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

中国新石器文化

良渚文化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之一,出現於約距今5300年前至4000年前,發展於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共發現500多處遺址,以良渚遺址附近的莫角山為中心區。良渚文化最主要特徵是器的使用和隨葬,包括大件的玉、玉、玉。玉琮是工藝最精、最具權威性的玉器,往往刻有精緻的獸面紋,是神靈的圖象,玉鉞則是軍權、王權的象徵。良渚文化的政治體為酋邦,亦有學者認為已出現國家雛形,能動員大量勞動力,各酋邦間結成聯盟,神權色彩濃厚,建造大型祭祀場所、城牆及防洪土牆,社會成員地位分化,形成貴族和普通平民階層。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的範圍
地理範圍長江下游
時期中國新石器時代
時間約公元前3300年至約公元前2000年
主要遺址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良渚遺址
先前文化崧澤文化
繼承文化馬橋文化
Nanxun - Ancient water town - 0081.jpg

吴越地区历史
史前
时期

约前9000
|
约前1100
上山文化
河姆渡文化
马家浜文化
良渚文化
崧澤文化
馬橋文化
勾吴
约前1100﹣前473
於越
约前1100﹣前306
東甌
前472﹣前138

前306﹣前222

前222﹣前209
西楚
前209﹣前201

前202﹣196
劉濞
前202﹣前153
孫吳
196﹣280

280﹣420
南朝
420
|
589

420–479

479–502

502–557

557–589

589﹣618
高智慧
刘元进
沈法兴

624﹣907
陳碩真
袁晁
裘甫
董昌
吴越
907﹣978
杨吴
902﹣937
南唐
937﹣975

978﹣1276
方腊

1276﹣1355
杨振龙
陈空崖
方国珍
張士誠
1355﹣1367

1368﹣1644
南明
1644﹣1646
叶宗留

1646﹣1911


钱宝通
1708
张念一
1709


上海公共租界
1845﹣1943

上海法租界
1849﹣1943
太平天国
1853﹣1864

中華民國
1911﹣1949
日据
1937﹣1945
上海市大道政府
1937-1938
督办上海市政公署1938
上海特别市政府 (日占时期)
1938-1945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今
分属浙江省人民政府江苏省人民政府苏南)、上海市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皖南)、江西省人民政府上饶市)等
标注之年份为该政权统治吴越地区的时间

良渚先民善用石耕作,稻米開始成為主要糧食來源,並有原始文字。良渚文化被視為中國史前文明的重要搖籃,良渚玉器標示文明時代已經到來,與北方龍山文化交流密切。良渚文化結束於酋邦或國家解體,農業衰落,玉器失傳,繼後的馬橋文化倒退回自給自足、狩獵與採摘的經濟狀態,回復比較分散的部落社會。

年代與地理编辑

良渚文化發展於新石器時代中期末至後期[1]:150,其年代學者意見不一,邵望平認為良渚文化存在於距今5300年至4000年或稍早,歷時1200多年[2]:131許倬雲認為存在於距今5300至4700年,延綿600年左右[3]:314林巳奈夫認為繁盛於距今6000至5000年[4]:53。良渚文化中心分佈區為環太湖地區,即長江三角洲江南部份,以環太湖地區為中心區,南臨杭州灣錢塘江北岸,影響及於寧紹平原,東瀕於海,向西止於鎮江茅山天目山山地,向北越過長江,極盛時抵達江蘇淮北[5]:291[2]:131。遺址位置多在餘杭良渚一帶、上海福泉山一帶、蘇州東部地區及無錫南部[5]:292。良渚附近的反山、瑤山、匯觀山、莫角山等處有大型人工土築高台,遺址分佈密集,這地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區,而莫角山遺址群是其核心[3]:320-321。在良渚文化中期,太湖南岸的良渚遺址群處於最具優勢的地位,而到了後期,權力重心移到了太湖北岸常州地區的寺墩遺址一帶[1]:157。良渚文化區整面積約36500平方公里,平原面積約佔整面積六份五,零星分佈高數十米至百餘米的孤丘,平均河道密度達每平方公里3至4公里。平坦的地理環境,有利於區域內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沼澤環境和肥沃的土壤,提供豐富的野生食物資源;灌溉便利,有利於農業和水稻種植,成為良渚文化得以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條件[5]:290-291

