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年至1842年中英兩國因交易鴉片引發的戰爭
(重定向自第一次鴉片戰爭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語:First Opium War),又称鸦片战争[2]:275,是公元1840年(道光二十年)至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期间,清朝英国由于外交观念和贸易政策上的冲突而爆发的战争。战争以鸦片贸易为导火索,以英国远征舰队炮击清朝为起点,最后以清朝战败、签订《南京条约》告終[3]

鸦片戰爭
鸦片戰爭的一部分
鸦片战争.png
鸦片战争形势图
日期1840年-1842年
地点
中國沿海
结果 英國胜利,簽署南京條約
领土变更 割讓香港島英國
参战方
大清

英國

指挥官与领导者

林則徐
琦善
杨芳
奕山
伊里布
颜伯焘
奕经
牛鉴
耆英

关天培 

亨利·坦普尔
查理·义律
喬治·懿律
伯麥
砵甸乍
威廉·巴加

郭富
兵力
八旗绿营:200,000人 东方远征军:19,000人
伤亡与损失
阵亡:3100余人
受伤:4000余人[1]
阵亡:69人
受伤:451人

此场战争是近代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船堅砲利迫使清政府打開閉關锁国的大门,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國大陸認為,鴉片戰爭是中國由封建社會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之一個歷史轉折點,使中國社會性質開始發生根本變化[4]:35

背景编辑

外交衝突编辑

中國對外政策编辑

公元十九世紀以前,中西沒有邦交,其原因有二[5]:2。在經濟層面,中國地大物博,農業社會自給自足,對外通商只是「嘉惠遠人」、用以羈縻懷柔的政策[6];加上中西相隔遙遠、交通不便,中西的交通必須繞過非洲定南的好望角,從倫敦廣州最快也需三個月,因此商業發展不大[5]:2。在政治層面,中國自視為天朝上國宗主國),視外國為蠻夷(藩屬國),認爲洋人到來都是傾心慕化和納貢稱臣[6];其時中國不承認他國的平等地位,把來華的西洋人當作琉球人、高麗人看待,外人到來必須尊中國為上國並以藩屬自居。當時中國認爲沒有聯絡外邦的必要,並無「外交」的觀念,對外只有「剿夷」和「撫夷」兩種政策,這個體統和儀式問題就成爲邦交的大阻礙[5]:2

中西陸路關係,末以至南宋,不復存在[2]:5明代「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一語,充分表露出狹隘的漢族至上意識,延邊遍置關隘,顯然不是進取之象[2]:5。明朝對於南海諸國,雖曾加招諭,但只求其不爲中國之患,繼以倭寇之故,下令禁海,禁止對外貿易[2]:5。直到公元1567年(隆慶元年),福建巡撫涂澤民請求開放海禁,實施「船引」制度獲准,但明政府只開放福建漳州的月港一處通商口岸[7]。千餘年來,中國視海上互市為財源,到了明朝則視爲禍患,「終明一代,通倭之禁甚嚴」,亦即海禁甚嚴,中國遂真正進入閉關時代,認爲與外族接觸害多於利,甚至有害無利[2]:6

自明朝中葉(十五世紀末)起,歐洲航海技術日漸昌明,各國政府大多獎勵航海事業,以葡萄牙政府最爲盡力[8]:694。自1514年(正德九年)起,葡人屢次前往廣東屯門(今廣東寶安縣南)經商,獲利頗厚[8]:694。三年後,葡印度總督遣使至廣東,要求締約通商,明政府拒絕,但葡人盤據屯門不去,曾一度被明政府武力驅逐;其後葡人來者日增,多居於澳門泉州寧波等地,但泉州、寧波的葡商後來被官民驅逐,令澳門成爲葡人遠東貿易的要港[8]:694-695。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政府在澳門設官置戎,視之為殖民地,明政府亦不拒絕,僅收其地稅[8]:695。明朝後期,西班牙人也東來經營貿易[8]:695

清初為了削弱鄭成功等海上抗清力量,迫令沿岸居民內遷,不許船隻出海,再度實行海禁封鎖大陸[2]:12。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鄭成功之孫鄭克塽投降,清軍佔領臺灣。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朝正式開海,准許百姓對外貿易[9],並在粵東的澳門(一說廣州)、福建的漳州府、浙江的寧波府和江南的雲台山分別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和江海關。江、浙、閩、粵四大海關總領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關口岸,通常下轄十幾至幾十個海關口岸[10]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以海防重地規範外商活動為理由,通知洋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11],稱爲「一口通商」。清政府對貿易採取嚴格限制的政策,把對海外貿易城市限於广州一口,並且規定外國商人銷售商品和購買土貨都必須通過廣州十三行的「行商」之手[4]:6

英国外交挫敗编辑

 
18世纪的广东十三行

自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起,廣州是唯一通商口岸,對於外商的限制更嚴,勒索更重,令外商更爲不滿[2]:37。以往廣州有「稽查管束夷人條例」,至是兩廣總督復訂立《防範外夷規條》五事,主要用意在制止外人與人民往來[2]:37,內容包括:

  1. 嚴禁外商在廣州過冬,如屬必要,可去澳門,次年必須返國;
  2. 外商必須居於商館,不得攜帶武器,商館由行丁把守,夜晚禁錮,出入由通事隨行,買賣貨物經由行商;
  3. 禁止行商領借外商資本以及外商雇用漢人役使;
  4. 禁止內地人民為外商傳遞書信;
  5. 加派要員稽查商船停泊之處[2]:37

此後清政府對規條進行了多次增補,如規定外人不得坐轎、不得學習中文,外國婦女不得進入廣州等[12]:148。除來華貿易外,規定武器、米糧、、鐵鍋、廢鐵和各種鐵器都不准出口,蠶絲綢緞也有出口數量規定。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清政府恢復公行,專辦對外貿易,對外商嚴加限制,不准外商與官員直接接觸,指定須由公行與外商聯繫,使公行成為外商與中國官府聯繫的中介[13]。原本清政府所定的海關稅則只有不過4%,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規極其繁重,連同正稅要徵收貨價的20%左右,加上官吏違法將稅則保密以便隨意上下其手,導致外人每次納稅都要經過漫長的交涉[5]:4。行商税吏巧立名目,額外費用多達六十餘種,引起外商不滿,並助長了走私風氣[14]。加上「一口通商」令原本產於江蘇浙江福建等地的生絲茶葉全須運往廣州,造成運輸費用劇增和茶葉變質的問題,這都讓外商更爲不滿[15]

當時歐洲人視乾隆皇帝爲一個模範的開明君主[5]:5。英國人以爲,在華通商所遇到的困難都只是廣州地方官吏所致,如果能讓乾隆皇帝知道,他必定願意改革[5]:5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洪任輝明知有「一口通商」禁令,於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隨英船收泊定海,被地方官拒絕,隨即携同預先準備好的呈文,直接前往大沽,上北京申訴[2]:36。洪任辉通过直隶总督向乾隆皇帝递交诉状,希望清朝开放多个通商口岸。呈文中所控條款包括广州海关勒索陋規、行商拖欠貨銀、保商制度多弊[2]:36-37。乾隆皇帝以洪任輝「勾串內地奸民,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罪名,圈禁澳門三年[16][2]:37

1787年,英國派出以查爾斯·艾倫·卡斯卡特為正使的使團訪華,是英國政府第一次遣使來華,目的是擴大對華貿易,增開通商口岸。此次出使因卡斯卡特在來華途中病逝而夭折[17]

 
描繪乾隆帝接見英使馬戛爾尼的西方漫畫(1792年出版)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國續派前出使俄國並擔任過印度孟加拉長官之喬治·馬戛爾尼特命全權大使斯當東副之,隨員80餘人,包括天文數學家、藝術家、醫生,和95名衛兵,由兵船護送,費用歸東印度公司負擔[2]:39。所攜「貢品」,約值1萬5千餘英鎊,內有天文、地理儀器、圖書、毯氈、軍用品、車輛、船式,總計600箱,俱為用心選購,以表示英國之文明[2]:39。英國政府給馬戛爾尼的訓令要他竭力遷就中國的禮俗,惟必須表示中英的平等[5]:5。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8月,馬戛爾尼一行抵達北京[2]:39清朝以為英使是為向乾隆帝賀壽而來,稱使團帶來的禮物是貢物。乾隆皇帝要馬戛爾尼跪拜,他只肯行英式一膝一跪之禮,堅持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禮,乾隆皇帝大為不懌[2]:39;後來英國使團有條件地答應,條件為將來中國派使團到倫敦時亦須向英王行跪拜禮,或是中國官員向使團所帶來的英王畫像行跪拜禮,但清廷官員拒絕接受[5]:5。直到見到國書,才知道英使之來,並非專為賀壽,實際上別有請求,決定要他早日離去[2]:39。駕返北京後,軍機大臣和珅將乾隆皇帝致英王喬治三世(King George III)的敕書和禮物發給馬戛爾尼,含有逐客之意[2]:39。敕諭的措辭全是上國口吻[2]:39

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今爾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

乾隆皇帝在敕諭中宣稱,雖然中國甚爲嘉許英國「傾心向化」、遣使前來的恭順之誠,但無法滿足英方派代表來北京居住的請求,理由是「與天朝禮制不合」[12]:158;馬戛爾尼又以書面列舉請求,包括增開通商口岸、減免和訂明關稅等,但全部都在乾隆皇帝的敕諭中被駁回[12]:157-159

馬戛爾尼沮喪之餘,先後由軍機大臣和兩廣總督護送,自北京取道運河南下,經杭州、廣州返回英國[2]:40。馬戛爾尼在中國五個多月,接觸不少中央、地方官員,見聞了不少政治、軍事、社會實情,深感中國人的知識淺陋,官吏貪污,人民困苦,武備廢弛,一切虛有其表[2]:40。兩年後,英王喬治三世來書,希望「相依相交,公平恩待」,乾隆皇帝的回答是要他「益利盡誠,永承恩眷」[2]:40。可見,中英雙方在外交觀念上南轅北轍[2]:40

英國政府再應東印度公司之請,決定再派大使來華,人選為阿美士德,主要使命為確定公司在廣州權益,中國不得任意停止貿易,英人得自由與華商買賣,推廣口岸[2]:41。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阿美士德抵達天津,跪叩禮節問題隨之而來[18]:20嘉慶皇帝認為英使拒行此禮,是存心違抗,必須預行演習,否則不准瞻覲[18]:20。阿美士德被帶至圓明園宮門附近,仍拒行三跪九叩之禮[2]:39嘉慶皇帝以「中國為天下共主,豈能如此侮慢倨傲?」[2]:39立予驅逐出國[2]:39

中英关系紧张编辑

英國與葡萄牙在第二次反法同盟結盟對抗法國的拿破崙。英國以幫助葡萄牙捍衛其遠東殖民地的名義,兩次出兵葡屬澳門,企圖藉機佔領澳門,澳門則向清廷求助[19][20]。1801年,葡萄牙在橘子戰爭英语War of the Oranges失利,英國派出六艘載有數百名士兵的英國戰艦於1802年(嘉庆七年)3月18日抵達澳門氹仔附近海域,试图登陆澳門,两广总督覺羅吉慶劝阻無效而採取斷糧手段。7月,英軍得知英、法簽訂《亞眠和約》而離去[21]。1808年(嘉慶十三年),清朝水師擊退13艘侵擾清朝東南沿海、闖入虎門的英國兵船[4]:3。英軍在嘉慶帝調兵威脅下放棄佔領澳門的企圖[21][22]。1825年(道光五年),英國爆發第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4]:3。為擺脫經濟危機,英國資產階級在國內加緊壓榨工人,在國外掠奪殖民地,鼓吹戰爭[4]:3。1827年(道光七年),馬地臣在澳門創辦《廣州記事報》,公開鼓吹侵略[4]:3

