]。不過由於當時的物理學觀點爭論很頻繁，他這種說話口氣還算不上得罪人[59]。不過正電子不久後真的被趙忠堯和卡爾·安德森先後發現了[60]。

有一次波耳在蘇聯一所中學裡對學生們講話時說「我是不會不好意思說自己笨的」，朗道的學生葉夫根尼·利夫希茨卻將其翻譯成了「我是不會不好意思說你們笨的」[14]。現場能聽懂波耳原話的人則哈哈大笑[14]。

朗道有個比方，說人有3類，分別用三角形、倒三角形和菱形來代表。三角形（拉普拉斯算子）表示基礎廣博，頭腦敏銳，波耳當然是這一類；倒三角形（豎琴算子）表示沒有基礎，又頭腦遲鈍，這種人當然無緣作物理學家；朗道謙稱自己是菱形，基礎不夠廣博，頭腦尚稱敏銳[61]。也有說法補充說還有一種形狀是正立的正方形（達朗貝爾算子），代表頭腦笨但坐得住者[40]。

朗道厭惡羅列因素、不突重點的物理理論，明確區分「技術問題」和「理論物理」，把只談「技術」的人從討論班的講台上攆下去[27]。他輕視頭腦笨的同行，晚年卻因車禍受傷失去了過人的智力，最後又是在西方的愚人節去世。

朗道年輕時曾當面大膽地指出愛因斯坦演講中的錯誤[14]，但他也沒能說服愛因斯坦相信量子力學的正確性[46]。另有傳聞說朗道曾在演講時遇到同樣很愛挑刺的前輩沃夫岡·包立，並向對方示弱，但盧昌海認為此事可能只是杜撰的[62]。

中國量子場論學者段一士1956年在莫斯科大學就讀期間，曾給朗道做助教。朗道誇獎段一士是「最聰明的中國青年」。有一次朗道和弗拉基米爾·福克在爭論廣義相對論的一個問題，朗道問段一士說：「你站哪一邊？」段只回答：「我站在真理的那一邊！」[63]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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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道數學基本功和對物理的直覺都很好。但他也因此自負且偏執[48]。朗道喜歡對前輩們挑刺，以顯示自己的厲害[47]。彼得·卡皮察給蘇聯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的信中說朗道是個不好相處的同事，但也聽得進勸告[47]。《史達林的偉大科學：蘇聯科學家的時代與冒險》（Stalin's Great Science: The Times and Adventures of Soviet Physicists）一書的作者A·波耶夫尼科夫（Alexei B. Kojevnikov）認為朗道從小時候起就是1個問題兒童，並且其個性缺點一直伴隨著他長大成人[7]。朗道的一大失誤是在「θ-τ之謎」研究熱潮期間，輕率地丟棄了由本國人約瑟夫·沙皮羅（俄語：Иосиф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Шапиро）（I. S. Shapiro, 1918-1999）寫的嘗試說明宇稱不守恆的重要論文，導致同樣提出此理論的楊振寧、李政道和吳健雄等人組成的小組搶到了諾貝爾獎[49][5][48]。不過朗道不久後又提出了「CP守恆」的嶄新觀點以挽回面子，這引出了後來CP並不守恆的新發現以及終極補救方案CPT對稱的提出。

朗道雖然對自己的理論水平頗為滿意，但是也同時表示自己對於從事實驗研究並不拿手。朗道說自己是「最後一個全能物理學家」[5]。但更確切地說，他是一個「全能理論物理學家」[5]。朗道去世前曾感慨「我這一生過得不壞，我萬事如意[22]。」

量子物理宗師尼爾斯·波耳曾評價青年朗道：「他一來就給了我們深刻的印象。他對物理課題的洞察力，以及對人類生活的強烈見解，使許多次討論會的水平上升了。」[46]

蘇聯原子彈計劃領導者伊戈爾·庫爾恰托夫院士寫信請求蘇聯中央政府讓朗道加入原子彈計劃時，敬稱朗道是「我國最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45]。朗道的好友彼得·卡皮察說：「朗道在整個理論物理學領域都做了工作，所有這些工作都可以用一個詞來描述——卓越[5]。」卡皮察還說朗道是「簡單化作風和民主作風、無限偏執和過分自信的奇妙混合體[5]」。

