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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東亞共榮圈

大東亞共榮圈,或東亞新秩序,為大日本帝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提出的亞細亞主義。其覆蓋地區包括東亞、東北亞、南亞和大洋洲等地,主張在日本的帶領下“從歐美列強的統治中解放亞洲”,建立“相互尊重、彼此獨立”、“共存共榮的新秩序”之政治聯合體。1945年8月15日,隨著日本投降後,大東亞共榮圈也隨之解體。

大東亞共榮圈
大東亜共栄圏日文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英文
大日本帝國(大東亞共榮圈)的最大範圍(1942年)
大日本帝國(大東亞共榮圈)的最大範圍(1942年)
國家和地区
面积
 • 总计 7,955,200 平方公里(3,071,500 平方英里)
人口
 • 總計 4.85871億
时区
  • UTC +7:00 ~ +9:00
語言 日語
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 大東亜共栄圏
假名 だいとうあきょうえいけん
平文式罗马字 Daitōa kyōeiken
日語舊字體 大東亞共榮圈

目录

起源與背景编辑

19世紀未至20世紀初,雖然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進行現代化而躋身列強工業國家,但同時缺乏礦產資源,長久則衰。此時,日本教育家福澤諭吉在其著作《脫亞論》中,認為日本與中國是近鄰關係。而日本已經成功現代化,但中國仍然是落後地方,所以他認為要幫助中國改善和建設,否則中國將會牽連日本,使日本也受到損害。“大東亞共榮圈”思想的出現,起初只是一種“將亞洲諸國從西方殖民者的手中解放出來”的主張。這類理想主義受到民眾普遍歡迎,也吸引了一部分亞洲國家的反殖民主義獨立運動支持者。但很快地,這個理想就遭到日本的軍國主義極端民族主義者利用,加以扭曲而打破。

日本以自身福祉為籍口發動了大東亞戰爭,其意識形態發展還經過遠因和近因的累積。19世紀的甲午戰爭朝鮮東學黨起義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日本提出《種族平等提案》被拒而退出國際聯盟[來源請求],以及昭和金融恐慌1929年華爾街股災成為導火線。1930年代,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正式對外侵略。

落實執行编辑

日本方面聲言將自己聯同「滿洲國」及中華民國三地接合,成為一個經濟聯合體特區,並且使用東南亞資源及南太平洋成為他的軍事防線。1938年11月3日,大日本帝國總理大臣近衛文麿發表「第二次近衛聲明」,號召建立「大東亞新秩序」,欲樹立「日滿中三國相互提攜,建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互助連環的關係」,以大日本帝國、東亞東南亞「共存共榮的新秩序」為目標。

1940年8月,近衛文麿首度明白指出「大東亞共榮圈」的名稱,及指明大日本帝國(含扶植政權、滿洲國朝鮮)、中華民國法屬印度支那半島荷屬東印度英屬印度英屬馬來亞(包括新加坡)、英屬香港英屬婆羅洲地區(包括砂撈越汶萊)及新幾內亞澳洲紐西蘭大洋洲地區與蘇聯西伯利亞東部為大東亞之範圍。大東亞共榮圈中,日本本國與滿洲國、中國(汪精衛政權)為經濟共同體。東南亞作為資源供給地區。南太平洋為國防圈。

為實現大東亞共榮圈,1942年日本內閣設立大東亞省,並於1943年11月5日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满洲国(代表:首相张景惠)、中國的汪精衛政權(代表: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汪精衛)、泰國(王子汪歪搭雅昆·瓦拉汪;唯一實質獨立的參與國)、菲律賓自由邦(總統何塞·帕西亞諾·勞雷爾)、緬甸國(總理巴莫)、自由印度臨時政府(首席代表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等共同召開大東亞會議,並在會後發表《大東亞共同宣言》揭暨其目標。「大東亞建設局」扮演了重要角色。

面積與人口编辑

合計795.52萬平方公里,48587.1萬人(即4.85871億人)

結果與影響编辑

近代以來,亞洲諸國多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遭受文化和經濟上的雙重剝削。西方白色人種更在種族優越論等思潮的影響下,歧視亞洲黃色人種,甚至蔑稱他們為“黃猴子”。在這種背景下,由同是黃色人種構成的日本提出的“平等共榮”的大東亞共榮圈,吸引了很多亞洲諸國的獨立運動者與之合作。後來成為緬甸首任總理的巴莫博士曾在“大東亞會議”上激動地陳述:“我們再次發現到我們自己是亞洲人,發現到我們流著亞洲人的血液,就是這份熱血能夠救贖我們,並把亞洲給歸還給我們。因此,讓我們朝向大道的終點邁開步伐,十億的東亞人邁向東亞人將會永遠自由、繁榮,並且終究會找到他們自己歸宿的新世界。”[1] 時任菲律賓總統的何塞·帕西亞諾·勞雷爾也曾表示:“十億的東方人,十億的大東亞的人們,他們怎麼能被統治呢,特別是其中大多數還是被英國和美國所統治?”[1]雖然日本被認為是侵略者,但是日本軍隊排除東南亞殖民地宗主國的勢力,讓菲律賓、緬甸等國獨立,並且企圖建立現代化體制,其行為客觀上激發了亞洲各國的獨立運動。日本戰敗後,大東亞共榮圈雖然煙消雲散,但亞洲諸國的獨立運動卻再也無法阻擋。

然而,由於“大東亞共榮圈”失敗,事後被批評其本質是美化戰爭。亞洲多地被日本實際佔領,被指很多“獨立”政府實際上是日本和皇軍的傀儡政權而受其控制。當時正值跟英美列強交戰的日本,必然從其東南亞佔領地大量掠奪大米、橡膠、錫、石油等戰略資源。日本軍國主義者更宣揚大和民族優越論,認為日本有權統治亞洲其他各民族。時任緬甸總理的巴莫博士曾抱怨道:

“這些軍國主義者眼中只有‘皇國至上’,不僅如此,他們還堅持所有與他們打交道的人也得接受這個觀點。在他們看來,只有日本人的做法是正道,只有日本的利益才是真正的利益,亞洲諸國只有一個命運,那就是成為像滿州人和朝鮮人那樣的永遠的‘皇國’臣民。這些種族主義觀點⋯⋯讓任何日本軍國主義者與我國人民之間的真正理解變得毫無可能。”[2]

“大東亞共榮圈”實際上只考慮日本利益,而將亞洲其他各國的利益放在其次,並非是真正的平等。因此,當日本於二戰戰敗、大東亞共榮圈解體之時,亞洲諸國並未出現多少同情日本的聲音。[3]

參看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1.0 1.1 John., Toland,. Di guo luo ri : da Riben di guo de shuai wang, 1936-1945 Chu ban. Xinbei Shi Xindian Qu: Ba qi wen hua. 2015. ISBN 9789865842529. OCLC 910841329. 
  2. ^ Lebra, Joyce C. (1975).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II: 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 p. 157.
  3. ^ Lebra, Joyce C. (1975).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II: 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 p. 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