1832年2月26日(道光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十三行派遣間諜林赛改名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冒充阿美士德爵士号英语Lord Amherst船主,和郭士立南澳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威海衛等口岸測繪地形,搜集政治、經濟、軍事情報,遞交英國外交大臣帕麥斯頓[4]:3-4。胡夏米报告节录如下:「上海地理位置的重要仅次于广州,它的商业十分活跃,如果欧洲商人准许来上海贸易,它的地位更能大为增进,外国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这样大的商业活动区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视,实在太令人奇怪了[23]。中国全体海军船只,不能阻止一只商船进口,真是怪事[24]南澳是广东第二个海军基地,一半位在广东,一半位于福建,它是总兵提督的驻地,在他的指挥下,共有军人5237人,其中4078名属广东,1159名属福建,但是这些军队的存在,除了在花名册中以外,是很值得怀疑的。」[24][25]

1832年(道光十二年)發生了一件意義深遠的事件,使得中英關係大大惡化——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被取消[12]:170。次年,英国国王任命上议院议员、海军将官律劳卑(Napier, Lord W.J.)为驻华商务正监督,左右副監督各一人[2]:44。這個事件標誌著中英關係已發生根本性變化,「英國政府」替代了「東印度公司」與中國交往,官方關係替代了非官方關係[12]:171。然而,中國人絲毫未能理解這一變化的政治含義,也沒有做任何準備來應付這一新形勢[12]:171

1834年7月15日(道光十四年六月九日),律勞卑抵達澳門[2]:45。7月21日(六月十五日),两广总督卢坤命行商轉告律勞卑「如欲來省,須待先行奏明請旨」,但律勞卑不待奏明,率先於7月25日(六月十九日)到達廣州商館[2]:45。律勞卑發了一封平行公函給盧坤,要求建立平等的中英外交關係[26]:531。盧坤視此舉為大逆不道,認爲即使是英國官員「亦不能與天朝疆吏書信平行」[27]:24,並稱「天朝大臣,例不准與外夷私通書信」[2]:45。盧坤拒絕接受信函和直接會面,呼籲律勞卑遵守舊制,並要求他立即返回澳門[26]:531;但律勞卑不服,堅持要求平等待遇[27]:24。這令中英雙方就公函「平行款式」問題僵持不下[2]:45

1834年8月26日(七月二十二日),律勞卑發出佈告,指摘盧坤「固執不明」,囑咐英國商人不必以封艙為顧慮[2]:45。十日之前,中英貿易實際上已經停止[2]:45。9月2日,盧坤亦發出佈告,斥責律勞卑「妄自尊大」「自絕天朝」,正式封艙[2]:45-46。卢坤下令全面终止与英国贸易,并派兵包围英國商馆,撤走所有清朝佣工,严禁人民向英人提供任何食物、水和藥物。律勞卑立即召集兵船駛如內河,炮轟虎門炮台,盧坤亦調兵增防[2]:45-46。後來英商不願貿易長久停止,與公行達成和解[2]:46。9月21日(八月十九日),律劳卑及兵船離開黃埔,中英貿易隨之恢復,雙方爭執暫告一段落[2]:46

律勞卑在廣州時已染重病,回到澳門後病逝[2]:46。此後兩年,繼任駐華商務正監督的德庇時(John F. Davis)和乔治·罗宾逊英语George Robinson, 1st Marquess of Ripon(George Robinson)都採取消極的靜默政策[2]:46。當時英國內閣改組,亦主張以和協的方式改進對華關係[2]:46。廣州的英商不滿,聯名上書,請求派遣全權代表率領船艦,要求撤懲盧坤,賠償損失,加開口岸[2]:46

自律勞卑失敗以後,對華貿易已陷入不穩定的、無保護的狀態,橫受行商和地方政府的勒索與禁阻。於是,不列顛的財產每日都處於危險狀態之中……我們的產業可能被癱瘓,我們的稅收可能每年遭受四百至五百萬英鎊的損失。因此,我們以最迫切的心情呈請不列顛政府施展保護英商的威力。

——〈曼切斯特商會上首相邁爾本與外交大臣巴麥尊備忘錄〉,1836年(道光十六年)2月[28]:15-16

1836年,巴麥尊重掌外部,副監督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力請積極行動,巴麥尊隨即派他為正監督,一稱領事[2]:46-47。義律試圖與廣州當局接觸,放棄過去兩年的靜默政策,照舊經過行商,具稟兩廣總督鄧廷楨,請求前往省城,管治英國商賈、船夫[2]:47。同年,英國資本家成立「倫敦東印度和中國協會」,這個協會經常向英國政府提供情報,敦促英國政府加緊侵略中國[4]:4

經鄧廷楨奏准,1837年4月,義律到達廣州,鄧廷楨拒絕與他直接往來,巴麥尊又訓令他不准提稟,不許由行商代轉,他只好返回澳門[2]:47。此時鴉片停運問題漸趨嚴重,次年英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他倫(Sir F. Maitland)奉命前往廣東,義律再到廣州,改向鄧廷楨投遞書信,請他與馬他倫互相以「平行格式」致函,但遭鄧廷楨原封駁回[2]:47。至此,中英兩國就國交問題,相持不下[2]:47。義律揚言要用武力對付中國[4]:4。同年,曼切斯特商會以及與中英貿易有關的「倫敦東印度和中國協會」,多次向英國政府請求幫助打開中國市場[29]

貿易衝突编辑

對華貿易逆差编辑

十八世紀,貿易順差的有利地位嚴重偏向中國一邊[12]:165,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中國人在對外貿易上經常是出超,白銀不斷地從印度、英國和美國流入中國[30]:2。當時中國對英國的輸出首為茶葉,次為絲綢、土布、瓷器[2]:47。十八世紀,飲茶成爲英國的一種國民風尚,英國人對茶葉的需求非常大[12]:146。英國從中國輸入茶葉量在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不超過16,167,331磅,到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便達到50,714,657磅,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是57,584,561磅,需求量增長非常迅速[30]:4。隨著茶葉銷量的增長,英國對茶葉的進口稅一度高達100%,甚至引發了走私茶葉的現象[12]:146;爲了打擊茶葉走私,英國政府在1784年將茶葉進口稅降至12.5%,但中國茶葉仍為英國提供了十分之一的國庫收入[12]:146

英國紡織業重鎮曼徹斯特的一個工廠主曾經說:

如果每個中國人的襯衣下擺加長一英寸,我們的工廠就得忙上數十年!只要能夠打開這個壁壘就好了。[31]

英國完成工業革命後,需要一個廣大的市場作為貨品出口地,而中國剛好符合此條件[32]:282。英國早期對華輸出的貨物,包括毛織品、金屬、鐘錶、玻璃,以及來自印度的棉花、棉織品[2]:47。然而,在男耕女織的中國農村經濟自給的情況下,英國商品在中國缺乏市場[2]:47。1827年(道光七年)以前,英國多次在廣州試售英國印花布、剪絨及天鵝絨,虧本達60%以上;1826年(道光六年)輸入棉布,也虧本10%左右[4]:6。故此,英商要交易茶葉唯有用白銀購買[2]:47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至98%的黄金,只有10%的货物是商品[12]:165。1781-1790年(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五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1800-1810年(嘉慶五年至十五年)则达2,600万两[12]:165。十八世紀前期,英國輸入中國的貨值,經常不及進口白銀的十分之一[2]:47;在歐洲盛行重商主義、重視現金的時代,英人認爲這是國家的巨大損失[2]:47

鴉片戰爭前中英貿易概況表(1790-1833年)[33]
年份 華輸英貨值

(銀元)

英輸華貨值

(銀元)

英國入超(即貿易赤字)情況
1790-1799 11,563,686 10,380,706 1,182,980(平均每年約118,298)
1817-1819 8,060,271 7,646,777 413,494(平均每年約137,831)
1820-1829 20,031,631 14,116,591 5,915,040(平均每年約591,504)
1830-1833 9,950,286 7,335,023 2,615,263(平均每年約653,816)

十九世紀前,英國對華貿易一直有大量逆差(即「入超」)[32]:282。英國在18世紀開始實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中國則以白银作為貨幣,由於與中國的所有貿易需以銀兩折算,令英國需要從歐洲大陸購入白銀作貿易用途,金銀一買一賣,英國利潤受損巨大[32]:282。稅率方面,中國對英國进口货物需要抽20%的稅率,同时由于海关官僚腐败和贪婪,使得除税率之外还产生許多不可预估的费用,英國爲此大爲不滿[32]:282。此外,十八世紀中葉起,爲了擴大對華貿易,外商開始向中國行商放高利貸,部分行商借貸過多而無力償還,令「商欠」事件頻頻發生,欠款數額越來越大,引起英商強烈不滿而發生糾紛,令中英矛盾更爲尖銳[26]:530-531

鸦片与中国编辑

由於十八世紀的廣州貿易順差嚴重偏向中國一邊,大量白銀流入中國[12]:165。當時不論中外的經濟學家都認爲金銀的輸出對國家有害,各國都想方設法增加貨物的出口和金銀的進口[5]:7。在中國的外商經過多年的實驗,發現鴉片是種上等的商品[5]:7

 
18世紀的中國鸦片吸食者

鸦片由罂粟提炼而来,在唐代中期(公元7世纪末或8世纪初)由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传入中国,中国人称其为“米囊”或简称“白皮”。明時稱為烏香、鴉片或阿芙蓉,南洋諸國以其為貢品,市鎮亦有貨賣,價值與黃金相等,葡萄牙人自印度來粵,輸入漸漸增加[2]:47。鴉片又稱為合甫融或阿片。16世紀晚年(明中葉),海關開始徵稅,列入藥材項下,與自菲律賓傳入之煙草混合吸食[2]:47。主要用来做止痛安神的药;为求享受而吸食鸦片的情况很少[34]:165。但在明朝中期開始,鴉片開始作為春藥受民間富有人家歡迎,明末醫學大家張介賓在《景岳全書》卷五十九《固陣》一條中收有七種含有鴉片成份的春藥;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也指出鴉片為時人房中術所用。

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中国开始出现吸食鸦片的记载,据称当时在台湾一些人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这种做法在17世纪60年代传到福建和广东,在那里,吸食的方式得到改进——吸食者就着灯火烧化鸦片,并用一根竹管来吸。吸食鸦片迅速成為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不久后甚至连穷人也沾上这种习惯。对鸦片的需求导致外国进口的鸦片增加,也导致在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和广东种植罂粟[34]:165[35]

清初其法益精,「煮土成膏,鑲竹為管,就燈吸食其煙,不數年流行各省,甚至開館賣煙」[2]:47。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帝以鴉片淫蕩傷人,予以禁止,但所指為煙草與鴉片合製之鴉片煙,並非鴉片本身[2]:47

 
18世纪英國在印度的鴉片儲存庫

十八世紀,英國商人發現鴉片在中國大有銷路,遂全力以赴[2]:47。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人取代葡萄牙人成为鸦片贸易的领头羊,同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得种植鸦片的垄断权——由孟加拉国掌管从播种到在加尔各答出卖成品的一切事宜[12]:166。東印度公司獲得印度鴉片的專賣權後,鼓勵栽種,管轄鴉片的運輸和銷售[2]:48。當時中國每年進口鴉片四千餘箱,漸增至六千餘箱,每箱售價自140銀兩上漲至350銀兩[2]:48。鴉片貿易的豐厚利潤吸引了幾乎所有的外國商人[12]:168,當中英國私家商號「怡和洋行」是最主要的鴉片貿易商[12]:168

1796年(嘉慶元年),嘉庆皇帝明令取缔鴉片的进口和种植[12]:166,中國裁停鴉片煙稅,視為禁品[2]:48。东印度公司在得知中国禁烟之后,转而将鸦片的销售权让给持该公司执照经营航运的港腳船[12]:166,進口有增無減[2]:48。1809-1817年(嘉慶十四年至二十二年)又有五次禁令,但仍歸無效,走私者與地方文武官員勾結分肥,港腳商船大量販運,於澳門、黃埔公開交易[2]:48。1834年(道光十四年),在英國本地商人的壓力下,東印度公司對中國貿易的壟斷專利被撤銷,銷售鴉片的商人增加,令流入中國的鴉片數量頓時大增[36]。鸦片商人泰勒说:“鸦片像黄金一样,我能在任何时候卖掉它。”[37]鴉片走私日益擴大,據不完全統計,1800年至1820年平均每年4,000餘箱,到1838年至1839年間猛增至近40,000箱[4]:7

