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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東亞共榮圈

日本擴張疆土的主張

大東亞共榮圈,或東亞新秩序,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由當時的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提出的外交構想,是圍繞着擴張日本的領土及勢力範圍而規劃的一整套外交策略。其思想植根於日本古代既有的八纮一宇扩张传统,並作為幕末大陆政策的一個延申。大東亞共榮圈亦受到日本帝國早期最具影响力的軍閥山县有朋的擴張理論影響。山县在《外交政略论》中明確宣稱「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並提出組建一條圍繞日本列島的「防衛圈」,以維護日本的利益,並確保日本的安全。山县有朋也被視作日本的「軍國主義之父」。

大東亞共榮圈
大東亜共栄圏日文
大日本帝國(大東亞共榮圈)的最大範圍(1942年)
大日本帝國(大東亞共榮圈)的最大範圍(1942年)
國家和地区
面积
 • 总计 7,955,200 平方公里(3,071,500 平方英里)
人口
 • 總計 4.85871億
时区
  • UTC +7:00 ~ +9:00
語言 日語
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 大東亜共栄圏
假名 だいとうあきょうえいけん
平文式罗马字 Daitōa kyōeiken
日語舊字體 大東亞共榮圈

在大東亞共榮圈的前提下,戰時日本對佔領地區基本上會實施懐柔政策,只有少數情况會進行軍事鎮壓,日本人也積極在東南亞鼓动當地人的反殖民情緒。歷史上的大東亞共榮圈的實際範圍覆蓋整個戰時日軍佔領區,即東北亞及東南亞各地,而構思中的範圍應包括整個東亞大陸及西太平洋諸島,其西部邊界將與纳粹德國在中亞接合。1945年8月15日,隨著日本投降,大東亞共榮圈也隨之解體。戰時日本人對佔領區施行的懐柔手段,在某程度上間接激發了戰後東南亞各國、以及印度次大陸的獨立運動,大範圍地塑造了今日亞洲的政經局面。

目录

背景编辑

幕末的外交策略编辑

日本人的大東亞構想是承接自日本古代的扩张传统(見八纮一宇),日本人一直有征服大陸的願境。同时也深受十九世纪西方列强侵略扩张政策的影响。在德川幕府末期,已有许多日本经世学家提出了日本向外侵略扩张的理论,认为日本应跳出岛国的局限[1]林子平在《海国兵谈》中提出“海防论”,主张以邻近地区为侵略目标[2]本多利明在在1798年出版的《经世秘策》和《西域物语》等著作中认为,日本应以征服世界为终极目标,为此他提出向勘察加半岛满洲库页岛等地扩张,并实行欧洲的“开拓制度”(即殖民制度)[3][4]

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日语混同秘策》中极其细致地阐述了征服中国的具体方案,他的先侵略满洲再征服中国、西侵东亚大陆与南侵东南亚并进的扩张路线,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日本陆军日本海军[5]。佐藤的理论比较成系统且具体,他提出的以朝鲜和中国为主要侵略目标甚至侵占印度的主张,在当时虽然是不切实际的,但在明治时期,佐藤的思想受到日本政府的实际主持者大久保利通等人的看重,他的扩张主义思想随其著作的出版在日本广为传播,奠定了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基础[6][7]

新日本的擴張主義编辑

1895年4月,山县有朋提出了一份旨在扩大日本军备力量的意见书《外交政略论》,日本国防战略思想从「维护主权线」彻底转向「扩张利益线」,使日本後來更主張「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外交政略论》的內容明確指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域。所谓主权线乃国家之疆域,利益线系与主权线紧密相关之邻近区域是也。凡能保全主权线及利益线者,方成为国家。当今列国并立,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防卫利益线。」。在19世紀,日本已在明治維新後的改革取得成果,及往後在日清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使日本成功躋身為當時世界上僅有的幾個有能力主宰世界發展的列強

朝鮮東學黨起義。1920年代,由大萧条导致的昭和金融恐慌促使日本加速大陆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编辑

1930年代,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正式與中華民國宣戦。1940年8月,近衛文麿首度明白指出「大東亞共榮圈」的名稱,及指明大日本帝國(含扶植政權、滿洲國朝鮮)、中華民國法屬印度支那半島荷屬東印度英屬印度英屬馬來亞(包括新加坡)、英屬香港英屬婆羅洲地區(包括砂撈越汶萊)及新幾內亞澳大利亚紐西蘭大洋洲地區與蘇聯西伯利亞東部為大東亞之範圍。大東亞共榮圈中,日本本國與滿洲國、中國(汪精衛政權)為經濟共同體。東南亞作為資源供給地區。南太平洋為國防圈。