蘇聯氫彈計劃領導者安德烈·沙卡洛夫曾在1947年說自己對於從事純理論研究很不拿手，並說自己在這方面連朗道的徒弟伊薩克·波梅蘭丘克都比不上，並用公式寫下3人的理論研究功底排名（用姓氏英文拼寫的首字母代表每個人）：L > P > S[33]。1953年，當朗道聽說沙卡洛夫入選蘇聯科學院時，直接表示沙卡洛夫不是理論學者，而只是個學物理的發明家[64]。

美國廣義相對論學者基普·索恩：「在20年代，西歐是理論物理學的聖地，幾乎是每一個知名的理論物理學家的故鄉。蘇聯的領導者們為了顯示他們的恩賜，要把西方的理論物理灌輸到蘇聯，沒有別的選擇，只好將他們年輕的理論家送到那兒去培養，也顧不上精神污染的危險了。在經歷過到列寧格勒，然後去西歐，然後回蘇聯的年輕蘇維埃理論家中，朗道在物理學界是最有影響的。 ...朗道高而瘦，對別人、對自己都很嚴厲。他很失望自己晚生了幾年。他認為，物理學的黃金年代是1925-1927年。如果生得早些，他朗道也能加入其間了。實際上，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結果的探索才剛剛開始... (青年時代的)朗道雖然悲觀，但他將成為探尋這些結果的核心人物。 ...1931年一回到列寧格勒，他就決心集中精力向蘇聯輸入現代理論物理學...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65]

蘇聯理論物理名家與核武器專家維塔利·金茲堡一直視朗道為自己的導師。他把朗道和美國物理領軍人物理察·費曼在才華上相提並論，並稱「(在思維方式方面)沒有人比費曼更像朗道」。1962年，金茲堡在於波蘭召開的一次會議上遇到費曼時，費曼還向他詢問剛剛遭遇車禍的朗道的傷勢情況。當從金茲堡口中得知朗道覺得自己比不上費曼時，費曼說自己非常不敢當，並堅稱朗道的高度評價是對自己的過譽。[66]

曾最早提出宇稱不守恆觀點，但遭朗道否決的約瑟夫·沙皮羅（俄語：Шапиро, Иосиф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физик)）（1918-1999）也寫過回憶朗道的文章。該文後來收錄於1989年出版的《朗道：物理學家兼普通人——關於朗道的回憶集》（Landau: The Physicist and the Man -- Recollections of L. D. Landau）中[67]。

美國量子場論名家默里·蓋爾曼認為朗道個性過於固執（stubborn），不如雅可夫·澤爾多維奇開明（open）和變通（flexible）。蓋爾曼本人更偏愛澤爾多維奇的風格。蓋爾曼還提到級別更高的朗道總是愛拿澤爾多維奇開玩笑。[68]

蘇聯領袖數學家弗拉基米爾·阿諾爾德：「一個數學教師，如果至今還沒有掌握至少幾卷朗道和利夫希茨著的物理學教程，他（她）必將成為一個數學界的希罕的殘存者，就好似如今一個仍不知道開集與閉集差別的人。」[69]

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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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朗道獲得了馬克斯·普朗克獎章與弗里茨·倫敦紀念獎（英語：List of Fritz London Memorial Prizes）[70]。

1962年，朗道受重傷醒來後，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獎委員會的人擔心他身體撐不住長途旅行，破例為他在莫斯科舉行了頒獎儀式。

朗道還同時是英國皇家學會外籍會員、丹麥皇家科學院會員、荷蘭皇家科學院會員、美國國家科學院外國通訊會員、美國藝術與科學學會榮譽會員（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英國物理學會會員和法國物理學會會員[70]。

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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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2008年亞塞拜然發行的紀念朗道誕辰100年的郵票。朗道的出生地就是「火之國」亞塞拜然的首都巴庫。列夫·朗道的父親就是巴庫的石油技術工作者。西亞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也是該地區自古以來盛行火焰崇拜的原因。

