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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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國近代史學者對其所指年代分歧很大。中國大陸學者以晚清為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終。台灣美國學者以晚明為始,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為終[1][2][3][4][5],且云近代現代緊密相關。

華人學者的觀點编辑

 
晚清的街頭照片
 
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摄影师龟井兹明日语亀井茲明拍摄的旅顺大屠杀
 
1911年湖北軍政府成立
 
1938年國民黨旗在西藏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吳大猷:這一次學術會議(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研究的對象是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其時限從鴉片戰爭上溯至清初明末,約有兩百多年。這個時期的中國,一方面在社會經濟和學術思想上在衍化更新,另一方面也已開始接受西方文化,但中西之間的文化衝突仍多。

李雲漢:上古、中古與近代的分際甚為明顯,近代與現代的時空背景則相連貫,精神與內涵亦相密接。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的起點……本書採取1911年的說法:其一,在政治上,辛亥革命掃除了兩千多年來的皇帝制度,打破了君主世襲的觀念。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使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了現代的民族國家。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林桶法認為,中國「近代」一詞伴隨沉重和屈辱,面臨外國侵略,國家民族存亡;多數日本人通常正面看待「近代」,聯想到明治時代[6]:17

唐德剛稱,20世紀初中共黨員自呼CP(西披),國民黨則叫KMT(老K),復興社員有時自稱CF,共青團員則自稱CY;只是歷史發展的一個偶然,只餘「中央俱樂部」自稱CC(西西)長留史冊[7]:24周恩來以共產黨員身分「跨黨」加入國民黨時,入黨介紹人是蔣介石,周恩來一直尊稱陳潔如為「蔣師母」[7]:11

博士生導師張鳴認為,以往中國人對於中國近代史有三種慣常態度[8]:11。第一種是怨婦心態,凡事以哭鬧為主,就是覺得你們總欺負我們,你們從頭到尾都欺負我們,我們冤得要死,我們苦大仇深,比竇娥還冤;第二種是潑婦心態,凡事講打,打不過我撓:我要反抗,把整個近代史寫成僅僅是反抗的歷史,這個反抗的過程雖然可歌可泣,但畢竟沒打過甚麼勝仗,充其量就是撓人一把,還撓不到臉上;第三種是情婦心態:它跟前面兩種心態正相反,在它看來,殖民歷史也是好歷史,不殖民我們怎麼進步[8]:11-12?今天我們應該怎樣看這段歷史:「又該怎樣去做?很顯然,我們需要冷靜地審視過去,不能再當怨婦、潑婦、情婦。冷靜地審視過去,然後去看待我們的未來,儘早學得聰明些,不要總在一個坑裡反覆折騰、反覆跌倒。如果我們不能很正確地看待這段歷史,就很難吸取教訓,很難避免過去的悲劇。我們必須從心理上走出我們的中世紀,才有前途,過去的輝煌歷史才有價值。」[8]:17-18

近代的定義编辑

“近代”一词,古已有之,表示“过去不远之时代”,如晋代葛洪的《抱朴子·汉过》中有“歷览前载,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剧汉末也。”但现在所使用的“近代”概念有其特定的含義,指介於現代古代之間的时期。以西洋歷史的發展來說,大約是以東羅馬帝國滅亡作為近代開始,同一時期西歐先後有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等重大事件,而後伴隨平等外交建立、主權國家觀念形成、民族主義萌芽、資本主義發展等情況來作為定義近代的標準。

近代史”的概念从西方世界传入中国,其分期问题就一直存在,直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大陆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基本确立从1839年虎门销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分期方法[9]

上限编辑

清末,“近代史”(当时也称“近世史”)的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当时一般指的是从某一时期到所在时期并仍在发展的历史阶段,即未区分“近代史”与“现代史”,因此早期并不存在“近代史”下限的问题。如:梁启超将“乾隆末年至今”称为“近世史”;孟世杰在所著《中国最近世史》中将“近世史”的开端定于道光时期。

之后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定义比较多样。有以欧洲近代起始为中国近代起始的,如郑鹤声认为“无论中西”,近代始于新航路发现;有从中欧交流为依据的,如郭廷以将开端放在16世纪初的葡人东来,吕思勉将其放于明代中叶的欧人东来,萧一山、李守孔、李方晨等将其放于之际的西人东来[來源請求];如錢穆的《中国歷代政治得失》認為中國近代的開端定於明代,同時也是世界近代的起始。也有观点认为不应过于强调欧洲人的影响,当依据中国内部的变化划分,如孔復禮以1864年太平天國的滅亡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10]

自欧洲近代史在明末开端到鸦片战争,虽然欧洲的近代进程对中国有所影响,但却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限定在清末。蒋廷黻罗家伦等将开端定于鸦片战争,就是考虑到鸦片战争后欧洲的历史进程开始较为显著的影响中国。

1930年代、1940年代,由于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更多的学者开始反思百年国耻,并将近代史的上限定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端。

