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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延陀

薛延陀是公元7世紀由鐵勒部落聯合而形成的部落國家[1]，其骨幹部落，以“薛”與“延陀”二部組成。据称其族源來自匈奴舊有統屬部落。來自高車東部，曾經於487年（齊永明五年），隨阿伏至羅到準噶爾盆地建高車國。後脫離突厥獨自建國，然而隨即被唐朝所滅。有說法稱其部落一直存續到後突厥時代。

薛延陀
628—723（?-723在后突厥汗国治下）
薛延陀极盛时的疆域圖（630年）
薛延陀极盛时的疆域圖（630年）
地位汗国
首都鬱督軍山
常用语言古突厥语
宗教
萨满教、腾格里信仰
政府部落联盟（早期）
游牧帝国（立國後）
可汗 
• 600年左右
也咥可汗
• 646年
伊特勿失可汗
历史 
• 建立
628
• 终结
723（?-723在后突厥汗国治下）
前身		 继承
突厥汗国
东突厥汗国
燕然都护府
后突厥汗国
蒙古历史
蒙古历史
蒙古高原历史系列条目
匈奴 东胡
南匈奴 北匈奴 鲜卑
鲜卑 丁零
柔然 高車
突厥汗国 鐵勒
東突厥
薛延陀
唐朝（单于都护府·安北都护府）
后突厥汗国
回鹘汗国
契丹 阻卜 黠戛斯
辽朝 克烈 乃蛮
蒙兀
蒙古帝国（諸汗國）
元朝（岭北等处行中书省）
北元与後蒙古帝國時期
韃靼（東蒙古） 瓦剌（西蒙古）
喀爾喀 （四衛拉特）
清朝（清代蒙古）·准噶尔汗国
內屬蒙古·外藩蒙古（内札萨克·外札萨克）
中華民国境内盟旗
（塞北四省） 		博克多蒙古国
外蒙古（地方）
蒙古人民共和国
中国蒙古族
（内蒙古自治区）
蒙古国
民族 · 文化 · 地理 · 漠南 · 漠北
泛蒙古主義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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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通典》记载薛延陀中的延陀部是贺兰部贺赖头的后裔，与薛部杂居，因此号称薛延陀[2]。

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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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浑碑铭中，多处记录了“türk sri bodun”，“薛”（sri）作为一部常与“突厥”（türk）一同出现。[3]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提到：“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國。”有人认为其中的“薪犁”即7世纪所称的“薛”部。[4][5]Golden认为“薛”音译的古突厥语词“sir”派生自梵语Śrī，意为“幸运、吉祥”。[6]

延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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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陀”的词源有争议。欧洲的东方学家（如Vilhelm Thomsen）认为，延陀包含“Tarduš”、“Töliš”两部落。这样，“薛延陀”对应“Syr-Tardush”。[7]中国学者中，岑仲勉认为“Töliš-Tarduš”分别位于东部和西部，王静如引《新唐书》认为二者分别位于北部和南部。[8]

Sergey Klyastorny和Golden提出，薛延陀对译的是“Sir-Yamtar”；[9]其中“[Ïšβara] Yamtar”是阙特勤的一个同伴，见于铭文。[10]

《通典·卷199》记载：“前燕慕容儁時，匈奴單于賀剌頭率部三萬五千來降，延陁蓋其後。與薛部雜居，因號薛延陁。”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研究员包文胜根据《元和郡县志》和《通典》所记贺兰有“驳马”之意为着眼点，利用考古出土的碑铭以及语言学的内容进行考察，指出中古时期“延陀”二字的读音为 j·End·，贺兰部的全称为ala-yundluγ，即“有驳色马的国”。“贺兰”译自ala-yundluγ的ala，而“延陀”应该音译自ala-yundluγ的yund。中古时期，“j·End·”与“yund”完全一致。经过以上分析，包文胜认为，杜佑把贺兰部和延陀部说成相同部落是可信的，“薛延陀”音译的词当为“Sir-Yundluɣ”[11]。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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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铁勒仆固部人仆固乙突随葬的骑兵俑，仆固曾經依附於薛延陀
 