1965年，朗道之前的學生與同事成立了朗道理論物理研究所，地點位於靠近莫斯科的切爾諾戈洛夫卡。之後的30年由伊薩克·M·哈拉特尼科夫主持研究所。

蘇聯及俄羅斯理論物理學領域的最高獎被命名為「朗道獎」，後來又改名為「朗道金質獎章」。該獎項最初設立於朗道去世後不久的1971年。

蘇聯天文學家柳德米拉·雀尼克在1972年發現的小行星2142以朗道命名[71]。月球上的朗道環形山也是以之命名。

在列夫·朗道的故鄉亞塞拜然巴庫，有以他命名的朗道中學[70]。這所學校取「列夫」（Лев）一名的俄文含義「雄獅」作為其校徽。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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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道一生完成的著作多達120餘部。[5]

《理論物理學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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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理論物理學教程

朗道和其學生葉夫根尼·利夫希茨的《理論物理學教程》以行文簡練而又洞察深刻的風格著稱於世。這套教程對讀者的數學基本功要求比較高（一些他認為明顯的步驟和次要的細節情形就會跳過），但又不迷失於瑣碎繁難的各種數學細節，每一本書都有清晰的物理思想作為貫穿前後的指引，貫徹「直覺先行」的特點。整套書以統一的「理論物理式」風格，描述了一個理論物理工作者應當具備的基礎知識[37]。朗道展示了以最少的基本資訊，由第一性原理出發，快速猜測和推導出重要公式的「物理直覺」。只憑少量原理和直覺指引就能得出涉及自然規律的大量重要結論是理論物理學的一大特色，也是還原論思想在科學領域中的充分體現。書中有許多習題本身就曾是研究成果[37]，甚至有朗道以前從未公開發表的研究。

  • Л. Д. Ландау; Е. М. Лифшиц. Механика [力學]. Курс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физики 1 5. Москва: ФИЗМАТЛИТ（俄語：ФИЗМАТЛИТ）. 2012. ISBN 978-5-9221-0819-5 （俄語）. 
  • Л. Д. Ландау; Е. М. Лифшиц. Теория поля [場論]. Курс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физики 2 8. Москва: Физматлит. 2012. ISBN 5-9221-0056-4 （俄語）. 
  • Л. Д. Ландау; Е. М. Лифшиц. Квантовая механика (нерелятивистская теория) [量子力學 (非相對性理論)]. Курс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физики 3 6. Москва: Физматлит. 2008. ISBN 978-5-9221-0530-9 （俄語）. 
  • В. Б. Берестецкий; Е. М. Лифшиц; Л. П. Питаевский. Квантовая электродинамика [量子電動力學]. Курс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физики 4 4. Москва: Физматлит. 2002. ISBN 5-9221-0058-0 （俄語）. 
  • Л. Д. Ландау; Е. М. Лифшиц.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ая физика. Часть 1 [統計物理學 (第1部分)]. Курс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физики 5 5. Москва: Физматлит. 2010. ISBN 5-9221-0054-8 （俄語）. 
  • Л. Д. Ландау; Е. М. Лифшиц. Гидродинамика [流體動力學]. Курс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физики 6 6. Москва: Физматлит. 2015. ISBN 978-5-9221-1625-1 （俄語）. 
  • Л. Д. Ландау; Е. М. Лифшиц. Теория упругости [彈性理論]. Курс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физики 7 5. Москва: Физматлит. 2007. ISBN 5-9221-0122-6 （俄語）. 
  • Л. Д. Ландау; Е. М. Лифшиц. Электродинамика сплошных сред [連續媒介質電動力學]. Курс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физики 8. Москва: Физматлит. 2005 （俄語）. 
  • Е. М. Лифшиц; Л. П. Питаев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ая физика. Часть 2 [統計物理學 (第2部分)]. Курс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физики 9. Москва: Физматлит. 2004 （俄語）. 
  • Е. М. Лифшиц; Л. П. Питаевский. Физическая кинетика [物理動力學]. Курс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физики 10 2. Москва: Физматлит. 2007. ISBN 978-5-9221-0125-7 （俄語）. 