鴉片輸入的迅速成長自然與中國對其需求的增長聯系在一起[12]:168。“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衍天下,自士大夫以致贩夫走卒,群而趋之,靡而不返”[38]。十九世紀初葉的煙民主要是一些富家子弟,但這種陋習逐漸擴散到政府官吏、商人、文人、婦女、僕役、兵丁,乃至僧尼與道士等[12]:168。在1838年時,廣東福建的烟館比比皆是[12]:168

吸食鴉片亦嚴重影響中國經濟[12]:169。清代的法定貨幣是銅錢,為民間所通用,國家的收支則以白銀爲準,人民納稅需按照銀價以銅錢繳抵[2]:49。中國的白銀產量不多,供不應求,銀價有漲無回;加上鴉片進口激增,白銀逐年外漏,無異於火上澆油,銀荒日益加劇[2]:49。19世紀30年代中後期,白銀外流的情況最爲嚴重,亦影響了中國市面上白銀與銅錢之間的兌換率[12]:169。1740年時,1兩銀換800文銅錢,而到1828年時,1兩銀值2,500至2,600文銅錢,清政府爲此增加了鑄造銅錢的數量[12]:169。結果,銀價上揚,錢價貶值,物價升高,人民納稅的負擔加重[2]:49

貿易形勢逆轉编辑

中國鴉片輸入與白銀輸出關係表[5]:10
年份 鴉片輸入

(箱)

白銀輸出

(銀元)

1800-1809 39,691 51,339,100
1810-1819 74,135 95,288,153
1820-1829 180,169 211,089,961
1830-1839 344,124 243,958,005

由於鴉片輸入激增,中英貿易逐漸變化,英國由入超變為出超,中國亦随之變為入超[39][40]。十九世紀初,中西的正規貿易,中國大致尚為出超[2]:48。根據行商的貿易出入貨簿,1812年(嘉慶十七年),中國進口貨價約爲1,270萬兩,出口約1,510萬兩;1813年(嘉慶十八年)的進口貨價約1260萬兩,出口約1290萬兩;但鴉片是違禁品,不入貨簿,如將鴉片合計,出入已不能平衡,成爲入超[2]:48。英國人在1836年(道光十六年)向中國賣出了價值1,800萬元的鴉片,並從中國買入了價值1,700萬元的茶葉和生絲[12]:170——顯然,如果沒有鴉片貿易,英國將承受巨額的貿易逆差[12]:170

鴉片貿易不僅扭轉了英國對華貿易逆差的不利局面,還爲英國的毛織品找到了海外銷售市場[41]。自英國佔領鴉片出產大國——印度後,英國把大量毛織品傾銷到印度,再把壟斷經營的印度鴉片出口至中國,又從中國進口茶葉賣回英國,如此形成了中、英、印「三角貿易」關係[42]。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取消東印度公司貿易壟斷權以前,英國對中國年輸出總值只有60萬英鎊,而1836年(道光十六年)達到1,326,388英鎊[30]:4。東印度公司從鴉片生產中獲取的利潤從1832年(道光十二年)的1千萬盧比上升至1838年(道光十八年)的3千萬盧比,成爲東印度公司的大宗收入[12]:170。及至十九世紀初,鴉片已成爲三角貿易中最重要的商品,為英國賺取大量白銀,因此學者認爲,當日後中國進行「反鴉片戰爭(anti-opium war)」時,英國亦只好進行「反『反鴉片戰爭』(anti-anti-opium war)」[41]

導火索编辑

清朝禁煙运动编辑

早在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帝就颁布过禁煙令,禁止贩卖和吸食鸦片,但并没有禁绝。中國的煙民從富家子弟逐漸擴展到各色人等,加上吸食鴉片會導致成癮,故煙民不惜一切代價購買鴉片[12]:168。由於中國人對鴉片的需求日益增長,鴉片貿易的豐厚利潤吸引了幾乎所有的外國商人[12]:168。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鴉片專賣權,中國的鴉片走私數量漸長[2]:47-48。結果,鴉片的持續流入引發了白銀的不斷外流[12]:169。當時中國實行白銀銅錢兩種貨幣,官府稅額以銀兩計算,而百姓多以銅錢繳稅[27]:36。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由於銀價上漲、銅錢貶值,意味著農民賦稅加重,但國家收入卻毫未增加,引起道光帝的關注,命令官員尋找原因,始發現是鴉片走私引起了大量白銀外流,鴉片貿易至此引起清政府的嚴重關切[27]:36

道光年間,朝廷幾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販運鴉片,但這反而激起了空前活躍的走私活動[27]:36。實踐證明,嚴厲執法並不能遏制鴉片走私[43],因爲貪官污吏憑藉禁煙的法令來收受洋商賄賂,「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其包庇如故,护送如故,贩与食者卒如故也」[5]:7[44]:99。有見及此,廣州著名書院學海堂有班讀書人主張取消煙禁,一面加重關稅,一面提倡種植,以國貨抵抗洋貨,杜絕鴉片走私[5]:7-8[12]:174。至此,清廷內部出現了「弛禁」與「嚴禁」的爭論[26]:528

弛禁派的理論在道光十四、十五年時頗爲得勢,但一直沒有官員敢公開提倡此法[5]:8。直到1836年6月10日(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上奏主張弛禁,指出鴉片禁令愈嚴、流弊愈大[26]:528。他表示,白銀外流問題是禁煙令抬高煙價、刺激走私活動所致,而腐敗的吏治與暴利的誘惑使得走私活動無法禁止[27]:37。故此他主張:

  1. 允許鴉片合法進口並按藥材價格徵收關稅,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白銀購買,藉此降低煙價並防止白銀外流;
  2. 禁止官吏、兵丁和讀書人吸食鴉片,其他平民則不禁止;
  3. 允許中國內地種植鴉片,令外商無利可圖,不再販運鴉片來華。[27]:38

對於許乃濟的奏議,官員看法各異,如兩廣總督鄧廷楨表示支持弛禁,禮部侍郎朱嶟則反對[26]:529。1836年11月12日(道光十六年十月四日),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上奏反對弛禁派的主張,其奏折節錄如下:

今日之弊,事事以办不动三字藉口,而其尤為因循遷就者,莫如鸦片弛禁之议。……纹银出洋,诚为可虑……鸦片开禁……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也……雖日禁兵丁,而終無淨禁之日……天下之患,莫大于一发而不可收[45]

1838年6月(道光十八年閏四月),鴻臚寺黃爵滋上書道光帝[4]:9。奏折節錄如下:

吸食既久,则食必应时,谓之上瘾,废时失业,相依为命,甚者气弱中干,面灰齿黑,明知其害而不能已,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両。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至二千餘萬両。自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両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両。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懮,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

——《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46]

黃爵滋提出「重治吸食」的嚴禁政策,內容包括:給予煙民一年時間戒煙,逾期不戒煙者處死;本人處死以外,其子孫不得參加科舉,剝奪政治權利;並發動百姓互相監督和舉報,知情不報者法辦[47]。這封奏摺上奏以後,道光帝命令各省督撫討論,他們雖然未公開地反對黃爵滋,但都覺得他的辦法太過激烈,認爲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販賣者則害許多人,故此販賣之罪重於吸食之罪[5]:9。唯獨湖廣總督林則徐完全贊成黃爵滋的主張,他进言道光帝:

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2]:52

林則徐提出了六點方案,包括銷毀煙槍煙具、在限期內改造煙民、懲治本國鴉片商販和吸食者等。他在自己的湖北和湖南轄區成功實施了這項方案,查沒了5,500桿煙槍和12,000兩鴉片[12]:176道光皇帝對林則徐的言辭和成就印象深刻[12]:176,於是在1838年12月底(道光十八年十一月)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煙条例》,在當月的8天之內召見林則徐8次[48],賜予林則徐紫禁城騎馬之殊榮,授以钦差大臣,查辦廣東海口事件,節制水師,清查鴉片來源的重任[2]:52。林则徐前往广州负责执行,史稱虎門銷煙。

1839年3月10日(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抵達廣州,他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兩人合作,加緊暗訪密查,嚴拿煙販[49]。初到廣州之時,林則徐寫了兩則給維多利亞女王的書信,詞句近乎威脅,旨在說明通商應該互利,而非加害於人[2]:57[12]:177。但這兩封信最終并未交到女王手中[12]:177。其節錄如下:

弼教明刑,古今通義,別國人到英國貿易,尚須遵守法度,況天朝乎?今定華民之例,賣鴉片者死,食者亦死。試思夷人無鴉片帶來,則華人何由轉賣?何由吸食?是奸夷實陷人於死,豈能獨予以生?彼害人一命,尚須以命抵之,況鴉片之害人,豈止一命已乎?

3月18日,林則徐向外商發出收繳鴉片的命令,限3天之內將其躉船上所有鴉片全部交出,到期不繳則封艙封港,又要求外商出具保證書,承諾今後不再販運鴉片來華,否則「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49],他聲稱法在必行[2]:53;另一道係給行商,責令三日內繳煙和出具保證書[2]:53-54。林則徐同時提出,每箱呈繳的鴉片將獲五斤茶葉的獎勵,但他從未提及金錢賠償[12]:178

洋商起初以爲,林則徐只是普通官吏,表面上大講禮義廉恥,實際上只是爲了講價[5]:11,認爲只需略事敷衍,即可了結[2]:54。3月21日(二月七日)繳煙期限届滿,外商同意交出鴉片1,037箱,但林則徐認爲太少,拒不接受[2]:54,並逮捕了兩名公行總商[12]:178。3月22日(二月八日),林則徐下令逮捕英國大鴉片商人顛地[49],威脅顛地向官府自首,否則將兩名公行總商斬首[12]:178。英國政府代表、駐華商務總督義律得知消息,於3月23日(二月九日)自澳門啓程趕往廣州商館[12]:178。3月24日(二月十日),林則徐下令中斷貿易,撤走英國商館中的華人買辦和僕役,并下令「和洋人交通者即汉奸」[2]:54;當日義律抵達廣州商館,當晚林則徐派兵封館,義律與350名洋商被困在商館裡,与外界交通隔绝[2]:54。此後,軟禁長達六個星期,因行商偷送糧食而未有斷糧[12]:178

 
1840年描绘虎門銷煙的中国画

3月27日,義律屈服,直接向林則徐具稟,願將英國人經手鴉片悉數清繳,擔保將交出鴉片共20,283箱[2]:54。同日,義律以英國政府的身分發佈了一條佈告,讓所有英商將鴉片交給他轉繳林則徐,宣布英國政府會賠償他們的損失[50]。由於義律的這份宣言,鴉片的所有權易手了——從商人的私有財產變成英國政府的公有財產[12]:179。對此,馬地臣(Matheson)形容:「中國人已落入了使他們自己直接面對女王陛下的圈套。」[12]:179

義律命副領事趕赴伶仃洋召集英國煙商,與4月12日開始收繳鴉片[2]:54。5月18日時,義律實際已交出了21,306箱鴉片[12]:179。其中,怡和洋行上缴鸦片7,000箱,宝顺洋行上缴鸦片1,700箱,旗昌洋行上缴鸦片1,540箱[51]。林則徐請示過道光帝之後,在虎門挖了三個大坑(每個長150英尺、寬75英尺、深7英尺)。6月3日(四月二十二日),實行銷燬,歷時22日[2]:54。在銷毀期間,美國船長、商人、教士亦到場參觀,道光帝說是「大快人心」[2]:54。美國漢學傳教士衛三畏指“在世界历史中,一个非基督教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52]

英国决议出兵编辑

1839年6月虎门销烟后,清廷欲將林則徐調任兩江總督,但林則徐拒絕,他認爲雖然銷毀了已到的鴉片,但今後仍可陸續有來[5]:12。林則徐堅持要求英商出具「甘結」(即保證書)承諾以後不再走私鴉片來華,違者「貨盡沒官,人即正法」[12]:178-180。他堅持具結要求是因爲他知道洋人講求信義和契約精神,正如他早前向洋商發出的繳煙諭帖所指:

本大臣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聞該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諭,已來者盡數呈繳,未來者斷絕不來,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