仆固乙突随葬的陶俑
 
仆固乙突墓中的壁画

薛与延陀本为两部。[12]薛部本自称「薛」或「偰」，兼并了延陀部后改称薛延陀。[13][14]

南北朝時遊牧於阿爾泰山西南，額爾齊斯河一帶，少數留在于都斤山。他們的軍力很大。曾經多次反叛。六世纪中叶，准噶尔盆地的敕勒人随突厥土门可汗东征柔然后，散居在漠北的敕勒人分成15部，薛延陀为其中一部。

605年，薛延陀遭西突厥泥厥處羅可汗的袭击，敕勒契苾部首领契苾哥楞自称易勿真莫贺可汗，反叛西突厥。薛延陀首领乙失钵响应，自称「也咥可汗」，臣服于契苾部，保留了对丝绸之路吐鲁番段的控制。之后他被封為小汗，稱之為“Yetir”（ia-d'iet < *yetir < *yeti er，意思是“七部”）。610年，西突厥射匱可汗（610–约618在位）即位，易勿真莫贺可汗和也咥可汗放弃了汗号，重新臣服于西突厥。继任的统叶护可汗（约618–628在位）征服了铁勒的所有7部。

627年，西突厥汗國大亂。薛延陀首领乙失夷男率7萬戶越阿爾泰山进入東突厥境内，击败了乙毗咄陆可汗率领的军队。胜利后，敕勒的拔野古、回紇、同羅相繼作亂。回紇首领藥羅葛菩薩自称“活頡利發”（kat-elteber[15]或war-hilitber[16]），宣布脱离东突厥独立。薛延陀亦于629年在漠北立國，推乙失夷男為可汗，即真珠可汗，牙帳設在鬱督軍山。630年接受唐朝的可汗封号，徙庭于独逻河（今蒙古国土拉河），成为唐朝抵抗东突厥的重要力量[17]。祖耶夫认为“将夷男扶上可汗之位是迫于唐朝的压力，唐廷有意分解突厥可汗在这片地区的最高权力，同时也是为了最终肢解突厥，因为突厥是其北部边境许多冲突的根源。”[18]後來一些室韋、靺鞨部落也依附薛延陀。同年薛延陀与唐军一起消灭了东突厥，并占领蒙古高原之地。

薛延陀的疆域佔據了西至阿爾泰山，東至興安嶺，北至貝加爾湖，南至戈壁的廣闊地區。

唐灭东、西突厥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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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唐灭东、西突厥之战

630年的阴山之战中，薛延陀与唐朝击败了东突厥。颉利可汗败逃，后被俘获。[19][20]这之后，薛延陀实际控制了原东突厥的领土，时而臣服于唐朝，时而与作为唐朝附庸的东突厥汗国交战。

632年，薛延陀击败了西突厥肆叶护可汗军，然后征服了乌伦古河与额尔齐斯河一带的葛逻禄与叶尼塞河的黠戛斯。634年，薛延陀突袭了一度统治西突厥东部的阿史那社尔，迫其入唐。[21]此后，薛延陀与唐朝维持了较友好的关系。639年，结社率与贺逻鹘阴谋暗杀唐太宗，败露后唐太宗封忠于唐朝的东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统治东突厥，居于漠南作为唐和薛延陀之间的缓冲区。结社率被杀，贺逻鹘被流放到岭南。[22][23]

薛延陀与新恢复的东突厥进行多次战争，以防止唐朝的抗衡。为了避免薛延陀打败东突厥，唐将李世𪟝在641年战胜薛延陀。但是644年，趁唐太宗征讨高句丽的机会，薛延陀部队发起新一轮攻势，击败东突厥，迫使阿史那思摩逃回中原。随后，高句丽寻求薛延陀的援助，但夷男希望避免与唐朝直接战斗。

唐灭薛延陀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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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唐灭薛延陀之战

645年，夷男死后，其子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军作战。646年，李道宗率军击溃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反叛，将他杀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灭亡。[24]唐太宗於薛延陀故地設六府七州，隶属于燕然都护府，分别是：