其中《流體動力學》和《彈性理論》在1954年之前原為一冊《連續介質力學》[37]。

其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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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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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道也參與創作了不少科學普及讀物。這些書籍或是小冊子屬於掃盲級別的讀物，配有不少卡通插圖，適合沒接觸過物理或缺乏物理基礎教育的讀者[72](如了解三角函數的中學生)：

  • Л. Д. Ландау; А. И. Китайгородский（俄語：Китайгород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акович）. Физические тела [物理體]. Физика для всех 2.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0 [1978] （俄語）. 
    • 英譯版：Lev Landau; Alexander Isaakovich Kitaigorodsky. Physical Bodies [物理體]. Physics for Everyone. Martin Greendlinger (英譯者) 2. 莫斯科: Mir Publications（英語：Mir Publications）. 1980 [1978] [2018-05-04]. ISBN 97807147155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9-14） （英語）. 
    • 漢譯版：Lev Landau; Alexander Isaakovich Kitaigorodsky. 宏观物体. 大眾物理學 1. 黃高年 (漢譯者), 李煊 (漢譯者), 汪泰臨 (漢譯者), 姚兆生 (漢譯者), 姜淑華 (責任編輯) 1. 中國北京: 科學出版社,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 1981 （中文（中國大陸））.  (統一書號: 13031·2958)
  • Л. Д. Ландау; А. И. Китайгородский. Молекулы [分子]. Физика для всех 2.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0 [1978] （俄語）. 
    • 英譯版：Lev Landau; Alexander Isaakovich Kitaigorodsky. Molecules [分子]. Physics for Everyone. Martin Greendlinger (英譯者) 2. Mir Publications. 1980 [1978] [2018-05-04]. ISBN 97807147155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9-14） （英語）. 
    • 漢譯版：Lev Landau; Alexander Isaakovich Kitaigorodsky. 分子. 大眾物理學 2. 閆金鐸 (漢譯者), 黃高年 (漢譯者), 姜淑華 (責任編輯) 1. 科學出版社,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 1983 （中文（中國大陸））.  (統一書號: 13031·1738)
  • Lev Landau; Georgh B. Rumer（英語：Yuri Rumer）. What Is Relativity? [什麼是相對性？]. N. Kemmer (英譯者). Dover Publications. 2003 [1961] [2018-05-04]. ISBN 978-048642806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9-14） （英語）. 

註：《大眾物理學》(俄語：«Физика для всех»，英語：Physics for Everyone)一共有4卷，但有朗道作為作者署名的僅有前2卷，而第3卷《電子》(俄語：«Электроны»，英語：Electrons)和第4卷《光子和原子核》(俄語：«Фотоны и ядра»，英語：Photons and Nuclei)僅是由亞歷山大·基泰戈羅特斯基1人所著。

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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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lexander Dorozynski. The Man They Wouldn't Let Die [他們不能讓此人死去] 1. Secker & Warburg. 1965 （英語）. [查證請求]
  • Анн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Ливанова. Ландау [朗道] 2. Москва: Знание. 1983 [1979] [2018-09-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9-14） （俄語）.  (作者是女性物理學者，可在線閱讀)
  • Кора Ландау-Дробанцева. Академик Ландау; Как мы жили [學者朗道；我們這樣過日子]. ЗАХАРОВ. 1999. ISBN 5-8159-0019-2 （俄語）.  (朗道妻子寫的回憶錄)
  • 波利斯·C·格羅別茨(Борис Горобец). Круг Ландау. Жизнь гения [朗道的軌跡，天才的一生]. ЛКИ. 2012. ISBN 978-5-382-01363-3 （俄語）. 
  • Майя Бессараб. Лев Ландау: Роман-биография [列夫·朗道：傳奇故事]. 2011 （俄語）. （有13小時時長的俄語有聲讀物版發行）（註：書名中的「Роман」在俄語裡有「浪漫愛情」或「小說」之意）

文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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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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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俄國作家瓦西里·格羅斯曼的名作《生活與命運（英語：Life and Fate）》中的主角維克托·施特魯姆（俄語：Виктор Штрум，英語：Viktor Shtrum）是一名核物理學者。該書的英譯者羅伯特·錢德勒（Robert Chandler）指出此人物形象源於朗道。[來源請求]