——《諭各國夷人呈繳煙土稿》,1839年3月18日

但是,義律和英商則堅決抵制這一要求,認爲清政府「人即正法」不經審訊即處死違約者與國際法相悖,不可接受[53];加上由於走私鴉片的躉船根本無須進口,故義律向林則徐指出,具結的死刑威脅無法震懾在外洋賣貨的躉船主,應設法根除此弊;林則徐的友人魏源認爲義律的建議合理,是和平解決雙方分歧的契機[27]:51。但林則徐「嚴駁不許」,僵局至此形成[27]:51-52。5月24日,結束軟禁的義律和全體英國人前往澳門,沒有接受林則徐的具結要求[12]:179。義律敦促英國政府對中國採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商人們也呼籲國會採取步驟,以兌現義律對被收繳鴉片作出賠償的保證[12]:179

1839年7月,发生英國水兵在九龙毆斃華人林维喜之事[2]:55。7月7日,英國商船卡納特克號及曼加勒號的水手上岸酗酒,和尖沙咀村的村民發生衝突,引發鬥毆,村民林維喜傷重不治[27]:53。林則徐要求義律交出主兇[27]:53,稱「殺人償命,中外所同」[12]:180。義律拒絕將英國臣民交由中國法律處置,並在威廉要塞號(Fort William)上審訊了六名案犯[12]:180。義律判處其中5人參與騷亂罪,處以苦役或監禁3至6個月及罰款數十英鎊,押送回國服刑,另1人無罪釋放[12]:180,但審訊未能證明誰是主兇[27]:54。林则徐稱義律為英國職官,「明明查有兇夷,私押在船,若違抗不交,是始終庇匿罪人,即與罪人同罪。[2]:55」義律置之不理[2]:55。魏源則如此描述:「義律拘訊黑夷五人,未獲正犯,懸賞購告犯之人,亦非故意違抗也。[54]」後來,這些水手回到英國後即被釋放,因英國法律人員不確定義律是否可以判處這些水手於英國服刑[55];但也有人指出,根據英國議會法案,義律確實有權在距中國海岸綫100海里內的公海上做此類審判,故此案至今仍具爭議性[56]

8月15日,林则徐採取進一步行動,封鎖澳门[2]:55,禁止向英國人提供食物,並下令中國僕人離開英國雇主[57]。8月17日,林則徐在澳門下驅逐令[57],不准英國人逗留[2]:55。8月下旬,義律與英國人轉往香港及附近海面之英國船隻上居住[2]:55。9月4日,義律帶領新到兵船一隻,至九龍,要求購買食物未果,實行開炮,中國水師船炮台猛烈還擊,各有傷亡[2]:55。9月下旬,義律返回澳門[2]:56,與澳門同知蔣立昂會商[58]:63,義律稱英國的躉船現無鴉片,自願請人前往搜查,如經查出,貨物沒收,煙商驅逐,由在粵英商共行出結,領事蓋印連簽[2]:56。對於蔣立昂和義律的會商,道光帝批曰:「既有此番舉動,若再示以柔弱,則大不可。[58]:64

中國鎮壓鴉片貿易後,人們討論英國將如何回應,因此前美國和英國民眾都對英國支持鴉片貿易感到憤怒[59]。許多英國公民同情中國人,並希望停止鴉片的銷售,而另一些人則想遏制或管制國際麻醉品貿易。然而,人們對英國外交官受到的對待,以及清朝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都極為憤怒。輝格黨控制的政府特別提倡與中國開戰,親輝格黨的媒體則刊登了有關中國“專制與殘酷”的故事[60]

1839年8月初,中國禁煙消息傳到英國[4]:13。9月30日,英國紡織業城市曼徹斯特39家公司和廠商聯合致函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稱中國禁煙是對英國之「侵略行為」,「希望政府能利用這個機會,將對華貿易置於安全的、穩固的、永久的基礎之上。」[61]威灵顿公爵德比伯爵斯当东山登勋爵英语Dudley Ryder, 1st Earl of Harrowby约瑟夫·休谟英语Joseph Hume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支持战争的[62]。”10月1日,英國政府召開內閣會議,討論出兵中國問題[4]:13。内阁會議經過討論後,決定派遣一支艦隊到中國海去[63]。內閣會議以商務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脅為理由派遣艦隊。由於販運鴉片由始至終只是民間走私行為,並非英國國策。英國政府始終未正式宣戰,認為軍事行動只是一種報復(reprisal),而非戰爭[2]:61

 
1839年11月3日,第一次穿鼻海战,中国水师与英国海军战斗

英船“Thomas Coutts”對義律拒絕代表英商具結的命令置之不理,於10月15日駛入黃埔具結貿易,商船“噹啷”(Royal Saxon)亦將入港[58]:63。林則徐以爲英商就範,改採強硬態度,於10月25日命令停泊在外海的船隻於三日內入港,或者駛返本國,否則縱火燒毀[58]:63。11月2日,艦長斯密氏(H. Simth)與義律率兩艘軍艦[58]:63,駛至虎門口外的穿鼻島進行封鎖,準備制止英國船隻再次進口,並投書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要求不得火燒英國船隻,准許英國人上岸居住[2]:58。11月3日上午,關天培率領29隻兵船駛向英艦,斯密氏命令清兵船後退無果,開炮擊之;但林則徐方面奏稱,噹啷入口,而英國兵船追令折回,關天培聞而詫異,率兵船阻止,英船開炮[58]:63。廣東虎門發生穿鼻之戰,清水師4艘船被擊沉,令珠江口一帶氣氛緊張[2]:58[64]

1839年11月4日,巴麦尊正式向英国海军提交《致海军部书》:“据对中国有丰富知识的人说,有这样的海军力就能完成,即双层甲板的主力舰两艘,巡洋舰三艘,其中至少有一舰是大型的;轮船两艘或三艘[65]:59。”

1840年1月5日,道光皇帝調林則徐為兩廣總督,以便貫徹對英國政策[2]:58。林则徐專門断绝英國贸易[2]:59。林則徐嚴格執行經濟封鎖,根絕英國船隻一切接濟,而以食物、飲水為主[2]:59。1月5日(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道光帝下旨断绝与英格兰的贸易,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并将其尽行驱逐出口,复严禁他国商人,不许私代英商带运货物。

1840年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2]:60:「在中國發生的事件,已經引起我國臣民與該國通商關係中斷,朕已極嚴重注意,並將繼續注意這一影响我國臣民利益與王室尊严的事件。」英国政府決定命令印度艦隊增援[2]:60。2月,組織東方遠征軍,以英國開普殖民地好望角海軍提督,義律堂兄懿律任海軍統帥兼正全權,义律为副全权[2]:60。時英國政執黨地位不穩。反對派托利黨/保守黨早於1月31日在下議院提出對政府的不信任動議,但僅以21票之差遭到否决[66]。他們再於4月7日在下議院動議譴責政府。但動議並非關於與大清一觸即發的戰爭或備受爭議的鴉片貿易,而是抨擊政府在對華關係上缺乏遠見及思慮不週,亦忽視了應該給予駐廣州商務總監相關的訓令及權力,用以對付非法鴉片貿易[67]。這動議特意迴避了戰爭及鴉片兩項敏感議題,藉此爭取托利黨內最大的支持以通過議案[68]。當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向英國國會報告英國政府對華用兵目的及軍費案時,支持政府議員隨聲附和,謂中國污辱英國國旗,妨害英國商務,劫奪英國財產,危及英人生命,須加討伐[2]:61。反對派抨擊政府不早日取締鴉片貿易,國旗應保護公正與榮譽,不得保護毒品[2]:61。4月初,英國國會終於以極微的多數同意政府政策[2]:61。經過三日激辯,下議院最終以271票對262票否决動議。下議院的反對派托利黨因此未能阻止英國艦隊繼續前往中國及戰爭的爆發。上議院一項類似的動議[69]亦未能於5月12日會議中通過。下議院最終在戰事早已爆發後的1840年7月27日通過撥款173,442英鎊作為中國遠征軍的開支[70]

清朝備戰情況编辑

戰前,清朝全國上下對於國防形勢過分樂觀,認爲英軍的實力遠遜於清軍[5]:12-13。欽差大臣林則徐在1839年(道光十九年)上奏道光帝稱,據他仔細觀察外情,認爲英國「萬不敢以侵凌他國之術,窺伺中華」[71],其節錄如下:

夫震英咭唎之名者,以其船堅砲利而稱其強,其奢靡揮霍而艷其富。不知該夷兵船笨重,吃水深數丈,只能取勝外洋。破浪乘風,是其長技。惟不與之在洋接仗,其技即無所施。至口內則運掉不靈,一遇水淺沙膠,萬難轉動。是以貨船進口,亦必以重資請土人導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從前律勞卑冒昧一進虎門,旋即驚嚇破膽,回澳身死,是其明證。且夷兵除槍砲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裹纏結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

——林則徐《密查夷情嚴防各口堅持繳煙交兇情形片》,1839年[72]

林則徐亦曾上奏道光帝稱「內地茶葉大黃,禁不出洋,已能立制諸夷之命」;朝廷大臣也認爲洋人貪圖利益,不能自絕於天朝[58]:63-64。林則徐心中既有成見,以爲外人不敢啓釁,故在1839年6月於廣州禁煙時命士兵包圍商館,斷其供給[58]:64。同年7月林維喜案發生後,英人不得居於澳門,林則徐稱其缺乏糧糗淡水,「此一端,即足以致其命」[58]:64。同年11月穿鼻海戰後,林則徐奏稱清軍戰勝,但實際上英艦損失極微,《中國文庫英语The Chinese Repository》記載有4艘清軍兵船被擊沉或破裂,其餘大多受傷逃入虎門;林則徐則稱,英艦敗逃,不值追剿,夷兵落海,獲帽三十一頂,其後於英兵小戰六次,均爲全勝[58]:63。林則徐報告朝廷中國大勝,因此全國都感到樂觀[5]:13

清朝一直保持80万常备军,但是既不注重将領的培养,又忽视部队的训练。提拔将領,片面强调行伍出身,对于武科出身的往往不予重用。将領的文化素養因此較為低落,加上缺乏严格的培训,不但平时组织部队训练难以胜任,战时指挥作战更是笨拙无方。清军在训练时规定有春操、秋操、冬季行围等制度,但往往敷衍应付,而且只偏重于演阵图、习架式,近于演戏,基本上没有脱离冷兵器时代的密集阵式,对于实战毫无裨益。浙江清军“于炮位应装药弹数目,尚未能知,则其平日所称演放炮位,系属虚文塞责,已可概见。防堵海疆,首重大炮,而浙江水路各营镇将备弁,能知放炮之法者,惟黄岩镇标中营游击林亮光尚称谙练,余则绝少其人,各处海口,所安炮位,几同虚设。”[73]

东南沿海诸省为清朝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清朝重点布防地区,其广东驻军7万,福建6万,浙江4万,江苏5万。1800年(嘉庆五年),清政府查禁鸦片,英国的武装走私商船活跃于广东沿海。1830年(道光十年)以后,英国派遣军舰兵船前来中国沿海,保护鸦片走私,引起清廷的警惕,但未能采取有效的战备措施。1834年9月(道光十四年八月),发生两艘英国军舰强行闯入珠江、击毁虎门炮台的严重事件。事后清朝任命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到任后,查勘要塞,整顿水师,加筑炮台,添铸大炮,使广东海防尤其是虎门的防务,得到巩固[74]:13-17

广州作为当时清廷规定的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为鸦片贸易主要地区。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在严厉禁烟的同时,与邓廷桢、关天培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海防。这些措施包括:整顿水师,严肃军纪,演练枪炮,在虎门添置购买西洋大炮300余门;在尖沙嘴官涌等处新建炮台;购置西洋大船,改装民船,招募团练,又抽调广东内地营汛防兵进驻虎门要塞,使得东南沿海防务大为增强[75]

战前,清朝防御重点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对于北部沿海却未能采取有效的防范[76]

戰爭經過编辑

英國外務大臣彭瑪斯頓勳爵認為英僑繳出鴉片,無異被迫納贖命金,因此要求中國與英國訂立貿易條約,以平等地位通商,或割讓一個小島給英國,使英僑能在其國家蔭庇下,安居樂業[77]:319。為爭取上述要求,英國顯示實力,派遣遠征軍於1840年6月(清道光二十年)開抵中國,遂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至1842年)[77]:319。雙方且談且戰,直至1841年1月20日義律琦善達成協議[77]:319林則徐在雙方初步談判失敗後遭撤職,由琦善接任欽差大臣[77]:319