發現编辑

良渚文化的遺物在1930年代發現,特徵是一種磨光黑陶,曾被稱為「龍山文化杭州灣區」[2]:131。1936年,西湖博物館施昕更餘杭良渚鎮附近棋盤墳,發現一兩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同年開始在良渚鎮附近發掘,發現更多的黑陶和石器。施昕更認為這些文物與龍山文化屬相同文化系統[6]:195。1959年學者提出了良渚文化區的命名,但直至1970年代中期,考古學界對良渚文化所知仍不多。1970年代江蘇武進寺墩等出土大量玉器,掘出完整的良渚文化大墓,隨葬品多達124件,以玉器為主,其中有33件玉、24件玉,這些收穫,使學者對良渚文化社會的認識發生巨變。其後在江蘇吳縣草鞋山、張陵山、昆山趙陵山上海福泉山浙江餘杭反山、瑤山等地連續發掘殉玉大墓,特別是1993年公佈餘杭莫角山大型基址的發現,使學者確認良渚文化的特徵[2]:132

遺物编辑

玉器编辑

 
良渚遗址反山12号墓出土玉琮
 
良渚文化黑陶
 
良渚文化玉璧

良渚文化出現了以為主體的大件玉質禮器。是良渚玉器中體積最大,工藝最精,最富特色,最具權威性的玉器,是敬天的禮器,通神的法器或貴族首領身份的象徵。反山12號墓出土一件玉琮,重達3500克,刻有精緻的獸面紋,被視為「琮王」[2]:132。玉琮是呈方筒形,內側為圓柱形的中空玉器,用於祭祀,中空部份,被認為是連通天神與地神的通道。玉琮表面雕刻精細[1]:153,製作精美,刻有各種各樣獸面紋,很多大型玉琮四面都刻有獸面,高身玉器上的獸面可以分好幾層[4]:53。獸面有貓頭鷹卵形的眼睛,內外眼角下垂;頭上覆蓋著舒展開的羽冠,頭呈倒梯形,底部較窄[4]:57、95。小部份獸面紋則是人面與獸面組合而成的,表現出「人獸合一」[7]:90。獸面紋周圍裝飾有「の」字形渦紋,表示神像充滿「氣」[4]:11-12

呈圓盤形,中有圓孔,形狀精緻,亦用於祭祀及驅邪[1]:153,也是財富的象徵[2]:132。玉按武器石鉞而製成,顯示軍事權力[1]:153。反山第12號墓出土的一件玉鉞,製作精良,被視為「鉞王」,有70-80厘米長鑲嵌玉粒的木柄,木柄頭尾兩端安有玉件,玉鉞橫嵌入柄中,是軍權、王權的象徵。除獸面紋外,有的玉器刻有鳥紋,或莊重而複雜類似族徽的圖案[2]:132-133。有一種錐形的玉器,是用作插頭的笄,方形尖頂,長約20厘米,另一端厚度減小,上面有釘孔,好像用榫頭連接著笄的底部[4]:63。良渚文化玉材出自江蘇溧陽天目山餘脈小梅嶺的透閃石[3]:336。玉器不是統一生產的,在良渚遺址群的塘山背遺址及江蘇句容丁沙地等遺址,都發現玉器加工作坊[1]:158餘杭塘山遺址有玉器作坊,出土了400多件石質製玉工具,包括礪石、切磋石和雕刻用石;玉質殘料100多件,大部份留有製作加工的痕跡,此外發現了三處石塊砌築的作坊遺址[5]:293

玉器以外编辑

石器方面,良渚文化出現扁平的長方形穿孔石和有段石,都是伐木、析材、構建木架的工具,合乎高腳木屋和木架平台之用[3]:330。耕具方面有石犂、耘田器和石等,翻土工具石犂不但數量多,種類全,而且器型頗大[8]:129。禮器亦有石製,福泉山遺址用玉數量較少,大件也有石質的[3]:320。良渚文化陶器以灰黑陶為主,輔以夾砂紅陶,陶器盛行圈足和平底,陶多用貫耳[5]:564,製作陶器使用了快輪技術,福泉山等大墓隨葬的陶、陶壺遍施精美的刺紋,並有彩繪的陶器。但陶器的社會地位不能與玉器相提並論[2]:135-136。反山、瑤山墓葬中還出土了一些漆器,其中有嵌玉的漆器。良渚文化的另一成果是絲帛的問世,在錢山漾發現了裝在竹篚中的絲帶和絲帛[2]:134-135