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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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朗道誕辰111年之際，Google在首頁放上了紀念朗道的塗鴉。[74][75]
  • 2020年，俄羅斯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歷時約10年拍攝好的系列電影《列夫·朗道》（DAU）開始陸續上映。希臘裔指揮家提奧多·庫倫奇斯（Teodor Currentzis）在片中飾演朗道。該系列電影由於表演尺度大、演出方式過於新奇出格（演員幾乎全為按自身人設即興演出、沒有預先設定劇情）而引起關注和爭議。相比傳統電影，它帶有更多藝術探索和真實社會人性實驗的成分。雖在俄羅斯招致不少差評和抗議，但是《列夫·朗道：娜塔莎》仍然獲得了第70屆柏林電影節最佳藝術貢獻獎。[76][77][78]

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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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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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內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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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2.0 2.1 2.2 2.3 見Livanova 1983。
  3. ^ 這是安德烈·沙卡洛夫給的評價，英文原文為「In hi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our country and the entire world, Landau is one of the top figures.」出自Gorelik 2005，第252頁 (位於該書第14章「從軍工物理到和平的宇宙學」(From Military Physics To Peaceful Cosmology)第3節「宇宙中的物質與反物質」(Matter and Antimatter in the Universe)。
  4. ^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1962 [196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諾貝爾基金會. [2011年8月8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年6月22日）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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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6.0 6.1 6.2 見Janouch 1979，第78-79頁 (位於原文第1節「神童和活躍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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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見郝柏林 2008，第671頁。
  9. ^ 9.0 9.1 9.2 9.3 9.4 見Kojevnikov 2004，第75頁 (位於原書第4章「列夫·朗道的遊學之旅，或是說在文化革命大環境中的理論物理學」(Lev Landau's Wanderjahre, or Theoretical Physic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Revolution)第1節「一位蘇聯科學家的教育經歷」(Education of a Soviet Scientist)。
  10. ^ 見郝柏林 2008，第666頁。
  11. ^ 11.0 11.1 見Thorne 1994，第159頁 (位於該書第5章「塌縮是必然的」第2節「朗道」)。
  12. ^ 見Kojevnikov 2004，第88頁 (位於原書第4章「列夫·朗道的遊學之旅，或是說在文化革命大環境中的理論物理學」(Lev Landau's Wanderjahre, or Theoretical Physic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Revolution)第3節「一場量子反叛」(A Quantum Rebel)。
  13. ^ 13.0 13.1 13.2 見Thorne 1994，第160頁 (位於該書第5章「塌縮是必然的」第2節「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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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Gorelik 2005，第111頁 (位於該書第7章「在貝利亞指揮下的核子物理」(Nuclear Physics Under Beria's Command)第2節「庫恰托夫，『大外交官』」(Kurchatov, the "Great Diplo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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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33.0 33.1 33.2 見Gorelik 2005，第159頁 (位於該書第10章「動工」(The Installation)第3節「製作『千層糕』」(making sloy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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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見Thorne 1994，第166-167頁 (位於該書第5章「塌縮是必然的」第3節「歐本海默」)。
  37. ^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見郝柏林 2008，第6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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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見Shifma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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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44.0 44.1 見Gorelik 2005，第90頁 (位於該書第5章「安德烈·沙卡洛夫，塔姆的研究生」(Andrei Sakharov, Tamm's Graduate Student)第3節「原子之內，核，與熱核」(intra-atomic, nuclear, and thermonuclear)。
  45. ^ 45.0 45.1 45.2 45.3 45.4 見郝柏林 2008，第668頁。
  46. ^ 46.0 46.1 46.2 46.3 見Janouch 1979，第79頁 (位於原文第1節「神童和活躍分子」)。
  47. ^ 47.0 47.1 47.2 見楊建業 2008，第359頁。
  48. ^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見Janouch 1979，第85頁 (位於原文第5節「『廢話』與『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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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 見Janouch 1979，第80, 81-82頁 (位於原文第2節「列寧格勒——哈爾科夫——莫斯科」)。