第一阶段编辑

英军北上编辑

 
1840年6月5日,第一次定海之战,英军舰攻击清军的帆船

英國外務大臣彭瑪斯頓勳爵認為英僑繳出鴉片,無異被迫納贖命金(英僑其實並無生命危險),因此要求中國與英國訂立貿易條約,以平等地位通商,或割讓一個小島給英國,使英僑能在其國家蔭庇下,安居樂業[77]:319。為爭取上述要求,英國顯示實力,派遣遠征軍於1840年6月(清道光二十年)開抵中國,遂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至1842年)[77]:319

1840年6月,懿律率领英国軍艦16艘、武裝輪船4艘、運輸艦28艦、陸軍4,000人,抵达廣州海面[2]:61,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39]。英军主力抵达广东后,见广州一带布防严密,认为在当地采取军事行动的效果不大,在距离京师较近的地方进行一次有效的打击,能更有效的逼迫清廷屈服。鉴于此,英方除留四艘军舰和一艘武装轮船继续封锁珠江口外。主力舰队则按照英方既定的对华作战部署,从广东启程北上進攻浙江舟山列岛。

7月初,英舰队途经福建厦门海面。2日,义律向厦门递送《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遭到守军拒绝。遂发炮轰击,双方交火,各有损伤。英军见厦门守军拒绝接收照会,便将诏书留在沙滩上,退出厦门,继续北上。4日,英舰队抵达舟山列岛。定海知县姚怀祥登上“威里士厘號英语HMS Wellesley (1815)”交涉,伯麦照会姚怀祥,限次日下午2时前将定海城交出,遭拒。5日,英军攻城。激战中总兵张朝发中弹落水,後伤重而亡。6日,定海城破,知县姚怀祥投水自尽,守城兵勇溃散。是役,英军旗舰马利拿英语HMS Melville (1817)”号在岱衢洋百亩田礁触礁,船底洞穿,“威里士厘”号成为旗舰。[78]

定海城陷后,道光帝发布上谕,将:“乌尔恭额、祝廷彪、着先行革职,戴罪图功。”着:“邓廷桢选派闽省大员带领舟师,星飞赴浙;无论洋船在于何处,即会同浙江水师合兵会剿”,“伊里布遴派带兵大员,拣选水师数千,豫备调遣”。[79]

英军在占领定海转入休整。28日,英军结束休整,以主力舰队继续北上。途径乍浦,与守军交火,不久撤离。[80]8月3日,道光帝接到林则徐自广东发出的英军可能北上天津的预警,随即谕令直隶总督琦善:天津“不准通商,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80]8月9日英军抵达大沽口后,道光帝从琦善奏折中得悉天津“炮位陈旧、兵力不足”时,又改谕琦善:“督饬所属严密防范,临时仍相机办理,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廪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81]

8月10日,琦善奉谕。11日,琦善派罗应鳌前往大沽口外,与英军接触。15日,英军向清廷递交《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巴麦尊在致函中指责林则徐在广东残害英商人,亵渎大英国家威仪,宣称:“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顺带提出割地,赔款、道歉、等要求[82]

同时,在送往京师的《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的附折中,琦善向道光详细汇报英军舰队情况,称:“见到英吉利夷船式样,长圆共分三种,其至大者,照常使用篷桅,必待风潮而行,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处,亦计两丈有余。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舟中所载皆系鸟枪,船之首尾,均各设有红衣大炮一尊,与鸟枪均自来火。其后梢两旁,内外俱有风轮,设火池,上有风斗,火乘风气,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83]

道光帝认为:“英夷如海中,来去无定,在我则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赋,有此消耗之理乎?”[84]进而认为,只要撤换林则徐,英军就会“返棹南还,听候办理”,甚至归还舟山给清朝,以致能够“片言片纸,连胜十万之师”。[84]:3

双方交涉历时一月,琦善与义律在大沽口举行会谈中对英方所提要求,含糊表示“定能代申冤抑”,但前提是英军“返棹南还,听候办理”[85]:425。9月15日,尤於英軍當時水土不服,疫病流行,英军方面不得已表示同意将谈判地点改到广东,并即日起碇南返。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接替林则徐,不久即与义律开始谈判[86]

 
1841年1月7日,虎门之战,清军水师与英国海军在穿鼻湾激战

广州和谈编辑

1840年9月28日,钦差大臣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撤职。11月底,琦善至广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强广东防务,反而将一切罪责归咎林则徐。指责副将陈连升在磨刀洋之役向英军开炮,欲斩副将以谢夷,以致兵心解体。又撤散壮丁数千,于是水勇失业,英人抚而用之。撤横档水中暗桩,屡会义律于虎门左右,夷船得以探水志,察径路,而情形虚实尽泄。为向英军展现和谈诚意,对砲台守軍大加裁撤,凡有报缉汉奸缉鸦片者,辄被呵斥,有探报夷情者,则拒曰:“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夷情者。”[87]

1840年12月,双方开始和谈。义律在谈判过程中提出按照《巴麦尊致清朝宰相书》内所载各款结议,“写作汉字英字约文一纸,盖封贵大臣关防,及本公使大臣印书,以为盟约之始基”。琦善表示同意赔偿烟价五百万元,关于割让香港一款,琦善加以拒绝,重申割地是“天朝从来未有之事,其势断不能行”。对于英军暂屯香港的要求,琦善以《巴麦尊照会》“公文所无”,断然拒绝。义律坚持要求偿还烟价二千万元,割让地方岛屿,开辟厦门、定海为商埠等一系列要求,琦善见英方条件求过于苛刻,不敢轻易答应,又不敢轻易拒绝,便使用拖延战术周旋。经过一月和谈,未取得任何结果,义律失去耐心,决定“战后再商”。[88]

1841年1月7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向虎门炮台第一重门户大角、沙角炮台同时发起进攻,以舰炮猛轰炮台。与此同时,登陆部队在穿鼻湾登岸,抄袭沙角炮台侧后,抢占制高点。英军抵达脊巅,向下猛攻,[89]守军欲发动“预埋地雷”,但未能奏效。激战中陈连升父子先后阵亡[90]。“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91]。”

进攻大角炮台的英军用舷侧炮猛烈地炮火压制炮台,摧毁胸墙、炮洞、围墙多处。炮台守军开炮对抗,效力有限,守军在英军猛烈地炮火“下无法驻足”。与此同时,英军乘坐小船从南北两侧同时登陆,包抄炮台,守军被迫将大炮推入海内,突围撤退。英军占领大角炮台后放火烧毁营房,拆毁炮台,然后全部撤回舰上。[89]

在大角、沙角之战,清守军死伤700余人。在陆上战事即结束时,英国海军的复仇女神号加略普号英语HMS Calliope (1837)、“硫磺号”等五艘军舰联合向停泊在附近的清军水师发起进攻,清军战船火力无法与英军战舰相抗衡,水师师船、拖船沉毁11艘。[92]

战斗结束后,英国军舰随即抵近珠江口,围困虎门炮台第二道门户横档岛,对清朝保持军事压力,在英军武力威慑下,琦善与义律在川鼻洋商议草约,在割让香港方面,表示愿向道光皇帝“代为恳请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择一隅供英人寄居”。但义律不待琦善请示皇帝,便在1月20日单方面公布《穿鼻草約》,《穿鼻草約》由始至終並未經中國皇帝批准,而琦善也沒有蓋用關防印,因此該條約不具法律效力。[93][34]

1841年1月23日,随着《穿鼻草约》的签订,定海英军陆续调往广州。2月24日,英军主动撤离舟山,撤往广州一带。伊里布释放安突德等英俘十八名,2月27日,裕谦率兵进抵镇海,派遣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带兵由镇海进驻定海,重建防务。[94]

第二阶段编辑

清朝宣战编辑

 
军用地图上1841年的广州态势

雙方且談且戰,直至1841年1月20日義律琦善達成協議[77]:319林則徐在雙方初步談判失敗後遭撤職,由琦善接任欽差大臣[77]:319。1841年1月20日,雙方簽訂《穿鼻草約》,中國割讓香港給英國;英國海軍於1841年1月26日在水坑口登陸升旗,香港正式成為英國屬土[77]:319。是年6月,義律分段出售土地,香港開始有移民居留[77]:319。兩國政府均不承認《穿鼻草約》;中國認為割地是奇恥大辱,舉國震怒,清廷遂撤琦善職,解京查辦;英國方面,彭瑪斯頓勳爵也大表不滿,認為香港是「一個杳無人煙的荒蕪小島」,不足以代替通商條約[77]:319

1841年1月27日广东败报传到北京,道光皇帝甚为恼怒,当即下旨对英宣战:“逆夷目肆猖獗,必应痛加剿洗”。[95]著:“裕泰等将所派胡南兵一千名,令祥福带领,四川兵二千名,令张青云带领,贵州兵一千名,令段永福带领,分起赴粤。”[95][96]并说:“览奏十分愤懑,降旨受奕山靖逆将军[97]。”谕: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等将英国行径“通谕中外知之”,命:两江总督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令: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并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加意巡查,来则攻击”。任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参赞大臣,前往广东主持军务。从湖南四川贵州江西湖北贵州各省抽调精兵,开赴广东。[98]:712

2月26日,義律获悉清朝对英开战的消息,乃先下手為強,命令英军向广州城重要门户虎門砲台发起进攻,事前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诣制府恸哭,请益兵不许,守台仅羸兵二百,乃决为死计,驻炮台督战,创痕遍体,血濡衣襟[99]。”“手燃巨炮忽自炸裂,兵无人色,皆走。一弹当胸至,洞而不倒,夷众拥入,天培阵亡。”[38]当日,虎门要塞各炮台皆被英军攻破。有说“火药皆杂以土,军门(关天培)……知受绐,愤激自刎[100]。”

同时,道光帝接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英国舰队占领香港的密奏,大为震怒。当即上谕:“览怡良所奏,曷胜愤憾!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当即将琦善锁拿进京,查抄全部家产。同时,补授原刑部尚书祁贡为两广总督,未到任前由怡良署理。著怡良等“一俟奕山、隆文到粤,即行大张挞伐,极力攻剿”。[101]

2月27日,英军攻陷乌涌炮台,清军总兵祥福以下500余人阵亡,余部溃散。3月2日,英军又西陷猎德炮台,英舰进至广州城下,游弋于二沙尾、大黄滘内外,“或三五只,或六七只,距省二十余里之间,零星停泊,聚散靡常”。[102]

 
1841年5月24日英军开始登陆围困广州城

广州之战编辑

 
1841年5月25日占领四方高地的英军向广州城内轰炸

1841年3月1日,英军继续向广州进攻,攻占沧州炮台。3月3日,琦善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乞和,义律同意休战三天。3月5日,参赞大臣楊芳抵达广东,百姓“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3月6日,停战期满,英军再度开战。3月13日,琦善因议和误国,被押解进京查办。由于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杨芳暂领广东军务。楊芳作战不力,乃用阴门阵抵敌,结果清军一败涂地。英军逆珠江进而上攻陷沿途炮台,占据广州十三行商馆[38]。此时广州进行中外贸易的旺季来临,英国和其它国家的商船停泊珠江口外,迫切要求开市贸易。义律也因兵力不足,无法轻易进攻广州。杨芳则因各省调集的兵勇没有到齐,亦不敢轻举妄动。在此情况下,义律与杨芳出于各自的考虑,于3月18日达成临时休战协议。规定:“广州商业应当照常进行,商船应当到黄埔去卸货。省政府不得令英人具结,中国应当照常征收港口税和商税。凡鸦片及其它走私货物,如经查获,应予没收,禁止将人拘留或施以各种惩罚。”[103]这样广州的和平维持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姚巡捕等将女子剃发,并跟班送进(杨芳)。杨芳之兵在外嫖者,将麻疯婆应之,两月以来,官兵之染麻疯者不少,而杨芳之子在外嫖者过于杨芳,时服药尚不能好[104]。”

4月14日,在虎门陷落2个月后奕山一行才抵达广州,5月初,各省开赴广东的1.7万援军亦陆续抵达,合原驻之兵,广州清军达到2.5万。道光以为大军云集,著奕山“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返”,“全将该夷驱逐,各地尽行收回”,一再督促发兵攻剿[105]