遺址编辑

聚落编辑

 
良渚古城出土的範圍

良渚文化共發現500多處遺址,呈聚落群分佈,形成幾個大的聚落中心,每個聚落群有遺址數十甚至百多處,規模龐大,密度較高。聚落群之間形成等級上的差異[5]:292,從墓葬祭壇、紀念性建築的規模來看,良渚遺址群無疑處於第一等級,而其餘遺址群處於第二或第三等級[5]:294。聚落群內也有明顯等級差異。遺址間的規模進一步分化,有像昆山綽墎這樣數十萬平方米的,也有餘杭上口山和杜山那樣僅數百平方米的[5]:292。遺址群以某一個大型遺址為中心,次一級的遺址圍繞中心遺址分佈,離中心遺址愈遠,遺址的等級越低[5]:294

良渚遺址群大致由三個聚落群組成,聚落大小規模可分三級。其中一級聚落1處,為莫角山遺址,面積30萬平方米;二級聚落9處,面積3至9萬平方米;三級聚落30處以上,面積在2萬平方米以下,其中三份一不足5千平方米[5]:294。聚落形態既有像廟前一樣的小型居址,也有像莫角山、盧村之類的大型宮殿型建築。莫角山遺址東西長670米,南北寬450米,面積達30餘萬平方米,相對高度約8米,遺址中部偏北有三個土丘,夯築面積不少於3萬平方米,西北方者為小莫角山,有成排的柱洞,和大量紅燒土塊,整個良渚遺址群以其為中心,圍繞它而分佈,可說是政治權力中心[5]:293。莫角山、反山和周圍的一些小遺址,被夯土城牆所環繞,總面積290萬平方米。城牆北面一條長牆與天目山平行,長5公里,寬20-50米,部份用夯土建築,部份用砂子和卵石堆築,一些考古學家認為該牆用作防洪[9]:249

各個遺址間有明顯的功能區分,出現專門的墓地、居住區和作坊區[5]:292江蘇吳江梅堰龍南發現的良渚文化早期村落遺址,在兩萬平方米的範圍內,有12座房屋及18座墓葬,有河水流經村落,屋址散列西岸,河岸則有護牆。良渚文化有不少古,井壁有蘆葦竹木等物加固[3]:330,這是因為太湖池塘仍多鹽,只有汲取井水始得淡水。良渚筍山廟前的遺址出土木構井字排列的窖藏,而良渚茅庵裏的遺址,則有打入淤泥的兩排木樁,用葦編夾住,中間以泥土填實,這都是善用木結構的例證。堆土填高和木結構,是為了應付低濕地形、避免水患的對策[3]:331

墓葬编辑

 
经过复原的良渚反山墓地

良渚墓地已不見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那種大量墓葬密集分佈,墓地較為小型,墓葬之間往往兩兩相對而有關。大、中型墓地的營造,普遍採用土墩埋葬,土墩規模遠遠超過崧澤文化,大型土墩可達幾萬立方米,如福泉山土墎達5萬立方米[5]:292-293。土墎並非為個人而建,而是群體墓。土墎墓是由圓丘狀的單個墳墓集中建於一處,最終形成巨大的土墎[1]:152。大型墓地並出現專門的祭祀場所和祭壇。祭壇規模宏大,結構複雜,需要動用大量勞力建造[5]:293。在良渚文化中期,出現另一種土墎墓,是由祭壇的土丘轉作墓葬的,土墎內,有用於祭火的燒土台,四周有壕溝浙江杭州餘杭區反山遺址、瑤山遺址、匯觀山遺址均屬此例[1]:152-153。瑤山墓地原是一處20米見方,2米高的祭壇,祭壇廢棄後成為了貴族墓地,從壇面上清理出12座殉玉墓[2]:138。有些土墎墓墓葬呈列狀,如瑤山土墎有南北兩列,兩者隨葬品顯著不同。南列的隨葬品有玉、玉和三叉形冠飾,北列則有玉紡車。兩列的差異,應是男女性的差異[1]:154

約公元前3000年出現了一種貴族專用的高台墓地,動用大量人力物力修築。上海福泉山墓地就是高台平頂墓地,其上已發現良渚文化晚期大墓27座,各有墓壙,有彩繪葬具,陪葬品豐富,多在百件左右。安葬時可能舉行過火燒儀式。小部份墓地發現人殉。又如餘杭反山貴族墓地,亦為一人工堆築修整過的高台墓地,東西約100米,南北約30米,各墓均有墓壙,有的有獨木和外椁,隨葬品以玉器為主,總計有千件。這類高台墓地上沒有就地掩埋的小墓,反映這種高台墓地為社會上層貴族所專有[2]:138。陪葬品有明顯分化,玉器的使用成為墓葬等級高低的重要標誌。大型墓葬大量使用玉器和石器,陶器則較少,主要有玉、玉、玉、玉錐形器,往往多達數十至數百件,製作精美,有繁縟和精細的圖案[5]:293。反山土墎墓的20號墓有大量玉器隨葬品,總計達547件,該墓應為最高首領的墓葬[1]:156。中型墓葬也有玉器、石器和若干陶器,種類與大型墓葬相似。小型墓葬主要以陶器陪葬,有少量石器和小件玉器,日常器物較多[5]:293