六府：

  • 瀚海府，金微府，燕然府，丘陵府，龜林府，盧山府

七州：

  • 西皋蘭州（不是安置铁勒浑氏部的皋蘭州），高闕州，雞鹿州，雞田州，榆溪州，蹛林州，竇顏州

一部分薛延陀餘部歸附後突厥，據稱遷往新疆的殘部成為沙陀部和部分欽察人的族源。

“薛”（即sir）部后来称作「[Al]tï Sir」（六薛部），是后突厥毗伽可汗的臣民。[25][26]Klyashtorny曾提出薛部是钦察的前身，這種觀點存在很大爭議。[27]

薛延陀同后世沙陀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沙陀首领李克用墓志称，沙陀的祖先是“益度、薛延陀國君、無敵將軍”。而一些中国史家认为，沙陀来自铁勒首领「拔也」（Bayar）[28]或「拔也古」（Bayïrku）[29]，另一說是西突厥的处月部。[30][31][32]

 
蒙古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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韃靼（東蒙古） 瓦剌（西蒙古）
喀爾喀 （四衛拉特）
清朝（清代蒙古）·准噶尔汗国
內屬蒙古·外藩蒙古（内札萨克·外札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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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蒙古主義

可汗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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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突厥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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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üli Čur, Ïšbara Bilge Küli Čur（?–c. 723）[33][34]

薛延陀君主世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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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勿真莫贺可汗契苾哥楞
?605-约612-?		也咥小可汗乙失钵
?605-约612-?
□沙钵罗泥敦策斤
□真珠毗伽可汗夷男
?628-645		统特勒
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
?-646-?		突利失可汗曳莽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肆叶护拔灼
?-645-646		颉利苾

汗的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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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延陀汗的姓不详。台灣現代中國史學家柏杨在《資治通鑑白话本》中将其姓氏称为“乙失”，但没有注明出处。[35]而《通典》所载的薛延陀汗之姓为“壹利吐”，《册府元龟》记作“一利咄”，《新唐书》记作“壹利咥”。李克用墓志也将薛延陀祖先的名字记作“益度”。

据岑仲勉的說法，上述名字都是「elteris」的变体。[36]段连勤断言，“乙失钵”之名也可互读为“也咥”。[37]《资治通鉴》原文提到叫做“咄摩”的薛延陀将领，可能是伊特勿失可汗，是薛姓[38]，而《唐会要》指出伊特勿失可汗死于唐太宗时，因此这不是同一人。[13]