在道光帝的严令催促下,奕山等谋划于5月10日以后选择“月黑潮顺”之夜对广州英军大举反攻。但由于连日大雨,河水骤涨,清军未能“克期进剿”。而英军舰船却乘水涨之机,自大黄滘、二沙尾两路驶进,谋攻广州城。奕山等“不敢坐失机宜,遂决计先发以制之”[106]。5月21日,奕山令水军1700余人,于黑夜之間分乘快船,挈钩镰、火箭、喷筒出動,掷火焚烧[2]:65。陆军进攻商馆区,捉拿义律,义律提前逃离商馆。与此同时,岸上炮台也向江中的英船开火。英船猝不及備,頗為所窘,夷館亦遭劫掠。英舰被清军火船冲入舰炮射击死角,数艘军舰被岸炮击中。为安全计,向凤凰岗一带水域撤退。当晚交战,英舰一艘未沉,火船冲到岸边,民船烧掉不少[105]

次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2]:65。清军三路兵丁,一閧而溃退[2]:65。英军以火轮船1只进至泥城港,施放火箭,烧毁聚泊在港内的清军师船、火艇60余只;英舰3只泊白鹅潭,发炮轰击西炮台。23日,义律发出告示,限清军在12小时内退出广州城,否则就要率兵占据城池。当晚,英舰23只开进虎门,掳掠师船和民船50多只,溯珠江至广州城下,炮攻西炮台、天字码头和东炮台,纵火焚烧城外民房。24日,英军在广州登陆,清军望风溃逃,从广西采运而来的木筏材料和30余只油薪船,尽落入英军之手,英军乘势占据泥城炮台。一路从十三行商馆区登陆,占领商馆。奕山下令紧闭城门。25日,英军继续登陆,扫除沿途的障碍。当日占领广州城北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105]。炮台清军阵亡500名,南海义勇和湖南兵在广州东门校场发生大规模械斗[38]。英军包圍廣州,在高處架炮轰城內,击毁兩個火藥庫[4]:19。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城外大火,奕山指揮18000人尽退城内,秩序大亂[2]:65。5月26日上午,广州竖起白旗,奕山派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向英軍求和[4]:19。英軍以死9人,伤68人代价击败2万清兵[105]

奕山退兵编辑

1841年5月27日,義律與奕山代表訂立《廣州和約》,规定:中國欽差大臣和軍隊於6天內退至廣州城外60里地方,1週內繳出贖城600萬元,交清後,英軍退出虎門[2]:65。事件未解決前,不得設防,賠償夷館損失30萬元[2]:65。奕山不但率部撤离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600万银元的赎城费,僅怡和行伍崇曜就出資80萬銀圓[107]

收錢後,英军紀律不佳,5月29日,自广州近郊撤退,沿途淫掠,約有200多名英兵為數千鄉民圍困於城北三元里[2]:65。第二天,英軍2,000人來援,鄉民依然不退[2]:65。當時雷雨大作,英兵火槍失靈,十分狼狽,死傷20人[2]:65。廣州知府勸鄉民解散,始獲無事,此為廣東民間第一次的直接抗英行動[2]:65。此為三元里抗英。繼而發布「誓滅英逆」文告,情緒高漲,自信至強,各種反英組織跟着成立[2]:65

《廣州和約》等於完全投降[2]:65。奕山惟有揑造謊言,對朝廷交代[2]:65。他說:第一,因為廣州居民籲懇保全,英人自訴苦情,請「大皇帝開恩,追究商欠,俯准通商,即退出虎門,不敢滋事,」所以才暫准所請[2]:65-66。第二,行商積債600萬元,除自籌200萬外[108],餘由庫貯撥借,分年歸還[2]:66。第三,退駐廣州城外,係為彈壓土匪,且天熱雨多,亦不得不擇地安營[2]:66。為了不被皇帝懲罰,奕山虛報戰功,甚至將該戰役的慘敗說成大勝[109]。舉棋不定、忽剿忽撫之道光何嘗不明內情[2]:66[110]。事己至此,只好認可[2]:66。禁煙久已不提,不談痛剿,命令調赴廣州各軍均撤回原伍,沿海防守官兵裁撤,以為中英關係已定,不料英軍正大舉而來[2]:66

第三階段编辑

 
英军统帅砵甸乍
 
英海军司令威廉·巴加
 
英陆军司令郭富

战事扩大编辑

1841年4月,关于《穿鼻草约》的报告传至伦敦。5月,英国政府否决《穿鼻草约》,进一步扩大战争。砵甸乍于6月5日驶离伦敦,8月10日进抵澳门,8月12日砵甸乍照会广州当局,要求接受去年所提各项条件,否则带兵北上。彭瑪斯頓勳爵嚴厲譴責義律漠視他的訓令,召回義律,另派砵甸乍爵士接任;1841年8月,砵甸乍爵士抵達香港,決心以武力解決問題,一年後揮軍溯長江而上,直逼南京[77]:319-320

1841年8月21日,砵甸乍和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率领10艘军舰、4艘轮船、22艘运输船搭载英国陆军第18皇家爱尔兰团英语Royal Irish Regiment (1684–1922)第26卡梅拉尼亚步兵团英语26th (Cameronian) Regiment of Foot第49威尔士步兵团英语49th (Princess Charlotte of Wales's) (Hertfordshire) Regiment of Foot第55威斯特摩兰郡步兵团英语55th (Westmorland) Regiment of Foot第62旁遮普印度步兵團英语62nd Punjabis第66旁遮普印度步兵團英语66th Punjabis开始第二次北上。[111]

臺灣之戰编辑

1841年9月,英國運輸船「納爾不達」號(又譯作「吶爾不噠」號)於臺灣北部雞籠港(今基隆港)出現。台灣地方官員奏稱該船向雞籠二沙灣砲臺發炮,遭到清守兵發炮還擊,將其擊傷。該船後撤,誤觸暗礁下沉,英軍被殺32人,被俘133人。清軍從運輸船上獲大炮10門,並獲炮彈、圖冊等物。台灣地方官員奏報,10月27日英國第六等小型礮艦「獵人號英语HMS Nimrod(HMS Nimrod)」進入雞籠,英軍派兵從三沙灣登陸,遭清軍開砲還擊,將其逐至外洋[112]。而據英方資料,10月19日英艦「獵人號」前往雞籠海域營救,要求以每名100元換取「吶爾不噠」號船難的生還者,至27日仍未獲清軍回覆,獲悉船員已被送往台灣府及被囚,「獵人號」即砲擊摧毀砲台27座大炮後後離去,回航香港。1842年3月,雙桅商船「阿吶」號(Brig Ann,又譯作「阿恩」號)亦於臺灣中部大安溪的大安港出現。台灣地方官員奏報該船船員想上岸,清軍於是派數艘漁船誘導其入河內多礁處。英軍因不諳地勢,於大安溪中段處擱淺。清兵前往伏擊及擊沉英船,數十名英人被殺,另有54人被俘。清軍並在船上擄獲11門大砲等兵器。這兩次事件被稱為為臺灣之戰中的(雞籠之役、大安之役)。道光帝其後下旨將大部份俘虜斬首。1842年8月,兩船共139名俘虜於臺南被斬首,只有11人倖免[113]。但據英方文獻及生還俘虜所述,運輸船「吶爾不噠」號、雙桅商船「阿吶」號實因遇風觸礁船難漂流至台灣海域。但倖存船員卻被拘禁,而其中197人之後被處斬。據戰後欽差大臣閩浙總督怡良調查,此皆為台灣地方官員謊報戰功,雙方實未交戰,英船亦非戰鬥人員。

闽浙之役编辑

 
英国人作画,1841年8月26日皇家爱尔兰团在厦门战斗

英军离开广州后,道光以为战争已经结束,通谕沿海督抚:“酌情裁撤各省调防官兵”。8月上旬,裕谦接到奕山、祁贡自广州发出英军将“再犯闽浙”的预警,乃上书要求缓撤退江、浙两省防务,道光批谕:“英人赴浙,出自风闻,不足为据,著裕谦仍遵前皆,酌量撤兵,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至糜饷劳师”。结果仅时隔数日,英国舰队即出现在厦门。[111]

 
1841年9月25日第二次定海之战

1841年8月25日,英舰队进逼福建厦门海域。通牒“限期交出厦门”,遭拒。英军于次日攻陷厦门,英军战死1名,伤十余名。清军伤亡数百,总兵江继芸战殁。[114]英军将炮台破坏后,留兵鼓浪屿,续向定海前进。[2]:66

欽差大臣裕謙負責浙軍務,數月以來,在定海积极設防,兵力近7000人。[2]:669月25日,英军再攻定海,遭定海守军激烈抵抗。英軍三次攻擊,郑国鸿(处州镇总兵)、葛云飞(镇海镇总兵)、王锡朋(寿春镇总兵)[2]:67率清军与英军激战6日。英国陆军第55威斯特摩兰郡步兵团、第18皇家爱尔兰团先后登陆,清军“所用抬炮至于红透,不能装打,犹拼命死战。”[115]10月1日,三位總兵終以武器懸殊,相繼陣亡,兵弁死者1000人,英軍傷亡約30人,定海第二次失陷。[2]:66-67英军俘获清军龙旗,军官Duall阵亡。清军库存的大量物资落入英军手中,其中有三十六门新造的大炮被搬上运输船,用以日后轰击清军。[111]定海陷落后,当地人民仍舊不屈,英軍僅能制縣城週圍10里。[2]:67

為便于中國大陸過冬,等候援師,10月10日,英軍續佔鎮海[2]:67裕謙(两江总督)、余步雲(浙江提督)、谢朝恩(狼山镇总兵)率4千清军在镇海与2400英军发生战斗。總兵谢朝恩力竭而死[2]:67,在沙蟹岭战斗中阵亡。[38][2]:67余步云率先逃跑,放弃招宝山炮台向镇海撤退。裕谦指挥镇海城守兵发炮拦阻,余步云率部绕山逃往宁波。英军占领招宝山,居高临下,炮击县城。裕謙指挥守军登城抵抗,英军猛攻,裕謙见镇海势危,自盡身亡。[38][116]12日,英军进攻宁波,提督余步云和知府邓廷彩弃城而逃,宁波复陷。[117]10月13日,英軍唾手而得寧波,大肆擄掠、姦淫,鄉民繼續抵抗,俘40餘名英國人。[2]:67

1841年8月英军第二次北上,相继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导致东南沿海各省骤然局势紧张,纷纷要求增加兵力、枪炮和经费。10月18日,道光帝得知英军攻击浙东沿海的消息,当即任命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副都统特依顺、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并下令从各省征调援军,急赴浙东前线。[111]

浙东之战编辑

 
1842年3月10日浙东之战中寧波城內的英軍擊退清軍的進攻
 
清军杭州将军耆英

1841年10月,为挽回浙东败势,道光帝派另一皇姪(乾隆帝曾孙)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奕經為揚威將軍,副都统特依顺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鼓勵沿海團練鄉勇,修築土堡,堅壁清海,厚賞捐資助餉紳民,徵調及於九省(實僅11000人),江蘇、天津、盛京各派大員負責,大有舉國動員之勢。[2]:67

1842年1月21日,奕经一行抵达嘉兴,与文蔚等筹划反攻事宜。奕经、文蔚等商定,一俟各省援兵到齐,即克期进剿。2月10日,奕经等移驻浙江省城杭州。3月上旬,各省援兵到齐,共计一万一千余人,另有水勇、乡勇二万余人,陆续开赴浙东前线。奕经等认为兵力已厚,决定“明攻暗袭,同时并举”,大举反攻宁波、镇海和定海。[118]

1842年3月10日,奕经率大军,定于虎年虎月虎日虎时以生肖属虎的宁夏镇总兵段永福为指挥官,以五虎灭羊(洋)之计,分宁波、镇海、定海三路反攻英军。[119]