政治编辑

 
莫角山台地

良渚文化的政治體是酋邦,也有學者認為是國家雛形[3]:319,聚落大小規模可分三級,這種聚落形態體現了酋邦社會結構的格局。聚落中心都營建有規格不等的土墎。具有祭祀或殯葬功能。莫角山規格最高的宗教祭壇,附近的反山和瑤山兩座殯葬祭壇,是酋邦所能動用勞力的最好標志[5]:294-295,其具有可觀的組織和管理能力,足以動員大量勞動力,建造高台和墓葬。以莫角山平台的工程而言,廣30萬平方米的平台,估計須用50萬立方米的土方,至少要動員60萬人日工。若以100日完成計,即須動員6000人連續工作,加上組織和給養人員,共須使用約一萬人。具有如此組織能力的良渚文化,應是一個複雜的社會體系[3]:322-323。地域首領通過向下層區域首領分配玉器,形成同盟關係。玉作為政治威信物,在區域首領間締結同盟時,被切割分配給各方,故玉琮上曾有被切割的痕跡。良渚遺址群至少在良渚文化中期,曾居盟主地位[1]:158-159許倬雲認為,良渚文化的複雜社會體系,是因應集體合作治水的需求而產生,不是出諸武力的征服。良渚文化的人群,因為要治水平土,須有超越單一村落小區的合作,從而組織為相當複雜的體系[3]:332-333

一些考古學家則認為良渚文化已出現早期國家。嚴文明指出,莫角山遺址可能是一國之首都,而反山和瑤山的貴族墓地則可能是王陵[9]:252。邵望平指出,莫角山遺址是一處經由人工修築的台形基址,面積達30萬平方米以上,高出周圍地面數米,其上發現超過14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基址及柱洞,說明這一大型台址上有過夯築台基、土坯砌牆、木構框架的建築,其中有的面積極大,絕非一般民居,而是宗廟、宮室或宗教中心建築。整個莫角山台址,就是一座城,周圍34平方公里範圍內,密集出現各類大小遺址至少50餘處。墓地遺址連同大小不等的聚落遺址,構成一個依託於莫角山台址、有內在聯繫的特大遺址群,在更遠的四野還有稀疏聚落,展示出一個方圓數十里早期國家的輪廓。在良渚文化分佈範圍內的大型遺址群,不只一個,如浙江嘉興雀幕橋遺址群、上海福泉山遺址群、江蘇武進寺墩遺址群,雖大小不一,文明卻有一致性,應是一些文化傳統一致,政治上有聯繫,星羅棋佈的早期國家。這些分散的邦國中已崛起像莫角山那樣「盟主」式的大國,成為獨霸一方的「方國」[2]:139餘杭反山第12號墓除出土「琮王」、「鉞王」,還有不少石,有學者推測這些石鉞是死者生前親兵武士的奉獻,成為國家權力的組成部份武士階層已經形成[2]:138

社會编辑

良渚社會成員地位分化,形成以酋長為中心的貴族階層和普通平民階層。社會成員財富分化加劇,奢侈品生產為貴族階層所控制[5]:295-296、293。玉質禮器並非一般社會成員所能擁有,其中的精品只能屬於政治、軍事、宗教首領或最高層貴族[2]:134。根據對玉器的分析,酋長權力已形成。開始超越個人飾件的範疇,成為宗教與世俗權力象徵。主要為男性擁有,男性地位居女性之上,而璜則是女性象徵[5]:295-296,反映領導權掌握在父系手中[1]:155。真假玉的使用也可能反映了等級。良渚酋邦中心的反山和瑤山大墓出土的玉器都是真玉,福泉山真玉居多而雜有假玉,荷葉地用玉基本上真假摻半[5]:296。玉器製作繁複困難,從玉料的開採、解玉、設計、琢玉造型與飾紋,涉及一系列高難度工藝,特別是那極為繁縟的獸面紋,有的在一毫米的間隔中需通過三道陰線,這種玉器絕非出自家庭副業,必定由脫離農業勞動生產的專職,甚至是世襲的工匠來生產。必需在強權控制和組織下才能進行[2]:133-134