  51. ^ 見Ryutova-Kemoklidze 1995，第121頁 (位於第8章「物理學者們忙於工作且認為這樣再正常不過了」(Physicists Went About Their Work and Regarded It As Perfectly Normal))，摘錄如下：「It is said of Landau's character in his youthful years that he was cocky and outspoken in his judgements to the point of deliberate eccentricity. These traits reminded me of the young Mayakovsky when he... I think that such exaltation of the ego is characteristic of geniuses who are still seeking a position which is worthy of their talents. When Mayakovsky won general recognition he softened, became more approachable and kinder. Landau followed the same pattern. When universal recognition came to him -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 he stopped being arrogant.」
  52. ^ 見Ryutova-Kemoklidze 1995，第121頁 (位於第8章「物理學者們忙於工作且認為這樣再正常不過了」(Physicists Went About Their Work and Regarded It As Perfectly Normal))，摘錄如下：「There are many stories about Landau's arrogance. His friends, pupils and pupils' pupils hand on these legends from mouth to mouth and in them there clearly appears an inevitable element of fabrication. We shall not "enrich" the distortions which, unfortunately, already exist in the literature about Landau. There are, however, also well-documented facts.」
  53. ^ 見管惟炎 2004，第82頁。
  54. ^ Горобец Борис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Памяти Игоря Ландау (1946-2011): прощальное слово оппонента [紀念伊戈爾·朗道(1946-2011)]. 7iskusstv.com. 2012年3月28日 [2018年9月25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年9月14日） （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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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 見Ginzburg 1989，第60頁，原文摘錄如下：「Even Landau mentioned his "classification" less often as the years passed, and he started to take a more sober view of classifying people.」
  58. ^ 見Ryutova-Kemoklidze 1995，第120頁 (位於第8章「物理學者們忙於工作且認為這樣再正常不過了」(Physicists Went About Their Work and Regarded It As Perfectly Normal))，摘錄如下：「Pavel Sigismundovich Ehrenfest introduced me to Landau at a conference on theoretical physics in Berlin at the very end of 1929. Landau said to me regretfully: 'Just as all the pretty girls are all spoken for and married, so are all the best problems already solved ... I doubt if I shall find anything worthwhile among those that remain.' But he did find something. In January 1930, while staying with Pauli in Zurich, he discovered what he called the last of the great problems - the analysis in quantum terms of the movement of electrons in a constant magnetic field. He solved this problem in the spring of that year while in Cambridge with Rutherford. So it was that Landau's diamagnetism and Pauli's paramagnetism came upon the scene at the same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physics ...」
  59. ^ 59.0 59.1 見Ryutova-Kemoklidze 1995，第121頁 (位於第8章「物理學者們忙於工作且認為這樣再正常不過了」(Physicists Went About Their Work and Regarded It As Perfectly Normal))，摘錄如下：「A typical example is Landau's telegram to Niels Bohr. In 1931, when Landau was in England, Dirac gave an account at a seminar of the work which had led to his famous equation. He tried to make sense of it in terms of "the positively charged electron" (the future positron!). Bohr held Landau's work in high estimation and sent him Dirac's paper, asking him his opinion. He soon received a telegram from Landau in which he gave his assessment of Dirac's ideas. The telegram was short and unambiguous: "Quatsch" - i. e., rubbish. This is yet another proof of the difficulty with which even brilliant minds bring themselves to accept new ideas. But no one in that age of heated argument took offence at such att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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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 見Gorelik 2005，第254頁 (位於該書第14章「從軍工物理到和平的宇宙學」(From Military Physics To Peaceful Cosmology)第1節「發明家還是理論家？」(Inventor or Theorist?)。
  65. ^ 見Thorne 1994，第159-160頁 (位於該書第5章「塌縮是必然的」第2節「朗道」)。