張鳴認為:「我們一般把1840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但這種劃法今天已經受到了挑戰,許多人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如果按照世界史的發展脈絡劃分,中國近代史的起點至少可以劃到明朝中葉。他們的理由是,畢竟那個時候中國已經和世界發生聯繫了,西方的傳教士已經進入中國,我們已經接受了西方的一些器物和文化。那為甚麼我們不能劃到那兒呢?這其實是西方的劃分方法,在十六、十七世紀,西方國家已經崛起了,因此我們所指的西方現代世界的起點肯定不是1840年。……以前中國內地教科書裡講,瓦特看著燒水的壺蓋兒被蒸汽頂起來,然後他就發明了蒸汽機。其實現在看看科技史就可以知道,蒸汽機不是像我們小時候看的那種神奇故事講的,坐在蘋果樹下冥思苦想,突然蘋果『砰』的一下砸腦袋上了,然後他就得出偉大發現了。其實這些發明或發現都要經歷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越早的、越是劃時代的發明,它孕育的時間可能就越長,因為那個時候人類還處在蒙昧時代或是蠻荒時代,所以那個時候的發明跟現在的相比,分量上是不一樣的。」[8]:23-24

下限编辑

在中国近代史的早期研究中,由于“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观念不做区分,可以认为下限为“至今”。

1947年,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在华北新华书店出版,该书中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划作近代中国的历史时期[11],為近代史研究提出「四段論」: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乃第一階段,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為第二階段,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為第三階段,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為第四階段[8]:18。他認為第一階段包含反帝反封建兩個矛盾,以反封建矛盾為主;第二階段包括國內民族鬥爭和反帝兩個矛盾,而反帝矛盾突出;第三階段以反帝為主要矛盾;第四階段以反封建為主矛盾[8]:18

胡繩擔任過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著有《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後一本書對於中國近代史研究影響深遠,一版再版[8]:18。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1950年代中国史学界对此的大讨论。文中将“中国近代史”限定在1840年到1919年之间,在讨论中得到了当时多数学者的认可[11]。将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也即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这一观点突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可被视为当时官方及主流的观点。胡繩始終堅持他在探討中國近代史發展規律時所使用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和方法,堅持他在表述中國歷史發展規律時所提出之一系重要論斷[8]:18。但当时也有其他观点,如范文澜、刘大年、荣孟源、李新、林敦奎等学者提出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即中国近代史包括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1840年到1949年[11]

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大陆史学界曾长期将1840年至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与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现代史”分为两个学科,这体现在了教学、研究及著书等方面。

改革开放后,又一次出现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主张以“社会性质”界分历史时期的观点逐渐占据主流,主张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1840年到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并逐步成为官方及主流的观点。

1997年,胡绳提出将此前的分立的“中国近代史”及“中国现代史”合并研究,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12]

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读本出版,该书以1949年为下限[11][13]

经过多年讨论研究后,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于1990年代,确定将中国近代史定为开始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范围:从中国社会形态来说,鸦片战争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

部分学者持其他观点,如辛灏年在《谁是新中国》一书认为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是1911年辛亥革命[14]

大事记编辑

战争编辑

天灾人祸编辑

外國學者的觀點编辑

國際基督教大學教授、歷史學家菊池秀明認為,洪秀全孫中山以及孫的後繼者蔣介石,皆是由中國南方出發北伐;毛澤東由中國南方農村根據地出發到黃土高原盡頭的延安,一路為新時代播種;近代中國是中國史上继明朝之后的又一次由南方開始復興之路的時代;復興中華的嘗試與苦難,重振於不斷的挫折與失敗,為生活在不透明時代的我們帶來勇氣[6]:30耶和華耶穌降臨中國化而成拜上帝會,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成毛澤東主義[6]:64變法運動是中國以外國為模範,初次嘗試全面社會改革,以知識分子為主,缺乏大眾基礎,改革內容薄弱,掀起宮廷權力鬥爭[6]:116。1905年5月之抵制美貨運動,使中國首次在「救助海外同胞」之目標下團結一致,知識分子在變法運動中探索、民眾在義和團運動中展現之民族主義顯現;在後來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中,學生等知識分子繼承、延續呼籲「聯合抵制」運動[6]:136。外國人接觸過袁世凱,稱其記性好、有觀察力,充滿敏鋭好奇心[6]:178魯迅主張,無論外在如何變化,「吃人」社會的體制及群眾心理不改變,國將無未來可言[6]:224。不管孫中山有多少缺點、結果未臻完全,事實是要有孫中山,中國近代史才能成立[6]:259。魯迅生前曾對內山完造稱:「世上本無路,走得人多了,也就成了路。」[6]:387

史景遷:我的敘事起自1600年,因為我認為唯有從這個時間點啟始,才能認清中國當前問題的緣由,以及中國人可以訴諸哪些知識、經濟與情感上的資源來解決問題。藉由把這一故事命名為《追尋現代中國》,我個人衷心盼望能夠彰顯以下幾點旨趣。(略)

參見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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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