良渚墓葬存在著明顯的階級區分,社會已有分層的結構,由包括葬制在內的社會制度加以確立和維護[2]:139。墓葬安置不再是家族墓葬,並非以氏族部落為單位,而是根據等級地位劃分不同區域分別埋葬。貴族成員的墓葬,大多位於土墎祭壇上,貴族和平民陪葬品也有不同[5]:295。反山、瑤山的墓主是上層貴族,海寧縣荷葉地發現的16座墓葬則屬次一等的貴族,其陪葬的玉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較反山、瑤山的遜色。平民的墓群則散見於聚落周圍,找不到墓壙[2]:139。良渚文化發現的武器非常少,隨葬的玉和石鉞使用痕跡不明顯,應只是象徵權力的器物,而非實際使用的武器。墓葬中也沒有戰爭暴力死亡的跡象。但由於當時的武器可能因是木製而沒有考古發現,難以斷定良渚文化是比較和平的社會[5]:296

經濟编辑

良渚文化因社會複雜化,加強發展稻作農業,稻米開始取代野生資源,成為主要糧食來源。稻作生產成為社會經濟支柱[8]:128、131,發展集約式稻作農業[1]:150。在良渚早期,稻米顆粒開始增大,形態趨於穩定,說明人們更善於選種、馴化和栽培稻米[8]:129。農具種類和數量大幅增加,有石、耘田器、石[5]:294,石鐮是切割稻穀根部的工具[1]:150。新農具包括三角形石和破土器,犁耕代替了耕,增加了耕作效率[3]:330,並能耕耘大面積的土地[8]:129。考古發現一種名為「千篰」的工具,用來往水田放水和泥,平整田泥。當時應有田埂包圍的灌溉水田[1]:150-151,排手、散水、護牆及堤岸,是為了開墾沼澤,馴化為稻田[3]:332。良渚文化亦出現家等家畜[1]:150

宗教编辑

 
良渚玉琮上的人面獸面紋

良渚文化屬神權體制,宗教色彩極濃[5]:568。聚落中心都營建有規格不等的土墎。大部份土墎都兼具祭祀殯葬功能,如莫角山規格最高的宗教祭壇、反山和瑤山兩座殯葬祭壇[5]:295。莫角山遺址土台間發現一處大型版築建築物基壇,可能用於祭祀、聚會或立誓團結。社會群體的團結,通過祭祀活動而實現,形成宗教祭祀國家的雛形[1]:155、159象徵宗教權力的合法性,本身有精粗大小之別,其代表的權力也有等差[3]:333林巳奈夫指出,琮上獸面代表日神或火神,周圍刻有幻日圖像(幻日指出現在太陽外側的小光點發出的光芒而形成的暈)。崇拜日神,是因為在稻作地區,稻米的成長和豐收離不開太陽的光和熱。獸面頭上戴著羽冠,羽冠代表鳥的翅膀[4]:59,也象徵太陽光線。玉琮孔中插入代表陽光的羽毛或茅草後,具有神的威力,琮孔是神靈降臨停留的地方,用來祭祀日神或火神[4]:63-64,並用火祭祀天神,福泉山遺址的祭壇長有數米,上面有火燒的痕跡[4]:99李學勤則認為獸面是 [7]:63-64

文字编辑

 
良渚遗址出土带有刻画符号的陶罐

良渚文化已有形成中的文字,或原始文字,刻在玉器和陶器上的符文,圖形幾近規範化,必定有其確定含意[2]:137-138李學勤曾釋出「鳥」、「炅」、「封」、「燕」、「山」等14字,有些符號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號是相似的,可能和後來商周的文字有淵源關係[7]:104-105、109。許倬雲則認為良渚文化有近於文字的圖象符號,也許是族徽而不是文字。其中有刻在陶罐上的符號,連串排列,可能有約定俗成的意思[3]:321-322。劉莉亦認為,陶器上的符號可能用於交流,可當作原始文字,但不能視作文字系統[9]:252

種族编辑

2007年上海復旦大學的DNA研究發現許多單倍群O1,顯示良渚文化可能由南島民族傣族的祖先建立,少量的單倍群O3d則可能和苗族瑤族畲族有關。[10]