  66. ^ 見Ginzburg 1989，第60頁，原文摘錄如下：「For example, Landau considered himself inferior "in class" to a number of other physicists and his contemporaries. This was particularly true of his attitude toward Feynman, who was 10 years younger than Landau. In 1962 I met Feynman at a conference in Poland. Feynman was concerned about Landau's health and inquired after him. (The two had never met.) I mentioned how highly Landau thought of Feynman's results, and that he ranked them higher than his own. Feynman was somewhat embarrassed by this and resolutely declared that Landau was wrong in so judging him. Such comparisons are not my main point... By the way, of all the physicists I have known personally, nobody resembled Landau more than Feynman. The resemblance extends to many things, scientific style, aspects of their personalities and behavior, and interest in pedagogical ideas. Even among famous physicists there is a diversity of talents. Niels Bohr and Landau, for instance, were on opposite extremes. Landau and Feynman I see as having had very similar talents. The similarity seems to me to be genetic. The differences, which one could attribute to their different surroundings and different upbringing, are certainly also very large. What a pity it is that these two remarkable physicists never met. It really pains me to think of this "product" of our past.」
  67. ^ 見Khalatnikov 1989，第220-223頁。
  68. ^ YouTube上的Murray Gell-Mann - The Moscow meeting on particle physics: Part 3 (55/200)（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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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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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rgarita Ryutova-Kemoklidze (Маргарита Рютова-Кемоклидзе). Quantum Generation: Highlights and Tragedies of the Golden Age of Physics [量子世代：物理學黃金時代的光耀與悲劇]. John Hine (英譯者) 1 (電子版). 柏林 & 海德堡 & 紐約: Springer-Verlag. 1995. ISBN 978-3-642-49357-7. doi:10.1007/978-3-642-49357-7 （英語）. 
  • 伊薩克·M·哈拉尼科夫. Landau: The Physicist and the Man -- Recollections of L. D. Landau [朗道：物理學家兼普通人——關於朗道的回憶集]. J. B. Sykes (英譯者) 1 (電子版). Pergamon Press. 1989. ISBN 9781483286884 （英語）. 
  • Vitaly Lazarevich Ginzburg. Landau's Attitude Toward Physics And Physicists [朗道對物理學和物理學者的態度] (pdf). Physics Today（英語：Physics Today）. 1989-05, 42 (5): 54–61 [2019年6月24日].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9年2月17日） （英語）. 
  • Mikhail Shifman. Mikhail A. Shifman , 編. Under the Spell of Landau: When Theoretical Physics was Shaping Destinies [朗道魔咒：理論物理學命運的形成之時].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3. ISBN 978-9814436564 （英語）. （註：書名中的「spell」一詞兼有「咒語」和「一段歲月」之意。）
  • 管惟炎; 何淑鈴 (整理). 第4讲“大学时期”. 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 李雅明 (主編) 1. 台灣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4. ISBN 957-29880-3-4 （中文（臺灣））. 
  • 弗·楊諾赫 (FrantisÌek Janouch). 張保成 (漢譯者). Lev D. Landau: His Life And Work [朗道的生活和工作]. 自然辯證法通訊. 1979, (4) （中文（中國大陸））. 
  • 基普·S·索恩. 吳煒; 顏汩 , 編. Black Holes and Time Warps -- Einstein's Outrageous Legacy [黑洞與時空彎曲——愛因斯坦的幽靈]. 《第一推動叢書》第2輯. 李泳 (漢譯者) 1. 中國湖南省長沙市展覽館路66號: 湖南科技出版社. 2000 [1994]. ISBN 7-5357-2695-X （中文（中國大陸））. 
  • Gennady Gorelik; Antonina W. Bouis. The World of Andrei Sakharov: A Russian Physicist's Path to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ISBN 978-0-19-515620-1 （英語）. 
  • 楊建鄴. 第2部分“墓地篇”之“朗道的墓地”. 鄭麗慧 (責任編輯) (編). 人生的休止符——西方名人墓志铭和墓地 1. 濟南市經九路勝利大街39號: 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8. ISBN 978-7-80713-653-8 （中文（中國大陸））. 
  • Alexei B. Kojevnikov. Stalin's Great Science: The Times and Adventures of Soviet Physicists [史達林的偉大科學：蘇聯科學家的時代與冒險]. History of Modern Physical Sciences 1. London: Imperial College Press. 2004. ISBN 1-86094-419-1 （英語）. 
  • Laurie M. Brown; Brian Pippard; Abraham Pais. Twentieth Century Physics [20世紀物理學]. UK: Institute of Physics Publishing. 1995. ISBN 9781563963148 （英語）.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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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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