宁波方向,清军以阿木穰率领的百余名虎皮装束藏兵负为先锋,攻打西门。[120]清军攻入城后直奔英军宁波指挥官居住的府署。但府署“门坚墙高”,无法攀登。此时英军开门冲出,用火枪齐射,将手拿火绳枪或长的清军打退到狭窄的街道里。紧接着,又有部分英军爬上临街的屋顶,向拥挤在街心的进攻部队发射火箭。双方相持一段时间后,英军调来大炮,对着在街心拥挤的清军进攻部队开炮,清軍傷亡慘重,終至潰逃,首批攻入城内的阿木穰以下藏兵一百余人全部戰死[120]

宁波南门,清军“守备徐宦最为猛烈,挺先进,奈后援伤亡渐多,夷兵登岸要截后路,(清军指挥官)游击黄泰与守备魏启明把总顾得静外委王保元蒋维述等均阵亡。”[121]

镇海方向,反攻镇海的清军在刘天保率领下向镇海进攻。清军抵达城下后英军:“按队而出,枪炮齐发”清兵:“以长矛及双手带名刀接战,无一人携带鸟枪者,势遂不支,败退退至十里亭”。第二回合刘天保与“前锋策应凌长星合兵复进,时天尚未明,清兵在黑暗中“以多鸟枪乱击,然终不敌其炮火之猛烈”,英军复以火箭来射而清兵益不支。金川土守备哈克里带领藏军攻夺招宝山炮台,双方激战正酣之时,一艘英国军舰“剪江而至,用炮仰击,哈克里遂不支,退下山麓”,其他各路清军进攻部队也在英国军队猛烈的炮火下纷纷溃退。[122]

3月15日,英军从宁波出动近1200人,分乘3艘武装轮船和舢板数十只,自宁波逆江而上,向大宝山的清军反扑。中午,又有四五百人在大西坝登岸,进攻慈溪大宝山;另一路从前江驶入长亭口,在彭山浦登陆,夹击宝山,朱贵率领500余名清兵抵抗。“时余步云等已走避入城,刘天保、凌长星时驻兵西苑岭,又以旧怨隔岭做璧上观,不肯助战,故(朱)贵势益孤。”战斗中,朱贵父子三人、哈克里、索文茂等均力战而死,全军尽灭。[123][121]

奕经在进行陆地进攻同时还特命张应云特备火船去攻英舰:“每船用桐油二百斤,硝磺四十斤,草柴三十担,联五船为一排,期于潮退时连樯并进,一船火起,五船并发,围绕夷船,付之一炬”。命:“城内伏勇、城外正兵,均以船上火起为号,奋力开仗。”但在宁波之战中,“黄泰攻南门时因迟迟未见船上火起,坐失战机。县丞李维镛等帅火攻船225只从李楔渡結队出江,时将二鼓,东南风陡作,夜潮方涨,船不能顺流而下,船勇又畏懼夷炮,不敢驶近夷船,相距十余里火已先发。时同知舒恭受帅火攻船280只,甫行至樟市小港,瞭见火起,遂亦举发。夷人惊起,驾船来扑,两路乡勇,逃窜一空。故火攻船用不及十之三四,其余均被劫去”。英军夜晚反击,反以虏获船纵火来烧清军沿江营寨。[121]

清军在浙东的反击行动,一路因遭英军阻击而撤出战斗;另一路攻城失败,未能入城;夜袭定海的水上一路,因风潮不顺未能成行,最后延期至4月14日才在郑国鸿之子郑歇臣指挥下实施,但英军早有准备,清军几乎全覆。三路反攻均遭失败,英军趁势反攻,清军大败,退往绍兴、杭州。[124]奕经驻杭州、清朝大军驻绍兴、英军驻宁波形成相持局面,当时有谚语:“杭州娼妓最堪夸,明年养出小钦差;绍兴娼家亦有名,明年养出小兵丁;唯有宁波娼家哭不止,明年养出小鬼子。”[121]浙东相持,使清廷无心再战,道光皇帝决计求和,于1842年3月27日任命主和派耆英为钦差大臣、杭州将军,将主和派伊里布派往浙江,结果“人人以为指日可罢兵,遂不复议进战。”[125]

1842年6月20日道光皇帝密旨奕经“与七叔(伊里布)相机办理,不必强攻。”[126]而此时璞鼎查正准备谋划进军长江下游的“扬子江战役计划”,对清廷的求和已经毫无兴趣。[127]

长江战役编辑

1841年10月,英军在福建和浙东等地发起的进攻虽然取得进展,但亦受到清朝军队的抵抗。为尽快结束战争,英军决定发动一场决定性战役,进攻长江中下游一带[128](那里的数百万人以其肥沃的土地供养着这个帝国最富裕的学术精华阶层)[129]。从11月开始,英国政府陆续增调本土和印度海陆军来华。经过半年准备和动员,至1842年5月英军在华兵力增至正规军舰二十五艘,汽轮十四艘,九艘给养船和载有一万名陆军的运兵船。[116]

 
1842年5月18日乍浦之战中汤林森中校在天尊庙阵亡

1842年5月7日,英军撤离宁波,开始从浙东收缩兵力执行“扬子江战役计划”。5月13日,英军舰队离开甬江口外黄牛礁海域,开始向长江口集结。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清军驻守在乍浦的八旗官兵和乡勇死伤1500余人,平民死难1500余人。副都统长喜身负重伤,撤退至嘉兴,不久不治而亡。此役英军损失60余人,第18皇家爱尔兰团英语Royal Irish Regiment (1684–1922)团長汤林森英语Nicholas Tomlinson中校在天尊庙战斗中“颈部被清军击穿阵亡。”英军占领乍浦后,在乍浦逗留休整十天,期间几乎将该城焚掠一空。[130][131][132][133]

耆英在乍浦被占后立即向清廷奏报乍浦失陷经过,力陈“舍羈縻之外无他策”,主张求和。不久清廷又重新起用主张议和的伊里布,并送还乍浦之战中俘获的黑白洋兵16名,以示和谈诚意。[134]但英军对清廷的和谈诚意置之不理,于5月28日开始全部登船北驶,6月8日抵达长江口外的鸡骨礁一带集结,并派出轮船探测航道,侦察沿途清军设防情况,准备继续进攻吴淞口。[116]

 
1842年6月16日吴淞战役

1842年6月初,英國軍艦抵吳淞口外,守軍約萬人。[2]:67英军以5艘军舰进攻吴淞炮台。6月16日晨,戰鬥開始,兩小時後,两江总督牛鉴遁走[2]:67,“所督诸军皆尾而溃走”。英军遂乘势大进,占领炮台[38]江南提督陈化成陣亡[2]:67[135]吴淞口失陷后,该地区的大小火炮大部为英军所获。这些火炮中,不少装有炮车和简单的瞄准具。英军对其中某些火炮质量的改进,甚感惊讶。[116]评论:“自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中国人的炮火以这次最厉害”。[136]吳淞失陷,上海大震,官吏和富豪纷纷逃离。[116]

6月19日,英军水陆两路向上海推进,上海官兵棄城而逃,英軍大掠4天後退走。[2]:67上海铸炮局新铸的铜、铁炮171门,火药9吨及大批存粮,尽被英军所获。[116]

 
1842年7月21日英军主力与青州八旗在镇江战斗

1842年7月13日,英军进抵镇江。耆英伊里布“馈送英夷牛羊”[121],两江总督牛鉴以“黄金十二万犒劳英师。[137]”扬州富商颜崇礼因为与当地盐枭长期不和,向英军进贡35万两白银及新鲜食物,与英军达成协议:英军不进入扬州城,轉而炮击老河影一带盐民,[138]酿成“老河影惨案”[139]都统海龄令旗兵撤往城内,紧闭四门,满城捉汉奸,捕杀城内居民百余人。[140]

1842年7月21日,英军出动陆军9000人、战舰15艘在舰炮支援下向镇江发起进攻[141]。英军登岸后直薄城下冒着清军的炮火爬梯登城,遭守城的旗兵顽抗[142]。守城的旗兵或者将英军推下城去,或者扭住一起跳下城墙。英军在炮火掩护下,用火药包将瓮城门炸开,大队英军蜂拥而入。英军攻入城内后,城内的旗兵从巷道内涌出,与英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和肉搏战。许多旗兵战前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才参加战斗。[129]最后,守卫镇江城的旗兵以极大的伤亡代价,使英军死伤160多人,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最重的伤亡。此役清军损失旗兵500余名。海龄督战到最后一刻,最后投火自杀身亡。[143]

事后英军“毁城垣,焚衙署,纵黑鬼奸淫妇女,道路死伤枕藉[144]”。英国参战军人回忆“只要是真实的回忆,就可觉得这颗心很难说是有人道的了。但即使是心肠最硬、资格最老,以杀人越货为生的人,看到这种悲惨景象也不能无动于衷的。[145]

英军在镇江的军事行动,切断清朝经济命脉京杭大运河漕运。7月16日,道光帝就密谕耆英,只要英国息战退兵,便同意割让香港,并增开通商口岸。镇江失守后,道光帝决心专意“议抚”,并授权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并令奕经所率援军暂缓由浙赴苏,“以免该逆疑虑”。[146]然而,璞鼎查对清朝方面的“羁縻”毫不理睬,命令英军继续向江宁推进。[147]

8月3日,英国远征军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卫镇江,主力舰队开始向江宁开进,9日抵达江宁江面。11日,英国陆军登陆,“于紫金山之上,安设大炮[148],军舰摆开了攻城的架势。同日,耆英自无锡赶到江宁,在英国军队的炮口威慑下,开始与英方议和。[149]

和約簽訂编辑

 
签订南京条约(油画)

1842年8月,清軍節節敗退,英軍抵達南京,兩江總督牛鑑乞和,璞鼎查答以倘欽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如能所請,可不攻城[2]:69。耆英到後,璞鼎查限8月14日定議,否則開砲攻城[2]:69。8月22日,道光皇帝全部允准[2]:69。耆英、伊里布、牛鑑曾應璞鼎查之邀,登英國艦隻拜訪,璞鼎查亦上岸答拜[2]:69。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双方共在寺内议约四次。中国清政府全部接受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汗華」(亦译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

雙方終於在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訂立《南京條約》,戰事始告平息[77]:320。條約正式簽字,通稱為《南京條約》,中國名之為“《萬年和約》”[2]:69

其時英國維新黨政府下台,新上任的保守黨外務大臣阿巴甸勳爵於1841年修改給砵甸乍爵士發出新訓令,撤回割地要求;砵甸乍爵士於冬天停戰時返抵香港,對香港發展甚為滿意,在訂立《南京條約》時,違背英廷訓令,不僅訂立通商條約,還要求割讓香港[77]:320。最終1842年8月29日簽訂《南京條約》寫道:「因大英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帝國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150]:9-10清政府並須開放廣州等5個地點為通商口岸;該通商條約其後併入1843年10月締訂之《虎門善後條約》內,容許華人自由到香港經商[77]:320

主要事項為:准英國人攜眷居住;广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港口貿易;香港島給予英国;賠償煙價600萬元、商欠300萬元、兵費1200萬元,共2100萬元[151],先付600萬元,餘於4年內交清;准英國人在港口自由貿易,不經行商;釋放被禁英國人,寬免與英國人有來往之中國人;進出口稅餉秉公議定則例;英國貨物按例納稅後,中國商人可遍運內地,不得加重稅例;兩國官員用照會往來;中國允准和約施行,英兵退出長江;定海、鼓浪嶼須俟賠款全數付訖,港口開闢後方撤[2]:69。条约签订后英军舰船陆续撤往定海一带,历时长达两年三个月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152]

影响编辑

政治外交编辑

開不平等條約先例编辑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開端,打開中國的閉關大門,[4]:36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纷至沓来。1843年10月8日(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中英又訂一通商附黏善後條款,一稱《虎門條約》,訂明五口英國商人不得至鄉間內地,可於五口租賃房屋,或租地自建,如有新恩施及他國,英人「一體均沾」[2]:70。英國享有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各國紛紛要求享有同一待遇,與中國簽訂更多不平等條約,被要求割地賠款對清朝來說也是第一次[153]。這些不平等條約要到一个世纪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间的1943年才得以正式廢除,而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岛则要到150年后的1997年7月1日才得以收回。