地位编辑

良渚文化出土大量玉器和高規格墓葬,被視為中國史前文明的重要搖籃,東方文明之光與五千年中華文化第一證[5]:290。良渚玉器是物質文明的結晶,具有政治、宗教、禮制等方面的意義,標示文明時代已經到來[2]:134林巳奈夫認為良渚文化與龍山文化交流密切,猶如兄弟,兩者所用圖案一脈相承[4]:66。良渚玉器獸面紋與商代青銅器饕餮紋有很多共同特點,李學勤認為雖不是直接承襲,卻有密切的聯繫,以山東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為中介[7]:93、95林巳奈夫認為殷周時代的饕餮紋源自良渚文化的獸面紋,矗立在頭上的長毛束,亂蓬蓬的頭髮,頭上的介字形,兔唇,都由良渚文化流傳至商代[4]:53、90。良渚文化已有形成中的文字,與典型的龍山文化丁公陶文性質相近,在文字形成史上,大致與大汶口文化刻文處於同等位置[2]:137-138。201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通過,將「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11]

消失编辑

良渚文化大約在距今4千年時消失,之後的馬橋文化無論是是農業經濟、玉器、聚落形態都無法和良渚文化相比,有顯著的倒退[5]:294。學者提出多種理論解釋良渚文化的消亡,有洪水說、農業惡化說、瘟疫說及社會資源耗盡說。有關良渚文化的去向,主要有兩種觀點,一說認為在本地發展為馬橋文化,一說認為良渚文化已消亡,主體向外遷移[5]:564、562

第一種觀點指出馬橋文化的生產工具,仍有良渚文化常見的石和有段石,其陶器也和良渚黑陶有相似之處[5]:562。根據DNA遺傳學研究結果,良渚文化和馬橋文化遺傳結構有明顯的繼承性和一致性,表明當地只有政治結構的解體,而不是民族的消亡,馬橋文化與良渚文化的差異,可以理解為文化性質的突變。由於以肩頭弄為代表的文化湧入,形成一種全新文化融合和取代了良渚文化[5]:569、563。良渚文化投入過多勞力於浩大工程,建築宮殿、陵墓和祭祀中心,社會上層領導功能消失[3]:334。良渚社會等級分化十分明顯,人造土墎和精美玉器都消耗大量勞力,再加上新石器時代尚無商業,亦難以與其他地區交流,資源來源十分有限,祭祀活動太多更是耗盡了資源,統治階層好大喜功,上下不能相契,無法維持統治階層的神聖地位和權力基礎,社會體系因而瓦解[5]:567、569。人們可能回復比較分散的部落社會,各自為政和自給自足,由於自然資源比較充足,毋須努力農耕,馬橋先民返回以狩獵和採集為主的經濟形態。酋邦社會解體,消失,社會結構退回到等級關係比較簡單的狀態[5]:569、296許倬雲認為,良渚文化的複雜社會體系,是因應集體合作治水的需求而產生。如果良渚文化晚期,自然環境良好,生活不難,不需依仗大地區的協調合作而與水爭地,原有組織不再有存在意義[3]:333、336

第二種觀點認為馬橋文化跟良渚文化差異太大,幾乎沒有玉器,卻有小件銅器,而良渚文化是沒有銅器的。良渚文化的石器磨得十分精細光潔,而馬橋文化的石器卻十分粗糙,兩者的陶器形制也完全不同,兩種文化的差異遠遠超出同一文化序列的範圍,因此馬橋文化不是承襲良渚文化[5]:563-564。不少學者認為,由於環太湖地區地勢低窪,而且良渚文化地層上有一層淤泥,反映良渚文化晚期氣候突變,當地降水增多,水患嚴重,許多聚落被淹,良渚先民大規模遷徙,導致良渚文化消失[5]:564。有學者認為,約在4200年前,他們一支南下粵北,融入了石峽文化,主體則渡江北上,融入華夏文化。有學者認為良渚文化農業惡化,約4000年前,良渚文化因海侵和水災[5]:565,許多聚落和農田因水淹而放棄,稻田變成湖泊,農業經濟大受打擊,良渚複雜的社會文明解體。洪水帶來饑荒和瘟疫,導致良渚文化突然衰落[5]:566。不過水患是江南水鄉的常態,當地人不會一籌莫展,洪水說難以成立[3]:328。也有學者指出,良渚文化中期以後,天氣變得溫涼乾燥,不利稻作生產,導致失收和蟲害,無法維持貴族階層的奢華消費,社會因而崩潰[5]:568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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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编辑

外部連結编辑