薛延陀後人的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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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延陀被唐朝所灭后，部落离散，除被後突厥统治外，迁入中原的薛延陀後人取以下姓氏（其中一些是其氏族名的音译）：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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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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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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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隋书·卷84》
  2. ^ 《通典·卷一百九十九·边防十五》：薛延陀，铁勒之别部也，（前燕慕容俊时，匈奴单于贺剌头率部三万五千来降，延陀盖其后。）与薛部杂居，因号薛延陀。
  3. ^ 包文胜. 薛延陀部名称与起源考. 内蒙古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0年7月, 42. 
  4. ^ Pulleyblank, "Central Asia and Non-Chinese Peoples of Ancient China", pp. vii, 21–26.
  5. ^ 段连勤 2006，第370頁
  6. ^ Golden, Peter. 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7–38. ISBN 978-0199793174. 
  7. ^ Theobald, Ulrich. (2013) "Xueyantuo 薛延陀, Syr Tarduš"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for ChinaKnowledge.de – An Encyclopaedia on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Art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8. ^ Cheng Fangyi. The Research on the Identification Between Tiele (鐵勒) and the Oghuric Tribe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83–84. [2024-01-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0-21）. 
  9. ^ Golden, Peter B. (August 2018). "The Ethnogonic Tales of the Türks". in 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21(2). 21 (2). p. 309
  10. ^ Kül Tigin Inscription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at Türik Bitig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1. ^ 包文胜. 《贺兰部名称考释》. 《敦煌学辑刊》. 2013, (第1期): 73–78 [2023-08-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8-28） （中文（简体））. 
  12. ^ 杜佑《通典·卷199》：“薛延陀，鐵勒之別部也。前燕慕容儁時，匈奴單于賀剌頭率部三萬五千來降，延陀蓋其後。與薛部雜居，因號薛延陀。可汗姓壹利吐氏，代為強族。”
  13. ^ 13.0 13.1 Tang Huiyao, vol. 96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檔，存档日期2007-10-11.
  14. ^ 《旧唐书·卷199》
  15. ^ Zuev 2004，第1-15頁
  16. ^ Atwood, Christopher P., "Some Early Inner Asian Terms Related to the Imperial Family and the Comitatu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13).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14. p. 54 of 49–86, note 27
  17. ^ Zuev 2004，第1-15頁
  18. ^ Zuev 2004，第1-19頁
  19. ^ 段连勤 2006，第362，388-389，430頁
  20. ^ 柏楊 & 1988（46），第11651–11654頁
  21. ^ 段连勤 2006，第414-415頁
  22. ^ 段连勤 2006，第438-439頁
  23. ^ 柏楊 & 1988（46），第11784–11785頁
  24. ^ 柏楊，《中國人史綱》，第二卷，512頁
  25. ^ Bilge Khagan inscript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line 1 at Türik Bitig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6. ^ Ergin, Muharrem (1980). Orhun Abideleri (Turkish). İstanbul: Boğaziçi Yayınları. pp. 33, 52
  27. ^ Klyashtorny, Sergey (2005). "The Polovcian Problems (II): Qipčaqs, Comans, and Polovcian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58 (3). p. 243 of 243–248
  28. ^ 薛居正 《旧五代史·卷25》
  29. ^ 欧阳修 《新五代史·卷4》
  30. ^ 欧阳修 《新五代史·卷4》
  31. ^ Atwood, Christopher P. The Notion of Tribe in Medieval China: Ouyang Xiu and the Shatup Dynastic Myth. Miscellanea Asiatica. 2010, (16): 600–604 [2024-01-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5-26）. 
  32. ^ Barenghi, Maddalena. Representations of Descent: Origin and Migration Stories of the Ninth- and Tenth-century Turkic Shatuo (PDF). Asia Major. 3d. 2019, 32 (1): 62–63 [2024-01-19].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2-02-14）. 
  33. ^ Ercilasun, (1985), p. 59
  34. ^ Hatice Şirin, (2016), Bombogor Inscription: Tombstone of a Turkic Qunčuy ("Princess"), p. 6
  35. ^ 柏楊 & 1988（45），第11633頁 称真珠可汗为“乙失乙男”。
  36. ^ 段连勤 2006，第371-372頁
  37. ^ 段连勤 1988，第22頁
  38. ^ 见《资治通鉴·卷204》。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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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唐书》卷217
  • 《资治通鉴》卷192、193、194、195、196、197、198、199
  • 馬長壽. 《突厥人和突厥汗國》.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 ISBN 9787563359950. 
  • 柏楊. 《白话版资治通鉴》（第45卷）.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1988（45）. ISBN 957-32-0868-7. 
  • 柏楊. 《白话版资治通鉴》（第46卷）.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1988（46）. ISBN 9789573208709. 
  • 段连勤. 《隋唐时期的薛延陀》. 西安：三秦出版社. 1988. ISBN 7-80546-024-8. 
  • 段连勤. 《丁零、高车与铁勒》.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ISBN 9787563363391. 
  • Zuev, Yu.A., Xueyantuo Khaganate and Kimeks. ([A Contribution] to Turkic ethnogeography of Central Asia in the middle of 7th century), No 1 pp 11–21, No 2 pp 3–26, Almaty: Oriental Studies Institute, 2004 （俄语） 
  • Zuev, Yu.A., Horse Tamgas from Vassal Princedom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omposition "Tanghuyao" of 8-10th centuries), Alma-Ata: Kazakh SSR Academy of Sciences, 1960 （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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