日本方面聲言將自己聯同「滿洲國」及中華民國三地接合,成為一個經濟聯合體,並且使用東南亞資源及南太平洋成為他的軍事防線。1938年11月3日,大日本帝國總理大臣近衛文麿發表「第二次近衛聲明」,號召建立「大東亞新秩序」,欲樹立「日滿中三國相互提攜,建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互助連環的關係」,以大日本帝國、東亞東南亞「共存共榮的新秩序」為目標。

1942年日本內閣設立大東亞省,並於1943年11月5日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满洲国(代表:首相张景惠)、中國的汪精衛政權(代表: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汪精衛)、泰國(王子汪歪搭雅昆·瓦拉汪;唯一實質獨立的參與國)、菲律賓自由邦(總統何塞·帕西亞諾·勞雷爾)、緬甸國(總理巴莫)、自由印度臨時政府(首席代表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等共同召開大東亞會議,並在會後發表《大東亞共同宣言》揭暨其目標。「大東亞建設局」扮演了重要角色。

結果與影響编辑

在當時大國競爭的背景下,日本構思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以保障日本在東北亞的利益,及試图控制當時主要由英国、法国、荷兰佔據的東南亞。日本在宣传大東亞共榮圈時,也積極鼓動當地的民族去反抗其殖民者。後來成為緬甸首任總理的巴莫博士曾在“大東亞會議”上激動地陳述:“我們再次發現到我們自己是亞洲人,發現到我們流著亞洲人的血液,就是這份熱血能夠救贖我們,並把亞洲給歸還給我們。因此,讓我們朝向大道的終點邁開步伐,十億的東亞人邁向東亞人將會永遠自由、繁榮,並且終究會找到他們自己歸宿的新世界。”[8]時任菲律賓總統的何塞·帕西亞諾·勞雷爾也曾表示:“十億的東方人,十億的大東亞的人們,他們怎麼能被統治呢,特別是其中大多數還是被英國和美國所統治?”[8]雖然日本被認為是侵略者,但是日本軍隊排除東南亞殖民地宗主國的勢力,讓菲律賓、緬甸等國獨立,並且企圖建立現代化體制,其行為客觀上激發了亞洲各國的獨立運動。日本戰敗後,亞洲諸國的獨立運動卻再也無法阻擋。

然而,由於“大東亞共榮圈”失敗,事後被批評其本質是美化戰爭。亞洲多地被日本實際佔領,被指很多“獨立”政府實際上是日本和皇軍的傀儡政權而受其控制。當時正值跟英美列強交戰的日本,必然從其東南亞佔領地大量掠奪大米、橡膠、錫、石油等戰略資源。日本軍國主義者更宣揚大和民族優越論,認為日本有權統治亞洲其他各民族。時任緬甸總理的巴莫博士曾抱怨道:

“這些軍國主義者眼中只有‘皇國至上’,不僅如此,他們還堅持所有與他們打交道的人也得接受這個觀點。在他們看來,只有日本人的做法是正道,只有日本的利益才是真正的利益,亞洲諸國只有一個命運,那就是成為像滿州人和朝鮮人那樣的永遠的‘皇國’臣民。這些種族主義觀點⋯⋯讓任何日本軍國主義者與我國人民之間的真正理解變得毫無可能。”[9]

“大東亞共榮圈”實際上只考慮日本利益,而將亞洲其他各國的利益放在其次,並非是真正的平等。因此,當日本於二戰戰敗、大東亞共榮圈解體之時,亞洲諸國並未出現多少同情日本的聲音。[10]

參看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禹露(2010)
  2. ^ 禹露(2010)
  3. ^ 禹露(2010)
  4. ^ 赵阶琦(2005)
  5. ^ 禹露(2010)
  6. ^ 薛子奇(2004)
  7. ^ 翟文奇(2006)
  8. ^ 8.0 8.1 John., Toland,. Di guo luo ri : da Riben di guo de shuai wang, 1936-1945 Chu ban. Xinbei Shi Xindian Qu: Ba qi wen hua. 2015. ISBN 9789865842529. OCLC 910841329. 
  9. ^ Lebra, Joyce C. (1975).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II: 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 p. 157.
  10. ^ Lebra, Joyce C. (1975).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II: 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 p. 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