1844年7月3日,中美五口貿易與章程在澳門附近望廈村簽字,通稱《望廈條約[2]:71。除無割地賠款等外,所有中英條約之事項,應有盡有,且有為英約所無而更為精詳者:如領事裁判權適用範圍之明確而擴大,不惟中美人間之爭執,美人由美領事審訊,即美人與其他外人在華之爭執,亦由美領事處理;關稅例則須與美國議允;中國港口官員須負責接待美國兵船;准美人在五口自建教堂、墓地;條約十二年一修;美國享有最惠國待遇[2]:71-72

法國在華並無重大商業利益,所重視為傳教[2]:72。1844年8月,法國代表剌萼尼至澳門,復有軍艦8艘同來,使他在談判中更處於有利地位[2]:72。10月24日,中法五口貿易章程在黃埔簽字,通稱《黃埔條約》,內容與美約無大出入,不同之點是中國地方官須負責保護教堂墓地[2]:72。條約中對於天主教弛禁並無明文,僅由耆英宣布[2]:72

國家主權编辑

在列強要求無條件最惠國待遇影響下,清朝對某一國失去某一特權,就等於對所有列強失去該特權,這使清朝在外交上處於不利弱勢。軍艦停泊口岸等特權,使英國可在五個通商口岸各駐兵艦一艘,以後商港越開越多,深入內地,以致在後來戰爭中被外國奪去更多領土[153]。由於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割裂中國領土,破壞主權之完整,中國喪失獨立自主地位[4]:35。領事裁判權使清朝失去司法主權,外國人犯法不受清朝法律制裁,清朝無法管制外國人在華違法行為[153]。就政治方面之影響來看,戰後政府大失威信,弱點暴露,會黨以反清為職志自不會放過時機[2]:86

社會經濟编辑

鴉片輸入编辑

 
中国的鸦片进口数量
 
中国的茶叶出口数量在鸦片战争以后激增

作爲這次戰爭的肇因,鴉片卻并沒有在《南京條約》中被提及,鴉片進口處於一種理論上仍然非法但實際上被默認的狀態,國内的禁烟名存實亡,一直到1858年11月8日中英两国代表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正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英国通过一系列外交图谋,花费18年时间实现了这个图谋[154]。在1839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鴉片進口是每年2553噸[155]:94,吸食人數約人口的1%[156],到1863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的時候,鴉片進口4235噸,增加了65%。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鴉片進口合法化了,數量進一步增加,到1880年達到頂峰6500噸,是1839年的2.5倍。此後受價格低廉的本土鴉片競爭,進口量開始迅速減少。1907年中英签署《中英禁烟条约》,到了民国以后洋药已经很少了。

本土的罌粟種植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後開始迅速擴大,1870年土藥(本土鴉片)產量已與洋藥(進口鴉片)持平,在1906年土藥產量達到3.5萬噸,是進口鴉片最高峰的5倍,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前進口量的12倍[155]:100。1880年代後期吸食人數估計為人口的10%,烟癮很大者估計3%-5%[156]

民生經濟编辑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國社會經濟開始重要變化[4]:36。鸦片贸易泛滥,中国的公共财政和货币流通因为鸦片大量输入而陷于严重的破坏状态[157][158]。由于西方资本在五口经营工业,这些工厂里诞生了中国最初的工人阶级[159]。英國資產階級把大批商品運來中國[4]:37。中国自给自足之传统经济遭受冲击,對外國商品仍頑強抵抗[4]:37。1840年代,外國商品雖然在中國滯銷,但在遭受外國商品衝擊最為嚴重之五口通商地區,传统經濟已开始解体[4]:39[160]。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新税捐[161]。一般的人贫穷到达极点,各地破产的流民最终汇聚成太平天国[162]

與此同時,亦有不少沿岸華人因在戰爭時為英軍補給,故在戰爭完結後獲得優待,部分更因此而身世显赫[163]:28[164]:50-51。此外香港由於在是次戰爭後割讓給英國,宣布成為自由港,故為廣東一帶的人民提供了致富機會,不過由於最初營商環境不安全、廣東當局阻礙商人到香港貿易等因素,令當地貿易情況一直到太平天國起義,大量富商來港,才有了顯著改善[163]:30-34、43

口岸貿易编辑

《南京条约》改變了廣州一口通商的情況,开设广州、上海、福州、廈門、寧波五口通商,更加靠近茶葉的產地,關稅明確,灰色苛捐雜稅消失,這對茶葉貿易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總量從1839年的380千擔增加到1855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夕的818千擔,增加了115%。到1863年,茶葉出口為1945千擔,是1839年的5.12倍[165]:228-232。茶葉出口的增加超過鴉片進口的增加,所以,到1850年代中葉,中國對英國的貿易就已經轉爲順差,這種狀況要持續到1880年代中葉,那時中國茶葉出口受到印度的競爭而減少,鴉片進口雖然也減少但棉布進口增加,中國對英國的貿易重新回到逆差[165]:250

上海的茶葉貿易量很快超過廣州,成爲中國最大城市[2]:73[166]。福州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后開通的漢口也很快成爲茶葉出口的樞紐。廣州充斥著排外的情緒,對開放通商的條例想方設法進行阻礙,通商的功能相對下降,并且成爲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一個誘因[167]

思想文化编辑

社會文化變革编辑

 
《海國圖志》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並沒有驚醒中國社會,清政府無法理解英國開戰僅以謀得通商、外交、法律優惠為目的,反而因為英國並未以摧毀其統治為目標,而將之視為一場突發性、短暫的事件。不過,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使得小部分進步思想家的思想受到了極大的衝擊,開始意識到了社會和民族的危機[168]。他們在倡導興利除弊、變革社會的同時,開始放眼觀察世界,尋求禦辱圖強之道[168]

史家蔣廷黻指出,林則徐是當時「覺悟的少數人」中的其中一個,但他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不敢公開提倡[5]:16-17。事實上,林則徐羈留廣東後,已了解到中國的軍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買外國的船和炮,同時派人翻譯外國刊物[5]:17,例如英國人慕瑞(Hugh Murra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集成《四洲志》,未及出版[169]。1841年7月,林則徐前往新疆伊犁戍邊前夕,他將書稿全部交給好友魏源,希望他編撰《海國圖志》,魏源接受囑託,蒐羅更多世界地理資料,於1843年1月刻印初版於揚州[169],又幾經擴編,補成一百卷,於1852年(咸豐二年)刊行於世[5]:18。此後,林則徐被清廷謫戍伊犁,途中他曾向友人致私函,痛陳中國對自身槍炮落伍的事實置之不理,但林則徐卻請友人將他的這封信保密[5]:18

《海國圖志》在它的祖國和鄰國有著完全不同的命運[169]。該書詳細敘述了世界各國的歷史政制、風土人情[5]:18,主旨是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些已是開風氣之先的改革思想,而如何造西洋炮和西洋船等近代軍事科技資料,但凡能蒐集到手,無不匯聚書中,但這一切都被國人棄之如敝屣[169]。事緣戰前,林則徐被士大夫視爲百戰百勝的「主剿」派官員,但他因琦善受英人賄賂而被革職和驅逐,故此士大夫認爲中國的失敗不是因爲中國古法不效,而是因爲「奸臣誤國」[5]:16-17;在主導當時中國命運的傳統守舊勢力中,大多數傳統士大夫對這部著作和「師夷長技」的思想主張未有重視甚至予以否定,例如梁廷枏則將其斥為「失體孰甚」「反求勝夷之道於夷也,古今無是理也」[168]

相反地,日本的文人把《海國圖志》翻譯成日文[5]:16-17,於1851年流傳到日本,隨即在日本文化界掀起了刊印、翻譯、訓解、評論該書的熱潮,數年間日本出版的《海國圖志》選本就已多達22種,令「幕末」時代的日本人大開眼界,通曉了世界各國的史地知識[168]。這對於日本明治維新具有莫大的刺激[2]:77

錯失改革良機编辑

戰敗沒有促使清政府認識到自己的落後。1845年,俄國政府因清政府贈送藏文《大藏經》,回贈各類圖書355種共計800餘冊,另有天文、地理儀器和工具[170]:581。但理藩院收到這批圖書後,僅譯出書名,便束之高閣[170]:581。直到十三年後的1858年,日後的首位中國駐外使節郭嵩燾到北京,看到這些書大為感慨:「若能譯其書而為之備,必有以濟海疆之用者矣」[170]:581

直到二十年後戰敗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才開始推行洋務運動學習西方技術,成就其實不小,但比不過日本的明治維新,在甲午戰爭中再次戰敗。然後才試圖改革政治,有了戊戌變法,卻半途而废。後來有了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入侵,然後才有了比較認真的政治改革——清末新政。但那已經不能挽回清政府滅亡的命運了。

文化遗产编辑

中国大陆编辑

  • 鴉片戰爭博物館:位於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口村南面的林則徐銷煙池舊址內,東依牛背脊山,西傍珠江口,1985年建立,總面積為20多萬平方米。管理虎門炮臺舊址──沙角炮臺、威遠炮臺、靖遠炮臺、鎮遠炮臺、南山炮臺、蛇頭灣炮臺、九宰炮臺、廣東水師提督署寨墻等戰爭遺跡,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71]
  • 林則徐銷煙池:廣東省全國重點文物保护单位,位於東莞太平鎮口的兩個水池,為銷毀鴉片而建,後於1957年重建。[172]
  • 胡里山砲臺:福建省全國重點文物保护单位,位於廈門島東南端,清道光21年(1841年),閩浙總督顏伯濤在白石頭至沙坡尾一帶,建了一條全長1667米,高3.3米,厚2.6米的花崗岩石壁,並安裝100門火炮,稱為「石壁砲台」,英國人稱為「長列炮台」,鴉片戰爭期間被英軍攻陷炮台被毀。現存砲台是清朝洋務運動時期建造,光緒20-22年(1894-1896年)興建完成。炮台結構為半地堡半城垣式,兼具歐洲和明清的建築風格,總面積7萬多平方米。胡里山炮台三面環海,向東可支援距離約4500米的白石炮台,南面與漳州龍海嶼「仔尾砲台」隔海相對,向西協助距離5000米的「磐石砲台」。
     
    位于虎门大桥下的威远炮台遗址
  • 鎮海口海防遺址:浙江省全國重點文物保护单位,位於寧波市鎮海區和北侖區,分為甬江口南、北兩處。甬江北岸(鎮海區)包括:威遠城、招寶山明清碑刻、月城、安遠炮台、吳公紀功碑亭、俞大猷生祠碑記、泮池(裕謙殉難處)、吳傑故居;甬江南岸(北侖區)包括:戚家山營壘、金雞山瞭台、靖遠、平遠、宏遠、鎮遠砲臺。[173]
  • 乍浦炮台:浙江省全國重點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平湖市乍浦镇。其中天妃宫炮台位于汤山公园南端,建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南湾炮台位于九龙山,建于光绪二十年(1894)[174]
  • 焦山炮台遺址: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位於鎮江市潤州區,焦山係「京口三山」名勝之一,位於於揚子江心,與對岸象山夾江對峙,山高71米,周長2000餘米,因東漢焦光隱居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英軍侵入長江遭到副都統海齡率領鎮守焦山的青州兵抵抗。[175]
  • 鴉片戰爭戰爭遺址公園:位於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城西,佔地12公頃,1997年6月建成,鴉片戰爭遺址,浙江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1840年7月5日英軍炮轟定海城,園內建有舟山鴉片戰爭紀念館、“三總兵”(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紀念廣場、百將題碑、傲骨亭、三忠祠、英陣亡將士墓群。三忠祠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176]
  • 吳淞砲台遗址:位於上海市寶山區吴淞街道海江新村居委会塘后支路27号内,1842年6月,英軍進犯吳淞口,江南水师提督陳化成在吳淞西砲台抵抗。现存残丘一方,长11.8米,宽9.8米,高2.85米。1992年6月1日,被公布为上海市纪念地点。2014年4月4日,被调整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77]现临江公园存有當年使用的「平夷靖寇將軍」複合金屬大砲。[178]

臺灣编辑

二沙灣砲台[179]四草砲台安平小砲台皆是在此戰爭期間由清軍所建[180]大武崙砲台亦是,但現址為日軍為防禦美軍所改建[181]

英國编辑

大英帝國對於參戰的海軍與陸軍人員授與中國戰爭勳章英语China War Medal (1842)[182][183]

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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